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一个特殊年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称谓。这一代人和共和国几乎同时诞生，同时成长，见证了共和国同一时期的整个发展过程。无论国家兴衰荣辱，他们都休戚与共，是真正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代人。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促使他们在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就从省城福州踏入那广袤的山林田野。
一、历史背景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掀起“上山下乡”的热潮。“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呼声，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
特别是“老三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初中、高中毕业生革命热情高涨，纷纷打起背包，走向农村“广阔的天地”。还有很多非中学毕业生，甚至还是少年的初中生、小学毕业生，也执着地违背家长的意愿，不惜冒着与家庭“决裂”的风险，背上行装加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列。以后的各届中学毕业生也沿着这条路走（因为政策规定，凡是上山下乡对象，没有经过两年插队，不能招工、招干、招生、应征入伍，所以知识青年不走这条路也不行），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至1982年，全县安排知青就业工作全部结束，上山下乡就此成为一段历史。
二、安置分布
顺昌作为福建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重点安置地，从1969年1月至1978年秋的近10年间，共接收安置省城福州6个系统14所中学的知青6398人。
顺昌人民热烈欢迎福州知青的到来。县委设立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县政府设立知青办公室，13个人民公社都设立知青办公室。福州各系统都配有带队干部，顺昌县从各单位抽调干部带队，加强知青工作的管理。
顺昌县安置上山下乡知青的主要形式有四种：第一种是参加“五·七”农场劳动，1968—1969年本县大部分知青都集中安排到这个农场，建立一个知青连，农场点知青人数少的建立知青排、知青班，学习、劳动、生活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虽然环境艰苦，但相对比较稳定，知青比较满意，家长也较放心。第二种形式是到生产队插队，1969年起，本县一部分知青和福州等外地来的知青都采取插队形式，由大队、生产队负责管理，相对比较分散，环境更加艰苦，知青承受巨大的压力，家长牵肠挂肚。第三种形式是集中建知青点，办知青队（场）。1973年起，贯彻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精神，全县各公社对插队知青的布局进行全面调整，把大队、生产队知青人数太少的，调整集中到三、五个安置点，进行集中建房、建娱乐活动场所、办集体食堂，成立知青生产队或知青农、林、茶、果场，实行相对集中管理，使知青的生活、劳动环境有较大改善。第四种是实行厂社挂钩，集体安置。1976年起，推广湖南省株州市的经验，城里的工厂、单位、部门与农村社队挂钩，把本厂、单位、部门的知青集中到挂钩的社队来安置，部门、县社派出带队干部进行管理，这样较好地解决了单位与社队、城镇与农村共同动员、安置、教育知青的问题。
10年间，共投入安置、建房经费250余万元，建知青住房249栋2970间，总面积68478平方米。办知青点248个、知青生产队4个、知青耕山队2个、知青农场1个、插入农村茶场4个、分散插队164人。（参考林圣越撰《顺昌政事见闻》第四章）
1969年至1978年，福州上山下乡知青主要分布：仁寿公社431人，洋墩公社97人，埔上公社1106人，大干公社451人，元坑公社540人，郑坊公社404人，城关公社（含双溪镇）506人，洋口公社443人，际会公社（含建西镇）202人，大历公社300人，岚下公社378人，高阳公社271人。（参考《福州插队顺昌知青通讯录》）
顺昌县是福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个重点安置县，也是全省上山下乡工作的一个先进县。上级领导对顺昌安置工作十分重视，中共中央调查组、国务院调查组曾先后深入高阳公社小筒大队、洋口公社上凤大队进行调查了解，省、地有关部门经常到县检查督促，直接征求插队知青意见，听取社队干部汇报，召集贫下中农座谈，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对顺昌的安置工作表示满意，并肯定了顺昌的两条基本经验：一是加强领导，二是落实政策。
三、十年磨砺
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摆在知青面前三道难关：一是劳动关，和当地农民一样，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面对垅田背朝天”，这对城里长大的读书人来说，其艰辛难以想象；二是思想关，在同贫下中农的共同劳动中，自觉地“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并定期学习，开讲用会，汇报“接受再教育的心得体会”；三是生活关，知青在家生活基本上是靠家长操劳，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无忧无虑，而插队后，衣、食、医、用、油、盐、酱、醋，样样都要自己操心，砍柴、种菜、洗衣、做饭，事事都得自己动手，生活的重担压得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透不过气来。“三关”难过，不得不过。知青们每天艰难地劳动、学习、生活，几乎天天、月月、年年如此，周而复始。
从知青个体来说，也许生活是单调的，但如果把全县数千知青的单调生活汇集起来，就会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知青生活画卷。广大知青满怀豪情壮志，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已任，在穷乡僻壤的山村，同社员群众一起顶着刺骨的寒风战天斗地，冒着炎炎的烈日抢收抢种，不惜用辛勤的汗水去追求美好的理想，把自己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顺昌，为顺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知青到农村，送来了文化科学知识，促进了山区群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掌握文化科学知识，促进了山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知识青年在同贫下中农肩并肩的改天换地战斗中，接受再教育，经过艰苦的磨炼和顽强的探索，许多人的思想渐趋成熟，意志坚韧，勇于进取，代表着一种新力量，带动和影响着农村的进步，涌现出像党生（翁金铨）、华捷、李敏、林喜、王建生、邢新基等一大批较有影响的知青代表。
全县各级党政领导既把下乡知青当作“再教育”的对象，又把他们看作是农村三大革命运动（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据1977年10月召开顺昌县第四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统计，在全县下乡知青中，有175人加入中国共产党，4000多人加入共青团，900多人被选入生产队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还有一大批知青分别担任会计、出纳、保管员、赤脚医生、民办教员、拖拉机手、农技员、饲养员、政治夜校辅导员等各种工作，为建设农村各显身手。
在上山下乡十年历程中，也有少数知青由于主观上、客观上的种种原因，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受到挫折。他们确实吃了许多苦头，有的甚至“青山埋忠骨”，知青在顺昌插队期间因病和意外事故死亡的有21人。（参考林圣越撰《顺昌政事见闻》第四章）
四、桑梓情深
知青刚到农村时情绪高涨，但一时适应不了艰苦的环境和紧张的生活，容易打“退堂鼓”；发生疾病时，容易想家，思念亲人；每当招工、招生时，思想容易波动，急盼返城。贫下中农有针对性的同知青谈心，手把手地教他们学会农活，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安心农村。许多房东大爷大娘，把知青看成自己的儿女，经常问寒问暖，送米送菜，生病时请医买药，逢年过节或逢宰猪时请来一起吃饭，亲如家人。许多知青深切地感到“山高人情重，林密感情深”，同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的亲情，同顺昌结下了深厚的乡情，把农民看成自己的亲友，把顺昌看成自己的第二故乡。绝大多数知青虽已返城三十多年，有的远在海外，但时空割不断他们的思乡之情，他们经常抽空回到第二故乡走亲访友，资助困难户，多方捐款，筹资，支持第二故乡建设。
留在顺昌工作、生活的366位福州知青，好比一颗颗种子，在顺昌这片热土上扎根、开花、结果，三十多年如一日，为第二故乡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默默地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
1994年，顺昌县政府决定开展知青联谊活动，加强知青与顺昌的乡情、友情、亲情，促进顺昌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广大福州知青积极回报桑梓，支持第二故乡经济社会发展，先后捐资2300多万元。个人捐资额大的有：1995年，原岚下乡插队知青、省冠胜装饰工程公司总经理危长胜，向县捐款1.5万元。同年，原插队埔上镇河墩村知青捐资1.5万元修村道。1996年10月，原插队仁寿镇桂溪村福州知青、香港回力公司经理俞建韬，捐资30万元，作为教育奖学金，其中仁寿中学20万元，桂溪小学10万元。福州知青陈榕生、危长胜、陈章华各捐1万元，作为知青联谊会活动经费和奖学金。埔上镇坊上村原插队福州知青捐款2万元，搞引水工程。1997年，洋口镇道吴村黄墩自然村原福州知青，共捐款3万元给该村修村道。1998年大历镇秀吴村福州知青王木水捐款10万元，林云开捐1万元，朱利德兄弟捐5万元，给秀吴村建希望小学。“98·6·22”洪灾后，收到知青福州瑞达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蒋莘给路马头村排子厂自然村建希望小学款10万元。原插队大干公社仙潭大队知青王希超、孙贞杰、孙贞萍、倪慕涵、陈贤新等捐款5万元支援乡亲“6·22”洪灾重建家园。远在香港的陈木秀、陈木群姐妹寄来100床棉被支援仙潭乡亲。原洋墩乡路马头村福州知青陈擒虎捐资1万元给该村小学，原插队岚下福州知青危长胜与其夫人陈巧榕捐资10万元支持顺昌县“6·22”洪灾灾后重建。2011年，原插队双溪镇派溪村福州知青卢璋在郑坊工业园区投资兴办欧浦登（顺昌）光学有限公司，之后又在大干镇来布村兴办明晶特种玻璃有限公司，支持第二故乡经济建设。卢璋先生致富不忘回报社会，设立“欧浦登千万教育基金”，先后捐赠顺昌教育事业800多万元、社会公益7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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