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头的盲人乞丐，1917~1919年，（美）西德尼·甘博 摄
地下党员需要大智大勇，刘润斋同志别看是个残疾人，但勇敢方面更胜常人。
有次，县委安排给刘润斋一件紧急工作。
去徐毛驼村（今属山东邹平高新街道），找地下党员徐文达同志，把县委给他的信口头带到，然后带着他回到北吕村，大家开个碰头会。
正碰上长山县城（今邹平长山镇）出来的日伪军“扫荡”，像是有坏人告密似的，敌人闻着味，也到了徐毛驼村，而且直接把刘润斋去的院子包围了，等于把送信和接头的，都给堵着了。
日伪山东省十道区域图（1941年
怎么办？
打出去，显然不现实，老刘出门从来不带武器，他也不会使这玩意，盲人算命先生出门，揣把手枪算干什么的？
老徐有把“独橛子”，就是能装一发步枪子弹的土造手枪。可是外面敌人众多，院门口支着歪把子（大正十一式轻机枪），村口支着鸡脖子（九二式重机枪），很难冲出去，冲出去也是死，还得连累老刘和家人都吃挂捞。
说时迟，那时快，还是刘润斋同志脑子反应快，他坐在磨盘上，顺过来后背挎的三弦琴，调好音，自拉自唱，说起了书。弦子宛转悠扬，曲子抑扬顿挫，举手投足之间，挥洒自如，游刃有余。仿佛佛这不是随时就要开打的战场，而是十字街头的书会，大有诸葛武侯坐镇西城，一曲抚琴镇住司马懿二十万兵的架势。
群众围观缴获的日军武器，1944年，胡冰 摄
徐文达同志一家，也跟着随即应变，男女老幼，一起走出屋外，来到院子里，围着老刘，或站，或蹲，或坐，饶有兴趣地听书，唱到热闹之处，还鼓掌喊好，仿佛院外根本没有大兵围困，只有凑热闹来蹭书听的乡里乡亲。
这下敌人反而搞不清状况了，带队的老鬼子非常狡猾，唯恐其中有诈，亲自用手去扒老刘的眼睛，看看他是真瞎还是装瞎。发现真是盲人，叽哩哇啦，鬼叫狼嚎，抽出战刀，用刀背在刘润斋的脑袋上、脖子上一阵胡乱拉扯，好像随时都要生噬人肉的恶魔。
对此，刘润斋同志毫无惧色，一挑一弹，或唱或念，丝毫不乱，行云流水。
红缨林立，1939年，吴印咸 摄
老鬼子实在找不出破绽，也禁不住驻足倾听，跟随日军的伪军有懂行的，更是拄着步枪，听得入迷。过了一会儿，翻译官凑过去，跟老鬼子说了几句，敌人竟然就撤围而走，呼呼啦啦开出徐毛驼，往附近的村子去了。
“送”走悻悻而去的日伪军，刘润斋同志让徐文达同志牵着自己的竹竿（盲杖），装作是给他领路的。有人问，就说给老徐批了八字，算了流年，还非要唱大书。徐家老太太实在过意不去，就让老徐给刘先生送回了北吕村，临走还非要拎上点心匣子。
北吕村在徐毛驼村北边，两村相距十来里地，走到房家桥村（今属邹平高新街道），正在饭铺“打尖”，也就是中途休息，喝点茶水，吃碗面垫垫。又遇到那股敌人，领头的还是那个老鬼子，幸好咱们两位同志事先就编好台词应付，道具都一样俱全，这才混过过，顺利到了北吕村。
冀中妇女挖地道，1942年，流萤 摄
后来房家桥的同志说，几位路过的无辜群众，却被当作“八路探子”，扫荡队把他们抓进长山县城的宪兵队，严刑拷打后杀害了，还残忍地割下他们的头颅，挂在城门上示众，威胁长山人民，这就是“干八路”的下场！
日本鬼子妄想用血腥屠杀，来慑服中国人民，放弃抵抗，给它们做奴隶，当顺民，但愤怒和复仇的怒火，却在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心头燃烧。觉醒了的中国人民面前，日本侵略者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是吓不倒，压不垮、征不服、杀不绝的。
1943年，日寇推行所谓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疯狂蚕食我抗日根据地，斗争形势极其严峻。
民兵在敌人的必经之路埋地雷，1943年，石少华 摄
有位县委主要领导，隐蔽在刘润斋同志家，有封信需要送出去，情况紧急，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刘润斋同志自告奋勇，主动要求去送这封信。
到处是敌人，更要命的是封锁沟、据点、碉堡、卡子林立，就是正常人也不容易送这封信。他一个盲人，高一脚浅一脚，稍不小心就可能掉到沟里，爬不出来，太危险了！
但是时间紧迫，刘润斋不畏艰险，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去谁去？革命者，活着就要战斗，半条命也要拼命干革命。
他毫不犹疑接过信，藏好了背上算卦的褡裢，就上路了。
化装走亲戚给八路军送信，1942年，流萤 摄
一路千难万险，刘润斋同志以超乎常人的毅力，不断克服。也得亏他是个盲人，反而麻痹了敌人，有的敌人不认识他是长山有名的“刘神仙”，就当是个敲着小锣的游方术士，刘润斋就大摇大摆往前闯，根本不回避敌人。又给敌人算卦，又给敌人拉弦唱书，敌人不但不怀疑，还连连喝彩，有的给了赏钱。
毕竟常人看来，盲人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共产党要盲人能干啥事？算命说书的，共产党怎么可能要他们呢？
苦难难不倒共产党员，反而是刘润斋同志化不利为有利，并把这个有利用到极致，因而取得了胜利。
抗战胜利后，进入解放战争，由于刘润斋同志继续为党做地下工作，主要是做传递情报工作。
涞源人民群众欢庆解放，1945年，刘峰 摄
经常看他身背褡裢，揣着卦筒，斜挎弦子，拄着盲杖。口头情报好说，要紧的情报和文件，可藏的地方太多了，做个夹带，敌人根本怀疑不到。因为对于一个盲人，又是本地著名的算命先生和说书唱曲艺人，活动地域广，上门卜卦或远方相请者甚多, 出去讨生活，吃开口饭，太正常不过。盲人乐师和卜师在中国，有几千年传统了。
1947年秋，刘润斋同志一天接到三份重要情报，都要求当天传递出去。邹长一带是国共拉锯区，虽然当地进行了土改，但还乡团跟随国民党军队反攻倒算，经常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
不过，它们对于“刘神仙” 是从来没怀疑过的，封建迷信历来是共产党最反对的，算命先生天生就不可能是共产党，何况还是个瞎子？
1945年9月6日，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军区部队解放诸城
刘润斋正在传递情报，走到礼参村，就被还乡团头子、国民党的副乡长董华廷拽住了，非要给他的姘头算上一卦，再批批八字，看俩人适合不适合？
这难不倒刘润斋，轻轻松松就哄得董华廷喜上眉梢。非要请刘润斋吃午饭喝大酒，还要请刘润斋即兴抓哏，为他来个段子。一唱就唱到天黑，董华廷又要设宴招待，并要刘润斋教他弹弦子。
纠缠半天，天就大黑了，这一带抗战、解放战争，敌我国共日伪几方挖的封锁沟、交通沟，沟壑纵横。白天遇到行人，还能乞求帮助，夜深人静，路静人稀，过沟越坎就成了大问题，索性刘润斋就拜托董华廷。一事不烦二主，大乡长找人把我送到某处，人家约了明天有活儿，在您这耽误了，您得派人给我送到！
“把胜利的旗帜查到平度城上”，平度群众向八路军部队献旗
董华廷二话不说，就派人找了个手推车，推着刘润斋过去，沿途哨卡畅通无阻，终于连夜把最后一份情报，按时送达。
建国后，刘润斋同志相继担任中共长山县委纪检委书记、县委副书记，高青县政协副主席，还有周围几个县的县委组织部长。
作为老地下党，警惕性极高的他，还抓获了久抓不到案的叛徒赵竹青。
当时，刘润斋同志除了县委工作外，还兼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管学校教育的文化委员。
公审宣判大会
县里给北吕村小学调来一位新老师，这是位女老师叫明洁慧，家里周村（今淄博市周村区）人，光被中学（今淄博六中）的肄业生。
北吕村小学条件不好，能来个中学生当老师不容易，刘润斋对这个小姑娘非常关心，经常找她谈心，问寒问暖，帮助解决教学和生活中的困难。
明老师也对刘润斋这位老革命非常敬重，有啥心里话也愿意对他说，无意中就提到了自己在光被中学读书时的语文老师赵新浦。夸赞这位赵老师如何英俊潇洒，如何学识广博，写的一笔柳体字，如何骨力遒劲，结体严紧……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刘润斋心里一震，顿时想起一位“故人”。
这就是曾任长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六区区长的赵竹青。
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的群众
赵新浦，字竹青，以字行。大地主少爷出身，抗战初期参加革命，济南省立高中毕业，年轻有为，能讲能写。当时高中生可了不得，山东全省也没几所公办中学，济高更是全省最好的高中，要不是打仗耽误了，赵竹青考上名牌大学是毫无问题的。
在当时，他是个热血青年，毅然投身抗战，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去。工作能力强，很快就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当上了区长。本来就要提拔区书兼区长，结果却因为恋爱，请组织上批准时，组织上觉得环境凶险，建议赵竹青暂时推迟婚期。赵竹青却觉得组织上故意为难他，对恋人也有意见，以为对方对自己不忠诚，遂反目成仇，叛变投降了日寇。当上了周村日伪据点的特务队长，经常带着鬼子出来“扫荡”，专门缉拿昔日的同志和掩护过自己的堡垒户群众。
鬼子投降后，赵竹青摇身一变，又抱上还乡团的“粗腿”，成了国民党特务，依旧干老本行，手里血债累累。
1951年，在林祥谦烈士牺牲地，公审“二七惨案”（1923年）祸首赵继贤
赵竹青当时的恋人，就是刘润斋曾经救护过的那位胡兰芳同志。
为了换取主子的信任和赏识，赵竹青也曾经多次追捕掩护过他的刘润斋，逼得刘润斋同志长期东躲西藏。随着解放战争战事发展，长山、邹平、周村、张店等处的相继解放，赵竹青突然消失了，有人说他随着国民党南逃了，甚至还有人说他跑台湾了。
但是明老师不经意的一说，却让刘润斋大吃一惊，原来是灯下黑。这个刘竹青竟然改回了本名，混入教师队伍，就藏在十多里外的周村，在光被中学当起了语文老师。
光被中学的赵新浦，会不会就是叛徒赵竹青呢？
周村光被中学旧址
刘润斋又详细询问了这位赵老师的身材、相貌和特征，为了不打草惊蛇，他只说有机会想认识下这位赵老师，希望有机会能请他也给北吕村的孩子们上节课。
明老师没当回事，刘润斋同志却怕夜长梦多，第二天一早就赶到长山县委，找到老战友，时任县委书记王建文同志反映情况。公安部门通过立案侦查，证实了这个赵新浦就是当年的叛徒赵竹青，并将其迅速抓捕。经过公审判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大快人心。
这就是盲人地下党员刘润斋同志的革命传奇，一位盲人从旧社会走向新社会，斗争不止，追寻光明的璀璨一生。
平绥铁路的修路模范工人，1945，石少华 摄影
后记：关于组织力
我们这位地下党的盲人党支部书记太有趣了，即便是抗日神剧和情景喜剧都不敢这么编，可他还就这么干了，哄得地方上各色人物团团转，而且基本上每卦必准，不由得日伪军和地方豪强地主不信。
当然这位盲人书记算得最准的，就是1936年，在我党低潮期，在山东白色恐怖气氛下，加入我党，看准了新中国的未来！
刘润斋同志，1977年病逝，现在估计邹平烈士陵园里还有他的墓冢。
邹平烈士陵园
如果有机会去滨州，去邹平，我一定要给他老人家扫墓，给他老人家墓上洒酒致敬！
很难想象，一位盲人地下党员，革命战争年代，以惊人的胆量和超群的智慧，出生入死。深入虎穴，传递情报，掩护同志，筹措军火、军粮，惩奸除恶，成为极富传奇色彩的抗日英雄，赢得了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的敬重。
建国之后，仍然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克勤克俭，拄着盲杖，访贫问苦，跟人民群众继续打成一片。
这种境界和工作精神，今人看来，实在无法想象啊！
1940年冬，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反扫荡战斗，士兵在冲锋时中弹倒下 沙飞 摄
但是那时那人那党，就是有无数这样的奇事，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老人、青年，还是孩子；甚至宗教信仰，身体残疾，也不能阻挡他和她，对于真理的追求，对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抗争。
他和她，不约而同，都选择了我们的党，所以那时那党，有刘润斋这样的盲人共产党员，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我讲地下斗争史，跟别人不一样，我要信仰，更要讲党建，讲组织力。
抗战之初，蒋介石的庐山讲话，说：“地无分南北，民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列队的儿童团，1939年，罗光达 摄
听起来也是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但问题是国民党在发动群众方面，向来是动口不动手，甚至动口都懒得动，遑论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了。所以他们的群众工作，除了打嘴炮，流于形式，轰轰烈烈的花架子，狗屁实际本事都没有。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有几段话，就是谈的组织力：
“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
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
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
读书识字，1939年，沙飞 摄
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还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
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怎么发动群众，怎么才能让政党有组织力？
毛泽东同志在“七大”致开幕词
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碰巧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也有段话，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
“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不敢于牺牲，不甘于奉献，人民群众凭什么认可你、支持你，跟着你走？
真正发动群众，妇女儿童都参加抗日不说了，连盲人都参加革命，成为忠诚的革命战士，这事儿只有共产党能做到。
志愿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弹轰炸，英勇向前冲，1951年，张崇岫 摄
唤醒民众、改造社会，如此沉重的历史责任，也只有像毛泽东等人那样，不图私利、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能担当。他对党的干部的教育、对人民军队的教育，是前无古人的。正是依靠这两支队伍，才把一盘散沙的民众教育过来、团结起来，形成了无比强大的民族力量，改天换地，再造山河。
相反，有时间不多接触群众，不了解群众疾苦，啥爱好都有，就是不爱好接触群众，不去了解群众疾苦，不去带动群众，一个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一种典型“国民党病”，是一种忘记群众，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病，也是组织力失能的反映。
凌空除险，1961年，魏德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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