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纪录片《卢作孚》热播，笔者看到有人又借机炒作卢作孚先生自杀的事，还转发了钱理群先生十余年前的文章《对“卢作孚自杀”事件的一种分析》，将矛头指向了毛主席。
2013年，卢作孚诞辰120周年，钱理群老师在爱思想网站发表了《对“卢作孚自杀”事件的一种分析》一文，他在文中写道：
“卢作孚生于1893年，他的同龄人中，有毛泽东、宋庆龄和梁漱溟，他们四人在1949年都走到了一起，站在毛泽东高举的‘新中国’旗帜下，这是颇具象征性的……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预伏着以后的冲突。”
钱理群在文中分析道：
（卢作孚）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的理解与想象，和同时期毛泽东的设想，还存在着更为本质的差异和分歧……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建国以后）毛泽东说：“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这就自然与卢作孚的“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发生冲突。
其二，卢作孚虽然赞成计划经济，但他认为可以“在私有财产经济制度之下”，实行计划经济，也就是依然要保留私人资本，要“鼓励民间投资”……在毛泽东的建国蓝图里，是要把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赶出“政治舞台”……
其三，他（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最重要、最基本的理念，就是无论劳方，还是资方，都在为事业以至社会、国家献身的公共理想基础上，建立相互信任的平等、和谐的关系。毛泽东是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逻辑来处理劳、资关系，以至所有的人与人的关系的，他所要创造的是一个建立在阶级对立和仇恨基础上的无休止的内战和内乱的社会。这大概是最能体现卢作孚与毛泽东的追求的不同的。
从这段分析看，钱理群对于卢作孚和毛主席的心理分析，完全是从他自己个人视角的主观臆测和推断，说什么“卢作孚与毛主席的矛盾不可调和”，现在不爆发将来也要爆发，这完全是诛心之论。
钱理群在文中写道：
“卢作孚这一代实业家从‘加速建设的完成’的动机出发，接受了计划经济，但却难以预计在集权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事实上，卢作孚1952年2月去世，这个时候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开始，计划经济连影子还没有，又怎么可能出现所谓“集权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而钱理群老师关于卢作孚自杀的这段分析，则让笔者大跌眼镜，很难相信这种近乎栽赃污蔑的诛心之论竟然是出自钱理群之笔：
最让卢作孚不能忍受的，自然是他所受到的人格的侮辱。这也是毛泽东的目的：他就是要在公众面前把资产阶级“整得灰溜溜，臭哄哄”，以防止群众“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事实上，当年卢作孚自杀的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是十分震惊和惋惜的。
卢作孚出生于重庆市合川县北郊高石坎一个以贩运麻布为生的小商贩家庭。卢作孚在三十岁以前，寄希望于教育救国，并以身作则，大力办学。后因迭遭挫折，遂决意弃教从商，自筹资金，创办经济实体，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五十年代，毛主席与黄炎培谈话时说：“旧中国有四个人不能忘记，一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二是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三是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四是搞纺织工业的张季直。”
1950年6月10日，在周恩来、钱之光和中共驻香港的代表张铁生的缜密安排下，卢作孚从香港九龙柯士甸路寓所出发，经新界由宝安(今深圳市)抵达广州车站，继而循京广铁路到达北京。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北京怀仁堂隆重开幕，卢作孚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并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在京期间，毛主席专门宴请了卢作孚先生和荣毅仁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随后，卢作孚先生率先向周总理提出，通过“公私合营”的办法，将民生公司交给国家。
卢作孚先生提出的“公私合营”成了之后对民族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手段，让在旧中国已经奄奄一息的民族实业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共同铸就了毛泽东时代快速工业化的神话。历史真相显然与钱理群先生的臆测背道而驰。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样，与毛主席、与中共高层相处融洽的卢作孚先生为何突然自杀，才显得疑点重重。
疑点1：关于后来卢作孚自杀的原因，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纶专门写了回忆录《卢作孚之死》，根据卢国纶的回忆，卢作孚的去世，直接原因是“五反”期间，一个叫关怀的亲信随从对他的揭发所致。
“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父亲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跟随父亲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父亲让他住在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年轻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们家，在开会时又上台去‘揭发’，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父亲。会后，父亲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但关怀拒不接受父亲的劝告，并且有恃无恐，态度非常不好，这对于父亲无异火上浇油。”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此刻，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关怀的所谓揭发检举，可以说是让卢作孚走上不归路的最后砝码。
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服务员，卢作孚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他跟随卢作孚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卢作孚让他住在自己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
有的文章提出疑问和判断：关怀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因为这件事，在历史长河的浪花中浮出来了一下，就再也无声无息了。他的这个举动，甚至无法拿“忘恩负义”、“鲁莽幼稚”甚至“阴险”来评价，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疯狂行为。他这样做，是何居心？究竟是受人指使，还是头脑一热？从他提前几天就从卢家搬出来的前兆看，当是有备而来。
后来，卢作孚先生的好友、民主人士张澜和张乔啬谈论卢作孚死因时说：据说他的一个跟班是国民党特务，被安排在他身边，甚至还随他进出中南海，还威胁他。这大概可以解释上面的疑问了。后来，关怀因“台湾派遣特务”嫌疑，曾被公安部门逮捕。
疑点2：卢作孚的心腹大将为何要背后捅刀子？
当时的民生公司由于连年战乱，已到了“外无以偿外债，内无以供开缴”的地步。
卢国纶在《卢作孚之死》写道：
约在1952年1月下旬，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1000万元(旧制人民币1000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情况转告民生公司。
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谈话，转达了中央这一指示，并嘱他待卢作孚1月底从北京回来后，马上转告，请卢作孚放心。遗憾的是童少生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卢作孚。
1952年2月6日，卢作孚自杀的两天前，北京又发来电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收到电报的童少生却并没有将电报转给卢作孚，以至于卢作孚至死都不知道中央一直在支持、帮助他。童少生事后解释称，他忘记了告诉卢作孚……
也正是在2月6日，在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卢作孚第一次当众做检讨。
在这个会上，童少生、李邦典（郑璧成、童少生、李邦典、彭瑞是卢作孚手下的“四大将”）联合对卢作孚发难。其中以李邦典的发言最为尖锐，他说：“前两次民主改革，群众照顾正副总经理，并不是没意见，群众意见说你卢作孚有贪污。”还扬言：“从前认为公司离开你就搞不好，现在离开你公司一样可以搞好。”
讽刺的是，李邦典后来以“反革命破坏”罪名被逮捕。
疑点3：卢作孚为何没能被及时抢救？
上面已经说到，在2月8日上午的批判大会上，关怀诬陷、揭发卢作孚。傍晚6点，卢作孚回到家中，和保姆交代说要休息一会儿，让家人不要打扰他，随后进入卧室，关门睡觉。
晚上8点，卢作孚夫人蒙淑仪发现卢作孚一直没出房门，试图进入卧室叫醒卢作孚时，发现房门被锁，顿感不对劲。蒙淑仪叫来厨工从窗户翻了进去，从里面打开房门，众人发现卢作孚仰卧床上，呼吸微弱，床头柜有两个装安眠药小瓶子已经空瓶。
蒙淑仪连忙打电话向民生公司总经理室求救，过了20多分钟，童少生才带着公司职工医院的医护人员从不到一公里的公司赶过来，而且没有派救护车。医生听诊后，只注射了两针强心剂，也没有将卢作孚送到大医院抢救。
抢救一直进行了2小时40分钟左右，童少生才打电话叫来了与卢作孚一同接受批判的公股代表张祥麟。张祥麟马上联系了重庆航务管理局局长陶琦，陶琦打电话给重庆市委书记张霖之，张霖之派医生来抢救，然而，此时卢作孚的脉搏已经停止跳动……
遗憾的是，这些历史疑点至今没有答案。
不过，我们却由这些疑点可见，卢作孚先生的自杀完全不应该怪到毛主席身上，甚至毛主席发动的三反五反运动，也并不是导致卢作孚先生自杀的根本原因。
关于三反五反运动的必要性，笔者不在这里赘述了。在运动开展起来之后，毛主席也一直在提防运动中出现“左”的错误。毛主席亲自批示，“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并提出：“私人工商户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在划类时要“过去从宽，将来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荣毅仁是上海最大的私营工商户，“五反”中其企业被揭发出一些问题，原定为“基本守法户”。情况转报毛主席后，毛主席幽默地说：“何必那么小气，对陈毅同志说，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
可见，对于毛主席来讲，卢作孚先生的自杀实在太过意外！
1952年5月1日，在首都庆祝国际劳动节时，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十分惋惜地对张澜说：“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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