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
不起来嘛！娃娃，莫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话说1958年8月9日晚，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的警卫员小李风风火火地来到刘子厚的秘书李光柏家里，他说：
“有紧急任务，省长要你马上去。”
李光柏马上穿好衣服，和小李立即乘车直驱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去见刘子厚。刘子厚吩咐李光柏说：
“今天晚上，毛主席要来天津视察工作，你要回到办公室值夜班，主席的专列一到，省公安厅有人会来电话通知，你就马上告诉我和李耕涛同志，去迎接毛主席。”
这一夜，李光柏坐在电话机旁，一直等到次日凌晨3点钟，省公安厅领导来电话说：
“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了天津，停在河北区转盘村的叉道上，请刘省长他们去接毛主席。”
李光柏即刻转告了刘子厚和天津市长李耕涛。刘子厚嘱咐李光柏继续守着电话值班，他和李耕涛立即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8月10日中午，李光柏接到电话，叫他通知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马上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李光柏通知了阎达开，并同阎达开一道乘车前往。
中午12点以后，列车上通知工作人员们吃午餐，大家一起进了餐车。这一顿午餐，既有葡萄酒，也有“狗不理包子”。
下午4点多，毛泽东由刘子厚、阎达开、李耕涛陪同，视察天津市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社。毛泽东头戴一顶草帽，走在新立村的田埂上。东郊区委书记曾国栋、区长张福安、乡总支副书记孟繁兴、社主任徐树清、社支部书记王星元正走出村外，刚好迎上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大家都问候毛泽东说：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毛泽东走过小溪上的桥，来到稻田边，指着田埂上插着写有“上游”的红旗，问道：
“上游是什么意思？”
张福安说：
“社里在稻田管理中，10天各队评比一次，评比后，一类苗插上游旗，二类苗插中游旗，三类苗插下游旗。这样做的目的是促使二三类苗赶上一类苗。”
毛泽东说：
“下游了怎么赶？能不能赶呀？”
张福安说：
“能赶，下游苗只要多施肥，加强后期管理，就能赶上上游苗。”
他指着其中一块已插上“上游”旗的稻田说：
“这是4队的稻田，原来都是‘中游’，评比后，社员们管理加上了劲儿，半月工夫，就争到了‘上游’。”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笑了。他顺着稻田边走，贴在社员赵益和家后墙上的大字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拐过几条田埂走过去，看了看，上面写的是第5生产队力争全区第一的内容。他很感兴趣地念了一遍，特别注意其中写的争第一的生产措施。细细地看完了大字报，他才走进5队的稻田，突然侧身问曾国栋：
“这块稻田有多少墩苗？”
曾国栋回答说：
“这块稻田共有300多亩，每亩平均两万墩，每墩合二十七八株。”
毛泽东蹲下身，用手分数着稻株，回头问：
“这片稻田是否都是这样？”
社干部说都是这样。毛泽东站起身来，乡总支副书记孟繁兴说：
“主席，里边还有一块密植22000多墩的试验田呢！”
毛泽东说：
“好，咱们去看一看。”
热辣辣的太阳和地里的蒸气使毛泽东汗流浃背。来到那块试验田前，孟繁兴向毛泽东汇报说：这块稻子亩产可以达到10万斤。毛泽东摇摇头，表示不相信，他说：
“不可能的事！”
他又指着一位领导干部说：
“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那位领导干部解释说：
“新立村的同志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说可以亩产10万斤。”
毛泽东仍然摇头，说：
“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嘛！”
有人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的可靠性，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毛泽东摇头说：
“娃娃，莫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后来，报纸上还是登出了天津新立村水稻亩产突破10万斤大关的消息。那些新闻记者们可是没有他们不敢说不敢吹不敢干的事情。
再说这时毛泽东看到稻田旁水沟里漂着许多小草，便停住脚步，问：
“这是一种什么草，有什么用处？”
社员李顺弟跳下水沟捞出一把草，递给毛泽东说：
“这是带子草，可以喂猪喂鸭子。”
毛泽东接过水淋淋的带子草，仔细看看，笑着说：
“哦，可以喂猪喂鸭，这沟里是不是还可以养鱼啊？”
社干部说：
“可以养，将来我们准备要养鱼的。”
此时，这一带的社员们听说毛泽东来了，都纷纷赶了来，不少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不断地向社员们挥手致意。他问身边的技术员冯维雄：
“你们是哪里来的呀？”
冯维雄说他们是中国科学院的，到这里主要是为了考察稻田试验。毛泽东又指着他手里拿着的网兜问，这是做什么用？冯维雄说，是在稻田里捕捉虫子用的。毛泽东笑着说：
“我看像个打鱼的东西。”
人们“哄”的一声笑了。
8月10日晚，毛泽东从云南路别墅坐车到马场道尽西头的天津干部俱乐部参加晚会。晚会中途，他不声不响下楼，乘车返回杨村附近的专列，继续工作。
8月11日下午3点，毛泽东参观了天津进出口商品陈列馆。他仔细地观看着展品，不时询问展品的质量、性能、产地及出口创汇等情况。他对进出口贸易工作非常关心，指示要搞好进出口贸易，多出口，多创汇。他期望天津作为北方的进出口基地，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毛泽东在展览馆参观了三四个小时，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奋进，力争各种产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晚上，毛泽东回到专列上工作。
8月12日晚8点，毛泽东在河北省长刘子厚、天津市长李耕涛的陪同下，到天津市第二文化宫参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
展览大厅里灯火辉煌，毛泽东来到“东风馆”天津拖拉机制造厂的产品前。厂长刘树英指着一项产品告诉毛泽东说：这是一项新技术，它用高周波电滚，将齿轮毛胚加热以后，就直接用机器轧成齿界限，效率比用机床加工提高10到50倍，可以节省25%的钢材。在国产矽胶的展品前，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成功研制矽胶的21岁青年工人孙守纲。他弯腰伏在展台前，一行一行地看各国的矽胶样品和质量比较表，得知孙守纲研制的这种矽胶吸酸能力超过英国和日本的同类产品时，赞扬说，好。接着，他又参观了重工业、机电工业展览。毛泽东看到一幅图表上写着：气筒质量超过美国。他笑着问：
“气筒也在赶？”
讲解员介绍说：
“我国的气筒能打气250磅，美国的只能打150磅。”
李耕涛一语双关地说：
“我们的气要比他们打得足。”
一句话说得毛泽东和周围的人都笑了。一行人来到休息室里，毛泽东关心地询问起天津工业大跃进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李耕涛市长说，当前主要问题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同其他地区协作也有些困难。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说道：
“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又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你们应该自己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华北几个省建立联系可以搞一个大的体系。你们能不能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来？3年怎么样？”
刘子厚说：
“现在开始向独立体系搞，三五年能够建立起来。”
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向毛泽东汇报了在非山区组织群众到山区开矿、大搞钢铁的情况。
这一时期，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党内两种思想：一种是不了解抓粮食和钢铁的重要性；一种是只抓钢铁，看不到抓粮食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有了钢铁，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吃饭问题十分严重，客观实际不允许只抓钢铁，不重视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别的国家和地区是无法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他听了赵克的汇报，高兴地说：
“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可以搞了。”
毛泽东问及天津制造大型设备的工作，他认为要抓紧，早些安装使用起来。他听说天津几个发电厂的修配工正在制造发电机，便说：
“这个办法很好。发电厂为什么只能发电而不能制造发电机呢？可以扩大一点，固定一些工人，成为发电厂附带的车间。”
休息一会儿后，毛泽东接着参观化工、纺织和毛麻丝工业、手工业、轻工业展览馆。
他顺着展台边走边看，迎面跑来一个青年人热情地向他伸出手。有人介绍说，这是研究不用染料染丝绸的青年技术员梁树楷。毛泽东问：
“你的发明在哪里？”
梁树楷便引着毛泽东走到排着一匹匹粉、浅黄、棕色丝绸的旁边，说：
“这就是不用染料染成的。”
毛泽东说：
“颜色怎么不太多呀！”
梁树楷解释说：
“这是拿来的一部分，还有色泽更好看的，没拿到展览会上。我们还准备染出更多的色，到北京向您献礼。”
“谢谢你们。”毛泽东说完，便仔细询问观看了染色用的原料，并说：
“我在报上见到过你的名字。”
梁树楷连忙谦虚地说：
“这办法是在党和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试验成功的。”
毛泽东在第二文化宫参观了近3个小时，才与展馆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刘子厚将毛泽东送到专列上，已经是午夜时分了。他嘱咐秘书李光柏说：
“你在办公室继续值班，随时准备接毛主席专列上的电话，得到主席去北戴河的消息，及早通知我和李市长，为毛主席送行。”
8月13日早晨7点钟，李光柏接到毛泽东专列上打来的电话，通知说：
“主席今天特别高兴，他改变了原定去北戴河的计划，还要在天津继续参观一天，先参观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科技展览和校办工厂，中午在天津正阳春烤鸭店就餐。参观时间从上午10点开始。”
李光柏不敢怠慢，立即向刘子厚作了汇报，刘子厚说：
“马上通知李市长，要求省公安厅迅速做好参观的严密的保卫工作，通知两所大学和正阳春烤鸭店，充分做好毛主席视察和就餐的准备工作。”
这天上午，毛泽东在专列上起床后喝茶看报，他扫了一眼《人民日报》，忽然拍案叫道：
“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
原来，跟随毛泽东的记者未经毛泽东批准，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毛泽东和谭启龙在8月9日的谈话，并加了套红。报道中写道：毛主席称赞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后来有人向毛泽东提问这个问题，毛泽东说：
“这个话我是讲了，是我没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但是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
从此，这个口号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许多地方相继效仿。这是毛泽东没有料到的，他深有感触地说：
“以后再也不让新闻记者跟着了。”
后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们通过了“人民公社”这一提法，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此是后事。
再说8月13日上午，毛泽东下了专列，前往南开大学参观。
这天上午10点前，天津市委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先期到达南开大学，与南开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一起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一下车，就被大学生们认出来了，他们簇拥着毛泽东和省长、市长、校长，进了校门南面的一个院落里，参观化工系办的“敌百虫工厂”，接着又参观了“离子交换器工厂”和“硝酸钍工厂”。毛泽东每到一处，学生们的口号声，都招来了校园里的师生员工和群众，近千人挤在一起，要见毛泽东。毛泽东不仅不能再继续参观下去，而且连院子也出不去了。刘子厚、李耕涛、王亢之、叶子龙、李银桥和校长、书记以及随从人员、保卫人员，只好护卫着毛泽东向院落西面向外挤，朝着停放汽车的地方走。李银桥和天津市警备处长李侃商量，调来了一辆随行的小型华沙车，让毛泽东乘坐。
毛泽东微笑着向群众挥手致意，好不容易才挤到了华沙车旁。华沙车小，他的身材魁梧，不好上车。警卫员们急了，几个人硬是把他推进了车内，向天津大学驶去。
11点零5分，毛泽东在天津大学办公楼前下车，在刘子厚、李耕涛、王亢之陪同下，向党委办公室走去。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党委书记贾震，没想到毛泽东来得这么快，急忙在门口迎接毛泽东。待毛泽东坐定，张国藩汇报说：
“这个学校有98%的学生参加了勤工俭学，今年下学期准备搞几个班半工半读。学校计划中的半工半读，分几种形式，有的是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有的是隔日学习，隔日劳动。”
毛泽东说：
“这样很好，本来光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没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耕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河南省长葛县有一所中学，勤工俭学搞得好，学生进步快，升学的多。有的中学没有搞勤工俭学，就不好，学生升学的少，考不取，学问不行。他们光念书本，没有学进去，把脑袋学坏了。”
他又问王亢之：
“天津的中学有没有搞勤工俭学？”
王亢之说：
“天津近百所中学都已经搞起了勤工俭学，有60多所中学还办起工厂或生产车间。”
天津大学是一个有着近万名师生员工的新型大学。此时，办公楼前的广场上，已经汇集了几千人，他们不断地鼓掌、欢呼。毛泽东站起来，走到窗口，探着身子向师生们挥手致意，然后又坐了下来。他说：
“教育应抓住3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刘子厚说：
“前些时河北省开了规模很大的教育会议，有1000多人参加，开了近1个月。在会上着重解决了学校要不要党的领导，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和教育工作的群众路线问题。会议是用整风的方法开的。这个会议规划在15年内，在全省基本普及高等教育，现在30岁以下的人，到那时都能达到高等教育水平。”
毛泽东说：
“我想现在15岁左右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使青年一代都能有大学的文化水平。你们想使30岁左右的人，都能受高等教育，你们想的更好。”
王亢之说：
“天津市原有6所高等学校，今年下半年开学后，可以达到18所。全省在今明两年以内，每个专区要搞起工、农、师、医4所高等学校，每县办起1所综合性大学。”
毛泽东说：
“你们办这么多学校，好啊。”
刘子厚说：
“现在工厂和农村办学校的劲头都很大。”
毛泽东说：
“好啊！学校是工厂，学生也是工人。工厂是学校，工人就是学生。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农民也是学生。要好好地办。有些先生也得进步，形势逼着他们进步，他们动动手就行了。50岁以上的教授老师可以不动手了，青年和中年的都要动动手，搞科学研究的人，也应该动动手，换换脑筋。不然一辈子不动手也不好。”
张国藩说：
“现在同学们搞技术革命的劲头很大，有的为了向国庆献礼，昼夜突击。”
毛泽东说：
“连夜搞是否搞瘦了呢？还要注意有节奏地生产，有节奏地休息和劳动。”
11时许，毛泽东结束了谈话，他来到门外的平台上。等候在广场上的师生们此起彼伏地欢呼起来。毛泽东和大家一起鼓掌，从东边走到西边，来回走了几趟。
毛泽东走出办公楼，在人们的夹道欢呼声中，走进学校办起的工厂里进行参观。他观看一个叫郭培叶的学生操作牛头刨床，问他做几个了？熟练了没有？他又走到2年级学生张美珍操作的车床旁。据张美珍回忆说：
“毛主席身材高大、健壮，身穿白色长袖衬衣，灰色西裤，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容。毛主席一面招手，一面沿着车间的那条主通道缓缓走来……我太兴奋了，心怦怦跳得厉害，当毛主席走近我的机床时，我停住手上的活，上前一步，仰望着毛主席说：
‘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停住脚步答道：‘你好，你好。’
并向我伸出了手，当我双手紧握着毛主席那有力的巨手时，一切紧张的心情已完全消失，站在毛主席面前，就像站在我崇敬的长辈面前一样。我看到毛主席被晒得红黑的面孔非常慈祥。那天，实在太热了，毛主席的白绸衬衣已被汗水湿透了大半截，袖子半卷着，一双棕色的皮鞋，前头已经磨出点点白斑。毛主席站在机床前开始同我谈话，毛主席首先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张美珍。毛主席又问：
‘你是工人还是学生？’
我说我是学生，我是机械系二年级的学生。接着毛主席同我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你是哪里人？’
‘我是山东人。’
‘家住在哪里？’
‘家住在上海。’
‘你们劳动多少时间了？’
‘我们已经劳动四个月了。’
‘还要劳动多少时间？’
‘可能还要劳动半年呢。’
‘你们现在能达到几级工的水平了？’
‘可能是二三级工的水平吧，我们反正能够独立干活了。’
毛主席又问：
‘你们劳动时，还读书吗？还有老师给你们上课吗？’
我说：
‘我们现在是边劳动，边上课读书，劳动时老师还给我们上3门课。我因为选学的外语课是英语，要和没来劳动的班级合班上课，因此我还去上英语课，一共上4门课呢。’
毛主席边听边点头，看到毛主席仔细听我讲话，我的信心更足了，回答问题更加自如了。毛主席又问：
‘你说是光读书好，还是这样又劳动又读书好啊？’
我立即回答：
‘这样好，又劳动，又读书，既有了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知识，还是这样好。’
毛主席一边点头，一边又问：
‘你们的同学都赞成这样参加劳动吗？’
我说，我们都赞成。毛主席饶有兴趣地听着我的回答，就像一位师长在专心听取学生的答题一样，认真、真诚。我被毛主席的平易近人、倾听群众心声的作风深深地感动了。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那么亲切感人。以后每当我读到那些回忆毛主席提到毛主席热爱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内容，都感到特别真实，因为毛主席曾经如此认真地和我这样一个普通青年学生进行过谈话。毛主席谈话时，声音洪亮且缓慢，尽管有浓重的湖南口音，但我依然句句听得清楚，我也用很大的声音说话，以压过机器的响声，使毛主席能够听清我的回答。当时毛主席身边有一名年轻的警卫人员，另有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学校党委书记贾震。我记得，在我回答问题时，贾震书记紧张地注视着我，就像是家长担心孩子答错了问题，当看到我顺利地回答毛主席的问话时，他们又都显现出由衷的欢喜。那次随行的记者中，有新华社老资格的摄影记者侯波，她跑前跑后，敏捷、利落地抢拍下一个个镜头。经过这段谈话后，气氛已经十分亲切、轻松了。这时，毛主席又指着机床前挂着的一张蓝图问道：
‘这张图纸，你会看不会看？’
我说：
‘我会看，看懂了图纸，才能按图纸的要求来加工啊。我们已经学过机械制图课，看图纸就不困难了。’
毛主席听后，很满意地点点头。这次谈话大约持续了半小时。”
毛泽东走到一台旋床旁，2年级学生陈经斗和同学王红玉正在操作，旋一个比较大点的圆形部件。毛泽东看了非常满意，他伸着手要和王红玉握手，王红玉激动地说：
“我这满手油！”
她不敢伸手，怕弄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微笑着说：
“劳动者的手最干净。”
王红玉听毛泽东这么说，就紧紧地握住了他的大手。
毛泽东稍事休息后，又坐车到天津大学最西头离办公楼1公里以外的地方，参观了大学生们正在自己动手兴建的硫酸厂。
下午1点10分，毛泽东离开天津大学。1点半钟，他乘车穿过天津闹市区中心和平路，悄悄驶向劝业商场后面的正阳春。正阳春饭馆的服务员范贵生，正在门前等候客人。他突然看见来的客人竟是毛泽东，惊喜之中，竟然忘了和毛泽东握手问好，只是下意识地推开了门。毛泽东和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校长及刘子厚、李耕涛等人依次进门。
毛泽东首先来到又窄又热的厨房，和厨师们攀谈，问他们每月挣多少工资？师傅说，能挣六七十元。他又问：
“有没有休息时间？”
师傅说：
“每星期都有休息日。”
“你们生活过得好不好？”
“比过去过得强多了。”
毛泽东点点头，很满意。这样聊，他感到很惬意。
毛泽东上2楼的时候，在楼梯中间对着一幅标语念道：
“跨火箭，乘东风，实现七满意，工作为便民。”
2点多钟，饭菜上桌了。毛泽东不用摆上来的象牙筷子，他让服务员换了一双普通的筷子。也许是因为天气闷热，他吃了几口菜，就起身走动，来到窗口，随便朝窗外望了一会儿。不料这一望，却惹来了大麻烦。
饭馆对面的楼上，住着一位妇女，那位妇女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往窗台上晒衣服，她一眼就认出了对面楼上的毛泽东，惊奇得脱口喊道：
“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她这一喊不打紧，立时惊动了家人、邻居和街上的行人，人们听说毛泽东就在正阳春烤鸭店，不由分说潮水般地拥到饭馆门前。毛泽东的卫士们立时紧张起来，上前关上窗户。他们想，也许过一会儿人群就会慢慢散去，没想到，窗户外面“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毛泽东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打开窗纱，推开玻璃窗，探着身子向人群挥手致意。这一下，立时引起街上一片狂潮。待人们稍稍平静下来，毛泽东又回到桌子边吃饭，还没吃几口，窗下又是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毛泽东再次放下筷子，逐次走到临街的4个窗口，挨个探着头，向大家又是招手又是鼓掌。他被群众的情绪感染了，来回走了两趟，一边挥着手，一边呼应着人群，连声喊：
“人民万岁！”
负责烤鸭的张师傅上了菜，他拿出钢笔和笔记本请毛泽东签字，毛泽东也不推辞，就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毛泽东”3个字。他刚签完字，还没吃多少东西，就再一次被外面的呼声所牵动，走到窗口向群众打招呼。如此循环往复竟有6次之多。这顿不安稳的饭吃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把经理叫到跟前，让他坐在自己身边，问道：
“你当了几年的经理啦？”
经理回答说：
“当了一年多。”
“你当经理会炒菜吗？”
“从小学徒，干了20多年了，烤鸭炒菜都会。”
毛泽东笑着说：
“那很好！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该动身了，可是门外的街上到处都是人，走也走不出去呀。毛泽东也开始担心起来。李耕涛市长走到窗前做工作，让大家回去，说了半天也没人听，人们一个也不动。此时已经是5点多了，人多天热，人人都是汗流浃背。毛泽东担心这样下去，会把人晒坏的。李耕涛再次走到窗前，说：
“毛主席叫我告诉大家，天这样热，怕大家晒病了，大家回去吧！”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要见毛主席！”
下边一片呼声。李耕涛一遍一遍地重复劝说，嗓子也喊哑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没有办法，大家一商量，只好让警备区派来1个排的精壮战士开路，把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中推进来，车屁股靠在正阳春烤鸭店的门口，费了好大劲才把毛泽东塞进车子里。警卫排的战士们一部分在前面开路，一部分在后面推车，其他卫士们在左右两旁护卫，一步一步，硬是将车子推出了人群。毛泽东靠在座背上，双目微闭，说道：
“又是一次黄鹤楼噢！”
据当事人回忆说，在毛泽东离开正阳春烤鸭店后，有关人员负责打扫卫生，光群众在现场遗失的鞋帽、钢笔、手表等零碎物品，竟然收集到了好几箩筐。
这天下午，毛泽东观看了天津河北梆子小百花剧团的演出，并亲切地接见了演员，还勉励他们说：
“要好好学、好好练、有前途。”
出了剧院，毛泽东便上了专列，离开天津踏上返途。
傍晚时分，专列缓缓驶入丰台车站。毛泽东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副部长王宪、丰台区委第一书记王景铭、书记处书记张宗平陪同，来到永定河畔的岳各庄乡红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一带是北京郊区的蔬菜生产基地，9000多亩农田中菜地就有7000多亩，农民们都有多年的种菜经验。毛泽东和前来迎接的乡社干部们见过面后，谢绝大家要他先休息一下喝口水的提议，说：
“天不早了，还是先去地里看一看吧！”
沿着修整后的田间大道，毛泽东往青年生产队的大白菜试验地走去。途中，他专门走进社里的食堂。社员们还没有收工，饭菜都已准备妥当了。毛泽东揭开汤盆看了看冒着热气的冬瓜汤，又望了望刚出屉的馒头，问：“社员们几点钟吃饭？在哪里吃饭？”又问炊事员，“社员们吃得满意不满意？”
正在地头上耙地的青年生产队队长田德顺看见毛泽东走来，急忙放下手里的活计，一边向这边迎过来，一边招呼别人。毛泽东握住他满是泥土的手，问完姓名、年龄与职务，又特别问道：
“你们青年生产队老年人都不参加吗？”
田德顺说：
“有两位五六十岁的老农在队里当技术指导。”
毛泽东点头：
“噢，那么是以青年为主啰！”
在一块白菜地边，毛泽东专心听着队长的汇报。这位年轻的队长说，我们这1亩4分地是大白菜高额丰产试验田，收了上茬菜，深翻2尺，分层施了21万斤混合肥，还上了用牛蹄角皮毛等混合起来的肥料“条货”，用大白菜和菠菜隔畦间作的办法种，一亩从过去的2000多棵密植到5500多棵，能产120万斤。
“120万斤？这是计划啰！”
毛泽东问道。田德顺说：
“是计划指标，我们有信心达到。”
毛泽东微笑着，用手指着刚出土的白菜苗，又问：
“什么时候菜才能长起来呢？”
区委书记王景铭说：
“10月里菜就长起来了。”
看完白菜地，看玉米地，西红柿地。毛泽东走一路，问一路，问产量问措施，还去看了社员们积造的肥料。望着满目的青椒、晚茬茄子和大葱等蔬菜，毛泽东问：
“你们这个菜社，自己种的粮食还不够吃吧？”
乡党委书记答道：
“生产大跃进了，我们不仅要多生产蔬菜，还要多打粮食，我们这儿普遍推广了芸豆、玉米、大白菜3茬交叉套作的三大季种植法。今年我们自己的粮食就够吃了，明年还能向国家卖300多万斤余粮呢！”
晚8时许，毛泽东要去附近的丰台区小屯农业社视察。一路之上，他还在打听菜的问题：
“一亩菜产多少斤？”
区委书记王景铭说，去年1万斤，今年2万斤，明年能到3万斤。去年丰台区供给北京的蔬菜有5亿6千多万斤，今年预计要有14亿斤菜上市。
毛泽东问：
“菜多了怎么办呢？”
王景铭说：
“菜多了价钱便宜些，今年菜价就比去年低一些，消费者都挺高兴。同时，因为产量高了，农民的收入不仅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农民也很高兴。另外，我们还准备进一步采取排开种的办法，分期上市，解决蔬菜旺季供应过剩，淡季供不应求的矛盾。有些菜可以保存过冬，还可以供应其它城市和建设工地的需要。”
毛泽东听了，点头称是。到了小屯农业社4队的玉米试验田旁，负责栽培这块玉米地的生产组长张志向毛泽东介绍了情况，他说，这块三大季玉米，除上茬收了芸豆，下茬种大白菜以外，每亩还能产2000斤玉米。他随手将两个已成熟的玉米棒掰下来送给毛泽东看，说，一个棒子能产12两老玉米哩。毛泽东接过玉米棒，剥开皮，数了数玉米粒，接着往前走，问道：
“今年你们的小麦打多少斤？”
社主任田岐回答说：
“398斤。明年计划亩产2000斤。”
毛泽东停住脚步，转过脸问：
“2000斤，有把握吗？”
田岐说：
“有把握。”
毛泽东问：
“每亩产2000斤的小麦，都要些什么田间管理措施？深翻几尺？每亩地上多少肥料？密植用多少种子？用什么样的种子？”
他一项一项地问着，还特别关心农具的改革，了解队里有多少改革的农具，收庄稼时还用不用肩挑？田岐逐项回答，告诉毛泽东社里运输都用胶轮大车，200多辆大车都滚珠轴承化了。另外，社里还有10台煤气机和电动机，抽水工具都机械化了。社里还有两台拖拉机和两辆汽车，秋后准备再买些拖拉机和汽车。
天已经黑下来了，大家边走边说，到了公路上，随行人员劝毛泽东累了一天该上车休息了，毛泽东听说前面还有不少社员在深翻土地，就要去看一看。他站在深翻地旁，问用这种方法翻地，需要多少个工？田岐说：
“一亩地四五十个工。”
毛泽东问：
“明年种小麦的地都深翻吗？”
田岐说：
“学了总路线干劲更足，我们块块地都要深翻。”
毛泽东向正在田里干活的社员们招呼说：
“天不早了，该收工了吧。”
农民们争先恐后地跑过来，纷纷喊着：
“毛主席！毛主席来啦！”
大家纷纷伸出手，争着和他握手，向他问好。毛泽东和他们聊了一会儿，要走了，有的社员还激动地说：
“毛主席不辞辛劳，这么晚了还来看望我们，我们要挑灯夜战，用优异成绩向毛主席献礼！”
8月13日晚11时，毛泽东回到北京，回到了中南海。他对正在忙碌着收拾东西的李银桥说：
“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欲知毛泽东在此次视察后有何重大决定，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从1958年8月9日下午毛泽东和棉花专家秦杰在棉花试验田里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领袖和以秦杰为带头人的科技人员是务实的，是尊重科学的。诸君不妨细读一下这段对话。
1959年以后，笔者在周末也曾有过参加深翻土地的亲身体验。应该说，深翻土地和密植都是要讲科学、讲合理的。可那时候河南的一些地方领导人，官僚主义瞎指挥，讲深翻，非要将生土翻上来；讲密植，竟然搞成了无限密植。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农业不但不会增产，反而减产了。瞎指挥遗祸匪浅！在战争年代，它能害死人，在和平年代一样能害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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