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
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
要去讲抢，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话说1959年3月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郑州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又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他们有：北京的刘仁、内蒙古的乌兰夫、黑龙江的欧阳钦、吉林的吴德、辽宁的黄火青、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江西的邵式平、广西的刘建勋、云南的谢富治、新疆的王恩茂等。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全文如下：
放一大炮是否灵，放对了没有？
要拿王国藩穷棒子社对穷户、穷队、穷社，解决穷社、穷队、穷户问题。一是贷款，二是公共积累。国家每年拿出10亿解决这一问题，社工业少办，主要是解决这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作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是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哪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整社3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9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购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2月19日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给省委的信，见上一章毛泽东2月22日为中央写的批语——笔者注）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笔者注：杜导正在《坎坷的记者之路》中说：1959年初，广州市100多万人口，国家粮库里只有供应7天的粮食了。广东省处处粮食告急。广东省委和我还怀疑是不是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不卖给国家，省委便在东莞县搞反瞒产运动试点,在东莞召开反瞒产现场会，我去看“搜粮”。其实是事先专藏下的。我又发了几篇长篇文章，说广东城乡缺粮是假相，1958年粮食大丰收，是农民将粮食藏起来了。所以陶铸、赵紫阳同志领导的反瞒产运动是正确的。）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1958年《红旗》杂志第8期发表了他写于7月15日的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笔者注）。
我们要看到农民确有共产主义精神，但不要只看到这一面，还要看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他们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还是集体所有。修武县委书记的考虑是正确的，他不敢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他担心宣布全民所有制实行供给制以后，灾荒发生时，国家是否发工资；丰收时，国家把粮食调走，也发不起工资。灾荒、丰收都有苦闷。他是代表农民考虑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考虑这个问题。是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我认为还是应该像修武县委书记那样，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不要像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听说徐水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他们那里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还不能像鞍钢那样由国家来调拨。尽管他们宣布了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大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还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决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来，把人民公社同国营工厂混同起来。如果混同起来，就没有一个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任务了，就没有奋斗目标了。现在有不少干部，对这个界限分不清楚，认识模糊。如果有人说徐水还不是全民所有制，就被批评是“右倾”。
瞒产私分很久了，开始在襄阳发现。刘子厚谈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河北1月开党代会，开始搞共产主义，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2月13日就感到有问题，决心改变主意，但还没有接触到所有制问题。到山东谈了吕鸿宾合作社，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秤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了，他也不在乎，这一着神经战也不灵。一张条子，一杆秤，一顶帽子，三不灵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但也没有接触到所有制。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杆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钱就往那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吕鸿宾改变主意，一张安民布告，一个楼梯下楼。要下楼，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吕鸿宾的办法，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办法，现在要解决根本问题——所有制问题。
整了3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觉，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3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5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问题，在批转赵紫阳的报告，就有此思想。六中全会有好处，农民不怕中央了，认为中央好讲价钱，中央雇工是拿钱的，购粮油是拿钱的，征购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时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县，县也调了些人，调了些东西，县、社办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对公社同志讲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务做不完。你们有经验，你们过去不是骂中央统死统多吗？现在你们当了婆婆就打媳妇，就忘记了。现在中央已经改了。去年权力下放，说了不算，拿出一张表来你们才放心。现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调，一曰物、二曰人。当然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给资本家，而是出卖给中央、省、县、公社，但也要等价交换。过去长沙建筑工人罢工，我们叫增加工资，他们叫涨价，那是1921年的事，到现在38年了，我们还不懂涨价这个道理吗？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要穷队赶上来，穷队变富队。穷变富每个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国藩那样，最大的希望是穷队。不能把苏联的钢砍给我们二千万吨，如果这样，苏联也要造反。世界上的事没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吃空气，1分钟18次，有吸必有呼，你交还自然多少二氧化碳、皮肤散热，这也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材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纺织工业出纱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资就能出工厂，总要相等就是。王鹤寿不给他交换焦炭、矿石，就拉不出钢铁。物质不灭，能量转化。要科学。夏热冬寒，一切都等价交换。国家给钱，就是公社不给钱，犯了个大错误。谢富治同志讲，云南提出供给与工资比例是三比七。这个原则在武昌会议是讲了的。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10亿，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贫农贷款是4年，60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以给人民银行行长戴一顶帽子，叫作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还可以延长。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说法叫作“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对付剥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纲。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吉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草谷”，无代价抢劫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辽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个大帝国，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个亚洲和大半个欧洲。第二是英国，日不落国。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个欧洲，半个苏联，还有北非。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最大，实际控制整个西欧，整个美欧、澳洲、新西兰、东南亚、印度，对印尼也在天天增加投资，科伦坡国家也在旧金山开会，可厉害了。美国控制的地区超过成吉思汗。伊拉克7月14日革命成功，美国15日占领黎巴嫩。我们8月23日打炮，他立即调部队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说是最大一次集中。他的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对付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一点，你边缘我也边缘。打了3个月，他失败了。我宣布领海12海里，他只承认3海里，我警告30多次，他国内外都不满意，我说一千次也不打，记一笔账，这是对付流氓的办法。后来挂了30几笔账，他就不来了，手忙脚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是10个指头按1个跳蚤，美国是10个指头按100个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国、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国是一个“大跳蚤”。
打土豪大概从打草谷学来的。蒙古统治时，有人建议打草谷不如收税，收税才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知比打草谷强多少倍。现在公社党委实际上是恢复蒙古打草谷的办法，落后的抢劫办法。过去打土豪是正确的，“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和宋江一样。现在对农民能这样吗？唯一的办法只能等价交换，3级之间要有买卖关系，劳动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切不可太多。
王安石创始免役法，把服劳役改为征税，由政府雇人，出工资，做各种服役的事业，这是很进步的办法。我们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马光的办法了。司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对王安石的办法的。公社可办对社有利的工业，但雇人要出工资。一种是固定工人；另一种非固定工人，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术工人要有较高工资。亦工亦农的，待遇应与农民不同。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3个卫星呢。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30年之久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70％，因此，30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俄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点，粮食产量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热心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搞3、5、7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不能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没有饭吃由省解决。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安排时应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之几十。人民生活，公社积累（15—18％）国家税收（7％—10％），应同时安排。义务劳动要减少，公共积累要减少。多给一些社员看到的东西，减少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粮食供给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副业生产都要归队办。
大问题是把6级干部会开好，公社党委来一个书记，管理区来二人，生产队来二人，都要一穷一富。河南简报要看两遍，这是现场会议。对穷队要讲王国藩。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穷棒子王国藩社现在是一个大社，很富了。开始只有23人，3条驴腿，无车无粮，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国家贷款，不要救济，砍柴卖，从此出了名，变为几十户，几百户。现在多少户了？各省都可以找出这样例子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由贫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国家投资，第一是扶助工业，第二是扶助穷队。四六开或三七开，穷队占六到七。10亿人民币，3亿交公社，7亿交穷队。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国家。穷人要有志气，送给我，我也不要。穷队有依赖思想。何应钦不发钱，我不搞生产如何行。
我们党过去有很多山头，逐步联合成为统一的党。军队也有几个山头，1方面军有两个山头，2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4方面军4个山头。在延安党校，夕阳西下，散步时也分山头。上馆子吃饭也分山头。山头之内无话不讲，话不好给别的山头讲。在陕北甚至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也分两条路走，要命时也不混杂。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山头是历史原因和地区不同造成的。现在看山头消灭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共产党有个共同纲领，中央实际上是联合会。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么托洛斯基。教条主义者到处整人，苏区、白区都怕钦差大臣。批评人家为机会主义，夺取了党、政、军、财权，他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准说敌强我弱，不准说泄气话，只能讲壮气的话，曾几何时（三年半）长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么能有积极性呢？斯大林搞托洛斯基，反复几次，赫鲁晓夫不敢让莫洛托夫当中央委员，我们对待教条主义，采取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方针。“七大”之前七中全会决议，会前搞清问题，大会是开团结大会，错误让他自己讲。除了王明是个未知数，其余信任他们。
现在讲的是生产队山头。每个生产队是一个山头，不认识，不承认，不照顾，就不能基本消灭山头。英国是第一个帝国主义，现在美国超过了它。世界在变化。穷队也会变化，穷的搞得好，大多数会过富的。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做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1、2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不要一县一社（修武除外）。一社统一集中分配，任意调人调东西，很危险。要迅速讲清楚；办法是开6级干部会。有人说富队会搞资本主义，我不信，他能离开地球吗？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现在他就跑了，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动刀枪，会不会离心离德？照现在的情况有脱离太阳系的危险。现在我赞成跑，这样可以使我们警觉，将来就不会跑了。
已发文件作为初稿，我在河南取得经验，然后到武汉去，你们不要等，放手去作，基本观点不会变的。六中全会，缺少3级管理，队为基础，社与国家、社内队与队等价交换，这是认识问题。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发现是感觉，分析是理性，要有个过程，开头是接触，所谓分析就是揭露，解决是综合阶段。
一盘棋要三照顾。生产队有5亿人口，千万干部（队长、会计），得罪他们不得了。过去70万个小社，一社50个干部，则是三千万干部。瞒产私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决心那么大，因为有5亿农民支持他们，我们则脱离了群众。认识这个问题，时间有5个月之久，相当迟，客现实际反映到主观，有个过程。
文件还要修改，但基本观点就是这样，你们可以照办。里面供给和工资问题没讲，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工人寄钱问题，中心是说服公社，不能拦路劫抢。军官寄钱回去，公社扣了，军官有很大反映。财产权利必须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反而建设得快。要说服公社，懂得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邵大哥3支钢笔，将来不只3支，共产主义可能有10支。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说，要办就办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公社嘛。企业、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办食堂随你办，至于家属就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已经是国有制还办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县城还可以办。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干部下放，军官当兵，5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输出，自己吃，这是马列主义，没有修正主义。公社倒是有修正主义，拦路劫抢、不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第2次郑州会议结束后，各省、市、自治区都准备召开5级或6级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会议的精神及其所规定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为了直接掌握和指导这一工作的进行，便以党内通信的方式，随时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解决各地提出的重要问题。
3月9日清晨，毛泽东写出了第1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中央决定在3月25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定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下级干部大会，约需要开10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3月11日开会是适当的。开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很彻底，就是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做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的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3月11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3月20日或者22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空来，于3月25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至于太迫促。河南的6级干部大会，3月10日可以结束。他们的一个决议，一个总结性讲话，3月9日可以最后定稿。这两个文件，中央将在3月14日以前用飞机送到你们手里以供参考。河南的下一步，是开县的4级干部大会，传达和讨论省的6级干部会议的出席人是：（一）县级若干人；（二）公社级若干人；（三）生产大队每队1人至2人；（四）生产队每队1人。外加着若干观潮派，算账派。共计少者千余人，多者二千人。会期7天至10天。河南各县定于3月13日或14日同时开会，3月20日或24日以前结束，3月份还剩下一星期，各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去开会。总之，3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4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方向地展开今年的大跃进了。我希望各省、市、区也这样办。各省、市、区的6级干部大会，如果能像湖北那样在3月11日召开，3月20日或22日以前可以结束，3月底可以结束县的4级干部会议，4月10日以前可以结束社和队的讨论，比河南的也只迟10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6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即刻放下去，3、4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讲。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做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3天时间也就可以了。拖长反而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毛泽东1959年3月9日上午4时于郑州
3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湖南省委关于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湖南省委3月8日的报告，9日上午12时收到。6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先布置生产，很对。县、社、大队和队，都有一两个强的领导者留在当地指挥生产，农时决不能误。但全省大会宜早开，分两批到省，第1批4级，第2批两级，一开始就是大会，河南就是这样开的。大会有公社3级干部，把方针一放，立即轰开，情况暴露，就是最好的调查。不必事先做调查，以省时间。很多同志作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却是事实。现在已有了郑州会议的方针，只须将6级几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针一放，几天工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时也有利。
毛泽东1959年3月9日下午1时于郑州
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叛乱分子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
3月11日，谭冠三政委鉴于中央驻藏代表、工委书记张经武与军区司令员、工委第一副书记张国华均在北京，便写信给达赖喇嘛，他写道：
达赖喇嘛：
现在反动分子竟敢肆无忌惮，公开地狂妄地进行军事挑衅，在国防公路沿线（罗布林卡北面的公路）修了工事，布置了大量机枪和武装反动分子，已经十分严重地破坏了国防交通安全。过去我们曾多次向噶厦谈过，人民解放军负有保卫国防、保卫国防交通安全的责任，对于这种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实难置之不理。因此，西藏军区已去信通知索康、柳霞、夏苏、帕拉等，请他们通知反动分子，立即拆除一切工事，并撤离公路。否则由此引起恶果，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特此报告，您有何意见，亦请尽快告知。
此致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11日
3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到了武昌，下榻于东湖宾馆。就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叛乱问题，他致电中央说：
“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毛泽东提出两种处置办法：
“1、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2、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
据此，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给西藏军区的指示电中也说：
“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
3月13日，毛泽东在武昌东胡宾馆会见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她的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形，斯特朗是这样描述的：
“1958年10月，我曾向毛泽东请求过与他们进行一次会见，但没有得到回音。1959年3月，突然来了一个电话，问我是否能与杜波依斯夫妇去南方，与毛进行一次会见。我们离开北京前往毛泽东所在的武汉市。
到达武汉的第3天，正好是3月13日，星期五。这天早晨，我们在早饭时被告知：‘主席将在10点钟接见你们。’饭后，一辆小车把我们载到了东湖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身穿一套缝制得很好的灰色毛料衣服，走下别墅的台阶欢迎我们。
毛泽东精力充沛，他看上去不但非常健康，而且还无忧无虑，几乎处于一个开玩笑时的情绪状态。他对杜波依斯的肤色表示惊奇，并用自己的手去比较杜的肤色，说：‘谁能告诉我，我们俩谁更黑一些？’杜回答毛泽东：‘你不比我黑。’确实，毛泽东的手由于太阳照晒，与杜波依斯的由于年龄而变得苍白的手一样黑。他在与我握手时，用英语说了句：‘你好’，而我在同时却用汉语说了‘你好’，他大笑了起来。
当我们走上台阶进入别墅时，毛泽东提醒我，自从我们在延安的最后一次谈话以后，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未曾见面了，前后大体有22年。毛泽东告诉我说，10月份，他收到了我的来信，本打算回复，但却没有时间。这是他答应给予美国人的第一次会见。
我们走进了一个不大而明亮、三面有窗、可以看湖的房间。毛泽东在一个狭长、盖着紫色毛毯的桌旁坐下，杜波依斯坐在了毛泽东的对面，我则坐在杜的身边。毛泽东坐直了身子对我说：你是老朋友了，你在中国已经很长时间，现在已成了中国人。毛泽东接着说，杜是新朋友，是客人，按照中国的习俗，客人应受到更加热情的接待。为此毛泽东十分礼貌地告诉我，杜波依斯享有谈话和提问的优先权利。
谈话是在半严肃半开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问起了我的年龄，得知我73岁，而他自己是66岁，杜波依斯是91岁。‘3代人’，毛泽东评论道。我接着说，只不过是两代或两代半。毛泽东抛开了他的评论，说杜波依斯大概足可以做他的父亲。
毛泽东接着说道，‘虽然我感到上了年纪，但我仍然很有精力和体力。由于精力体力充沛，我每年仍然可以畅游长江。我自小就喜欢游泳，我已游过了许多江河，还希望游得更多。如果你们不反对，我愿意去游密西西比河。但是我想另外3个人可能会反对：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毛泽东说着向杜波依斯投去了询问的一瞥。
‘相反，’杜波依斯回答说，表情有点严肃，‘他们可能愿意看见你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别是靠近它的河口。’
毛泽东对杜波依斯的回答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高兴地说：‘如果真的那样，我可以在几天以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不谈任何政治，只是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允许，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那一定会给杜勒斯一个打击。’毛泽东马上纠正说：‘这不是我的本来愿望。我希望杜勒斯先生健康，作为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处，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同样有用处。确实如此。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为了这一目的，他压迫人民，在全世界各地派驻军队，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一切，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你们不这样以为吗？’毛泽东盯住杜波依斯问道。
杜波依斯回答说，这取决于多少人的觉悟，能够理解杜勒斯的所作所为。他认为，觉悟的人民对杜勒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我不希望这种形势继续太长的时间。
毛泽东不同意杜波依斯的看法，说这一阶段不是太长，而是太短。他希望杜勒斯再将他的政策继续10年，美国军队现在占据着中国的台湾，但他们终将不得不离开。美国第7舰队在中国沿海时间越长，就越能教育中国和世界人民。
毛泽东继续评论杜勒斯，用半严肃的嘲弄口气说，杜勒斯制造的国际紧张局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他把局势弄得越紧张，我们就越容易动员世界人民。每一个人都被迫面对战争问题。杜勒斯本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怀疑他所制造的紧张局势，究竟是对他有利，还是对东方有利。
毛泽东列举了由于杜勒斯制造的紧张局势而引起的12起世界性事件。首先是委内瑞拉的反叛；其次是尼克松副总统对8个拉美国家的访问，所到之处，人民用鸡蛋和痰来欢迎他；第三是伊拉克的革命；第四是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的登陆；第五是中国对金门的炮击。
毛泽东接着说道，我们与蒋介石的战争，已经持续30年了，但因为我们炮击金门，美国派出了其半数的军用飞机。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地方。杜勒斯坚持其‘战争边缘’的政策，他们护送蒋介石的船只，但在我们追击时，他们总是在3英里以外的地方观看。他们停止在边缘，所以，我们把杜勒斯当作老师，我们也是停在边缘。我们炮轰蒋介石的舰船，美国的舰船挂着巨大的国旗，因此我们能够容易与蒋的舰船区分开来。我们不炸美国的军舰，我们向杜勒斯学习，也把战争避免在边缘。为了把他的意思表达清楚，毛泽东用茶杯、烟灰缸和烟盒在桌上摆了一个‘沙盘’，标出了金门外面美国军舰和蒋介石军舰的位置。
毛泽东继续列举了因杜勒斯造成的紧张局势而产生的各个世界性事件。毛泽东提到了美国共和党在选举中的大败和美国的经济危机，提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摩擦的增加，”他说：“北约四分五裂，主要是由于美国、英国、法国、西德之间的利害冲突，这种冲突在年底明朗化了。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说他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而不由美国指挥。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来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毛泽东还“提到了赫鲁晓夫将西柏林变成自由城市的建议，提到了苏联的卫星发射和第7个五年计划。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古巴革命’的重要意义，‘古巴，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只有600万人民，相当于美国黑人的三分之一。古巴离美国很近，恰好在它的脚边，但古巴并不畏惧原子弹和氢弹。对古巴人来说，它们并不能说明什么。’
毛泽东接着说：‘过去，我们的人民害怕美帝国主义，这是一种疾病。他们羡慕美帝国主义，也是一种疾病。当恐惧和羡慕联系起来时，就成了崇拜。在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被这种崇拜所击垮，甚至于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在过去的9年中，我们已经能够改变人们的这种心理。’”
这正是：大师最善抛气球，亦庄亦谐巧筹谋。老朋新友作媒介，可惜杜勒斯如牛。
毛泽东谈到此处，提议大家一起出去散散步。大家同意了，走出别墅，来到了东湖边，沿着湖边曲折的小道缓行。尔后，他们回到餐厅，毛泽东与客人共进午餐。
席间，毛泽东向斯特朗推荐了“葱爆海参”这道菜，被斯特朗谢绝了，因为她不喜欢海参，看起来就恶心，更不用说吃它了。饭后，斯特朗在谈话中问毛泽东：
“为什么西方人不管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都害怕第3次世界大战？科学家们说，已经有了足可以毁灭全人类的原子弹，而这些原子弹有可能会被错误的或被事故引发，而中国好像一点也不受这种威胁的困扰。”
毛泽东笑着说：
“如果西方人对世界大战的恐惧使他们力求阻止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那么这种恐惧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国无人想发动战争。我不相信会有第3次世界大战，尽管战争可能会继续存在多年，而且在有些战争中可能使用核武器。我不相信会因为偶然事件而使用全部核武器，也不相信它们能毁灭全人类。即使核战争发生，全部热核武器也不能毁灭地球上的全部生命。而且，如果人类全被毁灭，进化将会再次产生出人类。不管怎样，由于人民要求和平力量的增强，这种战争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阵营不会发动战争。因此不应该害怕。害怕帝国主义，只会促使他们行动。必须反对他们，但要认真。”
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说他钦佩杜波依斯年高而身轻体健。他还说：
“我已经66岁了，我可能死于疾病，也可能死于飞机失事，也可能会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杀死。但是光怕死是没有用的。害怕不能避免死亡，反而会导致死亡。我不想死，我仍然认为，我是有可能活着看见帝国主义的末日的，那正是我所欲求和希望的。但如果我一定得死，我也不害怕。”
杜波依斯担心他死后的处境。他说，因为我的朋友和敌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座的都知道，我实际上并不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笑着对他说：
“你不要担心，你现在91岁，当你见到马克思时，他会承认你是他的同志。当然喽，也可能我比你先去那里，如果那样，我将很高兴地作你的介绍人。”
毛泽东送走客人后，就西藏局势致电中央，他写道：
“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软弱可欺，闹事可能扩大，我们不得不准备提前实行民主改革。我们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准备爆发叛乱，请中央考虑对达赖可能出走采取何种措施。中央以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名义，写信答复达赖在3月10日以后的3次来信，宽大为怀，希望达赖实践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
3月15日，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将中央以他的名义写的“第3次”致达赖信，送给达赖喇嘛，规劝他“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乱分子。”
3月15日下午，毛泽东致电中央，他写道：
“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
这一天，毛泽东还写出了第2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5天，看了湖北6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指《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和《中共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笔者注）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3月8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规定（指中共湖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笔者注），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该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同志来此，和王任重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6个生产队。而这6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3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3月11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全省原有23000个高级社，平均每社320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两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不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做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到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3000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做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4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的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1959年3月15日，于武昌
3月17日清晨，毛泽东写出了第3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各省市区6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4级或5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4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开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县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5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一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大鸣放，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3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或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3天至4天的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3天至4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够了。县的5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6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3级所有、3级管理、3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3月下旬即可完结，4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里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工暇全民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5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3天时间（3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4次，每次1天、2天至多3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委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指原来的高级社）的领导骨干。
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即实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毛泽东1959年3月17日上午7时，于武昌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重心是什么？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中抄录的3篇党内通讯，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工作方法和民主作风，如今已经成为探索中国农村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十分难得的里程碑性质的重要史料。不知读者在认真研读以后，能从中看出多少在毛泽东身后出现的那些人身攻击属于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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