第52章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
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
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话说1958年5月25日，彭真将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送毛泽东阅，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自此始。
5月26日上午，毛泽东重阅《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后，写出了一个党内批示，他写道：
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同志：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 5月26日上午7时
这一天，在毛泽东发出这封信后，彭真又把周恩来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上作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在上面附言：
“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
5月26日晚，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
“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有两处提到了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由量到质的跃进。”
5月26日，谭震林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写道：
“已遵示，找了李宝森等3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们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山东省每人平均口粮360斤，少数山区是200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
谭震林在报告中还提出了解决好粮食问题的要求和办法。
5月27日凌晨，毛泽东将谭震林附有李宝森等3人写的调查材料的报告，批送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即送小平同志，即刻印发到会各同志。粮食问题，请各同志注意。
毛泽东 5月27日上午2时
5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了1957年反右前的情况，他说：
“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5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
此前，毛泽东为《红旗》杂志题写了刊名。他一共写了4幅，在其中的一幅旁边用小字作了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后来《红旗》杂志采用的就是毛泽东作注的这一幅字。
《红旗》杂志在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
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7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决定要求各个协作区“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
6月初的一天上午，王鹤滨从苏联留学回国。他安排好工作后和即将在北京医学院毕业的爱人叶阿莉（叶丹）一起去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留他们在办公室南侧的过厅里共进午餐，他举起一小杯葡萄酒说：
“祝你们学习胜利！”
王鹤滨和叶阿莉马上站起身，双手举起酒杯和毛泽东碰杯，说：
“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毛泽东一边吃着饭，一边微笑着问王鹤滨：
“王医生，你在苏联看到些什么新闻呀？”
王鹤滨说：
“苏联人民对中国，对我们留学生都非常友好，我们回国时，他们都恋恋不舍。可是，苏联领导人在人民群众中则没有威信，大学生们给赫鲁晓夫起了个外号，叫他玉米棒子。”
毛泽东很感兴趣，笑着问：
“为什么叫他玉米棒子呀？”
王鹤滨说：
“赫鲁晓夫去了美国访问，在美国看到了美国人种玉米的好处，他认为找到了发展农业的道路，回国后便在苏联推广种植玉米。可是，因为苏联的多数农业区气温偏低，无霜期短，天寒地冷，致使许多地方的玉米成熟不了，只好做了青饲料。副食品商店里到处都在卖冻嫩玉米棒子，报纸上还宣传说，煮玉米如何如何好。所以，每当赫鲁晓夫发表广播演说时，大学生们就带着讽刺的口吻喊：‘听啊！玉米棒子又讲话了。’嘲弄他在农业上的失败。”
毛泽东两眼一直注视着王鹤滨，很认真地听着。待王鹤滨讲完了，他说：
“他赫鲁晓夫也搞瞎指挥。还有什么新闻？”
王鹤滨说：
“苏联的重工业发展很快，尤其是军事力量增强了。但是轻工业和农业没有得到重视，群众很喜欢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如毛衣、保温瓶。另外，苏联的高级知识分子，如专家、教授、院长，政府的高级官员，薪金高，可以排队买汽车，住房也宽绰，而且在风景区都有别墅，与一般的工人、农民、基层职工，包括一般的工程师、医生，差别很大。工人居住的条件很差，住房紧张。我到一个工人的家里看一位病人，是随着一位苏联医生去的，见一间只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大房间里，住着3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个房角住一家，占去了3个房角，只有临门的那个房角没有住人。每家用一块布挂在床前床侧遮掩，下面可以看到床腿，上面可以看到站在床上穿衣的成年人的胸部。我曾经问过一个打扫集体宿舍的清洁女工：‘你们为什么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那么不尊重呢？’这个女工说：‘你说的是赫鲁晓夫他们吧，那些人是资产阶级！’”
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问：
“还有吗？”
王鹤滨说：
“苏联党的组织生活很松散，不如我们抓得紧。他们党员的组织生活仿佛是俱乐部一样，只要不丢失党证，就算是党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高，年轻人大多数不愿意入党，党内的保密很差，苏共中央一开会，内容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
毛泽东又问：
“还有吗？”
王鹤滨说：
“苏联人民对我们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分别在1956年4月5日、12月29日发表——笔者注）很感兴趣，认为是撑了他们的腰，在大街上见到我们中国人就伸出大拇指头来。”
毛泽东带着轻蔑和气愤的口气说：
“赫鲁晓夫这个人是很蠢的，中苏论战开始之后，我曾向他打过招呼，请他退到二线作幕后指挥，不要亲自赤膊上阵与我们对骂，以后也好有个转弯的余地，他不听！”
毛泽东有点激动了，饭菜也停止吃了，说：
“赫鲁晓夫曾经向我们提出，要在中国开辟一块地方，由他们办水果园。我对他们说了，你们要想吃水果，可以花钱来买嘛！通过国家的贸易渠道来解决。中国的水果多得很，卖给你们就是了。”
说罢，他这才又将饭菜送进嘴里。正在这时，陈伯达来了，说是请毛泽东去开会。毛泽东兴奋地说：
“伯达同志，你也来听听王医生讲的苏联的情况。”
陈伯达白了王鹤滨一眼，看了看手表，对毛泽东说：
“与会人员都到齐了。”
毛泽东赶紧又吃了两口饭，一边嚼着，一边站了起来，用手示意江青招呼王鹤滨等人继续吃饭，他要开会去了。
6月7日，毛泽东就苏联请求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问题，做出了批示，他在这一批示中写道：
“钱一定要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须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
原来早在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所需费用1亿卢布，苏联出费用7000万卢布，中国出3000万卢布，建成后，归苏联控制。这种要求和条件自然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通知中说：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小组组长是：财经小组陈云，政法小组彭真，外事小组陈毅，科学小组聂荣臻，文教小组陆定一。
6月12日，彭德怀奉毛泽东之命，就苏联4月18日来函复电马利诺夫斯基说，中共中央讨论了苏联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问题，我们认为，既然苏联认为有必要，我们同意建设长波电台，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以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否则政治上不好。
此后，苏方又致函中国，提出全部费用由苏方负担，所有权归苏联所有。这依然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不让步。
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负责人谈话时，谈到了妇女解放问题，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举了一个例子，说：
“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作饭，现在只要40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
他并且预言道：
“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刘少奇还说：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6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彦、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施德生、封丘县县长张剑南。毛泽东首先问封丘县县长张剑南：
“应举社的那篇报告是谁写的？”
张剑南回答说：
“是中共封丘县委第一书记韩洪绪同志写的。”
“那篇报告写得很好。”毛泽东又问：“韩洪绪同志读了多少书？”
张剑南说：
“战前在高小毕业。”
毛泽东称赞说：
“不容易，不容易，高小程度就能写出这样好的报告，真不容易！”
他又问了韩洪绪工作的情况，张剑南都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问崔希彦：
“你们的合作社，为什么叫应举社？”
崔希彦回答说：
“我们村里过去出了一名文举，这个举人，同一般的举人不一样，他不剥削人，靠自力更生维持生活。我们的合作社也是依靠自力更生进行生产渡荒的，所以就叫应举社。”
“很有意思！”毛泽东听了笑了起来，又说：“你们过去是一个穷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就改变了面貌，再过几年你们还会更好！”
崔希彦：
“这些成绩都是由于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才取得的。我们合作社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毛泽东摇摇手说：
“不，不，这是由于你们合作社全体社员的努力，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全国的事情要办好，就要依靠全国六亿人民的努力。”
他又问：
“应举社的小麦每亩收了多少斤？”
崔希彦告诉毛泽东说，应举社今年小麦每亩估计有150斤，全年计划平均每亩产粮800斤。毛泽东说：
“你们计划每亩产800斤，小麦每亩只能收150斤，还有600多斤，今年是不是有把握实现亩产800斤？”
崔希彦回答说：
“完全有把握，而且争取超过。”
毛泽东问：
“都有哪些保证增产的有利条件？”
崔希彦回答说：
“第一，我们合作社已经实现水利化；第二，今年积肥大量增加；第三，把低产作物改为高产作物；第四，我们合作社的每一个人干劲都很大；第五，毛主席前不久在《红旗》杂志上向全国人民介绍了我们的社，今天毛主席又亲自接见我们，给了我们宝贵的指示，我们回去一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就会变成我们增产的力量，全体社员的干劲就会更大，产量就会更提高。”
毛泽东说：
“好哇！你们这5条都很对呀！不要很久，全国人民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再过一段时间，每人每年要平均有1500斤，这样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大大提高。”
他燃着一支香烟，亲切地对崔希彦说：
“要戒骄戒躁，干部和群众要紧密地团结，要把红旗永远插在你们社里，让红旗越插越高。”
崔希彦说：
“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作。”
毛泽东又问他：
“你们合作社的交通方便不方便？”
崔希彦说：
“交通很方便，在新乡下火车以后，有汽车直通我们的合作社，周围的公路也四通八达。”
“很好，很好。”毛泽东说罢，转向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施德生，谈起了民政工作。熊天荆和施德生把民政工作的内容一一讲给他听，共有20多种。毛泽东问：
“这么多，能做完吗？”
施德生说：
“在省里，除这些工作外，党交给我们的其它工作，我们同样是完成的。”
熊天荆说：
“过去有人提意见，说民政工作头绪多，不好做。谢觉哉部长批判了这种意见，他说，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别的部门不管的事情，我们都要管起来。”
毛泽东问：
“你的意见呢？”
熊天荆说：
“我同意谢部长的意见，只要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完成。”
毛泽东高兴地说：
“对了，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不要怕麻烦。”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留崔希彦等人一起共进晚餐。这顿饭菜很简单，毛泽东很少吃菜，他吃的是一种比青豆角还细的小辣椒和一盘苦瓜，饭也是极普通的粗米饭。
送走崔希彦等，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看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上面刊登有周谷城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马特》，内容是针对《人民日报》4月15日发表的马特的《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一文进一步展开讨论的。毛泽东读了很感兴趣，他马上让工作人员用长途电话通知上海的周谷城，请他来北京谈话。
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问题。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外交部负责人和部分驻外大使。毛泽东说：
“和美国接触的问题，在日内瓦会议时我也说过，可以有所接触。事实上美国也不一定愿意接触。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后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101年你一定会承认的。”
6月17日，毛泽东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报送的“二五”计划要点报告批给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
李富春在计划要点报告中提出，第2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是：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10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毛泽东 1958年6月17日
6月17日晚，周谷城应邀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一见他就说：
“问题移到了《人民日报》上，讨论可能展开。”
周谷城说：
“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连在一块儿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
毛泽东挥了一下手，用夹杂着英语的话风趣地说：
“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学。”
周谷城见毛泽东如此说，连连点头，便倡议道：
“对，中学高年班、大学初年班学一点是很好的。只怕教得不得法，学不到手。”
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他说：
“懂不懂，当然也有人感觉是个问题。但入了门，学了一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要用，总会搞通的。”
6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钢产量问题。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陈云在不久后的8月21日是这样说的：“6月19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号才决定搞一千一。”
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
“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4次，而是抓它七八次。”
6月22日，毛泽东将中央冶金部党组6月21日关于华东协作区产钢计划的报告及冶金部关于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的规划批给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
冶金部在这一报告中说，华东协作区（不包括山东）将在1958年产钢400万吨，1959年为800万吨。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
毛泽东又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6月17日的报告批给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
薄一波在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
毛泽东将报告的题目改成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在批语中写道：
“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接着，毛泽东还将农业部6月11日的报告批给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他把题目改为《农业大有希望》，并在批语中写道：
“粮食、钢铁、机械是3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3件，别的也就会有了。3件中，粮食及其它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
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讲话说：
“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
6月24日，毛泽东在转发青海省委关于平叛问题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6月28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说：
“海军发展值得研究，……我们要和外国做生意，需要远洋船只，还可造军舰、飞机。我们东边有日本、冲绳、菲律宾，假使敌人在北京、上海扔了原子弹，我们也得报复，要考虑积极防御，也要考虑打垮敌人后的追击问题。还要考虑到抗美援朝问题。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为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
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讲话说：
“军队训练已经8年多了，连一本战斗条令都没有搞出来，这次要集中一些有丰富工作经验和战斗经验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
1958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37周年的日子。这天凌晨，毛泽东放下手头的工作，准备休息了。他照例要浏览一下全国各地的主要报纸。6月30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通讯，题目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毛泽东读了这篇通讯，激动得睡意全无，诗兴大发。卫士封耀松看着他全部精力集中在报纸上，嘴里蠕动着，念念有词，发出一串串绵长而又抑扬顿挫的哼哼声，头也不时地轻晃几下。时间长了，封耀松便有些疑惑。只见毛泽东两手伸开报纸，可眼睛并未在报上浏览，他那沉思的目光始终对着一个位置。封耀松觉得奇怪，莫非出了什么大事？他悄悄凑近张望了一下，见那两版上既没有套红，又没有大块黑体字，全是一些“豆腐块”文章啊。此时的毛泽东似乎还不想睡，他将报纸折成两折，起身踱到窗前。东方天际已经露出了鱼白色，毛泽东深吸了一口气，又踱回桌旁的藤椅上坐下来，抬起手中的报纸看，很快又站起来，走到床边，躺下去，上身倚着靠枕，眼望天花板，不久又起来踱步。他显得很激动，时时舒口长气。一会儿，他又回到床上，半躺半坐，又拿起那张报纸看，还要封耀松拿纸笔来。封耀松递给他一张稿纸，一支铅笔。毛泽东将报纸垫在稿纸下边，哼哼两声，便动笔了，可是刚写了四五个字，就划掉了，摇着头又哼，哼过又写。封耀松从未见过他这个模样，大为诧异，却又听不出他哼哼的是些什么。
毛泽东就这样写了涂，涂了哼，哼了又写，涂涂写写，哼来哼去，精神越来越旺盛。封耀松终于听清了两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才知道他在作诗，心想，今天是党的生日，还有重要会议等着您去参加呢，便提醒说：
“主席，你哼哼啥呀？天快亮了，你还要开会呢！”
“睡不着啊！”毛泽东拿开稿纸，指着报纸说：“余江人民消灭了血吸虫病，不容易呀，真是天大的好事啊！我看了高兴啊！全国所有的疫区如果都这样那该多好啊！别小看这种小虫子，可害人哩。”
说罢，他继续涂涂写写，前后用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写就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并在前面写了一个小序。他放下铅笔，轻轻一拍大腿，说：
“小封哪，你听听怎么样——绿水青山枉自多……”
封耀松文化水平不高，实在懂不了多少，但他听毛泽东念诗，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就诚心诚意地说：
“真好，太好了！”
毛泽东两眼闪闪发光，也高兴地说：
“告诉你吧，是我们的人民公社好，太好了！”
他接着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消灭血吸虫病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消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
后来，因为毛泽东对这两首诗又做了反复修改，所以就没有按时发表。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送瘟神二首》：
读 6月30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忆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人民日报》同时在第8版刊登了毛泽东关于这两首诗的手迹。
再说7月1日这一天，《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题目为《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这篇重头文章。
原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经设想将农村的乡、社两级合而为一，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使之将来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本来，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只是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者的初步构思，并未形成为一个成熟的意见；也没有提交到中共中央会议上去讨论的意思。可是陈伯达听风就是雨，立即撰写了这篇文章，竟然擅自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这篇文章首次宣称：中国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并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这一天，陈伯达又跑到北京大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讲演，再次透露了毛泽东构想的公社思想。他说: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7月1日，毛泽东办公室工作人员持函来到北京图书馆，为毛泽东及他的秘书张经武、田家英3人办理借书证。
原来，北京图书馆决定在1958年夏季换发新借书证，毛泽东知道后，便叫秘书也给他办一个。秘书说：
“您要借书，写个条子叫人家送来不就行了，干嘛非要办借书证呀？”
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严肃地说：
“正因为我的身份不同，所以更要按规矩办事，不能搞特殊。”
秘书见毛泽东这样认真，只得派工作人员来到北京图书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严格履行办证手续，交纳工本费4角5分。他们还说，以后将由专人来借还图书。图书馆职工十分高兴，他们特意把毛泽东的借书证编为第一号。
北京图书馆领导人由此受到启发，他们决定为纪念建党37周年，专门成立了一个由高级人员组成的特别小组，为中央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也办理了借书证。
7月2日，刘少奇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说：
“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2年3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5年，5年不行，7年，其它大都是2年3年。15年是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15年，7、8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3个苏联，4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它工业产品。15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6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15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
7月2日下午4点25分，天气特别热，毛泽东游泳后上了岸，张木奇帮助他擦身子。毛泽东问道：
“听说河北最近旱了？”
张木奇说：
“旱得厉害。”
“前几天不是下雨了吗？”
“零星小雨，不顶事。”
毛泽东望着耀眼的天空，皱起眉头，说：
“雨总是要下的嘛。今天不下，明天不下，一个星期再不下透雨，老天爷就该罢官了！”
张木奇后来回忆起此事，仍然不解地说：“你说神不神？今天不下，明天不下，7月6号一声雷响，把我从床上震起来。好么，整个华北地区下了一场透雨。老天爷也怕毛主席罢他的官呐！”
其实，这件事很简单很正常，物极必反，久旱必雨，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巧合罢了。
7月3日晨，毛泽东在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6月8日给广东省委的信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4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3个问题：一、对早造（即早稻，又叫上造——笔者注）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3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 1958年7月3日
接着，他又给邓小平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同志：
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毛泽东 7月3日上午7时
7月6日晚，毛泽东约周谷城谈话，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在告别时，毛泽东勉励周谷城为繁荣学术而努力工作，他说：
“我建议你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它个系统地叙述。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是新的旧的，过去的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
周谷城当即表示说：
“鼓起干劲，力争上游。”
毛泽东说：
“干劲要鼓足喏！”
周谷城遂将“起”字改为“足”，又重复了一遍说：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1958年7月的一天，海政歌剧团的刘芙蓉在周末舞会上见到了毛泽东。舞间休息时，刘芙蓉见毛泽东抽烟抽得很凶，一支接一支，就说：
“主席，听说烟里有尼古丁呢！”
“嗯。”毛泽东不在意，又猛吸一口。刘芙蓉又说：
“那，对肺可不好呀，您别抽了，好吗？”
“哈哈哈……”毛泽东收住笑，说：“你这个小鬼头是别有用心呐，我这烟可抽了几十年啦，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嘛。戒不了，戒不了，这辈子戒不了啰！”
也是在这7月初的一天，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第一次把男朋友孔令华领回到菊香书屋。
此前，李敏在寒假到上海时，曾经对妈妈提起过这事。贺子珍说：
“你要跟爸爸商量，他同意的我也同意。”
李敏回到北京后，并没有马上把妈妈的话告诉爸爸，后来时间长了，她也就给忘了。临到快要放暑假了，李敏在一个周末回到家里，才给爸爸讲了她和同学孔令华谈恋爱的事情。毛泽东一听说女儿在恋爱，就关切地问道：
“小孔的父亲是哪个？在哪里工作？”
“这，这，我没有问过。他也没有说过。”
李敏为难地如实回答。毛泽东微笑着说：
“家长干什么你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朋友呢？”
“我是跟他交朋友，了解家长干嘛？”
李敏有点不理解。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还是要问一问。了解情况嘛！”
此时的孔令华同样也受到了父亲的责备。当他将和李敏谈恋爱的事告诉爸爸孔从洲的时候，孔从洲立即责备儿子说：
“你和毛主席的女儿恋爱，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们呢？”
孔令华说：
“她姓李叫李敏，我怎么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儿？何况她回家坐的是公共汽车，生活上平平常常，没有什么特殊，更不清楚她的家庭背景。现在关系明确了，知道了这层关系也就告诉你们了。”
后来，李敏见到孔令华，把爸爸的意思告诉了他，两个人都笑了。孔令华就把自己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敏。李敏可记不了那么多，回家就把大概情况告诉了爸爸。毛泽东笑着说：
“噢，小孔的父亲是孔从洲将军。我熟悉，我熟悉。”
“那您……您同意嘛？”
李敏小声问，毛泽东微笑着说：
“好，好。”
再说这一天，毛泽东见孔令华来了，就放下手中的书，示意让两个孩子坐在他身旁。服务员端上茶，就退出去了。毛泽东上下打量着孔令华。孔令华第一次见毛泽东，本来就有些紧张，让毛泽东这么一看，看得他更不自在了。毛泽东看过来，看过去，又扭过头看看自己的女儿，笑了。李敏也会心地笑了。在毛泽东眼里，自己的娇娃是个漂亮的女儿，当然会找一个帅气、漂亮的男友啦！孔令华很帅气，也很漂亮，但似乎眼睛让人觉得小了点。毛泽东这一笑，就像老师改考卷一样：答案全对了，如果字再写得漂亮点，就是十全十美了。
这个暑假，李敏高中已经毕业，马上就要升大学了。江青为了让孔令华帮助李敏复习功课，准备升学考试，让孔令华第一次住进了中南海，住在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关照他们，既要好好复习功课，又要注意身体，要劳逸结合，不要为了升学搞垮身体。江青也对孔令华说：
“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孩子，跟他们都一样。”
不久，在高考结束之后，李敏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学习。毛泽东对李敏说：
“你们的事，是个大事，我同意了，还要征得你妈妈的同意。如果你妈妈没得意见，你就跟小孔去见他的父母。俗话说，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哩！我的娇娃不丑，更要见公婆。”
于是，李敏就和孔令华乘车到了南昌，把爸爸的话原原本本转告了妈妈。贺子珍说：
“你爸爸同意，我也同意。”
李敏在妈妈那里住了几天，贺子珍尽管舍不得让女儿走，但她知道毛泽东已经为女儿安排了行程，就让他们尽快乘车到沈阳去了。
沈阳高级炮校校长孔从洲和夫人高高兴兴地接待了李敏，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关心她，爱护她。
欲知毛泽东大女儿的婚事如何办理？待以后慢慢向读者诸君交代。
东方翁曰：关于在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在其它领域，毛泽东早就多次使用过“跃进”一词）问题，除了本传叙述的毛泽东1957年11月13日在苏联时看《人民日报》社论的资料外，还有4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李银桥回忆说，“在总路线通过后，有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待客人后回菊香书屋。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毛泽东一道走着的时候，说：‘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然后又补充说：‘《人民日报》上登了。’毛泽东说：‘拿来给我看看。’于是那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请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看了一遍，点点头说：‘嗯，这个提法很好’。”
二是本章前面提到的毛泽东重读《人民日报》社论及批示，此条记载在《毛泽东年谱》中：1958年5月25日，彭真将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送毛泽东阅，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自此始。第二天上午，毛泽东重阅此社论后，写信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同志：“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他在信中还写道，“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三是本章开头部分提到的在毛泽东发出这封信的当天，彭真又把周恩来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上作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在上面附言：“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还有《周恩来年谱》记载：“（1958年）5月26日晚，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有两处提到了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由量到质的跃进。”
四则是薄一波在《领袖·元帅·战友》一书中记载的：“（在总路线制定的过程中），周恩来还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大跃进。他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可以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跃进？有一次，毛主席见到我们，问我们大跃进是谁发明的？还风趣地说，要颁发奖章。总理笑了笑，没说话。”
在以上四个版本中，李银桥说和《毛泽东年谱》中重读社论说，除了地点不一样外，“跃进”一词出现的时间是一致的，即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与本传原来的记载相同（请读者注意，“大跃进”一词首次问世则是在1958年元旦的《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中，亦可印证毛泽东1957年11月13日已知“跃进”一词）。而在三和四这两个版本中，不但“跃进”一词出现的时间提前了几个月，而且这一口号的发明者也成了周恩来。尽管有这样的差异，但却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跃进”一词不是毛泽东发明的；二是强调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反冒进批评错了。你看，周恩来不但不反冒进，反而早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跃进”的口号！诸君：政府工作报告可是有据可查的重要文件，由此看来，后人便没有必要去考证四个版本的差异了，历史还真的应该给周恩来记上一功呢！
另：毛泽东在1958年6月与留苏毕业归国后的王鹤滨的一段对话，很值得一读。在这段对话中，毛泽东4次提问，特别是他那两句像小孩子提问似的“还有吗？还有吗”的话语和神态，表明了他对了解苏联的真实状况是多么的渴望。而王鹤滨的报告也正是毛泽东急切需要知道的重要情报。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在中国提出防修反修这一个继续革命的重大课题了，也不难理解在建国70多年后的强大的苏联为什么会一朝土崩瓦解了。君知否？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苏联和东欧的剧变，是一个多么值得人们深思的沉痛教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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