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资本主义的复辟
THE 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威廉·比尔·布兰德（William Bill Bland）
译者：辛本赤
原编者按：在中国互联网语境中，每当提到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与之相关的就是所谓发展停滞与各式无聊的反共苏联小笑话。然而正是在所谓的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开启了柯西金改革，轰下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油门。从本篇文章开始，我们将向读者推送英国霍查派活动家比尔·布兰德的作品《苏联资本主义的复辟》。这本书提供了许多实证材料，还原了所谓改革的真实面貌，并且提出了在复辟过程中存在两个潜在的资产阶级集团的观点，使得我们可以从一个更深层次的社会政治集团斗争的角度认识苏联复辟过程。
前言
这本书是对1965年至1966年“经济改革”后苏联发展起来的经济体系的分析，这一分析是在大量证据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些证据几乎全部来自苏联官方经济期刊。
考虑到中央经济计划的实际废除，引入利润作为生产的调节器，将有效的所有权和“雇用和解雇”权赋予工业管理，以及企业利润在管理层和车间人员之间的不公平分配，得出的结论是，正如标题所示，到1970年代，苏联经济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伪装在红旗下的复辟的资本主义了。
引言
大不列颠共产主义联盟的领袖比尔·布兰德
1917年11月俄国革命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官方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这样的特征：
（1）生产资料——工厂、土地等——为资本家的个人或个人集团所有;
（2）资产阶级通过控制国家机器来掌握政治权力;
（3）生产受利润动机支配;
（4）剥削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资本家部分或全部依靠他人，即其雇员的劳动而生活；
另一方面，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的
（1）生产资料归劳动者集体所有;
（2）这个工人阶级通过控制国家机器掌握政治权力;
（3）生产由国家计划调节；
（4）剥削——部分或全部依靠他人劳动生活——已经消除。
根据这些定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苏联在革命之后建立的社会描述为社会主义社会。
在革命后的几年里，为防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以及当这样一个社会已经建成时，为恢复资本主义社会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从1917年到1921年，采取了武装内战的形式，结合了相当多的外国国家的武装干预以及公开反苏的政治党派，如进步党和孟什维克党对共产党的政治斗争。
第二阶段
1921年，随着白卫军的失败和公开反社会主义政党的镇压(理由是与反革命武装力量勾结)，斗争的第二阶段开始了。在第二阶段，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反对派仍然具有公开性，但现在是由唯一的合法政党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进行的。然而，这一阶段的形态必然不同于第一阶段，因为反对派现在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例如，20世纪20年代反对派的一条关键论点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要么是，任何在苏联改造社会的企图都应该推迟到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到来之后，要么是，苏联政府应该“履行其国际主义义务”，命令红军进入西欧，“帮助”那里的工人推翻资本主义。
与反对派的斗争由约瑟夫·斯大林领导，他在1922年至1952年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这一重要职务，最终这些反对派的主张被绝大多数共产党成员拒绝了。
第三阶段
1927年，反对派在政治上失败，其最著名的领导人列夫·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这迫使反对派剩余成员认为，公开挑战斯大林领导层政策在近期内不太可能取得成功。因此，他们停止了公开反对谴责他们的“以前的错误”，并承诺停止一切派系活动。共产党内部似乎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一致。
然而，在现实中，反对派的斗争仅仅进入了一个新的第三阶段，他们努力确保其成员被任命为有影响力的职位，同时密谋通过恐怖主义手段消灭那些他们认为是不可调和的政治对手的人。正如斯大林所说，反对派已经成为“一个阴谋和恐怖主义组织”。
这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被一个几乎被普遍接受的神话所掩盖，至少从这个时候起，斯大林就扮演了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独裁者”的角色，而这个神话本身就是1934年隐藏的反对派围绕斯大林建立的“个人崇拜”的产物。
罗伊·梅德韦杰夫的这段时期的“历史”对斯大林充满敌意，他指出，“邪教”的创始人是卡尔·拉德克，他在1937年的公开审判中承认对苏联政府犯有叛国罪：
1934年第一期《真理报》刊登了拉德克的巨幅两页文章，对斯大林大加赞扬。这位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多年来一直领导着对斯大林的积极反对，现在称他为“列宁最好的学生，列宁主义党的楷模……”这似乎是媒体上专门歌颂斯大林的第一篇大文章，它很快以22.5万册的小册子重新发行，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R.A.梅德韦杰夫:《让历史评判》;伦敦;1972年;第12页)。148)。
而这个“邪教”最狂热、最令人作呕的拥护者之一正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他在1956年成为这个邪教的主要角色：
“同志们，我们在党的十八大上听到了斗争的报告......在我们党及其斯大林主义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我们伟大的指导者和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天才的领导下……
我们战胜法西斯代理人--这些卑鄙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布哈林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胜利，首先要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个人努力。
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像一堵钢铁墙一样坚固地围绕着斯大林主义中央委员会，围绕着它敬爱的领袖——我们伟大的斯大林。
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对斯大林同志的忠诚反映了他在整个乌克兰人民中享有的无限的信任和忠诚。
乌克兰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周围。
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正是由于斯大林同志对乌克兰文化发展的特别重视，我们才在文化发展方面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
正因为如此，乌克兰人民全心全意，怀着最深切的感情和献身精神宣告：……我们敬爱的斯大林万岁！
在整个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队伍现在比以往更加牢固地焊接在他们的领导人、老师、乌克兰人民的朋友周围——斯大林同志。
万岁，全人类的杰出天才，带领我们胜利走向共产主义的导师和向导，我们敬爱的斯大林同志！”
（赫鲁晓夫:1939年3月在苏共十八大上的讲话，载于《今天和明天的社会主义土地》，莫斯科;1939年;第381，382，383，389，390页）
1937年，斯大林对德国作家莱昂·费希特尔的精明观察表明，他对“个人崇拜”是绝对真诚的——尽管作为一名被隐藏的反对派多数派囚禁的囚犯，他无法阻止这一点：
“我坦率地向他(斯大林)谈到了对他进行的庸俗和过度的崇拜，他同样坦率地回答说……他认为这是可能的……‘破坏者’可能是在背后操纵这一切，企图败坏他的名声。”
正是由于斯大林对国家安全机关在应对恐怖主义行动方面的不作为公开表示不满，才导致他把自己的个人秘书处交由亚历山大·波斯克列贝舍夫领导，并赋予其特殊调查职能。正是该机构发现的证据迫使国家安全机关于1936年至1938年对多名反对派主要成员进行审判，其中包括前国家安全局局长亚戈达。按照事先拟定好的计划，被告在公开法庭上承认犯有叛国罪，而他们尚未被发现的同谋则对他们大加辱骂。
在他们的新领导人尼古拉·叶若夫的领导下，从1936年秋天开始，国家安全机构变得极其“活跃”，实行恐怖统治，导致许多诚实的共产党人被逮捕，未经审判就被监禁或处决。
尽管“个人崇拜”使得“叶若夫时代”的罪行可以归咎于斯大林的“病态多疑”，但当历史事实被从宣传中剥离出来时，它揭示了斯大林对叶若夫领导下的国家安全机构的行为进行了长期斗争，导致后者于 1938年末被解职(随后被捕)，并由斯大林信任的同事拉夫连季·贝利亚接任。与赫鲁晓夫等人后来提出的指控相反，在贝利亚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和国家安全负责人(1938年12月至 1946年1月)的整个时期，没有一个著名的共产党员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逮捕。相反，在贝和亚的领导下，内务人民委员会清洗了负责“叶若夫时代”的官员，进行了改组，并对叶若夫时代判刑的政治犯案件进行了审查，审查的结果是大量政治犯得到平反和释放：
“贝利亚很快就几乎彻底扫除了旧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从亚戈达时代幸存下来的少数人……现在跟着他们的同事去执行……
到1939年3月，贝利亚的手下在各地都掌权；他自己的格鲁吉亚追随者占据了许多主要职位……
贝利亚的任命通常被当作标志大清洗结束的日期……
贝利亚担任NKVD的总结果是，在狱中等待审判的人中有一部分被释放了……
在苏联的城镇和乡村，随意大规模逮捕的压力大大减轻。”
“清洗终于结束了，这一点从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贝利亚接替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在基辅，五名格伯乌官员因严重滥用职权被处决；在西伯利亚中部的一个小镇，四名格伯乌官员因涉嫌速捕150名儿童(其中一些不满12岁)而被审判：莫斯科正在上演的戏剧《第58条》向热情的观众揭露清洗的暴行；最后，数百名(如果不是数千名的话)政治犯被释放。”
(《泰晤士报》，1939年2月27日，第11页。)
虽然他们在斯大林周围建立的个人崇拜对阴谋者很有好处，但是也有严重的缺点。尽管是少数派，但斯大林和他的政治盟友通过分配给他们的一个“无害的”任务，来谴责任何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方向的社会主义社会变革的提议：
“萨宁娜和温什尔同志建议将MTS(机器和拖拉机站)作为商品出售给集体农场，这个建议是倒退到过去的落后状态，试图开历史的倒车。
第一、结果就会是集体农庄成了基本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换话说，它们就会处于我国无论哪一个企业都没有的特殊地位，因为大家知道，在我国，甚至国有化的企业也不是生产工具的所有者。究竟用什么来作为集体农庄的这种特殊地位的根据呢？这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进步的、前进的考虑呢?可不可以说,这样的地位就会促使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就会加快我们的社会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呢?如果说这样的地位只会使集体农庄所有制离开全民所有制更远，不是使我们接近共产主义，反而远离共产主义,岂不是更正确些吗?
第二、结果就会是扩大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因为巨量的农业生产工具会投进商品流通的范围。萨宁娜和温什尔两同志是怎么想的呢？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能不能使我们向共产主义推进呢？说它只会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岂不是更正确些吗？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表明，商品流通的存在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
(J.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莫斯科，1952年;第100-2页）。
而“个人崇拜”的存在，使得反对派多数必须最充分、最有利地宣传对他们纲领的这种攻击！
此外，虽然反对派多数可以依靠斯大林周围的少数派坚持共产党的原则，即多数的决定对少数派具有约束力，少数派不得公开表示异议，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认为，只要他们承认共产党基本上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是继续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则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是有效的。如果反对派在斯大林在世时，利用他们在共产党领导机构中的多数席位，采取明显破坏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举措——也就是斯大林去世后采取的那种举措——那么，以斯大林为首的少数派就会说：“苏联共产党不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而是一个由社会主义叛徒主导的修正主义政党；因此，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迫使我们公开谴责其多数派领导层，并呼吁党的普通党员和工人阶级通过抛弃这些修正主义领导人来拯救社会主义”。这种对反对派纲领的危险——斯大林周围的“个人崇拜”大大加剧了这种危险——阻止了他们在斯大林在世时利用他们的多数——做更多破坏社会主义基础的事情，而不是增加管理层、官员和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从而创造一个特权阶层，为未来资本主义的恢复提供社会基础。尽管在斯大林在世期间，反对派经历了很多挫折——这些挫折在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讲话”中得到了恶毒的表达——但斯大林忠实的护卫使对斯大林发动恐怖袭击变得极其困难。他们与德国情报机构一起精心制定了一项计划，利用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的机会，以斯大林“无能”为由将其赶下台；但反对派再次被击败，被迫承认斯大林是“苏联胜利的建筑师”，至少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是这样。
第四阶段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苏联摧毁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进入第四阶段。不久之后，尼基塔·赫鲁晓夫被任命为共产党第一书记，并于1955年被任命为部长会议(“总理”)主席。
从一个角度来看，赫鲁晓夫政权必须被视为苏联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政权所推行的“经济改革”之间的中间阶段。因此，它负责采取一系列政治上必要的准备措施，然后才能启动这些“经济改革”，这些措施包括：
（1）对斯大林的诋毁，允许以“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采取与斯大林所表明的政治立场直接冲突的措施
（2）将斯大林剩余的政治盟友：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拉扎尔·卡加诺维奇、拉夫连季·贝利亚从有影响力的职位上撤职——拉夫连季·贝利亚甚至肉体上被消灭；
（3）引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与对“斯大林独裁”的攻击有关，允许埃夫塞·利伯曼和其他经济学家组织一场“经济改革”运动，该运动于1962年得到官方认可；
（4）一九六四年开始在有限的领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验性"试点。
然而，赫鲁晓夫政权不仅仅是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准备，这一事实表明，赫鲁晓夫的继任者被迫对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发动激烈的政治斗争，并在取得胜利后，使他成为一个“非人”。
这种利益冲突基本上是两个胚胎资本家集团之间的冲突：一个集团，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共和国主要由参与重工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在政治上由勃列日涅夫周围的派系代表；另一个集团，主要由参与轻工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由赫鲁晓夫周围的派系在政治上代表。
在资源应分别分配给重工业和消费品行业的程度上的政策分歧，伴随着外交政策分歧。赫鲁晓夫派代表参与轻工业的经济实力较弱的新生资本家，认为苏联有必要遵循实际上相当于服从美国的外交政策，而勃列日涅夫派则支持“独立”的外交政策。
1964年10月，参与重工业的早期资本家与军方结盟，他们认为自己的地位足够强大，可以抛弃赫鲁晓夫政权的内外政策。
第五阶段
因此，苏联反对社会主义斗争的第五阶段始于1964年任命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1977年6月增加了国家元首一职）
这一阶段标志着反对苏联社会主义的长期斗争的顶峰：“经济改革”的引入，虽然声称要“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但实际上却破坏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并以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的基础取而代之，尽管在形式上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详述反社会主义斗争的简要历史。本文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随后的分析。1949年的“列宁格勒事件”是例外，它在附录3中得到了分析，因为它在斯大林在世期间代表着引入“经济改革”的夭折尝试，这些“经济改革”在他死后被采纳。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分析“改革”经济制度的特征，其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如已经说过的，“苏联”领导人继续声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利用苏联官方来源的材料，主要是经济杂志，这些杂志的读者更为严谨和专业，往往比大众媒体更坦率。
令人遗憾的是，书中包含的大量文献并不容易阅读，但如果没有这些文献，这本书将只不过是一份毫无价值的人的意见。一个20世纪90年代的事件的后记——摆脱“社会主义”面具和清算苏联本身。
第一章、中央经济计划体制的废除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在前苏联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生产是通过中央国家机构根据当前经济计划向企业传达的详细指令以计划的方式进行调控的：
“就社会化生产而言.....社会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到不同的生产部门”
(K.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伦敦;1974年;第362页)。
“我们的计划不是预测计划，也不是猜测计划，而是指导性计划，对领导班子有约束力，决定着今后全国经济建设的走向。”
(J.V.斯大林:中央委员会向苏共十五大提交的政治报告(B)，载于《著作》，第10卷;莫斯科1954年;第335页)。
根据当代苏联宣传家的说法，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目的是“改进”、“巩固”甚至“完善”中央经济计划：
“拟采取多项措施，提高国家经济计划的科学化水平。”
(A.N.柯西金:《论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规划和提高工业生产的经济激励》，载于:《消息报》，1965年9月28日，夏普(主编):《苏联的计划、利润和激励》，第二卷;纽约;1966年;第15页。)
“经济改革意味着国家经济计划的改善……改革巩固了中央计划。”
(《真理报》1966年1月14日社论:《苏联经济改革:主要特点和目标》，莫斯科，1967年，第9页)。
实际上，我们将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中央计划经济，自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已经从苏联的经济中消失了。
在消除中央计划经济的过程中，第一个阶段是针对中央计划经济的密集宣传运动，中央计划经济被谴责为过时、局限、官僚主义，当然，这是由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扭曲：
“经济管理中的这些缺点不应该通过使计划更加复杂、更加详细和更加集中来消除而应该通过发展企业的经济主动性和独立性来消除——企业必须有更广泛的主动性；它们决不能受制于来自中央的琐碎的监护和官僚主义的计划方法。”
(E.G.Liberman:“成本核算和工业人员的物质鼓励”，载于:“Voprosy Ekonomiki(经济学问题)，1955年第6期，载于:M.E.夏普(主编):同前，第一卷;第7页)
“斯大林……用法令代替赤裸裸的行政管理，用经济手段来指导经济……
应取消对企业金融资源使用过度、过于细致的监管，并给予企业更多利用这些资源的机会”
(L.加托夫斯基:《利润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载于:《共产党人》(共产主义)，第3卷。NO.18,1962年，载于:M.E.夏普(主编):同前，第一卷;第95，104页)。
“应该取消小监管的做法”。
(V.S.Nem chinov:“使企业对更密集的计划感兴趣”，载于《经济问题》第11期，1962年，M.E.夏普(主编):同前，第1卷;第152页)。
“这些规范(由中央国家计划部门确定——WBB)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它们已经变成了琐碎的监护，束缚了经理的活动……现在到了抛弃基于指令性规范的过时经济管理形式的时候了。”
(V.Trapeznikov:《企业灵活经济管理》，载于《真理》，1964年8月17日，M.E.夏普(主编):同前，第一卷;第193-4页)。
"最重要的是，必须大幅度限制上级机构采用纯行政管理方法来管理企业，并给予企业充分的独立性"。
(R.别洛乌索夫:“首要的事情是经济有效性”，载于:“真理”，1964年11月13日，M.E.夏昔(编辑):同前，第一卷:第221页)。
“以行政干预手段对企业进行全方位的指导，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做法，不会产生好的效果。”
(V.贝尔金和1.伯曼:“企业的独立性和经济刺激”，载于:“消息”，1964年12月4日，载于:M.E.夏普(编辑):同前第一卷;第225页)。
"经理们可以支配某些物质和金钱资源，但使用这些资源、操纵这些资源的权利却相当有限。上级组织过多的监护束缚了工作人员的主动性。
(V.嘉布佐夫:“财政和经济刺激”，载于《经济公报》，1965年第41期，M.E.夏普(主编):同前，第2卷;第48页)
“纯粹的行政经济指导方法……已经很普遍了。对企业工作的细化管理和小规模监管也是如此。”
(L.加托夫斯基:“计划和成本计算的统一”，载于:“共产主义者”，1965年第15期，载于:M.E.夏普(主编):同前，卷2;第80页。
“集中化规划不能通过对每个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和种类的指示来确定，这种企图只会堵塞规划渠道。”
(E.G.Liberman:《计划、直接联系和盈利能力》，载于《真理》，1965年11月21日，M.E.夏普(主编)同前，第2卷;第172页)
“中央计划……不能变成一种迷恋，变成一种绝对的计划，被视为必须在每个细节上执行的计划。”
(A.M.鲁米扬采夫:“苏联经济今天的管理：基本原则”，载于《苏联经济改革：进展和问题》，莫斯科;1972年；第20页)。
宣传运动的主题不是废除中央计划，而是“改进”中央计划，根据这一主题，运动中提出的要求是，将下达给企业的中央经济指示的数目“减少”到几个“关键指标”。
“只有关键性指标，决定性指标，才能下放给企业，让企业董事在企业范围内进行经济管理，获得更大的权利和机会。”
(E.G.Liberman:“生产计划和长期经营标准”，载于:“经济问题”，1962年第8期，载于:M.E.夏普(主编):同前，第一卷;第66至66页)。
“国家计划应该摆脱不必要的指标”
（A.兹韦列夫:“反对在解决复杂问题中过分简化”，载于:“经济问题”，1962年第11期，载于:夏普(主编):同前，第一卷;第142页。）
“我们必须让企业摆脱过多的强制性指标。
（利伯曼：“我们是否在与资本主义调情？利润和'利润’”，载于:“苏联生活”，1965年7月,M.E.夏普(主编):同前，第1卷;第309页)。
1965年9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
“工业管理的一个严重缺点是行政方法已取代经济需要，企业在经济活动方面的权力受到限制。
企业的工作受到许多指标的制约，这些指标限制了企业人员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削弱了他们对改进生产组织工作的责任感……
人们认为，制止对企业活动的过度管制，减少对企业要求的计划指标的数目，是有利的。”
(CC,CPSU:《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定》，载于《苏联经济改革:主要特点和目标》，莫斯科，1967年，第147页)。
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概述了“关键指数”，建议仅向企业下达这些指标：
未来……一个企业将有以下指标从上到下建立：要销售的商品数量；商品的主要种类工资基金；利润总额和利润支付到预算和预算分配；集中资本投资和产能及固定资产调试的数量；引进新技术的主要目标;材料和设备供应的指标。
所有其他经济活动指数将由企业独立规划，无需得到上级机构的认可。
(A.N.柯西金:《论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规划和提高工业生产中的经济激励》，载于《消息报》，1965年9月28日，载于:M.E.Sharpe Ed.:op.cited,Voume 2;p.18-19.）。
苏联的宣传人员赞同中央委员会和柯西金给人的印象：
“国家计划只批准最基本的指标，确保经济建设的均衡发展，企业在此基础上自主组织经济活动。”
(S.哈维纳:“在资产阶级理论的歪镜中”，载于《经济公报》》，1965年第44期，“苏联经济改革:主要特点和目标”;1967年，莫斯科;第141页。)
“改革的实质是集中统一计划，制定国民经济建设的最一般性指标，扩大企业的独立性。
(A.M.鲁米扬采夫:“苏联经济今天的管理:基本原则”，载于《苏联经济改革:进展和问题》，莫斯科，1972年;第16页)。
"为了扩大企业的经济独立性和主动性，各部委和部门为企业规定的计划任务数量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
(A.N.叶菲莫夫:"长期计划和科学预测"，同上;第72页)。
这些说法没有明确指出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仅是减少了国家“计划部门”下达给企业的“指标”，而是将指令转化为剩余的“指标”对企业有约束力的“准则”，企业可以遵循或不遵循，由他们选择。
哈尔科夫大学工程经济学教授、"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设计师Evsei Liberman以其特有的直率表达了真实立场：
“应该从中央为每个企业规定一个目标”
(E.G.Liberman：“工业管理规划及其发展的物质刺激”，载于《共产党》(共产党)，1956年第10期，载于:M.E.夏普(主编):同前，第一卷;第32页)。
“将制定控制数字……以一般化的价值形式提供给经济各部门。这些控制数字将以同样的形式传递给企业，不是作为精确的指令，而是作为制定其计划的指导方针。”
(E.G.Liberman：“计划、直接联系和盈利能力”，载于《真理报》，1965年11月21日，载于《苏联经济改革:主要特点和目标》，莫斯科，1967年;第51页)。
因此，随着企业转移到“改革”后的经营体制，它们在实践中开始规划自己的生产，甚至包括它们将生产的大宗商品种类和质量"这些企业(即在"改革"制度下工作的企业——WBB)现在自行拟订生产计划"
(V.索科洛夫、纳扎罗夫和科兹洛夫:“公司和客户”，载于《经济公报》，1965年1月6日，M.E.夏普(主编):同前，第1卷;第251页)。
“社会需要的结果是通过扩大企业在确定品种等方面的权利来实现的……等等……新的管理制度……·扩大了企业在研究需求和改变品种等方面的权利。”
(A.M.Ru myantsev:“苏联经济今天的管理:基本原则”，载于《苏联经济改革:进展和问题》，莫斯科;1972年;第21和24页)。
“管理经济的唯一办法是……给予企业平等权利，使它们生产的各种商品具体化……”
最初能够而且必须制订(即经济计划——WBB)的是企业本身，而且这些计划必须是高度和有充分根据的计划
(P.B.Bunich:“规划和刺激的方法”，同上;第36，49页)。
企业和协会的五年计划已成为规划其活动的基础”
(L.M.加托夫斯基:“经济改革和技术进步的刺激”，同上;第171页)。
“企业根据实物数量、销售总额和其他经济指标决定生产什么范围的货物”
(B.1.布拉金斯基:“苏联经济中的计划和管理”，载于《苏联计划经济》，莫斯科;1974年;第125-66页)
苏联经济学家把这种“改革”的“经济计划”制度称为“从下而上的计划”：
“企业实际上应该成为从下而上进行规划的基本机构。”
(E.G.Liberman:“实现苏联工业计划的经济杠杆”，载于《共产党》(共产主义)，1959年第1期，M.E.夏普(主编):同前，第1卷;第48页)
“另一种方式(“经济规划”——WBB)是鼓励生产集体(即生产企业的员工-WBB)尽一切可能采取主动，从下到上而不是从上到下地执行规划”
(R.别洛乌索夫:“首要的事情是经济有效性”，载于《真理》，1964年11月13日，M.E.夏普(主编):同前,第一卷;第220页。)
因此，自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详细的中央“经济计划”只能是所有企业的个别经济计划的总和。
但是，由于企业在“计划期”内经常改变其经济计划，价格波动等，因此，在这一时期开始时产生的中央“经济计划”与最终的经济结果几乎没有关系:
“从企业到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WBB)的五年计划制定工作在过去五年中没有完成”
(N.Y.Grogichinsky:“经济改革行动”，载于《苏联经济改革:进展与问题》，莫斯科;1072;第211页)。
“编制五年计划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A.科明:《计划价格形成方法和实践中的问题》，载于:《计划经济》，1972年第9期，载于《经济学问题》，第一卷16.第1期;1973年5月;第48页。）
“客观评估计划的执行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分配计划从未达到完整的形态……只有在计划期结束时才算完成……不可能编制一个对所有价值指标都有根据和平衡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实物指标和价格为基础……从价值指标来看，五年计划基本上失去了意义”
(V.科托夫:《价格:国民经济计划的工具和计划价值指标的基础》，载于《计划经济》，1972年第9期;《经济学问题》，第16卷，第1期;1973年5月;第61、62、69页)。
因此，当代苏联经济学家承认，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苏联经济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即无政府状态：
“在预期经济结果的概率性质中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确实存在，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客观上固有的”。
(L.Veger:“在不确定条件下计算经济效益”，载于《经济问题》，1972年第2期;《经济问题》，第15卷，第4期;1972年8月;第41页)
“在企业广泛独立的情况下，集中计划也面临着需要制定以过程的不确定性概率(随机性)为特点的经济管理方法”。
(A.M.鲁米扬采夫:“苏联经济今天的管理:基本原则”，载于《苏联经济改革:进展和问题》，莫斯科;1972年;第23页)。
这一切并不是说当代苏联政府没有“经济计划”，或者说它不再影响苏联经济发展的方向。与当今大多数正统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苏联政府不时地制定广泛的“经济计划”。然而，这些计划并不是通过指令强加给企业的。苏联政府努力通过使用正统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所使用的“经济杠杆”来影响企业使企业大体上遵循其当前“经济计划”的路线：
“这些影响深远的措施之一应该是更多地利用经济杠杆来影响生产。”
(E.G.Liberman:“实现苏联工业计划的经济杠杆”，载于《共产党》(共产主义)，1959年第1期，M.E.夏普(主编):同前，第1卷;第55页)。
“试图在规划中更广泛地利用经济杠杆和经济刺激，是对规划行政概念的一种健康反应。”
(L.Alter:“激励必须与企业的长期规划联系起来”，载于:“经济问题”1962年第11期，载于:M.E.夏普(编辑):同前，第一卷;第167页)。
“是时候抛弃基于指令性规范的过时经济管理形式了……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影响力也得到了成功运用……在我国的条件下，当所有金融和经济杠杆都掌握在国家手中时，经济影响力的措施将被证明更加有效……
上述建议的总体目标是用经济影响的总和来代替通过指令对企业高管的每个步骤进行控制。
(V.Trapeznikov:“企业灵活经济管理”，载于《真理》，1964年8月17日，M.E.夏普(主编):同前，第一卷;第194、195、199页)。
“实施灵活经济方法……的前提是，重心要从强制行政转向指导企业的经济方法”。
(L.列昂季耶夫:“经济管理的计划和方法”，载于:“真理”，1964年9月7日，载于:M.E.夏普(编辑):同前，第一卷;第208页)。
“在计划社会主义经济中掌握商品货币关系……意味着建立一种基本上新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与商品货币关系有关的经济杠杆体系作为国民经济规划的工具发挥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借助于经济杠杆体系来指导国民经济和每一家企业”。
(G.科西亚琴科:“计划和成本会计”，载于《苏联财政》，1964年第12期，M.E.夏普(主编):同前，第1卷;第232，238页)。
“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杠杆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
(N.K.拜巴科夫:“新条件下经济规划的任务”，载于《真理报》，1965年10月29日，载于:M.E.夏普(主编):同前，第2卷;第100页)。
这些“经济杠杆”的确切机制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
第二章、利润成为生产的调节器
在苏联经济中，中央经济计划作为社会生产的调节器被废除，这就需要一种不同的调节器来取代它：这种调节器只能是利润。
当代苏联经济学家将苏联经济中的利润定义为企业收入超过支出的盈余：
“利润是直接由生产价格和成本的差额形成的。”
(L.加托夫斯基:《利润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载于:《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者)，未。18.1962年，M.E.夏普(主编):《苏联的计划、利润和激励》，第一卷;纽约;1966年;第98页)
早在1961年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就宣布：
“我们必须提高利润和盈利能力的重要性。”
(N.S.赫鲁晓夫:《苏共纲领报告》，第22期《苏共代表大会》，伦敦，1961年;第54页。)
这条路线被赫鲁晓夫的继任者所进行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发展。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和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
“以利润为例，它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手段之一，大大提高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是成本核算的必要条件。
(社论:“经济政策和共产主义的工作”，载于《真理报》，1966年1月14日，载于《苏联经济改革主要特点和目标》，莫斯科;1967年;第11页)。
事实上，用于表达"经济体制改革"实质的术语——"成本核算"——被当代苏联经济学家定义为一种以确保每个企业盈利为基础的管理方法：
“成本核算的本质是任何企业都应该用自身的收入来覆盖支出，并且应该在此基础上获得利润。成本核算制度使每个企业都有兴趣获得更大的利润。
(L.加托夫斯基:p.ci.;p.90。)
“成本核算(khozraschot)是社会主义企业应用的一种管理方法，它以货币形式衡量企业的投入和经营成果，以企业用自己的收入弥补自己的支出，确保盈利能力为基础。
(A.M.Ru myantsev:“苏联经济今天管理:基本原则”，载于《苏联经济改革:进展和问题》，莫斯科;1972年;第12页)。
“成本核算是管理经济的一种关键方法，它基于以货币计量的成本与生产活动的结果进行比较，并确保生产的盈利能力。”
(S.卡梅尼采:“苏联的工业管理经验”;莫斯科1975年;第130-1页。)
在成本核算下，利润已经上升到“衡量企业效率的最高标准”的地位：
“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企业经营情况的标准是利润”
(V.Trapeznikov:《企业灵活经济管理》，载于《真理》，1964年8月17日，M.E.夏普(主编):同前，第一卷;第196页)。
“利润是衡量企业整体活动的最普遍的标准”
(L.列昂季耶夫:“经济管理的计划和方法”，载于:“真理”，1964年9月7日，载于:M.E.夏普(编辑):同前第一卷;第209页)。
“利润概括了经营的所有方面”
（利伯曼:“我们是否在与资本主义调情?利润和'利润’”，载于:“苏联生活”，1965年7月，载于:M.E.夏普(主编)同前，第1卷:第309页）
“利润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企业在国民收入基础上的经营活动的重要方面......利润是衡量一个企业生产效率的指标”。
(B.苏哈列夫斯基:《经济激励的新要素》，载于《经济问题》，1965年第10期，《苏联经济改革:主要特点和目标》，莫斯科;1967年;第76页。)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润……表现了每个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活动的效率”
(社论:《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工作》，载于《真理报》，1966年1月14日，同上;第11页)。
然而，当代苏联社会学家在撰写关于正统资本主义国家的著作时，继续对：
“………'人际关系’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专家试图掩盖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目标和动力这一事实。在他们的著作中，“利润’的概念要么根本不提及，要么被当作企业效用和有效组织的社会检验”。
(N.博戈莫洛娃:《人际关系学说:垄断者的意识形态武器》，莫斯科;1973年;第63页。)
实际上，当代苏联经济学家用来表示“企业效率的最高标准”的利润的特殊方面是“盈利能力指数”，即企业一年内获得的利润占其全部(固定和流通)资产价值的百分比：
“如果对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进行评估，则最好将利润与国家提供给特定企业的社会生产性资产的价值联系起来。
实际上，通过将利润与生产性资产相匹配，劳动的相对生产率就被决定了……很自然，这种积累应该与固定资产和流通资金的全部价值相匹配，因为它们表达了应用于生产的所有资源。”
(E.G.Liberman:“计划、直接联系和盈利能力”，载于《真理报》，1965年11月21日，载于《苏联经济改革:主要特点和目标》，莫斯科;1967年;第55页)。
“企业活动最普遍的指标是盈利能力指标，以利润与生产资产的比率计算。”
(P.布尼奇:“提高资本投资有效性和产出资本比率的经济刺激”，载于《经济学问题》，1965年第12期，载E:M.E.Sharpe Ed.:op.cited, Volume 2; p.189.)
正如一些苏联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盈利指数只是正统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利润率”的委婉说法：
“盈余价值相对于资本总额的比率叫做利润率……盈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同一件事，在数字上是相等的。”
(K.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伦敦;1974年;第43、48页)
“这个指数(即盈利指数——WBB)…在资本主义国家被广泛使用(因为这个指数不高于也不低于投资资本的利润率)”
(I.卡西茨基:《主要问题:为企业计划保费和指数的标准》，载于《经济问题》，1962年第11期，M.E.夏普(编):同上，第1卷，第139页)。
当代苏联经济学家断言，在苏联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利润被视为微不足道:
“对利润重要性的明显贬低，有时甚至完全忽视……是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的特征……利润……被看作是一个纯粹的形式范畴”
(L.加托夫斯基:同上，第95页。)
他们将此归咎于斯大林担任苏共总书记期间对“不变”经济规律的“漠视”：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确定利润是否应该是判断企业工作的基本指标，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斯大林时代不重视经济建设的不变规律。这一不变规律，无论在何种制度下运行，都是普遍存在的；经济必须产生大于生产支出的产出；这一原则，无论过去如何被忽视，在理论上为今天在苏联接受利润提供了基础。
(L.列昂季耶夫:《真理》，1964年7月10日，见JL.费尔克:《苏联经济争论》，剑桥(美国);1966年;第77-8页)。
斯大林“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说法当然是不正确的，尽管他并不认为其中大多数是“不变的”，而是相对于一个确定的历史时期而言：
“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无论是自然科学规律，还是政治经济学规律，看作是独立干人的意志之外发生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可以发现这些规律，了解这些规律，研究这些规律，在自己的活动中考虑这些规律，为社会的利益利用这些规律，但是他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经济建设的规律是客观规律。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规律与自然科学的规律不同，是无常的，它们，或者至少大多数规律，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起作用，之后它们就被新的规律所取代”
(J.V.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莫斯科;1952年;第6.7.8页)
事实上，在苏联以前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被认为是“次要的”并不是苏联社会整体的利润，而是个别企业甚至个别工业部门的利润。
斯大林被指控无视的“经济规律”是由新一代苏联经济学家发明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应该由价值规律来调节，这体现在个别企业的盈利能力上。
斯大林拒绝这个概念，这是千真万确的。
“完全错误的是，在我们当前的经济制度下，价值规律调节着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劳动力的'比例’。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最有利可图的轻工业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为什么我们往往不太有利可图的重工业有时甚至完全没有利可图的优先发展。
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些仍然不盈利的重工业工厂没有被关闭，为什么一些肯定能盈利的新轻工业工厂没有开放。
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工人没有被从对国民经济非常必要但利润较低的工厂转移到利润更高的工厂——根据调节生产部门之间劳动力分配的比例的价值规律”
(J.V.斯大林:同上;第27至8页)。
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论是高利润还是低利润，一般都归国家所有，因此，在短期内，最重要的是个别企业或个别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而在较长的时期内，最重要的是整个经济的盈利能力:
“如果我们不是从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角度，也不是从一年的角度，而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从比如说十年或十五年的角度来考虑是否有利可图，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方法，那么，某些工厂或某些行业暂时、不稳定的有利可图性，同我们从国民经济平衡发展规律和经济计划中得到的有利可图的更高形式和更稳定、更持久的有利可图性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简而言之，毫无疑问，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不能成为分配到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劳动力的“比例调节器”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人和人的需要。”
(J.V.斯大林:同上;第28至第86页)
当代苏联宣传家声称，他们拒绝“与斯大林有关的经济理论的扭曲”，并强调个别企业利润的重要性，他们“回到了列宁的概念”：
“列宁指出，每个企业都必须在盈利的基础上运作，也就是说，它应该从收入中完全支付它的开支，并应该获得利润。”
(A.N.柯西金:《论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规划和提高工业生产中的经济激励》，载于《消息报》，1965年9月28日，载于:M.E.Sharpe Ed.:op引l,Volume 2, p.21.)
由于毫无疑问列宁的目标是苏联社会应该走向共产主义，这些宣传者声称，通过“回归列宁的每个企业都应该有利可图地运作的概念”，苏联社会正在“走列宁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的确，1922年1月列宁提到：
"……迫切需要……让每个国有企业都付出代价并展示利润”
(列宁:《新经济政策下工会的作用和职能》，载于《汇编》，第33卷;莫斯科，1973年;第185-186页)
然而，如果从这段话中引用更多的话，当代苏联宣传家将新经济政策下加强利润的作用描述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措施”，甚至“向共产主义的前进”，这种完全的歪曲就变得显而易见：
“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两者都受到国家控制(由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国家控制)，现在被允许并正在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被置于所谓的利润基础上……
鉴于迫切需要……使每个国有企业自筹资金并实现盈利，并鉴于狭隘的部门利益的不可避免的上升和部门热情的过度高涨，这种情况必然会在涉及工人群众与国有企业或其主管部门的董事和经理之间的劳动条件的事务中产生一定的利益冲突。因此，就社会化企业而言，工会无疑有义务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
(V.1.列宁:同上;第184，185-6页)。
因此，与当代苏联宣传家相反——他们把加强个别企业利润的作用说成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尺度甚至是“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尺度”，列宁直截了当地把新经济政策中采取的类似临时措施说成是向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的被迫的、暂时的退却，这种退却不可避免地会在工人群众和企业管理者、国家部门之间造成阶级利益的对立。
然而，在新的成本核算制度下，利润——现在被作为“企业效率的最高标准”——取代了中央经济规划，成为社会生产的调节器：
“在我们的媒体中，已经提出了一种解决明显矛盾的方法，即一种自动的'自我调节器’……据称，这种自动自我调节器的作用可以由盈利能力来完成……在盈利能力争议中，一些经济学家反对让它成为社会生产的调节者，理由是利润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当然，这种反对是站不住脚的
(B.苏哈列夫斯基:“关于改进物质激励的形式和方法”载于:“经济问题”1962年第11期，载于:M.E.夏普(主编)同前，第一卷;第116-117页。
“生产将服从于利润的变化”
(G.科西亚琴科:“改进计划的重要条件”，载于《经济问题》，第11期，1962年，M.E.夏普(主编):同前第一卷;第158页)。
“利用利润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标，适应经济的计划指导，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服务，不可避免地需要制定一个特殊的机制”
(B.苏哈列夫斯基:《经济激励的新要素》，载于《经济问题》，1965年第10期，《苏联经济改革:主要特点和目标》，莫斯科;1967年;第78页)。
上一节中提到的“经济杠杆”，苏联国家试图通过它们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来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方向通过它们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来实现：
“必须对整个经济杠杆体系进行调节……以便有利于企业实现……国家经济计划”
(涅姆奇诺夫:《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和生产计划》，载于《共产党》(共产主义)，1964年第5期，载于M.E夏普(主编):同前，第一卷;第189-189页)。
“为了对经济活动施加有效经济影响，必须选择一个最大程度地体现企业运作并符合国民经济和企业人员利益的标准……利润构成了这样一个标准”。
(V.特拉佩兹尼科夫:同上;第196页。)
有可能……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建立企业，使企业在自身利益的指导下……选择实现经济计划的最佳路线……
在成本核算制条件下，经济杠杆的总和从长期来看通过利润影响企业。
(B.苏哈列夫斯基:“企业和物质刺激”，载于《经济公报》，1965年第49期，M.E.夏普(主编):同前，第2卷;第205，206页)。
第三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然，利润不是在商品生产中实现的，而是在商品销售中实现的：
“利润是根据销售的商品，而不是根据生产的商品来决定的。”
(G.科西亚琴科:“计划和成本会计”，载于《苏联财政》，1964年第12期，M.E.夏普(主编):《苏联的计划、教授和激励》，第1卷;纽约;1966年;第245页)。
因此，为了实现其目标利润，企业必须使其商品生产符合其对这些商品市场的评估：
“社会主义市场是……国家和合作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消费品的销售领域”
(L.加托夫斯基:“计划和成本会计的统一”，载于《共产党》(共产党)，1965年第15期，M.E.夏普(主编):同前，卷2;第88页。)
以利润动机对社会生产进行调节，实际上就是市场调节：
“应该更大规模地诉诸市场机制。”
(G.Kosiachenko:ibid; p.243.)
“不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的机制……，就不可能保证企业在完整的集体经济基础上运作”
(R.拉基茨基:《对苏联经济改革的资产阶级解释》，载于《经济问题》，1965年第10期，题为《苏联经济改革:主要特点和目标》，莫斯科，1967年，第129页)。
“我们必须承认……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生产中起着调节作用。”
(L.康尼克:《规划与市场》，载于《经济学问题》，1966年第5期，载于《经济问题》，第9卷第8期;1966年12月;第31页。)
苏联市场不仅是大宗商品的预期买家，而且是大宗商品的预期卖家——生产企业——相互竞争的市场，尽管大多数当代苏联经济学家更喜欢在“社会主义市场”的情况下谈论“竞争”（emulation）而不是竞争（competition）（译者注：As noun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mulation and competition is that emulation is the endeavor or desire to equal or excel someone else in qualities or actions while competition is the action of competing.以下皆使用竞争的说法）
“企业将竞争订单；竞争将基于质量保证、交货日期和价格的比较.“、”
(E.G.Liberman:《计划、直接联系和盈利能力》，载于《真理》，1965年11月21日，M.E.夏普(主编)同前，第2卷;第176页)。
“个人或集体与其他个人或集体进行竞争。
经济体制改革和行业管理部门原则的实行，为同一部门企业之间的具体竞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V.K.Fed inin:《经济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仿效》，载于《苏联经济改革:进展和问题》，莫斯科，1972年;第241、244页)。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的力量就是在正统资本主义国家中运行的供给和“需求”的经济力量：
“市场需求……是决定国民经济比重的主要因素……
由消费控制卢布，是争取提高消费性能和高效廉价产出的有效经济杆。……
在每个给定的时间点上，市场的特点是供求关系明确……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存在商品生产，供求(相互适应)的客观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忽视供求规律对经济会产生负面影响”。
(L.加托夫斯基:同上;第85、88、89页;)
“如果不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的机制及其类别，如目前的商业状况，……供求关系，就不可能确保企业在完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运作”
(B.拉基茨基;同前。;第129页)
“今天，人们普遍承认，即使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市场营销和市场波动的问题仍然存在。”
(L.康奈克:同上;p.25.)
当代苏联经济学家声称，就像正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一样，这些通过利润动机运作的市场力量以这样一种方式调节社会生产，即在特定时间现有的生产资源允许的范围内，满足人民的需要：
“社会主义利润的增长，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最充分地满足人民要求的手段之一。”
(L.加托夫斯基:《利润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载于:《共产党人》(共产主义)，第3卷。18,1962年，载于:夏普(主编):同前，第一卷;第92页。)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润是发展社会主义企业，从物质上刺激企业活动的经济手段。
社会主义生产的主要目标是满足人民的要求……
加强利润作用的措施……是旨在发展经济和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措施”
(社论:“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工作”，载于《真理报》，1966年1月14日，载于《苏联经济改革:主要特点和目标》，莫斯科;1967年;第11页)。
与查尔斯·威尔逊的名言“对通用汽车有好处的，对美国也有好处”相呼应，当代苏联的宣传家们宣称“对每个企业有利的，一定对社会有利”：
“对整个社会有利的事情，也会对每个生产集体有利。
(E.G.Liberman:“生产计划和长期经营标准”，载于:“经济问题”，第8期1962年，载于:M.E.夏普(主编)同前，第一卷;第66-7页)。
“196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对社会有益的，必须对每一个企业有益。
(E.G.Liberman:《计划、直接联系和盈利能力》，载于《真理报》，1965年11月21日，《苏联经济改革:主要特点和目标》，莫斯科;1967年;第50页)。
“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应该对企业有利可图，并为员工提供物质激励……这个公式表达了社会主义制度经济机制的本质。
(L.加托夫斯基:“计划与成本核算的统一”，载于《共产党》，1965年第15期，M.E.夏普(主编)同前，第2卷;第72页。)
当然，通过利润动机将生产与市场联系起来，在特定时间的生产资源限制内，确保了生产与消费公众“需求”的联系。但是，与之相联系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即以潜在消费者能够在市场上愿意花费在商品上的货币来表达的需求。
当代苏联宣传家承认：
“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范围内，对商品偏好的概念……转化为相对独立的货币需求形式任何需求的规模，都是以需求为基础的，取决于人口收入等因素。
(A.M.Ru myantsev:“苏联经济今天的管理:基本原则”，载于《苏联经济改革:进展和问题》，莫斯科;1972年;第28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现象，因此，这导致“有效需求”与实际社会需求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与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例如，由于社会对住房的需求被对办公楼的“有效需求”所压倒，因此，在工薪阶层面临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的同时，却出现了建造过多办公楼的现象。
苏联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就存在这种反常现象，这是当代苏联一些经济学家所承认的：
“不同人口阶层之间收入分配不均，导致较低收入阶层不能充分满足其基本需求，而较高收入阶层能够满足较少的基本需求”。
(A.M.鲁米扬采夫:同上，第28页)
“直到最近，生活水平都是为两个基本群体规划的：工人、雇员和集体农民。
今天，也有必要计算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口群体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P.克里洛夫和M·奇斯季亚科夫:《改进国民经济计划方法的问题》，载于《计划经济》，1972年第1期;《经济学问题》，第15卷，第4期;1972年8月;第33页。)
“尽管工业企业享有较高的消费需求，但它们仍试图减少相对无利可图的、特别是完全无利可得的产品的生产”
（A.莱文:“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经济激励”，载于:“经济问题”，1972年第4期;载于:“经济学问题”，第15卷，第6期;1972年10月;第5页)。
“1970年和1971年，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肉类和奶制品工业部为了追求其企业的高额利润，减少了人民稳定需求的低价产品的生产，不合理地增加了更昂贵产品的生产。结果，该部的企业获得了超过计划的数百万卢布的利润。
(S.Starostin&G.Emdin:《五年计划和苏联的生活方式》，载于《计划经济》1972年第6期;《经济学问题》，第15卷，第10期;1973年2月;第95-6页)。
“对苏联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表明，人口在收入水平方面的差异特征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不可避免的是，那些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所占的份额会上升。与此同时，储蓄标准相对较低的家庭所占的份额会减少。”
(T.伊文森:《人口货币储蓄预测中的问题》，载于《高等学校的科学报告:经济科学》，1973年第11期;《经济学问题》，第17卷，第2期;1974年6月;第66-7页。
这个问题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更详细地讨论。
企业根据对市场的评估制定生产计划，这就需要发展正统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调查等特征：
“为了确保成功地管理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实际的市场研究”
(L.加托夫斯基:同上;第88页)
推销技巧:
“在那些有训练有素的销售助理的商店里，生意要好得多……那里的座右铭是：没有一个顾客不买到好东西就离开”
(V.索科洛夫，M.纳扎罗夫和N.科兹洛夫:“公司和客户”载于《经济公报》，1965年第1期，M.E.夏普(主编):同前，第1卷;第255，256页)。
“在广告最响亮的商店里，生意要好得多。”
(V.Sokolov，M.Nazarov&N.Kozlov:同上;第255页。
“广告通过影响购买者的品味，能够减轻生产计划和研究消费者需求……适当的广告可以加速商品的周转。
我们都对好的广告感兴趣。但提高其艺术和技术水平将需要增加在广告上的支出……这样的支出会物超所值。”
(L.佩卡尔斯基和阿努弗里延科:“试验的翅膀”，载干《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真相》，1965年6月3日，M.E.夏普(主编):同前，第一卷，第299页)。
“我们不能忽视美国广告业务背后巨大的技术和组织经验。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利用最好的。”
(V.特雷斯特琴科:“心理学和广告”，载于《文学公报》，1967年2月8日，T.V.格里尔:“苏联的市场营销”;纽约;1973年;第98页。
“谁也不知道广告是多么地使一个城市的外表焕发活力。事实上，它可能是建筑组合的'活力。”
（A.维亚特金:“讨论城市发展问题:美和成本估算”，载于《消息报》(新闻)，1968年1月19日;载于:T.V.格里尔:同上;第105页)。
“在新的规划和经济激励制度下，……恰到好处的广告也促进了企业的成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海报、标志和陈列柜使城市及其街道变得有吸引力。”
(V.鲁萨科娃和苏代茨:“问题和判断:让我们记住广告”，载于:“真理”，2月19日，载于:T.W.格里尔:同上，第99页，第105页)
“好的广告不仅能为产品或服务创造有利的条件，还能为消费者创造合理的需求。”
(.卡涅夫斯基:《广告的效果》，载于《真理》，1972年4月1日，T.V.格里尔:同上，第100页)。
“就像在电视上一样，苏联电台的广告只出现在“黄金时段”……一个普通的电台包括15到30分钟的广告，在几个时段播出，方便电台，但总是在黄金时段晚上6点到11点。一段广告的长度从5分钟到15分钟不等。”
(T.V.Greer:同上;第110，113页)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鼓励生产企业通过与贸易企业签订直接合同，将市场投机风险转给贸易企业:
这些企业(即生产企业--WBB)现在根据贸易机构下达的货物订单和与它们签订的直接合同自行制定生产计划。”
(V.索科洛夫。M.Nazarov&N.Kozlov:同上;第251页）
“生产企业与消费企业之间的直接合同应该更广泛地发展。”
(A.N.柯西金:《论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规划和提高工业生产的经济激励》，载于《消息报》，1965年9月28日，载于:M.E.Sharpe Ed.:op引l,Volume 2; p.37.)
“经济合同的作用将得到提高，企业之间，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永久直接联系将得到更广泛的发展。”
(L.Gatovsky:同上;第77页。)
“合同关系……应涵盖100%的企业和100%的产出……
供应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是通过批发贸易有计划地分配生产资料的首要条件”
(N.Y.Drogichinsky:“行动中的经济改革”，载于:“苏联经济改革:进步与问题”;莫斯科;1972;第215216页)。
“我们计划将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协会和企业完全转变为直接和长期的关系，建立在长期经济合同的基础上。”
(A.N.柯西金:“1976-1980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指导方针”，苏共25届代表大会，莫斯科;1976年;第401页)。
苏联的合同法现在基本上与正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同法相似，即违反合同的企业（例如，未能按商定的质量交付商品，或未能按商定的日期交付商品）应向因违反合同而受害的企业支付违约金：
“在工作不佳的情况下，应该实施经济制裁，比如对延迟交货处以罚款。”
(V.Trapeznikov:“企业灵活经济管理”，载于《真理》，1964年8月17日，M.E.夏普(主编):同前，第1卷;第197页)。
“未能满足交付条款应涉及巨额罚款”
(E.G.Liberman:《再论计划、利润和奖金》，载于《真理》，1964年9月20日，M.E.夏普(主编):同前第1卷;第215页)。
“建议在企业或组织不履行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增加企业的物质责任，这样，作为一项规则，有罪的一方将赔偿所造成的任何损失。
(A.N.柯西金:《论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规划和提高工业生产中的经济激励》，载于《消息报》，1965年9月28日，载于:M.E.Sharpe Ed.:op.cited, Volume 2; p.25.)
“工业自给自足的发展还表现在增加罚款金额，并责成有责任的企业用自己的成本核算资源充分赔偿所造成的损害。对于因运输机构过失而造成的损失，也采用了同样的程序。”
(P.G.Bu nich:“计划和刺激的方法”，载于《苏联经济改革:进展和问题》，莫斯科;1972年;第53页)
国家通过“经济杠杆”影响经济发展方向的一种方法当然是参与市场，但这种参与是有限的：
“大部分工业企业不向国家销售产品，而是向其他工业企业或贸易组织销售，这代表了国内市场的主要部分。
(B.苏哈列夫斯基:“企业和物质刺激”，载于《经济公报》，1965年第49期，M.E.夏普(主编):同前，第2卷;第212页。)
然而，国家垄断了军火市场，并在建筑业(公共建筑、学校、医院、剧院等)市场占有相当大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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