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庆按：《五星闪耀中国——我们回到新中国的故事》（Five stars over China：The story of Our returned to new China）1953年5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出版。全书468页。
文月华（Mary Austin Endicott，1897-1967）1925年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毕业后，追随丈夫文幼章先生（James Endicott,1899-1993）来到中国，直到1947年，在中国生活了25年。她1947年与丈夫一道回到加拿大。1952年，应中国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hinese Committee for World Peace） 郭沫若同志的邀请，与丈夫一道来华访问4个月。这本书记录了她此次重回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思。
在华期间，文月华走访了工厂，农村，学校，医院，政府机关，宗教场所，采访了工人、农民，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中小学教师，资本家，牧师，主教，大学教授，科研人员，在华工作的外国人，等等。围绕土地改革，城市工商业改革，援朝战争，科学研究，妇女解放，医疗保健，防治传染病，三反五反运动，扫盲，教育普及，税收，水利建设，思想改造，宗教政策等许多问题，介绍了实际状况，进行了讨论。
在此书的扉页上写道：“送给绿玉：她告诉我的故事，讲述了苦难、英雄主义和对未来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导致新中国取代了旧中国，如我们已经见证。”
这里是此书中关于“绿玉”的一章。
“绿玉”就是我的母亲卢玉。家母1924年在成都出生，2009年在北京去世，享年85岁。
像所有中国女孩一样，绿玉（Green Jade）[1]在下一个女儿出生之前，家人都叫她妹妹。之后，伴随弟弟妹妹的出生，她成了大姐，其他的妹妹则成为了二姐，三姐……。在她的父母为他选择的名字中包含自己对她的期望。那些目睹了她在革命中所曾受到考验的人，认为“玉”这个名字很适合她，因为她谦虚、强壮、美丽，就像玉石一样。玉石是中国自古以来被视为珠宝和用作珍贵饰品的彩色石头。她的脸颊红润，脸上没有皱纹。她的眼睛闪烁着生活的喜悦；她那随时准备好的微笑和自信的举止，预示着平静和精神振奋。一般人会认为她过着一种安全而平静的生活。乍一看，看到她肩上的辫子，我以为她只有二十岁或更小，但是，我惊讶地知道，她已经近三十岁了，生了五个孩子。她的生活故事证明，她的耐力就像玉一样：我指的不是她那曾承受极限压力的身体，而是她那从未动摇的精神。
绿玉的人生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对婚姻伴侣的选择。他们的故事将展示：为什么不同家庭背景的人在旧中国成为了共产主义者。
张林是自流井（今自贡市）一位富商的儿子。自流井以井盐闻名，官僚们靠井盐致富，但是，为了生产这种珍贵的盐而长时间工作的穷人，只能得到微薄的报酬，他们的劳动缺乏保护，他们的生活困苦。从出生起，张林就熟悉这些丑陋的盐井和悲惨的工人，他曾经将这些视为这片土地上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并不是养尊处优的张家少爷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
绿玉、张林和他们最小的孩子。
小时候，他舅舅的那张兴奋的、热切的脸给小张林留下了深深的印象。那天半夜，舅舅来到张林家。他听不懂妈妈与舅舅两人低声交谈的内容，但那天晚上妈妈给他盖被子时，把他紧紧地抱了起来，一滴眼泪落在了他的脖子上。他问她妈妈为什么哭，她没有回答，只是又吻了他一次，说等他长大后再告诉他。几年后，妈妈的娘家来了一封信，读信后她哭了一整天。她告诉张林，他的舅舅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杀害了，因为他是共产党人。
孩子们都被母亲的悲痛所感动。张林一次又一次地问妈妈，让她给自己讲舅舅的故事，告诉自己舅舅留下的书中说了什么。妈妈拂去书上的灰尘，读了起来，试图理解弟弟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共产党。她把弟弟关于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压迫的故事讲给了热切期待听到这些故事的儿子。讲述中，她感到减轻了一些自己的悲痛。这个少年被舅舅要清除这些社会不公的坚定信念深深打动。他的父亲虽然像他一样心地善良，但他认为，生活就是这样，这是命，天命。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林和他的母亲仔细阅读了舅舅留下的书。这些书是马克思和列宁的中文译本，以及毛泽东的演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林密切关注着毛泽东的思想。最终，在我们教会在自流井和成都开办的学校中，在华西联合大学中，张林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在那里，他遇到了绿玉。
绿玉的家
绿玉不是大学的学生，这让具有敏锐头脑和冒险精神的她很失望。当她从女子中学毕业的时候，她曾渴望和朋友一道去读大学，成为大学中的同学。
绿玉是十一个孩子中的第五个。前两个孩子出生时，她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画家的学徒，这位画家后来成为了成都城的第一位摄影师。能够有幸成为这位画家的徒弟，得益于她的祖父。她的祖父是一位技艺精湛的裱画工匠，将那些著名艺术家的画作裱装在卷轴上。对于绿玉的父亲来说，裱画不足以满足他成为艺术家的渴望。他的不满足激发了他对生活的好奇和渴望。
绿玉的母亲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民家庭。尽管家庭的伙食很差，她还是个健康的女孩。她很高兴嫁给了一个和她同龄的善良和蔼的小伙子。她很庆幸，因为她听说过农民女孩是如何被抵债送给老地主，或被卖给工厂成为合同工。她喜欢她那些胖乎乎的小婴儿，他们来得太快了，几乎无法给他们提供足够的食物和衣服。当流行病席卷而来时，其中三人在婴儿期死亡。她为他们伤心，但她知道自己比许多母亲更幸运。许多母亲生了十几个孩子，除了两三个孩子外，其他都夭折了。她忙于照顾家人，虽然能识少量的一些字，但没有接受丈夫教她读更多书的善意。她宁愿忙于家务，将读书画画的事情留给丈夫。但是，她为绿玉像她父亲一样思维敏捷而感到自豪，尽管绿玉本可以成为家中的帮手，她并没有反对绿玉继续学业。
日本入侵期间，形势变得尤为艰难。虽然成都从未被占领，但通货膨胀摧毁了许多努力工作的劳动者，尤其是在奢侈品消费领域。中产阶级人士的工资跟不上通货膨胀的步伐，他们停止了购买照片、绘画作品和画像。此外，摄影师完全依赖国外的补给，随着战争的持续，这些补给变得稀缺而昂贵。如果不是可以从黑市投机商人那里获得照相器材和耗材的补给，绿玉一家人可能早就饿死了。
母亲静静地听着丈夫和大女儿对黑市的抱怨。当第十一个孩子出生时，她一出生就失去了他，而且几乎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她没有时间担心这个国家的情况。她忙于缝补浆洗，常常补衣服一直到深夜，还要早早起床去市场买最便宜的蔬菜。她的家庭永远无法翻身，永远需要精打细算地花每一分钱。
绿玉不可能像她自己和她父亲所希望的那样上大学，她需要为家庭赚钱，就像哥哥们在结婚并组建自己的家庭之前所做的那样。
最后一天，绿玉放学回家，脸上闪闪发光。她妈妈本来很担心，担心女儿离开学校会很伤心。没有想到，女儿看起来很平静。很明显，聪明的女儿有了某种计划。
“我要去助产学校，”她高兴地宣布。“有一些奖学金可供选择，我的科学老师认为我在中央医院有很好的机会获得奖学金。三年后，我将以助产士的身份毕业。妈妈，接生方面总是有生意的。”
她笑着给了妈妈一个拥抱，然后抱起她两岁的弟弟，当她高举他时，弟弟高兴地尖叫起来。当她的父亲问她是否会在这份工作中感到快乐时，她说：“虽然这不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但它会对我的人民有所帮助。我知道母亲经历了什么，对那些对卫生一无所知的人来说，情况更糟。新生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新生命永远不应该面对死亡。是的，我会快乐的。也许有一天……”
“女儿，总有一天，你会继续你内心所渴望的学习进程！我们国家的情况会更好，而你还年轻。”
助产士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但绿玉很享受这份工作，也在她自己的学校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初出茅庐的助产士应邀参加了与大学生举行的会议和聚会。
绿玉学习助产和政治
在一次来自不同部门的进步学生聚会上，她在一场舞会中遇到了张林。他握住她的手，高兴地牵引着她，翩翩起舞。一曲结束，她笑得喘不过气来，发现他就在她身边。舞会开始前，他们从几句漫不经心的话开始，很快切入了吸引大家的那些严肃话题。当人群散去时，张林就在她身边。当她走出门时，他说：“我陪你走一走，你介意吗？”她笑了。“你住在校园里，而我住在城里！”
他们的友谊迅速发展，张林建议她读高尔基的作品，读高尔基在中国的著名同道者鲁迅的一些作品。托尔斯泰也是激发她年轻心灵的作家之一，她渴望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伟大文学。张林对社会正义的热情感动了她，她很快就开始阅读重庆共产党出版社发行的小册子。她还开始购买《新华日报》。[2]
张林从金陵大学（抗战时期从南京西迁成都的一所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留校成为一名教师。这时，绿玉已经完成了助产士课程，开始在成都郊区的一家公共卫生中心工作。她尽可能地向自己的病人解释，他们的极度贫困是由于国家缺乏民主，最重要的是由于征兵导致的人力枯竭。国民党政府在日本战败后仍继续征兵。她向他们讲述了新兵训练营的情况，在那里，数以千计的新兵因腐败官员贪污倒卖了他们的口粮而挨饿。
绿玉的工作是在一个农村卫生中心。她既从事普通医疗诊所的工作，也承担接生工作。她拜访了贫困农民的家，每天都能看到他们的痛苦。他们只能吃一些被富人扔掉的小红薯（红苕）充饥。许多家庭都只有一个盆，既用来做饭，也用来给婴儿洗澡。他们住的房子是建在肥料坑上的稻草棚，就像她母亲儿时的家一样。
人们向绿玉吐露心声，她看到了一些男人，为了逃避征兵而弄瞎自己的一只眼或剁下自己一根手指。他们知道，新兵训练营的条件比他们自己的棚屋更糟糕，如果他们被带走，他们的家人就会饿死。这些新兵通常会像罪犯一样被捆在一起，然后被拖到训练营。（我自己在国民党时代也见过这些被抓的新兵，印象深刻。有一天，一名被抓的新兵对我的轿夫喊道：“告诉我妈妈，我被抓走了！”真是可怕的景象！）
在内战中，就像军阀时代一样，国民党军队将抓到的“壮丁”捆绑串连在一起，强征入伍。在北方，在人民解放军从日本解放出来的地区，这些被强抓的“壮丁”，数以千计的人投降或逃离。在解放区，穷人获得了土地。
诊所的条件远非良好，没有足够的医生或药物来治疗所有需要治疗的人。绿玉不忍心从贫苦农民那里拿钱治病。她一直很焦虑，因为太多的事情需要做，远远超出了她的能力，超出了她的时间。她把这些问题写信给张林。同时，她写信给重庆的《新华日报》，呼吁编辑发表更多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寻求更多对农民的有组织帮助。
她开始明白，中国的旧体制很难完成这些任务，需要系统的改变。她也开始意识到，在中国，由于国民党根深蒂固的腐败和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几乎没有发展民主的机会。回想起来，她意识到，那时自己对“阶级斗争”尚知之甚少。
当她和父亲谈论这些事情时，父亲谈到了对中国生活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位哲学家。（他们都生活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老子一直关心地主手下平民的苦难。他的建议是被动抵抗、冷漠和安静，而不是革命。道教是从他的教义中产生的。另一位是孔子，他毕生致力于建设一个净化的社会，他建议人们在家庭中和国家中严格服从当权者。这种哲学结晶为一种伦理体系，通过这种体系，封建社会被证明为是符合道德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鸿沟很深。她的父亲引用了《礼记》中孔子的这样一句话：“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
绿玉开始根据张林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来思考自己熟悉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背景。她期待着问他这件事。她不常见到张林，他的信也没有讨论过这些问题。如果年轻教授被发现表达了“颠覆思想”，那么，他不仅有失去职位的危险，甚至可能失去生命，甚至在国共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瓦解之前。只要统一战线没有崩溃，只要国共双方的停战谈判仍在继续，绿玉就可以在诊所附近一家不起眼的书店买到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她发现这份报纸总是站在穷人一边，报道警察的暴行，这些暴行针对无法支付过高租金的农民，或试图逃避征兵的农民。她自己的经历证实了这些说法的真实性。因此，在这些事件的压力下，她开始研究政治理论和政策，她开始相信，共产党有解决中国人民基本问题的办法
在空闲时间，绿玉经常回家或参加大学的会议。在这些场合，她通常会在张林有空时见到张林。这时，她知道他和他的一些朋友是共产主义者。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甚少，但她觉得，《新华日报》所倡导的东西，正是今天中国需要的。她开始想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她不再相信一些国民党制造的谣言，诸如共产党在北方控制的地区杀害不能工作的老人，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烧毁公共建筑物，等等。
当时，共产党人“共产共妻”也是一种常见的八卦。她认为“共产”很好，但无法接受“共妻”。绿玉发现，她遇到的共产党人都是品德高尚的人，这与国民党的宣传恰恰相反。她和父亲讨论了这些事情。他警告她要小心。尽管他承认自己对政治知之甚少，但仍然担心绿玉会加入共产党。
绿玉告诉父亲，她遇到了去过北方解放区的人，他们看到了共产党控制下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对父亲说：“如果你有机会去那里亲眼看看，我的父亲，穷人是如何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的，你就会认同我的朋友们的看法”。她常常将《新华日报》带回家。父亲读了，开始被她的话打动。她的年轻朋友把马克思主义书籍带到她家，他们在那里畅所欲言。她爸爸的态度是：“让他们来吧。我不太了解，但他们似乎都是善解人意、品行端正的好人。也许我们越早交流越好！”（这些关于张林等人的看法，与绿玉向我谈起他们时所讲的话，几乎相同。）绿玉的妈妈什么也没说。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和大女儿。
绿玉嫁到重庆
1945年元旦，张林放弃了在大学的讲师职位，加入了位于重庆的《新华日报》社。绿玉对此感到高兴。阅读这张报纸拓展了她的政治理解。她的第一次政治活动，她对“我能做什么？”这一挑战的第一反应，就是给报社写信。
在张林去重庆之前，他们订婚了。绿玉的家人欢迎了这位体贴而快乐的年轻人。他们对他的政治热情有些疑虑，因为他们知道这会带来严重的风险。但是，对日本侵略的长期抵抗唤起了每个人的爱国热情，年轻人愿意为人民争取更好的生活而奉献甚至牺牲，已不足为奇。
她的母亲为她嫁给一位革命者的前景而泪流满面，但绿玉向她解释说，爱国主义意味着为人民服务。她的母亲，一个完全务实的人，可以理解这一点，并准备成为小革命者的祖母，希望年轻人有一天能够实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所有梦想。她的父亲只是简单地说：“我很自豪能称张林为我的儿子。”此时张林的父母已经去世，老家也已经不存在。[3]张林真希望绿玉能够认识自己的妈妈，她们两人是同样优秀的女性：勇敢、果断、充满活力。
1945年春，张林在重庆为绿玉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单位是《新华日报》的医务室，职责是向《新华日报》和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他们结婚了，在这个集体中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这个集体大约200人。张林加入了共产党，但绿玉暂时尚没有加入，尽管她想加入。她觉得自己对这件事的了解还不够，也还没有证明自己配得上“共产党员”这一称号所带来的荣誉和责任。
绿玉在诊所的职责是助产士，她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在她到赴任不久，原来的一位全职医生就因故离开了诊所。于是，她承担了全职医生的工作。除了一些严重病例要送到市医院外，她需要处理各种疾病。她虽然学习过一些医学基础课程，但她仍然感到非常困难。那时，只有两名护士帮助她。在报社所属的众多销售点中，缺乏经验的年轻干部发生了许多意外事故。报童经常因卖报纸而被警察殴打，因为该报尖锐地批评国民党政策，揭露其腐败官员。
绿玉要求调到托儿所工作，但由于中国医生严重短缺，没有人来接替她。此外，报社的同事们坚持说，他们更喜欢她的工作，而不是以前那位医生。因此，她只能尽力坚持。她从曾在成都教过她的重庆医生那里借来医学书籍，从中寻求帮助。只要她能进城，她就会去咨询他们。他们帮助她让重症患者尽快住进拥挤的医院。
在重庆呆了五个月后，绿玉被选为单位妇女部的组织人。这一安排让绿玉感到“如芒刺背”。因为，报社中的一些女性是共产党的高级成员——编辑、政治作家和其他经验丰富的人。但他们坚持要她干。于是，她承担了新的责任。1946年春天，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因为报社中大多数母亲都在工作，所以，报社有一个很好的托儿所。成为妈妈后，绿玉继续她的医疗工作和组织工作。她调整了时间，这样她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喂养婴儿并享受照顾他的乐趣。他们挤在两个小房间里，但她想起了数百万中国婴儿，他们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因为他们的父母太穷，太无知，无法养活他们。她觉得她的工作正在帮助她的国家走向一个每个婴儿都受到欢迎和安全的时代。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她自己的孩子才能真正安全。
蒋介石结束停战；绿玉去延安
在她儿子出生的第一年，战争的阴云再次笼罩着中国。在马歇尔将军的主持下，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停战谈判时断时续地已经进行了几个月。马歇尔率领的由400名美国人组成的停战观察小组，分散在共产党从日本占领军手中解放出来的各个地区。许多中国人担心，这种时断时续的谈判策略不过是蒋介石用美国援助来装备和训练军队的掩护。马歇尔将军后来告诉美国政府，他“经常觉得（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希望将美国的调解作为其展开军事行动的盾牌”。
无论谈判失败的原因是什么，1946年7月蒋介石的军队对共产党控制的东北城镇发动全面进攻时，中国人民普遍感到震惊。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没有试图保卫这些城市。由于人民对蒋介石领导国家的不信任日益加深，共产党在农村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国民党军队与游击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国民党军队中那些来自劳动人民的士兵，开始了解形势，并开始携带他们的美制武器向共产党投降。
乔治·马歇尔将军至少在名义上还没有放弃停战谈判。但1946年10月，三支国民党军队集结在北京以北的重要铁路枢纽张家口。共产党军队从这个战略重镇撤军，这在国共双方的支持者中都引起了轰动。
在重庆《新华日报》的报社内部会议上，人们讨论了这次撤退。绿玉了解到，共产党的政策是，在马歇尔为了避免内战所主持的停战谈判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之前，不打正面战。在这次讨论中，绿玉也学习了革命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后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情况看起来很糟糕时，她理解了当时共产党领导人所说：“当你听说蒋介石征服了一百座城市时，你就会知道，他已经输掉了战争”。他们知道，赢得人民支持的一方会变得更强大，而另一方会削弱，因为防御被包围的城市没有任何好处。
当张家口落入蒋介石之手时，《新华日报》智慧的领导人依然信心十足。他们知道，一个转折点已经到来。很明显，蒋介石已经放弃了进行停战谈判的借口。马歇尔开始使用美国飞机将共产党人员向北运送到他们在延安的总部，以确保在会谈期间留在国民党领土上的所有共产党人的人身安全。1946年12月，新华社的妇女和儿童被空运到延安。绿玉和婴儿先走了一步，随后，张林也到了延安。
绿玉被延安的气氛所震撼。官员的淳朴和诚实反映在整个城镇的生活中，成千上万的人住在从黄土丘陵上挖出的窑洞中。她遇到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男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革命大学学习。他们正准备成为共产党员干部，领导中国数百万农民和工人为赢得胜利和建设新社会而斗争。
绿玉还想学习马列主义和其他她一直想探索的学科。但在这里，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医务人员严重短缺，所以她还必须继续承担助产接生工作，尽最大努力照顾病人。
1947年冬天，延安每天都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人们在山村里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村民们把革命者带回家。绿玉惊叹于人们适应过度拥挤的原始环境的能力。他们必须在田野中或道路上面对来自国民党飞机的俯冲扫射，还要面对飞机投下的致命炸蛋。
随着春天的到来，蒋介石最无情的将军之一胡宗南率领的军队也来了。他被称为“小拿破仑”，因为他在过去五年里在西安为所有反对国民党的人——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共产党人——设立了残酷的集中营。他大张旗鼓地走进了毛泽东从1935年长征结束后一直居住的山区总部。胡将军抵达延安时，什么也没发现。共产党人已经收拾行李，隐入了陕西省的山区。
穿越北方的两年跋涉
于是，一个史诗般的时期开始了，在两年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人带着成千上万的骆驼、马和驴在贫瘠的北方农村跋涉，运送他们的必需品。孩子们被放在挂在马背上的篮子里。生病的女人也骑马，但身体健康的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步行跋涉。当共产党人的家庭从一个解放区走向另一个解放区时，绿玉陪伴照护着孕妇们，并随时接生婴儿。
1947年春，胡宗兰的一支部队向东奔袭数百英里追击延安撤出的军民。北方的山区使胡宗南那些从南方征招入伍的士兵遭遇挫折，而当地的农民拒绝与他们合作，也拒绝透露共产党家属们的行踪。胡宗南的部下开始逃亡，把武器留给游击队。（胡宗兰的主力部队在陕西省向北推进，最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
从延安撤出的军民，无论走到哪里，都帮助当地的农民，鼓舞他们对未来的信心。这支队伍向北京以南的河北省中部前进。军事专家曾估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部和东北部的反攻不久就将发生。1949年冬天，反攻提前实现了。
绿玉现在已经记不清她在这种动荡的条件下接生了多少婴儿。她估计大约有三十个，其中三个是非常严重的病例，她不得不使用仪器。这些她永远不会忘记。抗战时期，尽管双方都在与日本作战，但国民党仍然在北方对共产党实施了长期封锁。因此，药物非常稀缺，因此所有人都没有麻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和其他救济机构的物资被送往中国，本来应该用于非政治的目的，但几乎完全被国民党扣留，未能送到共产党管辖的地区，尽管这些地区的人民在日本侵略中遭受了时间最长、最深重的苦难。
尽管缺乏药物，但绿玉并没有放弃每一位母亲或婴儿。只要有可能，最严重的病人就会被送到最为训练有素的医生负责的地方。没有足够的医生来照顾这么多人，他们因为行军的需要而分散。有时，绿玉会被叫到她自己的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去接生。之后，她会赶紧赶上自己的单位，那里，有她的家庭，还有她的一份定量供应的食物配额。
在这两年里，绿玉自己又生了两个孩子。当她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她没有强调自己的困难，而是将其视为整体的一部分。女人们互相帮助照顾孩子，父亲们也承担起责任。张林经常帮助绿玉做医疗工作。对于难产，四个强壮的男人不得不让病人保持静止，这样绿玉就可以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使用仪器进行接生。她说话的时候，我想象着这些英雄人物，在农民的泥屋里，在小小的植物油灯昏暗的照明下，他们从事着艰难的工作。这些工作，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也属于非常复杂而困难的工作。
他们不仅忍受着缺乏医疗设施，还忍受着食物短缺和他们所旅行的贫瘠山区的严寒。一些在艰难的分娩中幸存下来的婴儿，在渡过黄河时被为了抵御严寒而捆绑的衣物所窒息。羊毛在中国很稀缺，不论是婴儿或成年人，都只能靠棉衣和棉被御寒。
绿玉告诉我们她在北方寻找燃料的困难。她那时常常爬上沙质山坡，寻找树枝和干草，为她的家人做饭。我可以想象这一幕。当年我曾看见四川的妇女和儿童沿着曾经是唯一道路的狭窄小路行走，寻找倒下的树枝和枯叶来装满背上的篮子。在光秃秃的北方山区，很难找到枯枝和树叶。
在穿越北方的漫长跋涉的后半段，战争的形势转向了。国民党军队先是以营为单位投降，后来是以师为单位投降。后来，恰如共产党领导人所曾预言，被包围在东北城市中的国民党军队，在补给被断绝的情况下，不得不全军投降。许多国民党士兵认识到人民解放军的战斗目的是结束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权力，认识到这个目的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加入了解放军。
随着兵力和装备的增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攻势头增强，国民党军队在1948年秋季战役中被横扫，并沿原北进的路线后退。张家口和天津被解放军夺回；北京则是通过谈判而获得解放。京汉铁路线上的铁路枢纽石家庄被解放。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为1949年春天夺取南京和上海开辟了道路。
绿玉和张林和他们所在单位的数千人一道，从延安一路走来。在取得伟大胜利之前，他们已经到达了石家庄周围共产党控制的村庄。当他们的军队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取了这个中心城市时，这些长期受苦的人民欢欣鼓舞。他们看到，自己的军队空前强大，相反，曾经拥有精良美国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在纪律松弛、作风腐败的官员的领导下，现在已经变得心灰意冷。
绿玉、张林和他们在重庆、延安的同志们，今天不再是被装备先进的敌军追击的逃亡者，他们成为了胜利者。他们已经使四分之一的同胞摆脱了国民党的压迫，已经开始重建被摧毁的城市和村庄，修复铁路，组织土地改革。新社会的基础正在奠定。当初的流浪者，今天已经获得安全感。
医院中的思考与决策
但是，当过度的压力被解除时，绿玉感受到疲惫。她不情愿地同意在石家庄白求恩医院休一个长假。她的第三个孩子只有几个星期大，但她病得太重，无法照顾他。她所在单位的女同事建议她将孩子放到临时托儿所。但是，当绿玉去医院时，一位没有孩子的朋友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个新生儿。她说：“我很乐意照顾他，就像照顾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自己的孩子不幸夭折了”。绿玉对她深表同情。在医院里，她和张林决定把最小的孩子交给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妇抚养，作为他们的孩子。绿玉告诉我时笑了，但从她谈论孩子的方式来看，我知道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
几个月来，绿玉一直在医院里，心脏肿大，血压异常。在经历了二十四年中最艰苦的三次煎熬之后，她又瘦又累。这位苦苦挣扎的艺术家的认真女儿，一位贫穷农民的孙女，在身不由己的闲暇中，反思了丈夫和他们在重庆时代的大多数同事所为之献身的运动的意义
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1948年发生的“三查运动”，当时从延安出发的一支队伍正在太行山中长途跋涉。共产党内部的这场运动类似于1952年我们在中国时发生的全国道德大扫除。在胜利前夕，这些持续了几个月的“三查”学习具有特殊的意义，使革命队伍成员的思想觉悟水平获得提高，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和相伴而来的更复杂的工作做好准备。届时，他们将在全国建立政府。当他们试图建设他们所宣称的那种拯救中国人民所必需的社会时，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在他们身上。
在他们所属机关临时定居的每个村庄，他们都进行了长时间、仔细和完全坦率的讨论。每个人都在审视自己的历史、思想和所属社会阶层，听取同志们对自己的看法。这是共产党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他们进行了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
绿玉说，学习中，特别强调要克服领导干部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态度。毛泽东教诲他们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告诫他们，要用实际效果来检验方法，而不能用动机来检验。
当绿玉回首往事时，她说自己深受两位长征老干部的感动。没有想到，这种老资格的同志，却如此认真地进行着批评和自我批评。从1934到1935年，共产等领导的红军曾经从位于从华南福建、江西的根据地长征到陕北延安，其中数千人在穿越遥远西部的雪山时死于疾病或疲惫。这场史诗般的长征中的英雄们受到了极大的尊重。
绿玉很惊讶，就连这样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也需要反省自己。在同志们坦率的批评帮助下，他们也发现，有时他们把个人利益置于人民福祉之上。十天来，这两位久经考验、值得信赖的党员一直是讨论的中心。绿玉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没有表现出怨恨和抗拒，而是很高兴大家帮助自己改正了缺点，从而可以在今后更好地为革命做出贡献。因为，他们曾经亲眼看到许多同志为革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绿玉说：“当我躺在那里回顾这些事情时，我意识到，我在从延安到石家庄的路上，在阶级意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经验中，我明白了什么是下意识的思想和态度，这些下意识的思想和态度常常在劳动人民和那些不靠汗水生活的人之间造成隔阂，在工人农民与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之间造成隔阂。
她解释说，这种态度可能不是刻意的。的确，许多人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因此，很难发现和消除它们。
绿玉被迫休息了一年半。住院期间，她认识到，从自己三年的革命经历中，已经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含义，学会了如何使用它，尽管她没有时间像自己所期望那样读更多的书，尤其是读更多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加入共产党了，并且非常渴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她担心自己现在很没用，因为生病，无法参加活动。因此，她没有大声说出自己的愿望。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悲伤，也许她还没有学会如何估计自己的价值
当她能够出院时（但还不能恢复医疗工作），共产党已经在解放后的石家庄郊区建立了华北大学。终于，绿玉有了学习的机会，她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张林是大学里讲授辩证唯物主义的老师之一。两个孩子在幼儿园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1949年春，新华通讯社在北京成立。当时共产党领导人正在制定由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民团体代表组成联合政府的计划。从重庆经延安最终走进北京的这一批新闻出版人，开始出版报纸和小册子。他们梦想并为之奋斗的那一天已经到来。随着军事形势的稳定，每个地区都迅速开展了大规模的教育工作，需要大量有用的人。
对扫盲班的需求是无限的。但首要任务是培训教师。这些教师需要了解新社会的基本含义，能够理智、自愿地与新政权合作，而不仅仅是顺从。绿玉对我说，这些是很紧迫的事项，一开始，需要创造一种单纯的兴奋氛围，激发了所有人“参与游戏”的愿望。
从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到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人，需要帮助所有的人理解革命的必要性，理解中国革命的目标。并不像一些西方人所解释的那样，共产党人不认为这种教育是一种导致服从的教条式灌输，这种教育的目的是创造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新的社会模式会在理解的基础被人们接受，而不是由于权威的强制。
共产党并不指望立即成功地避免一种新的官僚主义。在他们的党代会上，在他们的文件中，他们都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缺点，并力图在如此广阔的领土上、在如此众多的人口中，尽可能地纠正自己的缺点。
学习的基本指导文献是毛泽东1940年在延安写的《新民主主义论》。
绿玉在北京做学生和老师
当他们到达北京时，绿玉感觉身体好多了，感觉可以作为一名非全职教师参与到这项伟大的教育事业中，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她被分派到河北北京中学任教。工作堆积如山，她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她的工作热情高涨，新社会的整个氛围鼓舞人心，她再次变得活泼快乐。这一变化反映在她健康状况的迅速改善上。现在，她终于觉得自己可以申请加入共产党了。党组织已经对她的工作观察了三年，所以不再需要通常的预备期。她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此外，那一年，她被选为模范教师。现在，她觉得自己虽然并没有做到最好，虽然与他人相比还缺乏经验，但是，自己干得还不错。
1950年，她到人民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专业是心理学和哲学。该课程为期两年，但一年后，由于她的学习成绩优异，提前毕业，被教育部任命为教师，以满足对教师需求的日益增长。她为期一年的课程由苏联专家授课，他们采用与西方教师不同的方法教授心理学。中国教育工认为前者比后者更现实，更贴近日常生活
苏联的教学方法强调小组学习讨论（seminar）的重要性，学生们在小组讨论中分析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并讨论理论怎样在实践中应用。
绿玉与她的老大和老二。
绿玉现在在北京一所大学[4]主持学生的小组学习讨论，该校使用的是苏联教科书。
张林在北京的另一所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绿玉学校隔城相望。两人都有自己的职责，都喜欢在课后接受学生咨询。倘若不是革命者，这无疑是很大的问题，但他们感觉很自然。他们分居，各自住在各自大学的教员宿舍，只在周末见面。
“这真是一种牺牲！”我说。
他们微笑着摇了摇头。星期六，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会被从幼儿园接回家，一家人在一起时，他们会很开心。绿玉进北京后生的两个最小的孩子住在绿玉的房间里，由保姆照顾。去年夏天，孩子们都被送进了幼儿园，父母则跟着一个土地改革小组去了四川。
“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短时间内有很多事情要做，”绿玉回答我的震惊时说。当她准备与我们告别时。她那张生动的脸被一种难以形容的内在光芒照亮了。
“今天下午坐在这里，”她说，“在我看来，我好像在告诉你一个与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你知道，当你参与斗争时，尤其是在军事对抗的局面中，你的精神会振奋起来，你会感到兴奋，能够承受那些许多人听起来似乎是难以承受的艰苦”。
“至于我们目前的生活，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们知道，不久之后，我们的大学将进行重组，我们两人可能都会迁入即将在郊区建设的新文化中心。随着越来越多的教师完成培训，教育部将会更多地考虑个人因素，这样，像我们这样的夫妇就可以和孩子一起享受家庭生活。这可能需要一两年或更长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在家庭生活方面中失去的东西，将会得到加倍的补偿。这个加倍的补偿就是：我们的孩子将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贫困和恐惧的社会，生活在一个人人有机会的社会。几年前，谁能想到呢？几年前，这还仅仅是一个梦。今天，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梦想已经变为可能！”
绿玉的老大对我说：“给我讲讲你加拿大的孙子的故事吧”。
在北京，绿玉带来了她最小的儿子。他尚不满2岁，但已经
能够唱《东方红》的前两句。《东方红》是一首新中国的新歌。
我要求见孩子们，一个星期天，他们带我们去了绿玉所工作大学的附属幼儿园。这个幼儿园虽然没有中国福利院运营的模范幼儿园那么宽敞，但孩子们拥有玩耍所需要的足够空间和设备，还有我们在所有托儿所和幼儿园都曾看到的那种欢乐、轻松的氛围。我告诉孩子们，我的四个孩子都是在中国出生的，现在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孩子最喜欢听关于中国的故事。绿玉搂着大儿子说：“他不像同龄的其他孩子那么健壮。他曾在婴儿期跟着我们在北方的农村行军，没有足够的食物，营养方面的缺失尚未得到充分的弥补。”
在我们离开北京之前，张林和绿玉把最小的婴儿带到酒店来看我们。他营养很好，很漂亮。绿玉站在那里，骄傲地把他指给我看，紧紧地抱了他一下，吻了他一下。
当告别的时候，我希望北京离加拿大更近，这样我们就可以更经常地见到我们的年轻朋友。我们在中国遇到的所有人中，他们最生动地代表了那些改变了这片古老的土地的人，代表了这些人的快乐和无私。当我向他们道别时，不小心“牺牲”这个词又溜了出来：“你们两个人牺牲了那么多，而我自己为一个更好的世界所做那么少，你们让我我感到羞愧。”我说。
绿玉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她微笑着，但语气认真地说：“不，不，我们没有牺牲；我们是最幸运的。我们遇到的困难与那些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天的人，与那些像我们一样渴望看到这一天的人，与那些像张林的舅舅一样在二十年前就为革命而牺牲的人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他们确实做出了牺牲，而我们没有。”
张林补充道：“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知道我们所承受的一切是为了什么。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有些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革命带来了什么。一些人抱怨甚至逃跑，向往过上更舒适的生活。但人民知道，但亿万农民知道，但正在建设新工业的工人们知道！他们知道！他们会保护革命的成果。倘若我们的孩子被剥夺了革命的成果，那才是牺牲。为了避免这种牺牲，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挡我们。”
[1]译者注：原名刘祖玉，参加革命工作以后使用的名字是卢玉。
[2]译者注：《新华日报》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发行的报纸。
[3]译者注：此处不确。事实上，当时张林的父亲已经去世，但他的母亲健在。
[4]译者注：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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