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
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
话说1958年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广州看了《文物》第9期刊登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及有关人员的注释，在书眉上批注道：
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的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1958年12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9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
鲁迅1927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从那时到今天，31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曰：
人类今闻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毛泽东1958年12月21日上午10时
毛泽东又在《沁园春·雪》这首词旁批注道：
“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3句，是指无产阶级。”
还在他所写的“才饮长沙水”中的“长沙水”3字旁批注道：
“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长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据说井水很甜，名叫沙水。”
他在《沁园春·长沙》中的“击水”批注道：
“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12月22日，毛泽东为中宣部12月1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65期上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给陆定一写了一个批语。
文章中说：“最近清华大学公共教研组党总支检查了物理教研组支部的工作，并组织党员讨论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讨论中暴露出以下问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连团员助教也被认为是革命对象。”“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摆开了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一些。认为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由于这些错误的认识，他们在工作中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该教研组主任刘绍唐（中左），一贯表现较好, 但支部却认为他只能起反面教员的作用。编教学大纲时, 让他带了几个落后助教编，党团员背着他又另编了一个, 准备唱对台戏。刘表现非常积极，开夜车将教材编出来了, 无可批判，党员却将他编的大纲丢在一边，只把党团员编的大纲交给群众讨论。清华大学党委最近已检查纠正了这种错误作法。”
毛泽东在给陆定一的批语中写道：
陆定一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全国一切大专院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毛泽东 1958年12月22日
后来在12月27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的批示作为文件和原件一起，发给“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西藏、宁夏工委”，“望印发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卫生部门，各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医院、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总支委、支委阅读并讨论，端正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向。”
12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军区接见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并同与会的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院校的负责人共50余人谈话。在谈到看问题要看到有两种可能性时，毛泽东说：
“坏事无非是打世界大战，扔原子弹，原子弹我们一个也没有。再有，中国共产党分裂，分成两个中央、3个中央。我们国家还有灭亡的危险没有？有。我们就是灭亡，也是暂时的、局部的。人民公社也会崩溃一部分，这没有坏处，可以得到教训。你有垮台的准备，就不会垮，至少是垮得少，你可以整顿教育。你如果没有垮台的准备，那就危险。这样讲，与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等论点，似乎不符合了，其实还是符合的，什么事情都有两个可能性，巩固或者崩溃。所谓纸老虎，并不是说它现在已经死了，不打是不会死的。帝国主义还活着，还是要斗争，到最后它就死了。要经过斗争，中间有曲折，不会没有风浪的。”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5周岁寿辰，广州的负责人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中午特地为他加了几个菜，一来是为他祝寿，二来是为他饯行。可惜毛泽东正在睡觉，未能吃上这顿饭。他起床后听说了此事，就把有关人员狠狠地训了一顿。
12月30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1959年1月3日，大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突然向南安县大嶝岛实施炮击，造成山头村托儿所31名儿童死亡，17人受伤。
毛泽东闻讯，决定于1月7日向金门实施第7次大规模炮击。为了表示惩罚少数作恶分子和利于国民党继续固守金门，毛泽东指示说：
“此次炮击目标只限于炮兵阵地。”
1月4日晚，毛泽东给杨开英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杨开英自从调到北京工作后，虽然与毛泽东同在一个城市，近在咫尺，可她不常去见毛泽东。即使有什么事，也只是写写信，或捎口信向他表示问候。不久前，毛泽东收到杨开英寄来的一封信，得知她近期身体有所好转，病已痊愈，便写了这一封回信，他写道：
友妹：
信收到，很高兴。我尚好，勿念。
兄字 1月4日
1月7日下午2点钟，福建前线指挥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了28个营又8个连的炮手们，以26000多发炮弹，向大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阵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炮击。此后，金门国民党军的气焰大为收敛。
1月9日，福建前线部队依照毛泽东“今后逢单日不一定都打炮”的指示，炮击次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少。
后来有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毛泽东在炮击金马问题上，既有强硬的原则立场，又有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他以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打击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既没有引起大规模的战争，也从没有给自己造成被动。”此言不虚。
1959年1月间，毛泽东对秘书林克说起了他学习英语的烦恼，他说：
“到处碰石头，很麻烦。”
他还说，要给自己定一个5年计划的目标，要通过学习，能够看英文的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
林克考虑到毛泽东要务缠身，日理万机，为了节约他的时间，从此以后就对他未学过的单词，事先代替他查好字典，注明轻重音。可是，毛泽东往往还要亲自翻翻字典，看看音标和注解。
毛泽东的湖南乡音浓重，在湖南的方言中“N”“L”不分，因而在读英语时，常常把night(夜晚)误念成light(光、亮)。每当此时，他就像个谦恭的学生，听林克讲解发音要领，随着林克的领读，反复练习。
毛泽东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他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他学英语的方法也与众不同，不是从初级课本到中级课本这样的顺序读，而是从新闻、时评、政论入手，逐步学习理论文章和经典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英译本。《矛盾论》英译本，他学过3遍，《共产党宣言》英文本也读过不止1遍。他在《矛盾论》、《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每页的空白处，都用行草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解。他每读1遍，便又注解一遍。
1月18日，毛泽东召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谭震林讨论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
1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1月26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轻工业和市场、农业、劳动力调配等问题。
1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将军，他在谈话中说：
“我认为古巴事件是当前一个重大事件，亚洲人民应该支援他们反抗美国。”
1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山东省委《关于馆陶县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写了一个批示，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转地、县及人民公社党委：
山东省委关于馆陶县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转发各地，希望认真注意这个问题。去年馆陶县粮食比1957年增产，但仍有25%的耕地受到水灾，完全失收的即占16%，加上虚报浮夸和反瞒产的错误作法，造成了目前比1957年更严重的现象。
1958年全国受到水旱灾害耕地面积是4亿亩，成灾面积是1亿亩，其中80%是旱灾。经过几年来水利工程，旱灾规律已经发生变化，老规律的旱灾是成片，易于发现，新规律的旱灾是插花，容易忽视。在丰收地区中，往往有一些减产、平产或者增产不多的地方，如果不认真注意，就容易在这部分地方发生严重问题，1956年广西饿死人的事件，在平乐、荔浦等县，也是在一般丰收中的插花灾区发生的，如果加上作风上的虚报浮夸，为了怕失面子，不许群众向上级反映真相，秋收中的粗糙，秋后有一段多吃了一些，等等因素，就更容易发生问题。据湖南攸县黄土岭人民公社党委书记谈，1958年比1957年每人粮食由4百斤增加到近1200斤，1958年是平安过去了，1959年如果不认真做工作，粮食这样多的地方也可能发生粮食不够吃的问题。由此可以说明，粮食虽然大增产了，如果抓不紧，处理不当，发生问题的可能性也同样很大。这个问题，中央在电话会议中，已经一再要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抓紧检查、解决，并且发过指示。但有的地方，似乎至今还麻痹大意，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希望各地党委认真抓这个问题，在春节前把受灾地区，减产、平产或者增产不多地区，和虚报较大地区，进行认真地检查和安排，千万不可疏忽大意。
中央 1959年1月22日
1月28日，毛泽东给远在北大荒的吴凤君写了一封回信。
吴凤君原是中南海文工团的一名战士，这位16岁的姑娘在毛泽东面前就像对自己的老父亲一样，口无遮拦，而且话特别多。有一次，她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们今天又上安东市场玩去了。今天的饺子真香啊，馅里搁了好多香油呢！”她还劝毛泽东也去市场看看。毛泽东说：
“我哪有这种自由，他们都管着我。想吃的东西不能吃，想去的地方不让去，我一点自由都没有。”
吴凤君不解地问：
“哟，主席还有牢骚呐？”
毛泽东认真地说：
“主席也是人嘛。”
1958年，人民解放军10万大军高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儿，打起背包开往北大荒垦荒。中南海文工团本来只有一个名额，可姑娘小伙子们全都报了名，坚决要求到北大荒干革命。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公安军政治部就批准了吴凤君、李艾、熊乃雄、胡敏英、蒋自重、梁小芳等二十几名战士加入垦荒大军。吴凤君马上去报告毛泽东说：
“主席，我要上北大荒去了。”
毛泽东看了吴凤君一眼，没吭声，过了一会儿，他很动感情地说：
“我是很舍不得你们走的。但不能因为我而耽误你们的前途，你们应该远走高飞。到了北大荒，别忘了给我写信，报告你们那儿的新闻。”
去北大荒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中央办公厅在春藕斋为战士们举行了一个送别舞会。毛泽东看着身边这批马上就要开往北大荒的小姑娘和小伙子们，问道：
“你们是自愿去的吗？”
年轻人纷纷回答：
“是自愿的。”
“主席，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去建设和保卫北大荒！”
在《浏阳河》的乐曲声中，舞会开始了。李艾邀请毛泽东跳舞。毛泽东边舞边说：
“嗯，不怕鬼的姑娘，你也要远走高飞啰。”
李艾告诉毛泽东，她打算提前两天走，去哈军工看望男朋友。毛泽东热心地出主意说：
“你们就结婚好啰，还等什么？”
“主席，我们还没有谈到结婚的事呢。”
毛泽东见李艾羞红了脸，又打趣说：
“好嘛，有什么喜事写信告诉一声，让老头也高兴高兴。”
旁边的吴凤君嬉笑着插话说：
“主席，您那么忙，哪有时间看我们的信呀？”
毛泽东却认真地说：
“哎，你们的信实在太宝贵了。你想，我不可能接触到那么多的老百姓啊，你们把下面的情况及时告诉我，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来信讲嘛。”
吴凤君等人就要出发了，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他们，语重心长地鼓励他们说：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是好事，你们去北大荒肯定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主席，我们记住了！”
“再见了，主席。”
……
后来，身在北大荒的吴凤君得知自己的好友小刘和毛泽东的卫士张仙朋结婚了，住在中南海里，就常常通过小刘打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毛泽东知道后对小刘说：
“你告诉小吴，再不给写信，我就生她的气了。”
吴凤君收到小刘的劝告信后，激动得热泪盈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她就接连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毛泽东在给她的回信中写道：
小吴同志：
两信都收到了，感谢你。你的文化、政治都提高了，劳动和技术想必也学了很多，为你祝贺！还有一件事要向你祝贺的，你的婚事解决了，向你们两人致祝贺！承致好意，极为感谢。我也时常想念你，大概永不能忘记。是我主张你们远走高飞的，是我主张你们改行的，你们远飞到千里之遥，改业为生产者了，多么好啊！文工团何必要占那么多的生产力呢？现在还是多了些，还应有一部分人远飞改业，于人民事业有利。你们去北大荒的一群人，听说不全在一起，她们在何处？寄小胡一信，劳神转交为荷。
祝好！
毛泽东 1959年1月28日
1959年春节前夕，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议说，要给他拜年。毛泽东说：
“算了吧。”
可大家都不依，毛泽东只好同意找个机会一起团拜一次。
2月8日是农历的大年初一，这天晚上，毛泽东身边的一批工作人员，都带着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一起到丰泽园颐年堂举行团拜会。毛泽东问罗光禄的爱人说：
“你叫什么名字？”
罗光禄的爱人回答说：
“我叫刘若风。”
毛泽东说：
“这名字好！你是不是知识分子？”
刘若风说：
“我不是知识分子，是工农分子，在建设部工作。”
毛泽东说：
“工农分子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总之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工农分子要知识化，两者要结合起来啰！”
大家簇拥着毛泽东，要照个合影像。众人都很客气地把年纪较大的刘若风和管理员张国玺的爱人两个人推到前面，紧靠在毛泽东身边，而秘书们则习惯地靠边站着，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
团拜会结束时，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和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一起照相留念。
2月上旬，毛泽东为调查农业生产的真实情况，嘱咐田家英带着秘书室的工作人员到农村去亲自种植试验田。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岸英当年从苏联回来的时候，我就让他去向农民学习，拜农民为师。你们也要亲自下去，要跟农民一起劳动，拜农民为师。你们下去以后，要找一块最好的地，量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粮食。打下的粮食，你们也要自己去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1959年刚过完春节，田家英、逄先知、李学谦（女）、骆文惠（女）和我5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田家英当组长，我担任临时支部的支部书记。”“我们一行来到了四川省新繁县的大丰人民公社。”
2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他们在这次会见中的谈话内容节录如次：
马特：我有些理论问题不清楚，想在这里提一提。主席先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理论家，不知有无时间解答？
毛泽东：你这个说法不对。
马特：理论著作我看过很多。我认为只有列宁和您的著作最好。
毛泽东：忙于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
马特：我认为，所谓马列主义是指马克思和列宁两人的著作。其中属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真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具体实用的而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考察的学说。就此而言，马列主义中属于后一部分的学说是否需要不断改进？
毛泽东：你这个讲法不合适，马列主义至今未变。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与德国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
马特：这正是我要提的问题。
毛泽东：列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马特：列宁改变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
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现在改变了这个结论。例如，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却首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就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
马特：这本来是没有预料到的，即使是列宁，也是事后才看出来的。
毛泽东：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发现。
马特：但是在二月革命之后。
毛泽东：列宁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后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看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爆发革命，在东方国家中也有这种可能。
马特：列宁是在以后才看出的。
毛泽东：列宁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马特：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中国有两次革命，1949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几个步骤。后一次革命经过几年，已基本完成。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
我们先动买办资产，而对民族资本我们好几年未动。至于个体农民，我们首先分配土地为农民所有，第二步才将他们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对于民族资本，我们分几个步骤进行改造，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公私合营。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分好几年赎买。现在，原属民族资本的那些企业都是由国家管理。
中国过去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占80%，民族资本只占20%。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归国家所有以后，资本的主要部分就已归国家所有了。对民族资本我们采取和缓的政策。资本家现在同我们合作。
马特：还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先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
毛泽东：这个道理很简单。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些国家被西方国家剥削得很贫困。这里讲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谓帝国主义的后方。
马特：马列主义有关实用的部分，现在有些已不适用了。比如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是垄断的，但政治上并不尽然，因为还有自由，这个自由并不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这两个东西，是否可以分开？
毛泽东：这首先要对专政作分析，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可能由多数人掌握，而只能由资本家统治，这就是独裁。
马特：如果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发表出去，会不会有人认为主席先生背叛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我不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
2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时说：
“现在，我们又讲跟蒋介石合作，他说不干。我们说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干。我们说，总有一天美国要整他，总有一天美国要承认我们，丢掉他。蒋介石不懂得这一点。我们搞第3次合作，他通过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跟我们联系，公开不敢，怕美国，而我们不怕。”
2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接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时说：
“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事实是帝国主义依靠它的走狗，联合非洲的一部分人压迫非洲。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说来，整个非洲的斗争还是长期的。一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明天早上就胜利，要准备长期斗争。如不做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而帝国主义那么强大，就要失望。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我有两个建议，请你们考虑。我不熟悉非洲的情形，我又不是非洲人。我讲我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非洲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搞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这点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另外两点：一是胜利的快慢问题。可能胜利快，也可能胜利慢，无非这两种。两头都准备，就不至于失望。二是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是依靠外国来解放非洲，还是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要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非洲的事情非洲人自己去办，依靠非洲人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在世界上找朋友，包括中国在内。至于中国，一定支持你们。这两点是否对，请你们考虑。
看来，现在的非洲与过去的非洲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8年非洲反帝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可以料到，今后非洲的反帝运动会比过去发展得更快。至于各国要帮助你们，那毫无问题。各国人民，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独立了的国家，一定要帮助、支持你们。你们需要支持，我们也需要支持，而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支持。谁来支持我们？还不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支持我们的最主要的力量。支持我们的还有西欧的工人阶级。所以是相互的支持。你们那里的反帝运动就是支持我们。苏联、中国把工作做好一点，也就是支持你们。你们可以考虑，中国可以当做你们的一个朋友。我们能牵制帝国主义，使它力量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去压迫非洲。”
2月22日，毛泽东看了广东省委转发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2月19日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为中央写了一个批语，并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1959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各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照赵紫阳同志在雷南县所采取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成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心了。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确，解决问题的时间只需10天或者半个月就够了。此件可登报，并可转发各地、县。
中央 1959年2月22日
2月23日，毛泽东开始乘专列南下调查研究。是日晚，到达天津，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及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人，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
2月24日晚，毛泽东抵达济南，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秘书长吴建谈话。随后，毛泽东前往山东省委交际处会议室，同山东省和济南市的负责人谈话。李先念参加了这两次谈话。
尔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关于市场情况和轻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务院财经各部党组，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党组：
中央同意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3同志《关于市场情况和轻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市场问题，实质上是农副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生产问题。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切实加强对市场的领导，力争在第一、第二季度内，把市场供应基本上调整好，某些在第二季度还不能调整好的商品，也应当力争尽快地好转，以实际的效果来迎接国庆10周年。农副产品的收购任务，应当保证在2月底以前完成，3月份进行检查总结；主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计划，应当彻底落实，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应当抓紧组织，保证实现，轻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应当按计划保证供应，不得挪作别用；外贸出口任务，应当按照规定的品种、数量、质量和时间，切实保证完成。
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商业工作中，切实贯彻“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严格服从国家统一的调拨计划。关于适当地改进商品管理办法的问题，中央同意报告中所提的各项原则。商业部门应当掌握必要的物资，统筹分配，稳定物价，打击黑市。商业部门对规定的商品，有权按照计划进行调拨。中央责成商业部门迅速提出改进商品管理办法的具体方案，报告中央批准后执行。
中央 1959年2月24日
2月25日，毛泽东为了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召集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和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还有一个管理区党总支书记、一个生产队长，继续谈话。
据郑松回忆说：“2月25日下午5点多钟,我和东郊公社大辛庄管理区总支书记李兰生、大辛第二生产队支部书记张印水、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任之,随同舒同和省委秘书长吴建,登上了停在济南西郊机场专车线上的主席专列。主席用铅笔逐一记下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年龄、职务、家庭情况。下午5点半,座谈会正式开始。毛主席掰着手指头幽默地说：
‘我们这次座谈会参加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实际上是包括中央、省、县、社、管理区、生产大队6级党的书记、就叫6级书记座谈会吧’。”
“主席的平易近人让人备感亲切,主席知识的渊博更让人敬佩。”“主席问道：
‘东郊公社在什么地方？’
舒同回答后，又说：
‘东郊公社驻地大辛庄还有商朝的古迹呢。’
毛泽东马上又问，都出土些什么文物？他借机讲了龙山文化和殷纣王的故事,他说：
‘龙山文化很有名啊！殷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的不太好,所以失败了。他抓着俘虏就杀,我们的俘虏政策和他不一样,是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的。’
我们听了感到非常新鲜,受到教育,增加了历史知识,同时也活跃了座谈会的气氛。”
在这次6级书记座谈会上,毛泽东办公室和身边工作人员一个也没有参加的,连个帮助做记录的秘书工作人员也没有,自始至终都是毛泽东自己亲自拟定调查的纲要,提出问题,这个问题座谈完了,就提出下一个问题。他自己口问、耳听、眼看、手写,亲自作记录,把调查的重要情况记下来。大家汇报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就一条一条地记下来,有时汇报人说得太快,毛泽东就说：
“慢点,慢点,我记一记。”
有些重要的情况,他还要求汇报人再说一遍,有些地方方言,一时未听明白,他就问：
“这是什么意思啊？”
毛泽东向郑松他们详细地了解了东郊公社的基本情况和整社当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并请他们在专列上吃了一顿便饭,边吃边聊,然后接着开。等座谈会开完，已是晚上8点半了。
是日晚11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了济南。
2月26日，毛泽东来到郑州，当晚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人谈话。
2月27日上午，毛泽东和吴芝圃及新乡、洛阳、许昌、信阳4个地委负责人谈话说：
“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3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
毛泽东提出了反对平调和不赞成瞒产私分的意见。他说：
“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这‘是掠夺，是抢劫’。”
他还说：
“包括桌椅板凳都要打借条，10年偿还。评工记分、包工包产都应该坚持。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积累上光搞国家积累和社里积累不行，积累上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
“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
2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第2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还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毛泽东首先说：
“‘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26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
他接着说道：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任务，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
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毛泽东在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时说：
“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的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3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2月28日晚，毛泽东召集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圣、江苏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等。毛泽东在讲话中除了昨天的内容外，有些话讲得更尖锐了，他说：
“据我看瞒产私分不是错误，我的意见是应该打埋伏。这几个月一股‘共产’风潮，引起他们瞒产私分。中央、省、地、县、公社为一方，几亿农民跟他们的领袖队长、小队长为一方，两方面顶牛，普遍全国，绝无例外。我们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去年9月起，10月、11月、12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去年12月我们不感觉到这个问题，谁料到大丰收还闹粮食风潮呢？”“总而言之，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
“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3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我基本的意思，就是想把我们拼命反对的这个本位主义帽子揭掉。我们现在是反对拿多了一点，凡是手伸长了，你得收回来，这种性质是一种冒险主义。”
这一天的与会者不少人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对毛泽东这些话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
1959年3月1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听了昨天10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
毛泽东在信中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
3月1日上午，由邓小平主持与会者讨论，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
下午4时，毛泽东召集前两次会议的与会者共同开会，他在讲话中说：
“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过来。原先心里想共产多了，想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
李先念插话说：
“27号以前是反对本位主义。”
毛泽东说：
“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
王任重插话说：
“省委的责任就是政策不明确。”
毛泽东说：
“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
这次会议一直进行到晚上9点多。
3月2日凌晨4时半，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他写道：
“鉴于河南6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做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3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3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讲步骤，避免破坏。”
上午八时，毛泽东又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9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和你们议定的12句话，以昭慎重。”
信中所说的12句话，是与会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议定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
3月2日晚，周恩来等新到的9人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讲了一个在大革命时期的故事，他说：
“我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同雅声同志多次接触，我们谈中国革命，谈农民运动，都很合拍。谈旧体诗词，也很投机。他和我一样喜欢唐代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他还喜欢杜牧、王维。我们交换过各自写的诗，他的名句我至今还记得：‘范叔一寒何至此？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两句用典，很融洽，很活。我看比李商隐的好。用这种诗的语言，表现诗人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硬骨头精神，我很欣赏他的这类诗句，他长于七言，律绝俱佳。”
他接着讲了“梁鸿余热不因人”的典故。他说：
“东汉有个梁鸿，少孤家贫，经常独坐，不与人同食。‘举案齐眉’就是讲他的故事。他有个老婆叫孟光，他们穷得要死，给人舂米度日。有一个人对他说：‘我这里有火，你用它来烧饭吧。’他说：我‘小子鸿，不因人热者也’。你有热，我不沾光。这个人后来到了无锡，成了经学家。这个人是硬汉。”
毛泽东由“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一典故引申到“共产风”问题上，他说：
“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扭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
刘少奇插话说：
“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
毛泽东又说：
“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而生产队所有制，在几年内，还是整个所有制的基础。”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着一个在公社中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问题。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对。”
毛泽东用一个三国故事说明了工作方法问题，他说：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讲到这里，他解释道：
“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
他继续讲道：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
故事讲完了，毛泽东总结说：
“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道：“2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3封信，申诉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6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毛泽东为了纠正“共产风”，他指定几个人起草一个通俗、简明的条文。在起草条文的过程中，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说，条文中应该写上：“公社要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毛泽东说：
“你没有讲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嘛。”
毛泽东还说：
“在社与社、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
3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刚刚开辟了建设的道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高。我们人口那么多，只有那么一点钢铁。我们在工业化中刚走了第一步。我国人民还很穷，需要继续努力，要有许多年时间才能发展起来。我们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你们要监督我们，看到我们不好的地方要说，看到我们进步得慢也要说。你们要监督我们向前进步。中国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是世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中国的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要团结成一体，全世界人民要大团结。你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你们每有一个胜利，我们就高兴。我们很高兴看到拉丁美洲的斗争在不断发展。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部分。这3个洲的国家是西方世界的后方。这个后方现在已经不稳定了，它的空气比较稀薄，比较容易冲破帝国主义的统治。当然，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现在还在统治这些地方，好像过去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中国一样。为什么说它的空气比较稀薄呢？因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占主要地位。过去俄国就是这样，它的空气也比较稀薄。在这些地区，无产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如在西方国家那么厉害，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不那么深。因此，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特别旺盛。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蓬勃的开展起反帝斗争了。非洲人口有两亿多，他们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拉丁美洲也是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
帝国主义已经为这3个洲的国家造就了强大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也在这些国家造就了知识分子队伍。帝国主义为了它自己的目的，造就了工人阶级，造就了知识分子，结果将是由它造就出来的人把它自己推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旧社会总是会创造新社会的因素的。”
3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说：
“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的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
3月5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了一个《郑州会议纪要》草稿，全文如下：
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7天，3月5日结束。到会者，中央20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27人，共47人。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意见，然后进行了几次讨论。结果如下：
1、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2、规定了如下14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14句话是：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3、起草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欲知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还有什么重要讲话，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重点是解决共产风问题。其原因是他在南下视察中发现，“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可没想到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话以后，与会者的反应竟是“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以至于“几个人跟他唱反调”。正如毛泽东在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所说：“听了昨天10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因此，他不得不再次扩大参加会议的人数，再做进一步的努力！由此可见，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者对于纠正共产风错误的阻力，是多么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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