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民党及其政府失败的原因,很多专家学者做了专门的研究,有的总结为“八大原因”,有的是“十大原因”,据说蒋介石自己还总结了《反省十三条》,主要包括外交失败、军事溃败、党组织问题、经济金融政策失败、政治体制变革问题、蒋介石自身的问题、干部制度问题、宣传舆论问题等8个方面。
令人惊讶的是,蒋介石在反省“自身问题”时,居然承认“这也是失败的‘总因’”。
他总结了三条:
其一是自己“轻浮躁急”,遇事不够沉着。
其二是自己个性太强,独断专行,凡是大小事务,都要亲力亲为亲决断,导致言路堵塞、无人进言。在说这一条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便是西安事变。
其三是在人事任用上,过于宽大,以至于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在这一条上,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人,不止一次叛党叛国,但他都不念旧恶,依然重用,依然信任。这一错误几乎是等于在自杀。
可以肯定地说,蒋介石对失败的“总因”——“自身问题”还是找得很准的。但是他的自我反省并不深刻,或者说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没有挖掘出深层次原因。
要笔者说,其实国民党就是败于老将的“一己私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权”,顽固地实行独裁统治,以维护蒋家王朝的根本利益;二是“钱”,带头发“国难财”,导致整个国民党政府腐败而腐烂。
马克思有一句经典名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蒋介石的“一己私利”,就是把个人和小集团利益而不是把国家、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背离孙中山先生指引的三民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轨道,拒绝民主宪政体制,顽固地实行独裁统治,唯我独尊,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不得人心。至于其它林林总总的问题,都是由他这“一己私利”所派生出来的。
众所周知,蒋介石受孙中山赏识而崛起于民国政坛,在孙中山去世后长期领导中国国民党达半个世纪,其于国民政府时代一直居于军政核心地位。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一个极高的顶点,甚至被看成是“民族英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认为蒋介石政府就是中国的代表。就连毛泽东都觉得要顺应潮流,建立一个多党合作的政府,因此在党的七大上他做的报告题目就叫《论联合政府》,希望建立国共合作的民主政权。可是蒋介石错失了这个改变中国政体和中国命运的历史机遇。
对于蒋介石拒绝民主宪政、顽固坚持独裁统治的危害性,1940年12月刘少奇在他的《论抗日民主政权》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抗战三年了,本来早就应该在全国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以领导抗战,那样,抗战决不只获得如今天这样的结果和成绩,可能获得比今天大千百倍的胜利与成绩,也不致引起今天抗战中的这许多困难与人民的痛苦。然而,没有这样做,这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只顾其‘一党专政’的私利,不顾国家民族危亡造成的。这是国民党最大的错误,这是最违背民意与违反法律的。”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说,一党专制是民主的死敌,党派只有竞争才能生存。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蒋介石长期坚持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既违背世界潮流,又丧失民心,尤其是知识分子之心,这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了许多有才能的人才,却使许多庸才、蠢才、奴才把持政权,结果使国民党的躯体日渐腐朽,百病丛生而无药可治。
蒋介石在《反省十三条》中检讨了他在用人问题上过于“宽大”、“宽容”和用人唯亲。他认为失败因素“财政为第一”,“误用宋子文一人”,结果是招致政治、经济、外交的全盘失败。他说:宋子文害国败党,私心自用的“罪过”太多,“以此为最”。
很多学者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它的严重腐败造成的。而追溯腐败的根源,那是因为蒋介石带了一个很坏的头,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援助,还有来自民众的无私捐助以及国外无息贷款,相关资金原本应该用于购买军事装备,支持抗战。然而,大部分资金却流入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个人账户。据报道,当年蒋介石在上海的财产超过了1300万银元,而宋美龄的资产更是高达3500万银元,这还不包括他们的收藏品。1931年蒋介石不惜花费38万银元修建了美龄宫,甚至削减了国防预算以筹集修缮资金。而在30年代的上海,普通劳动者的年收入不过120元左右。
蒋介石为了追求个人的私欲,完全无视了国家的利益和民众的需要,这种对财富的贪婪和对权力的滥用,也成为了国民党内部腐败问题的源头。
在抗战胜利后,在接受敌人物资的时候,大批国民党干部疯狂地借此名义大肆搜刮和贪污,中饱私囊,被老百姓称为“刮民党”,当时民间广为流传两句话:一是国民党干部都喜欢“五子登科”,即票子、房子、车子、条子、女子;二是“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抗战结束后,贪腐问题成为国民党无法回避的现实。尽管蒋介石曾试图打击腐败,但是积重难返,高官们滥权贪赃,压榨民众,使得国民党的统治逐渐丧失民心和合法性。
1948年11月4日,国民党的官方喉舌《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大声疾呼:赶快收拾民心!作为一向为国民党政府歌功颂德的报纸,能发表这样的文章,说明这一时期国民党丧失民心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1949年2月3日,蒋介石回奉化,游览城乡,发觉当地乡村40年来毫无改革,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只可惜醒悟得太晚了!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崇高格局相比,老蒋追逐的“一己私利”是何等渺小,不败也难啊!
(原创,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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