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老党员、老干部，虽然在民主革命阶段，经历了
长期的斗争、受过党的长期教育，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却没有真正的思想准备。他们的身体已经随着历史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了，
他们的脑袋却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停留在资本主义制度里。”
话说1959年10月间，毛泽东对秘书林克说：
“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最初都是孤立的。但是，他们不怕孤立，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最后证明他们是正确的。”“遇到尖锐的问题时，要坚持原则，旗帜鲜明，不能怕丢失选票。而有人保持两边都不得罪的态度，结果，反而要丢失选票，失去人民的信任。”
此一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劝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刘思齐重新组织家庭，但是每一次刘思齐都是流着泪，摇头拒绝。后来邵华对毛泽东说：
“姐姐是因为还没有给岸英哥哥扫过墓，怎能再谈自己的婚事呢？”
于是，毛泽东就亲自安排刘思齐由邵华等人陪同，将在1959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9周年祭日前夕，到朝鲜去为毛岸英扫墓，以尽夫妻之情。他还特意把刘思齐找来，嘱咐她要保重身体，并“约法三章”：
1、刘思齐等人往返的路费和开销，从他的稿费中支付，不花国家一分钱。2、住在中国大使馆，不要麻烦朝鲜政府。3、扫墓一事不可声张，不要报道。
10月23日晨，毛泽东为南下口述了一份长长的书目，罗列了36条，计100余种，上千册，叫工作人员装箱带走。后来，这些书装了十多箱，俨然成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
10月23日上午，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陈秉忱到故宫博物院借明清两代名人书画作品20件。其中有8件属于明代大书法家的草书，包括解缙、张弼、傅山、文征明、董其昌的作品。
10月23日下午，毛泽东登上专列，离京南下视察，首先到了天津。
专列进入山东境内，毛泽东见沿途土地龟裂，到处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心情非常沉重。
在济南，毛泽东先后会见了25日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陪同来济南参观访问的巴西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普列斯特斯和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夏基等一行4人。
10月26日，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夏基，在座的还有王稼祥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夏基说：
“我们是知识分子，不搞武装斗争，我们搞议会斗争。”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有知识分子。”
他指着坐在一旁的舒同说：
“我领导一个国家，他领导一个省。”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指着茶几上放着的一份材料对夏基说：
“你写的材料，提出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说是同意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是重大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策略问题。作为战略问题来说，从长远看，用和平手段能够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够让工人阶级用和平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不要散布幻想，不要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不做精神准备，就无法教育人民，无产阶级自己也就没有革命干劲。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其实，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要每天去讲。在重要时机才提这个问题，提两条，一定要有两条：第一，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第二，假使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被迫也得使用暴力。
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又要提和平手段？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还不觉悟，资产阶级就利用这一点恐吓人民群众，说共产党专讲暴力和战争。
列宁在1917年2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指出俄国存在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当时俄国有两个政权并存，列宁根据那时特有的一些条件，设想布尔什维克通过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来夺取政权。后来到了7月就不行了，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于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用暴力夺取政权。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全党讲得很清楚，写了许多文章，说明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极力反对孟什维克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进行革命的论调。
我们在1955年和英共波立特谈过这个问题，他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要修改中国同志的著作，要在我的选集的英文版中删掉两段将革命一定要用暴力的话。我们不赞成他的这个意见，但结果他还是把那两段挖掉了。
1955年11月莫斯科会议宣言又提到这个问题，也是提两条：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时，无产阶级被迫也要使用暴力。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共、意共对这个问题都提两条，日共、印尼共也提两条，大多数党提两条。讲清楚两条，可使资产阶级被动。我们并不是提倡武力，我们只是说你使用武力我们才使用武力。
但是在从理论上讲问题时，就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讲彻底。国家是暴力机关，无论奴隶制度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暴力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离开了暴力还叫什么国家。也有人拿中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为和平过渡的例子，其实我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打倒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发展到几百万军队，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
革命用战争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两条腿走路。实际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过日常工作进行的，战争时间并不长，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战争。不用两条腿走路，就不能夺取政权。
我们在1945年也努力争取过国内的和平，并参加了国民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我们准备了另一面，发展了武装力量，有了一年的准备。1946年夏打起来以后，我们也不说绝对不要和平。1949年春天国民党曾提出要‘和平’。那时他们只有长江以南，他们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已经被消灭。美国劝他们谈判，以保住江南，准备力量再来打我们。我们说，你们派代表团到北京来谈。代表团派来了，达成了协议，然后把协议送往南京签字，但他们不肯签。这样很好，拒绝和平的责任就完全在他们身上了。他们第一天拒绝，我们第二天就过长江，100万大军一夜渡过长江，到9月全国大陆基本解放，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我们也还不放弃和平手段，我们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主张同他们正式谈判。但他们害怕谈判，美国更是害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口号就很有用了。
现在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斗争通常是不流血的，但是当事物要发生质变时，就要流血了。经过长期的量变就要发展到质变。要是没有这种质变，旧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改变的。上层建筑主要指政权和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所以首先要用暴力把国家机器这些主要的上层建筑夺取过来，加以粉碎。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不能用武力解决，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改造。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用来保护经济基础的，当经济基础失掉保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生产关系，即旧的所有制等。当然这也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要经过战争。
下面谈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了，不利于他们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了。杜勒斯的那一套对他们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不利的，他们想走出这条很窄的路。如果紧张局势有利于他们达到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就不能想象他们会有所改变。看来他们了解到这种不利，要有些改变，而且他们害怕战争。大家知道两次世界大战对他们都不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他们更加不利。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战争打起来对它是很不利的。
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10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国和苏联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例如在赫鲁晓夫访美以后，美国就在一些国家建立了火箭基地，又在联合国大叫大嚷西藏问题，可见他们还要制造紧张局势。所以我们要警惕。”
10月27日，南下专列离开济南，进入安徽境内，毛泽东看到的情况更糟糕，不但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干旱情况也更加严重，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喃喃自语道：
“天灾人祸啊！”
说着，不由得眼圈红了。专列到了合肥，正是晚上，整座城市黑沉沉一片。地方领导人向毛泽东汇报说：合肥地区是水力发电，由于长江水流枯竭，只剩主航道还有一点水，已经无法发电了。毛泽东望着黑沉沉的城市，没完没了地吸烟。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了历史上的几次大灾荒，又说：
“现在有人趁火打劫，想逼我们屈服。没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
他问大家：
“你们敢不敢顶？”
大家都说：
“敢顶！”
毛泽东将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好！赫鲁晓夫越压，我们越要顶！”
在安徽省境内，毛泽东视察了马鞍山钢铁厂、东风钢铁厂，还视察了一个人民公社的食堂用沼气烧饭、照明的情况。
10月30日，毛泽东在从南京到上海的专列上，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曾希圣、刘顺元、惠浴宇、陈光、彭冲等人谈话，他问道：
“你们情况如何？”
曾希圣答道：
“情况还好。”
“比夏季有点起色吗？”
“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心一意了。”
毛泽东问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顺元：
“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
刘顺元回答说：
“粮食情况今年比去年好。”
有人插话说：
“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的那个样子了。”
毛泽东问：
“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点吗？”
刘顺元说：
“恐怕好得多。”
有人插话说：
“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
毛泽东问：
“心放下来了？”
刘顺元说：
“心比较放下来了。”
“还是不要放下。搞10年吧，搞10年能够储备1年。能不能够？”
“大概差不多。”
毛泽东在和大家的谈话中，再一次讲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讲到了阶级不消灭，总是存在的问题；还说在秋收之后，要在群众和干部中间用批评的方法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育。最后，毛泽东又问了江苏省的工业生产情况。
10月30日下午6点多，专列驶入上海，停在上海徐汇支线顾家花园。上海市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上车迎接毛泽东。柯庆施问：
“主席，现在是不是下去一下？”
毛泽东说：
“不下去。”
“他们有个晚会。”
“什么晚会也不看。”
“游泳吧？”
“现在怕游水。现在我有肠子病，昨天晚上吃了8片磺胺剂，把它压了一下，同时又把窗户开开，大吹其风，温度降了，一睡就睡10个钟头，直到今天下午4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游水了，怕下水，身体搞得不行了。”
接下来，毛泽东在同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刘顺元的谈话中说：
“庐山会议后，8月上旬起，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变得不显著，人家不信。沪东造船厂今年反右倾以后，有个故事，说是争取60天要送一条船下水，后头19天把一条船的基本建设就搞成了。”
柯庆施、陈丕显插话更正说：是江南造船厂。毛泽东又说：
“从中央材料看见的，说是湖南株洲一个工厂只有30辆汽车，坏了26辆，只有4辆了。庐山会议后，那个劲儿就起来了，两三天功夫，就修好了24辆。从前不知什么道理，工人就没有劲儿了。总之，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
10月31日凌晨，毛泽东为一份关于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发展养猪事业的材料，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吴冷西同志：
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3人、5人至9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苞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苞谷升到主粮的地位。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的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实验。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10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制作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它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化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
毛泽东 1959年10月31日
毛泽东将信写好后，立即要柯庆施于上午印出20份，发给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和他自己每人一份。
10月31日早晨，机要秘书罗光禄见到毛泽东留给他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罗光禄同志：
两首诗，每首各5份，请于今日分送陈、田、胡、邓、林克5同志为盼。毛泽东 31日早
罗光禄一看，这两首诗是毛泽东在今年6、7月份写的《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立即分送给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邓力群、林克5人。
中午，毛泽东把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6人请到专列上，他说：
“我想和你们商量商量养猪的问题。那个东西印出来了，是个初稿，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看，农业恐怕要抓住这两个东西就好办事，一个水，一个猪。只要水和肥料充足，粮食就能上得去。化学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粪肥。一亩田一头猪，不增产我就不相信。”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乘专列去了杭州。
1959年11月3日中午，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雷英夫乘飞机来到杭州。
这天晚上，周恩来等人首先向毛泽东汇报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对外政策及赫鲁晓夫近期与其遥相呼应的一些讲话内容。毛泽东说：
“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他们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为止。杜勒斯一死，策略要变。”“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去。”“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破坏社会主义，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
周恩来和雷英夫指着地图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
“我想提这么个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习惯的边界，整个全线各退10公里，印度也退10公里，中国也退10公里，有20公里的距离，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这20公里的距离，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如果说10公里不够，那么还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20公里，就是40公里的距离。”
大家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说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招。周恩来还说：
“中间有个无枪地带，是很主动的。他来了，仅仅接触，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吵一顿，没有枪总打不起来。”
毛泽东说：
“你们还没有来，早两天我在车上就想这个问题。这回你们想来谈，我说是不是这么个方案。这要双方达成协议，或者用换文，或者怎么样。如果他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们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现在为解除这种状况，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谈判解决这个时候，关于中印边界，还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太迫近了也是危险。”
大家说，主席的这个提议，尼赫鲁很难不同意。毛泽东说：
“还有可能，他就不退。中印关系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们。我说，我们的威胁来自东方，不是你们。”
毛泽东又转对周恩来说：
“由两国总理通信的办法，恐怕比较好。你明天回去就开政治局会议商量。”
周恩来谈到了1960年的经济计划，他说：
“1960年计划数字，现在总是看涨，我们是控制了。”
毛泽东说：
“下面有劲，不要越涨越搞得被动。”
周恩来和彭真说：
“钢的产量计划是1800万吨，死啃那个1800。”
毛泽东说：
“死啃1800，搞个半年再讲。6月间那个时候，有可能的话，内部搞一个指标，搞1900。”
彭真汇报说，现在农村整社各地方都展开了。毛泽东说：
“现在是怕‘左’，广东就有那个苗头，他们自己也知道，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批评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太凶。还是要细致，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
彭真说：
“现在已经起来了，要专门讲一下方式。”
毛泽东说：
“起来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
胡乔木汇报河北省搞水利的情况说：
“我在河北走了几个地方，一路上就是像打仗一样，白天晚上，来来去去，都是上水库的同从水库回来的，他们轮班。大车和背上一大堆行李，另外还有送给养的，因为给养都是由各个公社负责。路上完全像支前一样，比支前紧张得多。邯郸农村劳动力的半数以上到水库了，半数以上的意思，就是剩下的只有妇女，男劳力很难留下。他全区不过600万人，不过200万劳动力，他就有160万人上水库。”
周恩来接着说：
“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这些扫尾的工程还要搞，这边密云水库还可继续。现在冀东还要修两个水库，原来6个要收尾，又增加了3个。跟他算来算去，总要少一点，不然，到了春天农忙一来要受影响的。这是河北，河北算最大头。河南也算个重点。现在冀鲁豫苏皖是一个重点区，然后黄河的水土保持就是晋陕甘，宁夏，然后就是旱区四川、湖北，还有……”
“安徽大旱。”毛泽东接口道。周恩来说：
“比湖北还好一点。”
彭真说：
“31号到1号这几个地方都下了雨，鄂东下了雨，川西也下了。”
毛泽东说：
“下了4天雨，对秋收不晓得有无妨碍？”
胡乔木说：
“问了，如果再下就不利。现在这样的雨比较小，下3天影响不大，再下就不好了。”
周恩来说：
“河南有1000多万亩重新种了，种上出来又干死了。现在最急的还是一个农业上的水利，水利为先，的确要多搞，要好，但也不一定用的劳动力太多。第二是铁路，第三是电。还有农业机械。”
11月4日，周恩来、彭真、胡乔木、雷英夫回了北京，毛泽东要王稼祥留在杭州，和他一起准备与参加华东协作区会议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国际问题。
11月7日，周恩来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致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的信，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信上加了一段话，他写道：
“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11月8日，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由中国驻印度大使交给尼赫鲁。后来在11月16日，尼赫鲁复信给周恩来，表示准备同周恩来会晤，但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退20公里的建议。这一点竟被毛泽东言中了。
再说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走后，为在华东协作区会议上讲国际形势，让秘书林克找来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3篇讲话，非常认真地一句一句地阅读着，还不时地与英文版对照一下，甚至还要翻一翻英文字典。每研究完一篇，他都要在下面写一段批注。在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题为《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上，他批注道：
“杜勒斯在这篇演说中对东风压倒西风，对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形势表示惊恐，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
在杜勒斯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秘密会议上提出的一篇证词上，毛泽东批注道：
“杜勒斯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变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它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这段话是杜勒斯的证词的主旨。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从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杜勒斯在证词中虽然流露了怕打世界大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搞和平共处。因为，就在同一天，杜勒斯在众议院外委会的另一次发言中叫喊：‘决不能结束冷战’，否则帝国主义就要遭受失败。”
毛泽东在杜勒斯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上批注的是：
“杜勒斯说，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又强调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演变。’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入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野心。美国在标榜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侵略野心的目的。”
批完了，毛泽东立即指示工作人员将杜勒斯的3篇演讲全文，连同他的这些批注，印成文件，发给参加华东协作区会议的领导人阅读。
11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华东协作区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林克同志为我准备了3个材料——杜勒斯1958年、1959年的3篇讲话。这3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它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要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
毛泽东点了一支烟，接着说：
“还是这一次演说，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
毛泽东说罢，笑了起来。停了停，他又接着说：
“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日益强大，世界帝国主义阵营陷入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野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它不侵略呀！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毛泽东最后说：
“去年这一年，……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它也是要和平取胜呢！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这个‘陷入无情包围’是杜勒斯自己讲的话。‘从而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无非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嘛。资本主义要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嘛。而我们要消灭他那个反革命力量嘛！这是杜勒斯的演说，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这个文件。”
11月中旬，毛泽东审阅了中央办公厅于19日编印的第174期《情况简报》。
简报中的第1个材料是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央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日益深入》。文章中说：中央国家机关反右倾运动正往深入阶段发展，具体表现在：1、运动发展得愈加广泛深入。2、重点批判对象增加，批判也更加深入细致。3、领导核心健全有力或已经得到改进的单位占80%至90%。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中，仍有落后单位和落后面，主要是领导上存在右倾，不敢或不愿放手发动群众，以简单粗糙的方法代替深入艰苦的思想工作。为此，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1、必须继续大胆发动群众，充分利用大字报开展斗争。2、对重点对象要有计划、有步骤、深入细致地进行批判。3、要加强领导。4、运动必须有始有终，不能煮“夹生饭”。
简报中第2个材料是《十三个省农村整社工作动态》，介绍了河北等13个省份进行整社试点的情况，说在整社开始的地方，都普遍获得贫农和下中农的拥护。
简报中第3个材料是《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和发展很快》。材料中说，据12个省、区的材料看来，最近两三个月，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和发展都很快，常年食堂也有很大增长。目前各地在积极恢复和发展食堂的同时，开始大力抓食堂的巩固工作。
毛泽东看罢《情况简报》，批示道：
“江青阅后，交林克阅。3件都可看。”
11月2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的意见》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的意见》，现在发给你们。
这次反右整风运动，不要在民主人士中进行，即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和老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此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今年9月15日召开的党派会议上已经宣布过，望各地遵照执行（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的单位，应该采用适当方式加以结束）。这样做，不仅是因为自1957年以来，在他们中间已经连续地进行过两年多的思想改造，更主要的是因为这次问题的中心，不在他们，这次挂帅、点火，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也不是他们，而主要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并且有一部分是高级的领导干部（在农村中有一部分不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富裕中农分子）。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老党员、老干部，虽然在民主革命阶段，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受过党的长期教育，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却没有真正的思想准备。他们的身体已经随着历史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了，他们的脑袋却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停留在资本主义制度里。因此，在革命发展到真正要根绝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所有制的时候，他们就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站在资本主义方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从党的内部来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种人，为数虽然不多，但为害却不小。为了挽救，即教育改造这些同志，帮助他们赶上时代、赶上队伍、过好这一关，为了保证党的总路线的顺利地执行，党必须毫不犹豫地集中力量，在党内，首先在干部中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清理思想，进行反右整风运动。现在，中央一级和各省、市、区一级领导机关、中直和国家机关党员干部中揭发出来的问题，已经充分证明我们必须这样做。其次，还必须估计到，如果目前把反右整风运动扩展到党外，就势必分散党的领导机关的精力，甚至无暇内顾，使党内一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右倾思想错误的人，马马虎虎地混过关去。这样不仅对党的事业不利，对这一部分犯错误的同志也不利，因为病根不除，养痈遗患，以后还会发作。
这次斗争实际上是一场两条道路在党内争胜负的斗争，是一场剧烈的斗争，但这是党内斗争，是党内反右整风的思想斗争。因此，第一，必须坚决地彻底地弄清大是大非。不要含糊，要认真地摆事实、讲道理、辨明是非。在运动的领导上，还要注意抓紧大是大非，即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等根本的问题，不要被非政治性的琐碎的小问题所吸引，而致分散目标、精力，抓了小问题，放松大是非。第二，在态度上必须坚持治病救人的精神，方式上必须和风细雨，不要用爆炸形式，不要采取粗暴方式，一切同志要力求像医生、护士对待病人那样，来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犯错误的同志，应该实事求是地好好地向党交心，好好地进行自我批评，欢迎同志们的帮助。这样，才能达到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经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才符合党的从团结出发的方针。第三，批判对象的确定，必须完全实事求是，是就是，非就非，不要温情主义、包庇错误，也不要片面夸大、方式粗暴。至于在各级干部中的重点批判对象，一般地应该控制在百分之几，请你们搜集典型经验，加以研究，并且将你们的意见告知。
中央 1959年11月21日
11月27日，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制订的《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下发全国，并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这个“标准”规定：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的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人，公开为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人，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借批评大跃进的缺点向党进攻的人，执行党的路线一贯右倾、1958年以来又有严重右倾言论和行动的人，均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学习提纲，认为“此件很好”，要求县级以上干部阅读。
11月30日，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还有各大协作区的负责人柯庆施、陶铸、李井泉、王任重、林铁、张仲良、欧阳钦等。
会议首先由李富春作了1960年计划报告，尔后转入讨论。毛泽东就大家对计划的讨论情况，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1960年钢产指标1800万吨，无论如何要超过，2200万吨不要去打算，搞到2000万吨就了不起了。‘八大’的指标，没有人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其中，棉、油、糖提高了一点。现在要学习‘八大’会议的经验，钢的指标为例，留了3年余地。现在，给3年补充计划要留1年的余地（1959年已经基本完成了1958年至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央正制定后3年的补充计划——笔者注）。棉、油、粮打高了，可以改，不要为‘八大’建议所限制。棉提个4500万担或者稍多一点，就可以了。去年估计4700万担，实际只有3800万担。这900万担是脑筋里的。现在提4500万担，比较稳当，这并不束缚我们手脚。粮食定为6000亿斤，行不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只要有5000亿斤，就大有可为。
3000万吨钢（正在讨论的1962年钢产量计划——笔者注）真正搞到手，我们国家的局面就转变过来了，事情就很好办。按实际办得到的，再留点余地，让各地、各年度去超过。还可考虑提个2800万吨（对外的）。
基建、建筑业，它要吃材料的，钢材、木材、水泥要好好管制，不可搞得过大。要数量，是不是把质量摆在第一位，还有规格、品种。日、德之钢，并不在数量，而着重在品种。
要做10年和13年的打算，1972年能接近美国，就是天大的好事。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再搞13年，就有可能原子大战相约不打，这当作一种可能。现在，美、法不想打，德、日想打打不起来，所以暂时打不起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的事，我们管不了。
庐山会议估计，副食品今年下半年好转，看来不灵了。那么明年下半年如何？人要吃饭，猪也要吃粮的。如果去年只有1亿5千万头猪，今年达到1亿8到2亿头，这样可以，关键是从现在起就要抓紧节约用粮。
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比如水利，10年能够解决就好了。此仗3个冬春是不能解决的，来个10个冬春基本解决水利就很好。
所谓粮食过关，即有储备，平均每人占有粮达到1000斤以上，到1500斤，即比现在要加1倍，这也是10年，争取提前完成。还有藏一点，这是老子的办法，‘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把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布局，全国有大后方西北、西南、中南、华北的大部分。一个大区、一个省，也有其自己的大后方。
开荒，不是搞14亿亩，10年比两亿要多点。开荒还是各省自己去搞，这是主要的，移民有限。
粮食重点，第二个10年，还是提高亩产第一，开荒第二。开荒的规模，可大于头一个10年，但也不能太大，可开4亿亩。等到拖拉机大量出来了，化肥多了，则可大开。
农业，一要耕地，二要肥料，三要水。
土铁路，一是很高兴，二是35000公里太多了。要赶快减下来，搞个15000公里，平均每年5000，那就很好了。
刚才所讲的，不是泄气促退，而是大跃进，促进派，真正留有余地，更好的大跃进。劲一定要鼓，但是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
1959年12月3日凌晨3时，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7同志到此一谈，12月3日（即今日）下午到杭州。林彪、陈毅4日到杭，请酌处。今日派机到广州，明日林彪可到会议。会议主要讨论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国际问题。国际形势及对策讨论3天就够了。”
放下笔，他仍无睡意，便吟诵起鲁迅的七律《亥年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吟罢，联想起赫鲁晓夫9月间访美，向艾森豪威尔乞求和平，毛泽东又提起笔将诗中的几个字改动了一下，便成了后人看到的他改过的《亥年残秋偶作》的新貌：
曾警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
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国际形势已经讨论了两天。是日晚，毛泽东就国际形势问题发表了总结讲话。很遗憾，这个重要讲话没有见到正式记录，笔者只好将他亲笔书写的讲话提纲抄录如次：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10年以上）；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9个指头与1个指头的关系。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8年内相当强大起来。8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8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的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的、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笔者注）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正是：惜无全记录，不得见宏篇。但闻评赫语，句句是真言。
更有八年破产之预言，岂不惊神仙？
试看今日中外之赫氏，竖子下场，可有二般？
12月10日，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组成一个读书小组，和他一起在杭州共同读书，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社会主义部分。毛泽东规定：从10日开始，每天下午大家一起到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里读书；他还吩咐由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轮流朗诵，大家边读边议。
邓力群和胡绳、田家英商量了一下，3人分了工：由胡绳、田家英轮流朗读，邓力群负责做好记录。读书开始后，毛泽东见邓力群没有读书，就问他：你怎么不读？邓力群说：我的口音不标准。他见邓力群在做着记录，就没再说什么。
12月11日，毛泽东在康生的报告上给林克写了一封信。
此前，毛泽东重读章碣《焚书坑》一诗，读其诗便想知其人，于是他委托康生查询章碣的生平资料以及此诗是否章碣所写。12月8日，康生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主席：关于章碣的生平材料很少，查了几条，但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记差不多，送上请阅。”毛泽东不满意这个说法，就写信给林克，叫林克再查。他在给林克的信中写道：
林克：
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是浙人章碣（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 12月11日
12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12月4日被特赦的33名战犯中的11名战犯。在这11人中，除溥仪、陈长捷、卢俊泉外，杜聿明等其余的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周恩来在和他们的谈话中说：
“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今天，美帝国主义要把侵占台湾合法化，想把金门、马祖给我们，把台湾、澎湖留给自己，把蒋介石搞掉。我们认为，台、澎留给蒋介石比留给美帝国主义好，将来，这些地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怀抱。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不给美帝国主义以机会。在这里，我们实际上支持了蒋介石。正如章士钊所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总之，要坚持民族立场。祖国的领土是完整的，不容许帝国主义分割，损害我们的一根毫毛也不行。与台湾有联系的，可以做点工作。但写信也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工作要从长计议。”
自此以后，一直到1966年的8年中，中央政府先后特赦了6批战犯，其中属于国民党战犯的有263名，使昔日战场上的敌人，成为推动祖国统一的重要力量。在这期间，周恩来还特别安排一些特赦人员到各地参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著名的访谈史作家马社香在《溥仪等人的韶山之行及巨大转变》一文中是这样写的：
“1964年3月，全国政协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安排了一批在京特赦人员，到江南一带参观。这个参观团一行从北京出发，先到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参观游览；4月初，再从杭州乘车抵南昌，吉安，上井冈山；4月17日到长沙，参观了清水塘；4月19日渡湘江西岸，乘专车向韶山进发。
这些过去身握权柄的人沿途感慨万千，他们看到了那个自己青少年梦中的新中国。用‘特赦犯’自己的语言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共产党太伟大了。南京解放前一个扁担能挑走的修理厂，现在也能生产出自己制造的汽车了。杜聿明还亲自上去试了试，性能好得很；上海过去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妓女满街，现在沈醉使出浑身解数，都找不到‘一个拉皮条的、卖大腿的’；到处劳动人民都昂起了头，街上的红领巾主动地搀扶着素不相识的老太太过马路……这是过去哪一个政府都不可能做到的，中国共产党却在短短的十几年就做到了。
在韶山，溥仪主动向杜聿明夫人介绍新夫人，令这位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曹秀清当时就惊呆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共产党居然能把一个处处养尊处优的皇帝，改造为一个没有任何架子能抢先跟人说话谈心的人。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呢？曹秀清怀着激动和复杂的心情走回到杜聿明身边，讲到溥仪的变化，问：‘宣统皇帝真的变了一个人？’杜聿明认真地点点头，说：‘我跟你讲一个流传政协的小故事，你就相信了。去年毛主席号召学雷锋，公共汽车上到处让座，上车也先后礼让，年轻的让年老的，年老的让抱小孩的。溥仪觉得自己也应该这样做。一连几次，他在车站上等车，车子一到，溥仪就让别人一个个地先上去，一直到最后汽车开走了，他却没有上去。他回来便问我们，出门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我们一细问，才闹清楚他高度近视，注意力又集中在让别人先上车上，别人的话他不曾听见，最后把售票员也让上了车，人家还以为他在车站维持秩序呢!’一席话说得曹秀清笑口顿开，笑过之后似乎对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新社会有了更多的感触。
离别韶山时，溥仪对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竟依依不舍，他对李淑贤说：‘要是我们能住在韶山就好了。’
沈醉当时即赋诗一首：半身作恶为封侯，今日归来愧更羞。堪慰家乡（沈醉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笔者注）诸父老，当年逆子已回头。
代表团成员们一再表示深受教育，并表示以后一定再来。3年后，除溥仪病故未能成行外，1973年5月8日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侯镜如等一群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昔日黄埔军校高材，果真又再次瞻仰韶山。
1973年5月8日，杜聿明等人参观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陈列馆馆长吴大为参与了接待和讲解，笔者曾经请教过他和其他同志，国民党的这些高级将领、知识分子是否真正服膺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呢？关于这个疑问，吴大为没有直接问答我的提问。仅告诉我，他当天亲眼看见杜聿明、宋希濂等人的种种兴奋和种种尴尬。
在陈列馆抗日战争图片前，黄埔军校的高才，一个个精神百倍，到了解放战争图片室前，杜聿明和宋希濂等人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刚到门口，宋希濂胖胖的肉手，就拉了下杜聿明的左袖，‘我们不进去了吧。’‘为什么？’杜聿明说话几十年都喜欢直来直去。‘战争败将，看只有尴尬和难堪。’‘你为这呀’，杜聿明笑了起来，他爽快地对宋希濂等人说，‘我们都是第二次来韶山了。你们忘了陈毅在座谈会上说的话，山东先头一仗他还被我们打败了哦，共产党的元帅今天都不讳胜败之事，值得我们学。在解放战场，我们失败了，被俘了。傅先生(傅作义)说，我们打败仗有功！假如我们打了胜仗，或者把部队拖到台湾，那就会推迟解放战争的进程。我们在战场上很快把国民党军队输光了，这是对人民有利的嘛！走，我们进去看。’杜聿明这么一说，这些昔日的将军们怀着别样的心情踏进了展室。他们整整一个小时才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了出来，不约而同地想表达一句话：‘毛泽东是战神。’杜聿明觉得这句话用新观念看有点迷信，可又觉得很准确，就笑着对韶山的接待同志说，请记得把这句话提供给以后研究军事史的人。望着这些过去趾高气扬的人，今日一个个虔诚的目光，陈列馆里里外外的人都真心佩服共产党改变了这些国民党战将的灵魂，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已经是人民，哪怕是鹦鹉学舌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毛泽东逝世后，宋希濂带着从美国回来探亲的儿子，第三次来到韶山，教育儿子要铭记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继续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毛主席的伟大。
沈醉在1991年秋主动再到韶山，他说，‘毛主席是指引我迷途知返的最大恩人，终生不会忘记’。他在韶山留言颂扬毛泽东‘泽惠人类，东方救星’。他还抄录1964年自己写的‘当年逆子已回头’诗句，再一次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深深爱戴。”
再说12月26日，毛泽东在给林克的信中写道：
林克：
请你找December8,1959,Vol·11,No·49《北京周报》看一下，《Battle With Nature》这一篇文章，将一切我不认识的字查明注出。我准备学习一下。
毛泽东 12月26日
195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6岁的生日，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应做大寿。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吸取以往的教训，商量着为他做寿要办得稳妥一些。他们请叶子龙和李银桥先去做毛泽东的工作，要想方设法征得他的同意，举办66岁生日活动。还好，这一次毛泽东竟然同意了。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除了请在浙江工作的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江华和他的夫人吴仲廉以及读书小组成员一起吃晚饭外，不请其他任何一位中央领导。
12月26日晚上，除了毛泽东和江青，还有所请的客人，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全都在，而且，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子女。厨房师傅准备了两桌比平时丰富的菜肴，准备了白酒、红酒，还做了长寿面。毛泽东和大家欢聚一堂，显得特别高兴，不住地和那些孩子们说笑、逗乐。饭后，大家一起照了相。毛泽东又赠给客人们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纪念。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豪华、最高档次的生日宴会了。
12月29日，毛泽东复信给庐山疗养院护士、在庐山会议期间曾做过他的保健工作的钟学坤。钟学坤因为不懂毛泽东在《七律·登庐山》中所说的“九派”与“三吴”指的是什么,便写信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在给她的复信中写道：
学坤同志：
信收到了，谢谢你。九派,湘、鄂、赣3省的9条大河，究竟哪9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我甚好，谢谢你的关心。你的工作和学习如何？尽心工作，业余学习，真正钻进去，学一点真才实学，为人民服务，是为至盼。
毛泽东 12月29日
12月30日晨，毛泽东给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李讷：
病好了没有？想你。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10年8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天寒，善于保养，不要再患感冒。
父亲12月30日上午6时
12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又给陈云写了一封回信：
陈云同志：
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
毛泽东 12月30日
欲知毛泽东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有何重大举措，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9年11月21日为中央转发统战部《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的意见》的批语中说：“这次挂帅、点火，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主要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部分是高级的领导干部”“在革命发展到真正要根绝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所有制的时候，他们就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站在资本主义方面”，“从党的内部来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次斗争实际上是一场两条道路在党内争胜负的斗争”，如果“使党内一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右倾思想错误的人，马马虎虎地混过关去”，“病根不除，养痈遗患，以后还会发作。”毛泽东一生见微知著，高瞻远瞩，斯言可以说是又一个重要例证！后来历史发展的轨迹不正是为这一著名论断作出了最清晰的注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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