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路线错误，难道少慢差费地搞建设
才是路线正确？从郑州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检讨，在纠正‘左’
的错误，形势不是好转了吗？怎么就是自己不能纠正？只有请你
们来才行？”
话说1959年7月21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负责人举行汇报会。
此时，毛泽东已经没有一周前那种轻松了，也没有3天前决定印发《阿Q正传》时那样坦然了。在庐山会议与会者中，已经分成了两大派：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但有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刘澜涛、赵尔陆、陶鲁笳、贾拓夫、万毅，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朱德。而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是，起而反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除了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及中央各部的一些负责人以外，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站在了彭德怀的对立面。而且双方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了。
支持彭德怀的人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毛泽东“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不像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那么得心应手”。会下还有人议论说：“举凡是犯路线错误，自己都是不能纠正的。”
反对彭德怀的人说：彭德怀是拉队伍。书记处快一半对一半了。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他在西北组发牢骚说：“延安整风操了我40天娘”。他在南京的火车上讲：“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和各大区负责人在这天晚上的汇报会上都发言说，彭德怀的问题不解决，全党无法团结一心，共度难关。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说：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路线错误，难道少慢差费地搞建设才是路线正确？从郑州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检讨，在纠正‘左’的错误，形势不是好转了吗？怎么就是自己不能纠正？只有请你们来才行？为了你彭德怀，我给林彪发了复员费，叫贺龙登门道歉，叫萧克做检查，还有刘伯承泪洒怀仁堂。请苏联红军来？苏联红军就听你的？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的胸膛开始起伏，喘息声也逐渐变得粗重起来。又有人汇报说：
“今天总理召集开会，曾希圣、谭震林同黄克诚拍桌子大吵一通。”
“吵什么？”
“周惠说，各省第一书记应该各打50大板屁股，别人都不行，就他能当第一书记。”
毛泽东“噢”了一声，将大手一扇，说：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党内一部分材料我还没看完。”
他略一停顿，嘴角浮出带有嘲讽的浅笑，接着说道：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要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要顶住，顶1个月，2个月，半年，1年，3年5年，10年8年。”
有人插话说：
“打个持久战。”
毛泽东说：
“赞成。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作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劝你们腰杆子要硬起来。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作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我劝同志们沉住气，继续往后看。”
毛泽东多年来从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晚上失眠了。他吃了3片安眠药，但仍然无法入睡，只好在屋里来回踱步，以待黎明。
那些批评他的人，用孔子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来咒骂他。毛泽东在不眠之夜，忍受着诅咒他断子绝孙的那种不公开的指责和折磨。
毛泽东纠正“左”的错误，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彭德怀则认为三面红旗本身有问题，应当解决指导思想问题。毛泽东把国内外阶级斗争与彭德怀的意见联系起来，认为彭德怀是代表资产阶级向党进攻，怀疑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有联系。赫鲁晓夫1958年在北京嘲笑中国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刚从东欧回来的彭德怀也说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认为彭德怀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是想在党内“出来挂帅”，要篡党夺权。
他彻夜难眠，写信给正在北戴河度假的江青，附寄了一份准备答复彭德怀的发言稿。
江青打电话给毛泽东，说她马上飞到庐山来，以便在这场斗争中和毛泽东待在一起。毛泽东说：
“不要来了，斗争太激烈了。”
江青还是来了。
7月22日，毛泽东找来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泽东的。他说：
“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
7月22日晚，毛泽东后半夜吃了安眠药，还不能入睡，便打电话找来刘少奇和周恩来。他和刘少奇、周恩来议定：第二天开大会。
7月23日凌晨3点，刘少奇走后，毛泽东吃了3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已经几天没有好好吃东西了，管理员急了，问道：
“主席，你这几天吃不好，是不是饭做得不好？”
“不是你们的事。”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句，管理员不便再问了。值班卫士对管理员说：
“3天，整整3天不怎么吃饭。端上去了，又拿下来了，吃也只吃一点。咱不知道什么事，不但我们不知道，再往上七八个级别的也不知道。不是中央委员级的，谁也不知道，不准进去呀。”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来到交际处西餐厅，走到前台，他见政治局委员应该坐的第一排交椅上没有彭德怀，便四处张望，问：
“彭老总呢？”
李银桥望望会场，以下巴示意说：
“那边，门口。”
毛泽东终于看到了彭德怀剃了很亮的光头。他远远地坐在门那边，一脸的不悦之色。毛泽东走上主席台，坐了下来。他的眼圈里布满了红丝，以沉闷抑郁的声音开始讲话。他面无表情地说：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
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稳定了一下情绪，接着说：
“吃了3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3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笔者注）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作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7、8、9三个月，平均每天有3000人参观，10天3万人，3个月30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穷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3个地方3个月当中，有3个30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要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3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10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杖，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3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平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3、4月或5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
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笔者注）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15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笔者注），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一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笔者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6级会议、5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1年2年，3年5年，8年10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次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4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4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4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有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
毛泽东扭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
“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
说罢，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对众人说：
“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想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时常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18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20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1/3，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4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4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5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1956年就有办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
接着，毛泽东就讲了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这个典故，而后说：
“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10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动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 8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炼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作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12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礴，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它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
毛泽东以手指着谭震林说：
“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他是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板？长处是有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
他又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说：
“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3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20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子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
刘少奇插话说：
“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
毛泽东接着说：
“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来援助。后来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话在以前也讲过吧？”
刘少奇插话说：
“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
毛泽东说：
“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
刘少奇插话：
“依靠自己本国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
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第六部分“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中，曾经明确地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和农民一起去建设它”。熟读马列经典著作的毛泽东，不但熟悉这些著名论断，而且还正在努力的践行着这一理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刘少奇在后两次插话中的断语，显然是错误的，毛泽东此时也顾不上理会他，只说了句“依靠农民”，便照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
“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3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1927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1/10，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者注），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曾在1957年12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15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泽东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笔者注）？钢铁你要搞 600万吨，我要搞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补贴4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夫’，‘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宣布散会后，毛泽东起身张望着会场，问：
“彭老总呢？”
李银桥说：
“走了。”
据李银桥回忆：散会后，毛泽东出门朝坡下走，身边跟着陶铸、彭真、柯庆施、罗瑞卿，还有第4小组副组长舒同。罗瑞卿朝路边的树林转过身去小便。彭德怀这时候返身走了回来，他对着毛泽东说：
“我的信是写给你个人参考的，你怎么在会上印发了？”
毛泽东愣了一下，说：
“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彭德怀扭头就走。毛泽东叫着他，招了招手说：
“哎，彭老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虎着脸，胳膊一抡，说：
“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
他的声音很大，罗瑞卿正在小便，吓得一激凌，连忙赶过来了。毛泽东脸色非常严肃，停了停说：
“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心嘛。”
彭德怀气得脸色涨红，又抡了一下胳膊，说：
“谈什么谈？你不是谈过了嘛！有什么好谈的！”
彭德怀又骂了一句走了。陶铸等人都怔住了。毛泽东被晾在那里，脸色很不好，吮了吮下嘴唇就走了，一路上再没有说话。
7月23日下午，周恩来先召集副总理们谈话，他说：
“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是一个革命。2700至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
彭德怀气哼哼地说：
“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恩来温和地说：
“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该把落实同泄气区分开。”
彭德怀直通通地说：
“1070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月底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恩来又安慰他说：
“主席讲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德怀说：
“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恩来绕山绕水地讲到了钢、铁、煤、粮方面的紧张形势。彭德怀立刻叫了起来：
“这些情况你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恩来说：
“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德怀眯起两眼，盯住周恩来，说：
“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这天下午，会议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人，纷纷检讨。
7月23日黄昏，彭德怀在散步时迎面碰见聂荣臻，聂荣臻扬起一只手，招呼道：
“老彭啊，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考虑好了没有？”
彭德怀瓮声瓮气地说：
“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么。”
聂荣臻劝道：
“老彭，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原则的高度，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
彭德怀说：
“现在很疲劳，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
聂荣臻说：
“你讲意思，叫秘书记录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
彭德怀说：
“没带秘书，只带来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了这类文章。唉，谁知道会出这么一档子事！”
“把秘书叫来，这种时候，一定要叫来。”
聂荣臻最后还一再叮嘱。彭德怀作别而归，后来还真的把秘书给叫来了。
7月23日晚，因会议原定延长7天已经到期，与会者们都准备下山了。毛泽东也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明天下山。
可就在此时，几位政治局常委在一起议论说：
“彭德怀脾气大，怕主席死后没人能领导得了。”
几位老帅也在一起议论说：
“彭德怀桀骜不驯，主席健在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还管得了他？”
于是，这些重要领导人物和大区、省委的领导人都先后来找毛泽东谈话。李银桥去倒水时听到他们讲的都是彭德怀。有人说，红军时期彭德怀就反对毛泽东。有人说，彭德怀原名叫彭得华，有野心，就是想得到中国。
毛泽东也觉得会议的目的没有达到，认识不统一就没法团结，不团结如何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他决定会议继续延期。
不多时，各组就接到了正式通知，说不下山了，会议继续进行。
这天晚上，毛泽东显得很烦躁，吃了3次安眠药还不能入睡，只是躺着看书，看材料。他突然问值班卫士田云玉：
“你知道彭老总原来叫什么名字吗？”
毛泽东知道田云玉以前曾经跟着彭德怀工作过，有可能知道彭德怀的别名。田云玉见毛泽东这样问，便摇摇头，说不知道。毛泽东说：
“彭老总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到中国。”
田云玉大吃一惊，不由得打了个哆嗦。毛泽东又问：
“你知道庐山会议发生什么事情了？”
田云玉仍然是摇头，毛泽东不再说话，继续看他的书。
在庐山上这个不眠之夜，支持彭德怀的人们也像中央最高层领导人及各大区、各省委主要领导人一样忙碌着。一场惊人的风暴正悄无声息的在夜幕中慢慢地孕育着。
周惠和周小舟在房间里议论着毛泽东上午的讲话。周惠沙哑着嗓子说：
“一上山我就发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怕的就是听不进批评。现在果不其然，成了‘毒药’苦口要了命。忠言也要分个阶级性？我们这些人还能是哪个阶级？良药还是毒药，难道真分不出？”
周小舟情绪也非常激动，他说：
“我怀疑主席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是常委会的意见还是他个人的意见？自己有错误不许别人讲，就喜欢柯庆施那样一帮吹牛抬轿奉承迎合的人。”
二人正说着，李锐进来了。
李锐是在上午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之后，与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一起信步到了半山亭，观摩了刻在大石上的王阳明的诗句。有人提议说，留副对联吧？李锐手执松枝正在沉吟，田家英已脱口吟道：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田家英所吟此联，乃是岳麓山上的一幅楹联，他只是将上联中的“云”字改成了“江”字。时人及后人不知底细，还以为是田家英忧国忧民，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因之颇为称道。其实，毛泽东早就说过，岳麓山上的这幅楹联，正是他在一师求学时的真实写照。
李锐下得半山亭，回到住处，依然是心情抑郁，憋闷了一个下午。晚上来找周小舟、周惠，自然是要一吐胸中块垒。周惠见李锐落座，遂“唉”了一声，长出一口气，又继续说道：
“多年来的顺境，有些胜利冲昏了头脑。在长沙我看一份材料，斯特朗曾赞扬主席超过马恩列斯，主席对此却没有表态。当时我说这不对。长江后浪赶前浪，学生超过老师也是正常的。可主席怎么能健在的时候被人这么比，这么说？何况现在真超过了吗？不能这么讲吧。我的感觉，是确实骄傲起来了。”
周小舟情绪更激烈，他说：
“照上午的讲话精神发展下去，我看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
李锐点点头说：
“苏联的教训值得深思。”
周小舟说：
“我看这样下去，非导致党的分裂不可。”
周惠说：
“17号晚上还谈得好好的，主席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也太快了。”
李锐说：
“从根本上讲，主席还是喜欢高指标喜欢说大话喜欢放大炮的人。当然，讲大话的人也有不同。柯庆施吹牛讲大话，还喜欢推卸责任。谭老板放大炮，但敢于负责，跟柯庆施不一样。像黄克诚这样的偏于稳重多看困难的人，主席就不喜欢。”
周惠又分析说：
“我们都是搞过群众运动的，究竟应该怎么看待群众运动？主席讲，‘1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非常积极’。实际呢？我看不能说是群众自发。主席先讲过话么，说高级社还不够大，应该更多的社合起来。甚至讲一个乡组成一个社。许多县社干部都是响应他的号召，并不是农民先提出这个要求。首先是我们去发动，然后才是农民响应。彭老总有些话很深刻，他说：‘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砸锅炼铁，好锅炼成废铁，明明是违背人民利益的，但在一定时候群众也能响应，做出这种牺牲。党的威信就是这么高。可长远呢？滥用这种威信，我担心会走向反面哟。”
李锐也说：
“明明讲的纠‘左’，一夜之间又变成反右，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是什么？180度大转变，我可转不过这个弯。”
周小舟已经被二人说得脸上泛出红晕，他坐不住了，说：
“我建议咱们3人再去找主席谈谈，辩论一顿，争吵一顿也好。”
李锐摇摇头说：
“不行，现在去不合适。从上午的讲话看，主席正在气头上，去也没法谈。”
“那就找黄克诚。咱们找黄克诚去谈谈。”
“这种时候去，不好。”李锐劝道：“不要授人以柄。”
“现在去不合适。”周惠也说：“不要去了。”
“横竖不过如此，去，怕个什么？”
周小舟拨通了黄克诚的电话，黄克诚不同意他们去。周小舟已经激动得无法控制，越是不叫去越要去。黄克诚只好勉强同意了。
“走！”周小舟放下电话说：“一起去！”
李锐见事已至此，只好同行。周惠深知此举的利害关系，他说：
“你们要去就去，我累了，想休息。”
周小舟已经出了门，见周惠如此这般，返回来拉着他说：
“走走走，我跟黄克诚都讲好了，你怎么能不去？”
周惠拗过不过周小舟，只好披件衣服，跟着走。周小舟进得黄克诚的门就嚷起来：
“我们都快成右派了，只差30公里。”
黄克诚急忙摆着手说：
“别急，别着急，冷静些。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
周小舟哪里还能控制得了情绪，他高声问道：
“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
黄克诚无言以对，看着激动不已的周小舟只皱眉头。周小舟见黄克诚不说话，又脱口问道：
“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
“我认为不会。”
黄克诚至此已经不能不表态了。周小舟依然非常激愤，他说：
“袁世凯要称帝，有人就特意为他办一种报纸，专讲劝进的话。袁世凯就最喜欢听这种话！”
周惠已经坐不住了。只听周小舟又嚷道：
“前一阶段鼓励进言，让把问题讲透。现在一下子180度转变，这不是钓鱼吗？”
李锐也激动了，高声叫道：
“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见他们越说越出格，顿时急了，声色俱厉地说：
“怎么能这样说话？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有意见应该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么，现在这样议论算什么？不好嘛！”
周小舟一下子怔住了。周惠趁机将话头引开去，他说：
“今年的困难估计还不少，湖南去年虽然比左邻右舍好些，但日子也够紧张，不少地区都是靠南瓜粥度过来的。最近全省普遍有旱情，我真担心秋收。可这边的会议一下子也结束不了。”
周小舟已经冷静了下来。周惠也不住地看表。李锐一看10点多了，就准备离开。黄克诚见他们要走，就劝他们说：
“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要相信主席，主席是不会错的。”
正在此时，彭德怀手拿一封电报进来了。周小舟一见彭德怀，又激动了：
“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啦！”
彭德怀虎着脸，说：
“着急有什么用？30公里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
“太晚了。”李锐催促周小舟：“我们该走了。”
周惠也催着说：走吧。于是，3人告辞出了176号院子。李锐与周小舟、周惠分手，要回自己的住所。他刚走出几步，就听得周小舟说：
“哎，罗部长啊。”
李锐回头一看，周小舟、周惠正与罗瑞卿迎面相遇，打着招呼。于是就急忙闪身走了。罗瑞卿“嗯”了一声，警惕地瞥了一眼176号别墅，说：
“这么晚还没睡呀？干什么去了？”
罗瑞卿是党内出了名的光明磊落的大将军，对立就对立，斗争就斗争，历来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只有一个心眼，就是紧跟毛泽东，维护毛泽东。周小舟面对这位铁骨铮铮的大将军不得不应酬几句，他说：
“随便走走。看了看黄克诚同志。”
这才叫：三湘降下申公豹，匡庐高悬打神鞭。
欲知庐山会议如何继续进行，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中有两个情节都是研究庐山会议的重要史料。一个是毛泽东在7月23日上午的讲话，一个是周小舟、周惠、李锐在去找黄克诚前后的谈话内容。两者须对照一下，认真研究，方能分清是非曲直。这很有必要。因为在毛泽东身后，在庐山会议这个重大事件上，一些人为了搅浑水无所不用其极，遗毒于后世，害人不浅！
关于上述第二个情节，《戚本禹回忆录》的记载可供读者参考，书中是这样说的：“庐山会议结束后，在会议期间一直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林克，告诉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在庐山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山上站岗的警卫战士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就是等他们这些人都进了屋子以后，就把屋子里边的灯都关上了，别人还以为里边没有人。等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人又一个一个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了。警卫战士把这个情况都作了记录，把他们几点开的灯，几点关的灯，都有什么人进去、出来等等，都作了详细值班记录。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是罗瑞卿。罗瑞卿当时不仅是公安部长，而且还是‘防止突发事件委员会’的负责人。罗瑞卿看到了值班战士的记录，也觉得很奇怪。他就亲自到那个地方去看了，他在屋子外边的一个小树林里观察。直到那些人一个一个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了。走在最后的一个就是李锐。李锐这个人走路和别人不一样，别的人走路是朝前看的，而他却是老往后面看的。大概就是跟小说里说的司马懿差不多。可就在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恰好同从小树林里走出来的罗瑞卿对上了眼。这一下就把李锐给吓坏了。以为他们的事情都已经被罗瑞卿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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