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一批湖湘热血青年，建立新民学会，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方针。他们聚集在岳麓山上、橘子洲头，纵论天下大势，讨论社会人生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呼吁民众大联合。为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去法国勤工俭学，出国“猛看猛译”。经过比较分析，终于找到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良方——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给人留下“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的印象，很少发言，更多是倾听和吸收他人意见。在1920年毛泽东的工作重点一度是改良性质的“湖南自治”运动。其他马列主义者都在探索组织工会（尤其是铁道、矿山、海员工会）与教育工人，毛泽东在“湖南自治”民主运动与群众革命运动之间如何抉择，选择何处作为革命动的新战场，一贯注重调查研究的毛泽东踏上了寻觅之路。
一、力推“湖南自治”得罪赵恒惕
1920年8、9月间，“湖南自治”的舆论声势已成。身在“庙堂”者与身在“江湖”者，首先在由谁主持“自治”上发生了根本的分歧。
主政湖南的谭延闿们，搞的是官办自治：为操控“自治”的主动权，于9月13日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草拟一部“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
“在野”的毛泽东、彭璜、龙兼公们则搞“民办自治”，起草了《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的文件，其中提出了一个要害问题：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选举；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这个文件10月5日至6日在《大公报》上公开发表后，签名支持者达377人，几天后增加到436人。在毛泽东等的组织下，10月10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时，省学联主席彭璜等代表向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龙兼公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在省议会门前，出于对包办“制宪”的不满，还有人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
谭延闿在接下了《请愿书》后，对其中所提各项要求断然拒绝。而11月下旬挤走谭延闿而成为湖南实际统治者的赵恒惕，面对“草根”们更是只有一张阴沉铁青的脸。无论谭还是赵，都不会放弃“制宪权”。赵恒惕们知道毛泽东是“草根”们的旗手，先得镇住他，便把“扯旗”之事加在毛泽东头上，接着，又造谣说毛泽东想运动军队，以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还对彭璜发出通缉布告，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恐怖气氛，让“草根”们知难而退。
二、老虎嘴里讨碎肉
其实，毛泽东对“湖南自治”既是热情的，也是冷静的。他知道，让湖南摆脱“南”、“北”战争的蹂躏，是全省上下共同的心愿，但为什么就不能让民众通过自治得到一定的权利呢？尽管他知道后者如同“在老虎嘴里讨碎肉”。因此，他对“湖南自治”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不仅仅是他，就是整个湖南“在野阶层”都投入了热情。
毛泽东运用在湖南《大公报》做特约记者的身份，对“湖南自治”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的探索。9月3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提出先分省自治，后解决全国总建设的观点。“湖南共和国”是一个惊世骇俗、违经背道的观点，一时间，长沙城内，乃至全省都闹得沸沸扬扬的。在不到5个月时间内，他发表了15篇文章，从不同的侧面、角度，从理论上阐明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有其发生的历史必然。
毛泽东们与谭赵集团存在分歧也是必然的。谭赵集团的自治，不过是在“南北夹缝”中讨生活，维护他们的“长治久安”——“湘人治湘”，而毛泽东们要的“民治主义”——湘人自治。
“江山是老子打下的，岂能拱手让人？”不论是文人出身的谭延闿，还是武人出身的赵恒惕，都无法摆脱历史的惯性。他们绝对不会把权力让给草根！民众起来了，他们集会、游行、请愿，确实是向谭、赵集团施加压力，这当然是他们不能容忍的。在将谭延闿赶出湖南后，赵恒惕虽仍然挂着这块招牌，可那是刺刀下的“湖南自治”——连连制造血案。在他的刺刀下，“草根”们还能实现自己的诉求么？
毛泽东们成了赵恒惕心上的“刺头”。毛泽东们心目中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了！
三、安源路矿工人在20世纪头二十年发动七次反抗
当时湖南境内的铁路有两条，一条是粤汉铁路，有工人约3000人，多数集居在长沙；另一条是株萍（株洲到萍乡）铁路，全线工人1100余人，该铁路有一半在江西境内，大多数工人集居在萍乡安源。安源煤炭资源丰富，1898年，清朝铁路总公司督办、汉阳铁厂督办盛宣怀为解决汉阳铁厂燃料问题，引借外资和技术，设立萍乡等处煤矿总局，以安源为中心，圈定120多平方公里的地面为矿区，禁止别人开采，不久又修通萍乡宋家坊萍河边至安源的萍安铁路，1904年，萍安铁路延至湖南株洲，称株萍铁路。萍乡煤矿（又称安源煤矿）加上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煤矿和铁路工人13000多人，大多为湖南、湖北和江西等地的破产农民，另有失业工人四五千人。虽说萍乡煤矿在中国最早采用机械生产、运输、洗煤和炼焦，采煤工作还得靠矿工完成，环境之恶劣、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他们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高，井下采煤时无法直立，只能蹲着或侧躺着挖，挖出的煤用竹筐装，如牛马之驮车一样，人工推拉到主巷道。矿井里的工人赤身裸体，自备一条约1米长的蓝布，在井下包在头上，出井后用来围身遮羞，到澡堂便当洗澡巾。井下发生火灾时，矿局救井重于救人，有时工人被堵闭在井下致死。
1920年2月东平巷大火，死40人，伤20人，矿局规定，事故死亡的工人仅发给16元安葬费，不及一匹马的价值（60元）。“早晨下得矿井去，不知晚上出不出”是矿工们的心声，他们干着最累的活，拿着最少的钱，还要被工头克扣，遇上矿局延期发饷，只好举债度日。20世纪头20年里，安源工人为改善待遇自发掀起了7次反抗斗争，从破坏机器到罢工、捣坏洋人住宅再到驱逐德国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在当局的武力面前，风潮很快又被压下去。安源行政上虽隶属江西，同长沙的联系却比南昌方便得多，路矿工人湖南籍占了70%，加之江西当时还没有中共党组织，安源于是成为毛泽东第一个新选择。
四、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之后扯起造反旗帜
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无情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他告诉朋友，“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毛泽东的学生张文亮在11月21日日记记载：在通俗教育馆，毛泽东告诉他，不日将赴醴陵(株洲、萍乡)考察教育……
1920年11月22日夜幕降临后，坐了一天火车的毛泽东，提着简单的行李，出了萍乡火车站。他穿过石板铺就的街道，来到城郊找了一间私人小旅馆住下。11月25日，他分别给远在法国的向警予、欧阳泽，北京的罗章龙，新加坡的李思安，南洋的张国基写了回信，谈得最多的是时局，特别是湖南的“自治”运动。毛泽东曾说过，他参加共产党是被赵恒惕逼上梁山，也就是说，本想通过别的途径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毛泽东，这时只能扯起造反的旗帜了。
在萍乡，毛泽东又从行动回到了思考。11月25和26日两天，是冷雨淅沥的日子，毛泽东夜不能寐。他思考了许多，结论和想法也清晰起来，似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披衣起床，将带来的新民学会会员从各地的来信拿出来，一封一封重新阅读，并挥笔一一回复来信者。在给向警予写信时，毛泽东联系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思考着社会改造的新途径，不由得吐露心声：“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在给李思安的回信中，他提出了“另造环境”一法。在给罗章龙的回信中，他提出了“旗子立起”一法。
毛泽东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于易礼容信后的按语中，进行了直白的解说：“必须从事根本改造之计划与组织，确定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主张的共产党。”
五、在萍乡发现“吃磨饭”的有效斗争方式
1921年4月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三号第二面至第七面，发表了毛泽东写的《告中国农民》一文。文章说：“萍乡今年这件事，也是中国农民觉醒后的曙光……有了这线曙光，青天白日就要随着来的。”“这件事”就是“吃磨饭”。
毛泽东到萍乡后，听到了一个新鲜的名字——“吃磨饭”。原来，1920年冬，萍乡许多农户无粮过年，一些胆大的庄稼人便开始酝酿去财主家“吃磨饭”。先是长兴馆姚满嫂秘密串通300余户数千人，突然聚集到财主罗老四家，不吵不闹，不打不骂，就是等饭吃，吃饱了便一哄而散。接着坪埠里彭、杨、陈家，南门张、李、姚家及城内大店铺均被吃过“磨饭”。在赤山桥、长睦岭、神童岭、担米岭、蝇头岭等地农村，以何冬古、何增茂、罗秋荷、何奶巴子等人为头领，发动男女老少三四千人，分头到当地财主家“吃磨饭”。一时间，萍乡“吃磨饭”成风，吃得贫苦农民喜形于色，“磨”得财主豪绅叫苦不迭。
萍乡农民的特殊的反抗斗争，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重视。在渡过25、26两天冷雨淅淅的日子后，毛泽东便下乡调查。在离开萍乡后的12月23日，他写下了《告中国农民》一文，热情赞扬了萍乡农民的斗争，并告诉全国农民：“你们若都照着萍乡的乡民这样行动，共产党就能使你们脱出一切的痛苦。”
月底，毛泽东带着思考的成果，也带着对自己28岁(1920年12月26日是他的生日)的展望离开萍乡，回到长沙，掀开了他的人生又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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