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
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
话说1958年10月19日夜，美国海军船坞登陆舰“橡树山”号、驱逐舰“麦克凯恩”号、“汤马逊”号、“科格斯威尔”号，竟然放肆地侵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护航，时间长达5个小时。
毛泽东为了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的坚强意志和说话算数的严正立场，决定提前于10月20日16时在福建前线恢复炮击。
10月20日中午，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一份书面报告，报告中说：
“警告美国在金门海域护航的新闻，已于今日12时半起广播，连续两次，中外文相同。新闻稿附后。国防部命令稿已写好，现送上请批阅后即退我，再以打字稿分送邓、陈、黄3同志核阅。厦门前线，一切准备好了，已分别以电话和文字命令下达，由克诚签发，并告以炮击只限于金门各岛的工事、阵地和滩头船只，不打民村、兵房和指挥机关，更不要误击美国船只。我空海军均不出动。国防部命令拟于3时广播，中外文语同时广播。以口头广播读完后，立即开炮。”
毛泽东读完了周恩来的报告，认真研究了《关于台湾当局在金门海域引进美舰护航必须恢复炮击以示惩罚的命令》。他在上面批示道：
“照办。”“口头广播后，隔一小时，或半小时，开始炮击，较为适宜。”
下午3时，《关于台湾当局在金门海域引进美舰护航必须恢复炮击以示惩罚的命令》以彭德怀的名义下达给福建前线部队。
下午4时，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以32个炮兵营又5个海岸炮兵连的火力，准时对金门实施了第5次大规模炮击。沉寂了14天的福建前线，顿时地动山摇，8800余发炮弹呼啸着直袭金门，击中国民党军“中”字号运输舰3艘、大型货船1艘、C-46型运输机1架、阵地及观察所10余处。国民党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他们在70分钟后才开始还击。
10月2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达台北访问。
《人民日报》编辑部就此写了一篇《咎由自取》的社论稿，评论说美蒋是在唱“双簧戏”。
毛泽东看了社论稿，批评说，这篇社论不适当地强调了美蒋一致。他要周恩来专门找吴冷西谈一次，然后另写一篇社论，重新评论蒋、杜会谈。
这天上午，周恩来打电话约吴冷西和乔冠华谈话，批评《人民日报》说的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央的方针。他列举杜勒斯与蒋介石几次谈话的区别，对比台湾与美国报纸评论的明显不同，说杜勒斯访台是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人民日报》再写一篇社论，着重说明美国的阴谋和美蒋的争吵，可以点明蒋介石也不赞成搞两个中国。
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人民日报》的社论完全是书生气，对中央的方针理解片面，摇摇摆摆，不适当地强调了美蒋一致。这次杜勒斯到台湾去，是要从金马撤兵，以换取我承诺不解放台湾，让美国把台湾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蒋介石不答应，反而要美国承担‘共同防御’金马的义务。两人吵了起来，结果各说各的理，不欢而散。这完全不是唱双簧戏。”
毛泽东还说：
“美蒋关系存在着矛盾，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还有一点反美积极性。美国逼得急了，他们还是要反抗的。过去大骂胡适，罢黜孙立人，就是例证。因为他们捣乱的靠山是美国人。最近台北发生群众打砸美国大使馆更是例证。美国在台湾的驻军，蒋介石只同意美国派出团一级单位的兵力，不同意派师一级单位的兵力。我们炮打金门开始后，蒋介石只同意美国增加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而且驻在台南。
我前几天说过，我们同蒋介石有一些共同点。这次杜勒斯同蒋介石吵了一顿，说明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联蒋抗美。我们暂不解放台湾，可以使蒋介石放心同美国人闹独立性。我们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架来。过去一个多月中我们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现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更可以宽一些，以利于支持蒋介石抗美。”
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说：
“‘断’和‘打’是相关的，既然‘断’要放宽些，那么‘打’也得放松。”
毛泽东说：
“我们索性宣布，只是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而且单日只打码头、机场，不打岛上工事、民房，打也是小打小闹，甚至连小打也不一定打。从军事上看，这似乎是开玩笑，中外战史上从未有过，但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这样打。
现在我们手里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打金马蒋军好办，但跟手里有原子弹的美国人打仗，就不是好办法。将来大家都有原子弹了，也很可能都不打原子弹。”
刘少奇、邓小平提出，是否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宣布双日不打、单日打。毛泽东说：
“恐怕有这个必要。”
他又对吴冷西说：
“前边说的那篇社论，要在正式文告后才发表。”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刘子厚关于徐水调查的汇报。刘子厚说，他在徐水县的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1亩白薯产量不过2000斤，却虚报成8000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说：
“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有多少就是多少。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刘子厚汇报说，徐水把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在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他们已经宣布徐水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说：
“徐水县实际上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种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也还不同。”
他还说：
“交换问题要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一部分是调拨性质，一部分是商品交换性质，还是货币交易。在分配问题上，不要把什么都包起来，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要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废除了，两方面不舒服，借钱的觉得对不起人，外借的也不舒服。这些账，我看还是以还为好。”
刘子厚汇报到徐水的家庭生活问题，毛泽东深情地说：
“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阳，就没有五行了。”
毛泽东听说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十分生气，他批评说：
“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大企业必须大搞群众运动》的社论。社论提出钢铁生产要展翅高飞，有两个翅膀，一个是大洋群，一个是小土群。必须反对唯条件论，大企业必须开展群众运动，必须推行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在党委的领导下，实行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密切结合）的经验。
10月23日这一天，杜勒斯访台结束。经过多次争吵，美蒋双方签订了《蒋杜会谈公报》。《公报》中宣称：“在目前情况下，金门连同马祖的防务，是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务密切相关的。”杜勒斯的阴谋计划就此破产。
是日下午，毛泽东问身边的秘书林克：
“你知道人体内有多少重要的化学元素吗？”
林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对于国际国内的问题，敢于毫无忌讳地直陈己见，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今天提出的这个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生理问题却被难住了，弄得他一时木讷。毛泽东见林克答不出来，就掰着指头，把十几种主要元素一一道来，言毕，竟流露出孩童般的得意笑容。他吸了一口烟，又把话题转到细菌上。他说：
“你看细菌是多么小啊，但它就是有那么一种从容不迫、坚决进攻、毫不在乎的精神。在任何庞然大物面前，它都无所畏惧。不管是厚厚的陶瓷、坚硬的钢铁，还是在沸水中、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下，它都不死，能够生存。我们是人，是万物之灵，难道还不如这小小的生物吗？”
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
社论根据刘少奇提出的“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一口号说：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
社论还强调说：公共食堂要在全国农村和城市普遍建立起来，使之成为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
10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周世钊在7月间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受任新职，思绪万千，于是他在10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心理。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惇元兄：
赐书收到，10月17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事实，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些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
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12500公里，以圆周率3.1416乘之，得约4万公里，即8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作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8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吗？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则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
11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见也可吧！
毛泽东 1958年10月25日
这天晚上，毛泽东又以彭德怀的名义起草了第3个文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他写道：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经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力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10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10月16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国防部长 彭德怀1958年10月25日
10月26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后来，杜勒斯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对毛泽东起草的《再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了一通议论，说什么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做法，是“离奇的”，也是“不文明的”。
10月26日上午，毛泽东找吴冷西、田家英谈话。吴冷西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见田家英已经在座。他手里拿着吴冷西编辑好的毛泽东关于纸老虎言论的大样和按语。
原来在一个星期以前，毛泽东写信给吴冷西，要他将发表在《世界知识》上的《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在《人民日报》上予以转载，转载时可以另写编者按语，还要他就此与陆定一商量。吴冷西和陆定一商量后认为，毛泽东的论述还可以再增加一些，重写按语。于是，吴冷西就找田家英帮忙，增加一些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并一起草拟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按语，排出清样后，送毛泽东审定。
田家英将毛泽东修改过的按语交给吴冷西看。吴冷西看到毛泽东主要是对按语最后一段作了修改，还要求对其中的几段论述做一些调整。毛泽东见吴冷西看完了，就说：
“今天找你们来，是谈另一件事。我想派你们到地方上去做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我已经选好了，就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和一个公社。你们各带几个助手，分别先后去修武县和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时间一个星期。我将在11月初离京去郑州，在那里开一个小会，作为12月初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的准备。你们11月5日在新乡搭乘我的专列去郑州。”
他还说：
“中国今年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大跃进，一是公社化。其实还有第3件大事，这就是炮打金门。大跃进是我发动的，公社化是我提倡的。这两件大事到8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我的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早先是同赫鲁晓夫大吵了一顿，不久又炮打金门。我在这段时间想了许多国际问题，如戴高乐上台、黎巴嫩事件、紧张局势、封锁禁运，等等，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毛泽东转对吴冷西说：
“你们办报的要经常研究国际问题，多同一些有见解的人交换看法，慢慢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遇到国际上突发事件，就不致惶惶无主或临时抱佛脚，就可以抓住时机阐明我们的观点。
现在来谈国内问题，你们办报的也要心中有数。这就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会议迄今已有两个月。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3年进入共产主义。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郑重地说：
“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你们照本本去宣传，而是想使你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毛泽东说罢，停顿了一会儿又转换了话题，他说：
“在炮打金马过程中，我们和美国人都搞边缘政策。美国集中了那么多的军舰，而且侵入我领海，给蒋介石船队护航，但又从不开炮。我们也是1万、2万发炮弹那么打，美舰护航时更大打，但只打蒋船队，不打美舰队，不过炮弹就落在美舰附近，吓得他们掉头就跑。双方在台湾海峡对峙，同时又在华沙会谈。美国人在这个战争边缘，我们在另一个战争边缘，双方都在战争的边缘，都不越过这边缘。我们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人的战争边缘政策。
《聊斋志异》中写了很多不怕鬼的故事，其中有一篇名《青凤》，说的是狂生耿去病夜读于荒宅，‘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砚墨自涂，灼灼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你不怕鬼，鬼也无可奈何。炮打金门的经过也是如此。”
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你们要善于抓动向。看来现在还不大懂。美国人想从金马脱身，杜勒斯谈话就显露了这个动向，你们没有抓住。你们编辑部也不大会写文章。”
他拿出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以此为例，谈了如何写文章的意见。他说：
“1、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文告一开头就提出绝大多数人爱国，中国人的事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个思想贯穿全篇。整个文告，从表面上看，似乎写得很拉杂，不连贯，但重在有内在联系，全篇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中间虽然有穿插，但贯穿这个中心思想。《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这样写的。
2、文章要形象化。文告中不说‘沿海岛屿’，而说‘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不仅仅说‘供应’，而具体说‘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这就形象地给人深刻印象。你们写文章偏于抽象，一般化，缺乏生动性，看了留不下具体印象。
3、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两篇告台湾同胞书的文体就是这样。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词、谓语、宾词。其实西洋人说话，也经常省去主词或宾词的。你们的文章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这可能是看惯了翻译过来的西方文章。其实翻译也有各种译法，严复的译文就是中国古文式的，林琴南的译文完全是意译，都和现在的白话文译文大不相同。”
说话间，已经时过中午，毛泽东留吴冷西和田家英吃午饭。餐厅就在北房5开间的中间堂屋，大师傅加了两个菜，一个是小砂锅炖狗肉，一个是红烧狮子头，其它4个菜是湖南腊肉，豆豉炒辣椒，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都是毛泽东常吃的。比较特别的是一个莼菜汤，每人一个烤得半焦的玉米。毛泽东端起一杯茅台酒，请吴冷西和田家英共同干杯。之后吴冷西和田家英也端起第2杯酒，一同祝毛泽东身体健康。
吴冷西因为工作原因，很少到基层去。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是难得下去走走。早在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时，有的省市负责人向毛泽东要求把田家英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践不一致的。”因此，他们二人都缺乏调查研究的经验。所以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向他们传授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的经验。他交代说：
“你们下去调查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你们下去不要张扬，冷西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家英带的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
吴冷西和田家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0月28日带领调查组乘车南下，第二天就到了新乡。
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由郭沫若、张劲夫陪同，在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成果展览。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毛泽东这次参观的大致过程：
“3时40分，毛主席来，先到3楼看人造卫星和自动控制等。至5点多始至2楼，限于时间故极匆促。由郭院长、张副院长等陪同环视生物学部、地学部和综考会展出部分一周。见地学部展出的广西喀斯特模型云，问传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模型却不好看。见大地构造模型，问了许多问题。见综合考察的吐鲁番模型，问火焰山是什么？6点半看毕回。”
毛泽东在参观中肯定了展出的科研大搞群众运动的成绩，他鼓励钱学森说：
“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10月2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陈毅、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的批示，全文如下：
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办、各部、委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同意陈毅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各有关地区和部门研究执行。
认真做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我国人民对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人民应尽的国际义务。这对于增进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繁荣，发展我国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和打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扩张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随着我国经济、技术力量的增长和国际影响的扩大，我国援外任务势必日趋繁重，担负援外任务的部门和地区将会越来越多。中央要求凡是担负援外任务的部门和地区都必须本着大跃进的精神，认真、切实、按期地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决不应该借口国内任务紧迫而放松甚至挤掉援外工作。因为援外工作中的任何一点差错，都可能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响。此点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还不够发达的兄弟国家和亚非地区已经取得民族独立或者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和平中立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我们应该根据对方的要求和我国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可能，给予他们适当的援助，加强他们的经济力量，为了使我国给予的经济、技术援助，能够迅速地显示功效，今后我们的援外工作，必须按照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采取因地制宜，以中、小为主和土洋结合的方法，帮助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我们援助他们的目的，不是造成他们对我们的依赖，而是帮助和推动他们自力更生。
援外工作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组织工作。每一项援外任务完成的全部过程，不仅涉及援助国内许多部门和地区，而且同受援国家人力物力的动员，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只有坚决贯彻援外工作在国内、国外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扬分工负责和密切协作的精神，才能有效地、准确地保证每一项援外任务的完成。
关于我国援外工作的体制，即按报告中提出的原则进行调整。原有的援蒙委员会、援柬委员会和各援外工作的领导小组应该根据援助工作的情况，逐步移交有关部委，逐步取消。
中央 1958年10月29日
10月31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陈毅、黄克诚，他写道：
恩来、陈毅、克诚同志：
应将逢双日不打的地方加以推广，就是说，逢双日一律不打炮，使蒋军可以出来活动，晒晒太阳，以利持久。只在单日略为打一点炮。由内部通知福建实行，暂不再发声明。待有必要，再考虑发一声明。此事，请你们商量酌定。
我今日下午南下。
毛泽东 10月31日上午2时
10月31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1958年11月1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在新乡火车站稍作停留。
吴冷西和田家英一起上了毛泽东的专列，见到毛泽东正在听取新乡地委和几位县委干部的汇报。毛泽东叫他俩先行休息，待到郑州后再听他们的汇报。二人去后，毛泽东在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陪同下，继续同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和几位县委书记谈话，他对林县县委书记杨贵说：
“林县的杨贵，我知道你，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嘛！”
杨贵谦虚地说：
“我做得很不够，目前林县还有一些人吃不上水呀！”
毛泽东问杨贵：
“你们一天能炼多少吨钢铁？”
杨贵说：
“大约二三百吨，但绝大多数是硫铁，铁渣也不少。”
毛泽东又问：
“灰生铁有多少？”
杨贵如实地说：
“不到10吨，而且大部分是用回收的废铁和砸碎的铁锅投炉的。”
史向生、耿其昌见杨贵如此说，都捏着一把冷汗：眼下正是党中央发动全民炼钢运动的高潮，省里又在反右倾，杨贵实话实说，嘴上也不把着点门儿。毛泽东把目光投向四座，问道：
“杨贵同志刚才讲的情况，是不是带有普遍性啊？”
史向生见毛泽东发问，不敢再隐瞒了，只好说：
“据了解，各个钢铁基地现在炼出的铁大体都是这样。”
毛泽东轻轻地点了点头，问杨贵：
“林县有多少人？”
“60多万。”
“林县有林吗？”
杨贵回答说：
“山上土薄石厚，原有一部分自然林，这次大办钢铁砍了不少。”
毛泽东又问：
“办钢铁你们上了多少人？”
“地委让我们上15万人，我们目前只上了五六万。”
“五六万人怎么住啊？”
“都住在野地里。”
毛泽东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他说：
“五六万人住在野地里，生病的多不多？”
杨贵说：
“现在还不多，但已经有了苗头。”
毛泽东做了一个不赞成的手势说：
“天冷了，那么多人睡在野地里，冻病了怎么办？”
杨贵又趁机汇报说：
“林县兴修了水利工程，今年的秋粮作物获得了大丰产，可惜不能全部收回来……”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毛泽东追问道。杨贵说：
“精壮劳力出来办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群众住在野地里，大便都用棉花擦屁股，眼看着雪白的棉花被糟蹋了。”
毛泽东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史向生、耿其昌等人，严肃地指示道：
“好不容易修了水渠和水库，长了好庄稼，却没有人收。这怎么能行呢？大炼钢铁不能再上人了，已经上去的留下少数人建设小高炉，其他人马上撤下来！一部分人收庄稼，一部分人搞水利，要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
11月2日，毛泽东到了郑州。
是日下午，毛泽东找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山西的陶鲁笳，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这5个省委第一书记，还有陈伯达等人，到专列上开会。一见面，他就面带笑容地说：
“噢，还是老人手。你们有什么新闻？”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了一番。陈伯达则汇报了他在河南调查的情况，讲到了要废除商品生产，以劳动券代替人民币等一些奇谈怪论。毛泽东听后沉默不语。
这一天，周恩来在北京接到毛泽东的秘书打来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
“建议明日（逢单）大打1天，打1万发以上，对一切军事目标都打，以影响美国选举，争取民主党获胜，挫败共和党。同时使蒋军得到拒绝撤兵的口实，是否适宜，请加酌定。”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起草了广播稿，与有关人员商量后，确定了广播稿的内容如下：
金门群岛军民同胞们注意：
今日11月2日，是个双日，我们一炮不打，你们得到补给。明日，11月3日，是个单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注意，注意！
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奉命向金门同胞反复作了广播预告。
11月3日，福建前线部队集中33个营又1个连，对金门实施了第6次大规模炮击。
不久，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如下：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鉴于金门群岛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的良好反映，本部关于双日停止炮击金门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这4种军事目标的规定，现在宣告推广到其它一切地区的军事目标，逢双日都不打炮，打炮一律于单日行之。有些目标，例如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单日也不一定打炮，但你们的飞机、船只以不来为宜，免受可能的损失。禁止美国人护航，仍如历次文告所规定。周恩来总理两年以前即向你们建议举行和谈，合理解决国共两党历史纠纷，和平解放台湾地区，未获你们积极响应。美国人下死劲钳制台湾当局，不许他们和我们举行和谈，一心一意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人非常惧怕和平，非常惧怕国共两党重新接近，谈出一个和平局面来，妨碍他们孤立台湾和托管台湾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击破这个计划。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有一天甩掉美国人那只钳制魔手，派出代表，举行和谈。我们的和谈是真和谈，谈成了，内战就可以宣告结束，全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来的威胁，岂不是一件好事吗？美国人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团结、互信云云，讲讲而已，归根到底是靠不住的。尽管申明一千次，连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在美国人要把国民党置之死地的时候，国民党就会觉悟过来，和谈就有可能成功，对于这件事悲观是没有根据的。亲美派散布出来的一切悲观言论，希望你们最好不要听。
国防部长 彭德怀 1958年11月
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改变了主意，这个《三告台湾同胞书》就没有发出。
再说11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9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听取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这9个第一书记除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5省外，还有：湖北的王任重，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吴芝圃汇报说：
“关于交换的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陈伯达说：
“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70%，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70%。”
毛泽东说：
“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陈伯达说：
“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毛泽东说：
“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账。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曾希圣说：
“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生产粮食的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毛泽东说：
“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
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会议，是指10月份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有人在会议上提出要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他接着说道：
“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
“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吴芝圃在汇报家庭问题时反映说：有人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
“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
有人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了，应该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他指定由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4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4日起开始讨论，7日拿出初稿。
11月4日下午，毛泽东同9个省委第一书记及陈伯达等人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汇报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
“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吴芝圃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把“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这个题目改成为“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
吴芝圃在汇报他们议定的工业、农业发展指标说：十年内，钢产量达到4亿吨，机床1千万台，煤40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400斤、500斤、800斤，分别提高到4000斤、5000斤、8000斤，叫“新四、五、八”。
毛泽东听了这些吓人的高指标，说道：
“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3年之后。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
他又说：
“我们要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是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否定那个东西。”
毛泽东又说，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可以进一步扩大会议规模，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东北的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还有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参加会议。
11月5日，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会议继续进行，新参加的人员有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吴冷西等人。柯庆施反映说：城市里有些混乱，市民提银行存款，抢购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
“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
史向生提到了“共产风”的问题，毛泽东说：
“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
史向生问道：
“人民公社到底是什么所有制？”
毛泽东说：
“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
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11月6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中央办公厅干部下放到荥阳的工作团的领导汇报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放心不下，反复问：
“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
大家没有反映问题，只是说好。毛泽东只好决定召开一个座谈会，说是要和基层的同志直接谈谈。于是，叶子龙就到了荥阳，把正在田野里弄土高炉、炼钢铁的十几个工作队员接到了郑州。这些干部带着一身煤黑和矿灰，上了专列。毛泽东、谭震林、廖鲁言同他们进行了座谈，没有想到，他们也是一片声的说好。毛泽东扭头看见了胡秀云，他盯着胡秀云问：
“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说：
“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笑着说：
“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嘛。”
大家一听都楞住了。胡秀云可能是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忽然也冒出来一句，她说：
“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还说是亩产400斤，到了早上就变成了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许多人一听此言，脸色都变了。毛泽东仍然是一脸微笑，他望望吴芝圃，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说：
“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在放大炮？”
众人都有些尴尬，谁也没有正面回答问题。正在此时，有人拿来了大食堂的面包，说是请毛泽东和大家尝尝。面包是用白面玉米面混合做成的，大家都说不错。送面包的人还说：
“社员们就是吃这种面包。”
11月6日晚上，毛泽东要吴冷西和田家英在他的专列上汇报调查的情况。吴冷西说：
“我先到的修武县，那里的县委书记提出了一些问题，他认为修武县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他还怀疑他们施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度，能否叫作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算是勉强的温饱。”
毛泽东问道：
“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
吴冷西说：
“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往来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是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等农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
毛泽东说：
“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作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机械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对供给制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他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还说这样的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说：
“七里营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菜肉不计，估计一年每人需42元。‘衣’一项是1年每人21尺布、2斤棉花、2双布鞋，共18元钱。医药费每人每年以2元为限。产妇补助1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今年只看了1次戏、6次电影。”
吴冷西和田家英都汇报说：有些公社实行军事化管理，搞集体住宿，男女老幼分开住，夫妻实行礼拜六回原来的家度周末制度，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做，并说这是因为中央负责人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毛泽东听了非常生气，他说：
“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毛泽东听说群众大炼钢铁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就说：
“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4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你们这次下乡调查才一个星期，但发现了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问题，是不是头脑比一个星期前冷静一些了？是不是发现许多实际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
这次我派陈伯达到遂平去，他回来却向我宣传要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过去到过寿张，很欣赏那里苦战3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有些同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临到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看来很有必要读一点书，我打算在郑州会议上同到会的同志一起读一本书，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读书，一面联系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边读边议，使大家头脑清醒起来。”
毛泽东又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做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我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过几天有空时再谈。”
欲知此后的会议如何进行，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不知开了多少次会议，作了多少次报告？写了多少篇文章，跑过多少地方？多少次和部下促膝谈心，花费了多少心血？这一切努力，无非都是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断地促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毋庸置疑，他确实是把大跃进作为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战役指挥的。如果他的战友们都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邀功，不浮夸，做好每一个战术配合，那么大跃进将是一个多么辉煌的战役啊！可惜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如果。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毛泽东走得太快了，结果大跃进变成了他一个人指挥的战役，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和他的一些部下作战（你若不信，请继续往下看）。可是在毛公身后，却有人闭口不谈大跃进的伟大成就，而对于大跃进中某些方面的失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而至于把他们自己的错误强加在毛公身上，处心积虑地制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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