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指的是上海公共租界（不包括虹口、杨树浦两区）和法租界。“孤岛时期”指1937年11月12日至1941年12月8日期间的上海。自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后，上海市区沦陷。此时由于日本尚未准备好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开战，因此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得已孑立于日占区的包围之中，形似“孤岛”。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两租界沦于日本侵略军之手，上海“孤岛”时期结束。
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共产党的城市工作在一些地区逐步恢复和加强，城市工人运动也渐趋活跃。工业和工人集中的上海，因主、客观条件都较为有利，工人运动的恢复与发展比较迅速。“孤岛时期”上海工人面临英法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及汪伪政权、以及国民党部分势力等多个敌人错综复杂的条件，在正确的斗争路线指导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直到抗战结束，上海工人运动始终是屹立于敌占城市中的与敌斗争的一个坚强堡垒。
一、“孤岛时期”上海工人斗争的环境与条件
沦陷初期的上海，总的形势还是比较有利于工人运动工作的开展的。
首先是全国抗战仍然处于高潮。各阶层人民，包括多数民族资本家在内，仍然要求抗战，工人的抗日救亡活动，得到普遍的同情，而一向统制工人运动的国民党势力迅速瓦解。这使得广大职工群众更加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旗帜下面。
其次，上海是当时国际帝国主义矛盾的焦点，政治形势错综复杂。英、美租界当局和依托租界的国民党势力，处于日本军事力量的包围下，不着力于镇压工人群众。英、美要利用中国牵制日本，以保护它们在远东的利益，所以赞成中国抗战。凡是在国民党方面属于合法的行动（如抗日救亡活动），租界当局便不加禁止。日本在力量对比上占优势，但是它要抑制英、美势力而更多地染指租界事务，要打击国民党留在上海的势力而促其投降，因此，它对于工人群众反对英、美资本家和租界当局以及向中国资本家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便是利用而不直接加以镇压。国民党的工运机构既无政权又无军队，如果要对日本占领者进行斗争，不能不借重工人群众的力量。这样，在一段时期内，矛盾的各方谁也不把工人当做斗争的一极。因而上海工人运动便能够利用这种暂时的平衡状态，以租界作为依托，公开地或半公开地进行活动。
中国共产党转变极“左”路线后，调整白区地下工作策略，党和工人运动组织恢复较快。在为时3个月的上海守卫战中建立起来的职工救亡团体，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约达3000人。正常情况下，大家都认为日本人打过来了，共产党的策略应该是赶紧退却去农村打游击，但由于上海租界区的特殊情况，形成了退守中求发展的情势。从1937年末维持到1939年下半年，是“孤岛时期”的前半期；从1940年初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是“孤岛时期”的后半期。后半期的上海租界工人斗争有了某些新特点：在对华问题上，日本对英、美的态度趋于强硬，日本侵略者对公共租界的胁迫与渗透活动加紧并加强了；英、美对日本表示让步，以至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以绥靖日本，而在根本上，英、美与日本关系日趋紧张。
汪（精卫）伪组织的出现及其在上海的活跃，是日本侵略者在和英、美公开翻脸以前，向租界地区扩展和对英、美势力进攻的一种重要手段。日本侵略者为了转移中国工人的斗争目标，并利用工人反对中、英、美的企业主，以达到其进一步插手和控制公共租界的目的，不能不借重汉奸势力。开始，它利用伪维新政府，组织所谓“新民会”、“大民会”“上海工人福益会”以及“东亚幸福会”、“皇道会”等各种各样的伪团体，在工人中招摇撞骗。这些伪组织，不过是啸聚若干职业工贼、流氓无赖，在工人中煽动斗争；或以购买廉价米一类办法拉拢工人，甚至利用黄色戏剧、电影之类的所谓“娱乐活动”，引诱青年工人。这些职业工贼、流氓无赖的汉奸面目一望即知，因而无法深人工人群众内部，除制造混乱以外，对革命工运工作构不成重大威胁。待到汪伪势力在上海活跃起来，这些分散的伪组织开始统一，活动的手法有了变化，对革命工运工作的危害和威胁大为增加。
1939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敌后，国民党在上海的党务工和特工人员（包括一些工会官僚），大部分投靠了汪伪。根据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报告：到1940年2月止，上海地区的原国民党工会，计有邮务工会等77个单位投敌。残留下来的一些原国民党官办工会人员，也以反共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正如敌后抗日根据地受到日、伪、顽3种力量的联合进攻一样，上海的革命工运也受着日、汪、蒋3方面的联合进攻。既要随时防范日伪的破坏与打击，还要经常警惕国民党的所谓“地下工运工”的出卖及暗害，处境的险恶程度增加了。
由于历史渊源，汪派在上海有它一定的社会基础。汪的“和平运动”（1939年8月，汪精卫集团在沪召开了伪国民党六大，确定与日和平反共为基本国策。在外交、国防上，与日本采取同一方针；在经济上，实行有无相通，短长相补。该运动贯彻始终，直至伪政权垮台），暂时也有一定的欺骗作用。汪伪以自己的原班底为主体，网罗重庆系统的投敌分子，利用国民党原来在京沪一带官办工会、黄色工会的基础，拉拢一些自发势力，首先成立“上海工运协进会”，然后改称“上海总工会”，大肆开展活动。他们以“举办工人福利事业”为号召，吸引工人。在公共租界，凡是规模较大的工厂，他们无不设法打人建立伪组织。同时利用和个别职工的关系，在这些企业内设法活动。他们在英、美资本企业中，在原来有国民党工会组织的民族资本企业中，利用工人对厂方的某些不满，挑拨工人斗争；同时又以“劳资合作”的口号，拉拢民族资本家；由此两面取巧。他们还利用原国民党工会分裂工人运动的某些办法，如以地域帮派的分别、性别的分别、技工与非技工的分别来组织工会，以利于对各方面的职工分而治之。他们有时还以“左”的面目出现，甚至以“抗日”为号召，求得与工人群众接近，来麻痹进步的工运工，使这些人丧失警惕，从而把抗日力量暴露于日本特务的打击之下。比如，他们利用原共产党人、上海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通称“法商水电公司”，简称“法电”）、工人领袖徐阿梅，出面组织“水电工人联谊会”，尔后又阴谋地把徐阿梅杀害了。
汪伪势力还假借进步势力的活动做幌子，鱼目混珠，欺骗工人。如1939年美亚绸厂4厂年关斗争取得胜利，汪伪势力便借机扩大宣传，说斗争是由它们领导的，蒙骗工人加人伪工会。根据日本方面的记载，这一时期，江伪势力在上海的80多个主要工会中进行了“渗透”。其中，邮务工会、纺织产业工会、卷烟产业工会等15个工会中，它们“占据优势”；民船业、木业、针织业、橡胶业等8个工会，则基本上为它们所控制。在各方面势力互相穿插的情势下，对这种估计的准确性不能不有所保留。但它确实反映了一段时间内，汪伪势力在工人运动领域活动的猖獗。抗战后，凡国民党官办工会的产业或企业，共产党领导的工运力量大半参与其中。国民党工会某些领导成员的投敌，汪伪工会的成立及活跃，使原来两党联合抗日的阵线遭到分裂，从而助长了日本侵略者在租界进行破坏活动的势力，加重了工人运动工作的复杂性与困难程度。
随着抗日战争的长期化，民族资本家对抗日救亡活动的同情逐渐淡化，而变为对日妥协和持两面态度。他们怕日本人找麻烦，因而反对工人在企业内进行救亡运动。还有，因环境日渐恶化，工人群众生活困难增加，对抗战救亡活动的热情，也显见低落。
二、租界区工人经济斗争逆势上扬
到1937年终，上海工人的经济斗争几乎完全停止。1938年初，租界地区的工业生产开始恢复，工厂陆续复工，工人要求复工和反对裁员解雇的斗争也随着发生。但一般地说，这时的经济斗争是有限的。1938年全年，有统计的罢工仅34起。其中，中华书局职工历时9个月的反解雇斗争具有代表性。
中华书局是战前中国出版界的巨头之一。“八一”以后，它的印刷设备略有损毁。1937年11月，资方离开上海，到香港九龙分厂继续开业，承印政府债券等。而上海方面的职工，则被大量裁员。计印刷所、编辑所、总办事处3个部门，1038人中被裁789人（最多的是工人）。被留用的人员，也分别按五、六、七、八折减薪。被裁员工当即成立“中华书局同人会”，开展反解雇斗争。他们提出“反对解雇”、“增加维持费”和“争取复工”等6项要求，与资方交涉。从1938年1月1日起，一些职工及家属进厂居住，以求暂时维持生计。职工们先是通过租界工部局进行调解；当资方向法院起诉，要求职工离开工厂、让出空房时，他们也起而应战，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通过新闻媒介，广泛争取社会舆论同情；在被解雇的员工当中，也组织各种自救活动。1938年7月，同人会派出代表，到香港和资方交涉复工，并劝告资方到内地设厂，以谋发展。后经谈判，劳资双方于9月14日达成协议：被解雇的员工，除少数人自愿接受退职金离职外，大部人员均根据资方的安排，分别在几个地方重新就业。
顺应经济形势的变化，根据使群众救亡运动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方针，上海工人的经济斗争从1939年起转趋活跃。
1939年，租界的工商业完全恢复了战前规模，且续有发展。抗战开始，在工商业受到战事影响的时候，职工的工资都被打了折扣。折扣率从20%~50%不等。接着，市场上外汇暴缩，法币贬值，物价上涨，职工的实际工资下降到只抵战前的1/3左右。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工人为了团结抗战，对这种情况曲为容忍。这时，资本家的战时利得十分优厚，而工人生活却每况愈下。因此，要求生活津贴和恢复战前待遇的斗争，有了很大发展。1939年中，有统计的罢工计121起，劳资争议59起，波及的工厂433家，参加的工人达33433人。
上述斗争中，关系厂商的95.5％为华商，3.5%为英商。这两方面的所有重要企业，几乎全被卷人。上海工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民族资本家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斗争发动后，往往经过劳资双方磋商解决问题。对英商，则打击它趁火打劫、加紧压榨中国工人和对日本侵略者妥协的一面；而支持它反对日伪插手工潮破坏工人反日活动的一面。这种方针，有利于争取同盟者，孤立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从而保证了大部分斗争取得胜利或部分胜利。
这一时期，在公用事业中还发生了几起直接针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它们是：1938年7月22～25日，闸北其美路筑路工人抗议日军殴打中国工人的罢工；1939年3月20日，各出租汽车公司司机1000余人，为被日伪杀害的司机诸林根举行葬礼而发动的示威游行；同年5月8日，上海轮渡公司员工100余人，为反对日籍职员殴辱中国职工而举行的抗议罢工。这几起斗争都取得了一定胜利。
三、在日企中开展反对压迫虐待中国工人的斗争
至于日商企业的斗争，差不多都发生于1939年下半年及以后，斗争目标主要是反对日商及其管理人员压迫与虐待中国工人。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军事统治，使任何指向它的斗争都成为尖锐的政治行动，动辄遭到打击与镇压。工人不愿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时候轻率地发动斗争。正由于工人态度审慎，在进人斗争前又有了民族资本企业及英、美厂的经验可资借鉴，他们的策略运用就更为娴熟，斗争的方法方式也更为灵活机智，因而取得了胜利。比如，他们的斗争都避免正面冲突，而是不动声色，给厂方造成实际的损失；然后旁敲侧击，使殖民者为避免较大的经济损失，宁愿主动解决工人的若干问题。又如在反对人身侮辱、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工人以退为进，迫使日本资本家自行停止他们侮辱中国工人的可耻行径。
有的日商，规定中国工人人厂时要向日人行礼。工人不能公开反抗，就相约在开工前齐集厂门，鱼贯人厂向日本人鞠躬。日人发现这样做等于让工人合法地侵占工作时间，便自行废止了这种侮辱中国工人的规定。工人们还常常以“停车看热闹”的形式，中断生产或形成怠工，迫使日本厂主自己出面制止日籍职员、监工等殴打中国工人和侮辱女工的无耻行为。
四、二战爆发后集中到军工、市政、交通等要害部门开展经济斗争
1939年9月，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上海汪伪势力与敌人的勾结日趋紧密。工人运动的处境日益险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欧洲战场德军节节胜利的鼓励下，对英、美在远东的利益步步进逼；英、美政府在上海租界问题上，态度更趋妥协。在日人卵翼下，急于要粉墨登场组织伪府的汪伪势力极为猖獗一部分民族资本家，由于抗日战争的长期化和正面战场战局迄无好转，渐渐由同情抗日斗争，转向对敌妥协。工人群众因实际收人锐减，生活水平日渐下降，斗争更加艰苦，抗日救亡的热情遭受顿挫。1939年12月12日，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被日伪特务暗杀，继而法商水电公司工会领导人徐阿梅也遭暗害。
茅、徐被害事件表明，日本侵略者对上海职工抗日救亡活动的镇压加紧了。由此时起，上海工人救亡运动逐渐进人低潮。工运领导机关，把工作的重点，从救亡运动与经济斗争相结合，逐步转为用大部以至全部力量领导群众的经济斗争。在低潮时期，小厂发动斗争相对较难，临时工、非技术工人也难以发动斗争，而市政、交通等要害部门对敌人影响力大，工人工作相对稳定，具备斗争条件。因此，在组织上，从分散的、全面的发展，转向有重点、有计划地配备力量，把工作重心移到军工、市政企业和交通运输等要害部门，以及职工流动性较小的企业中去，以准备突然事变的到来。
转人1940年，以迄1941年，工人中政治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完全停止了。经济斗争则继续发展。据统计：1940年全年罢工案件达286起（内停业案件11起），另有一般“劳资争议”71起。罢工和争议涉及的厂、店2599家，参加的职工120722人。1941年，全市罢工329次，参加的职工137620余人，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为1189441日，创上海历年罢工的最高纪录（从1918年以来，上海市的罢工案件，1926年257起，1936年213起，都是比较高的纪录，1940年和1941年的罢工及“纠纷”都大大超过上述两年）。这些罢工并不全是由革命工运工所组织领导的，但它们受到革命工人运动的影响，则是确定无疑的。这些罢工绝大部分发生在租界地区，而以外商企业为中心。计：1940年公共租界的罢工有201起，1941年有282起，分别占各该年度上海地区有统计的罢工次数的70％和85.7%。租界地区的外商企业，尤其是公用事业各厂，如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英商上海电车公司、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英商上海煤气公司，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法商水电公司等，都发生了罢工。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在1940年和1941年中，曾发生4次罢工。华商企业中，只有“六大百货公司”（即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国货、丽华）、商务印书馆及永安三厂、申九、鸿章等几个纱厂，发生过大规模的罢工（“六大百货公司”的罢工从1939年底开始，延续到1940年1月）。此外，店员和手工工人中全行业性的联合罢工，也有多起。
五、以要求涨薪、改善待遇的主动罢工为主
这些罢工十之八九是要求增加工资及改善待遇，斗争目标十分集中。如1940年，要求增加工资和生活补贴的罢工为192起，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为42起，两者合计共234起，占全年罢工次数286起的81.8％。
在工人运动退潮声中，工人罢工反而大为增加，即使在上海租界这种特殊条件下，也是不寻常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工运工有效地利用日本帝国主义者与租界当局的矛盾的结果。
1939年夏，汪伪势力开始渗人租界，配合日本侵略者进行控制工人的活动。他们挟敌人之势，成立伪“上海总工会”，利用历史关系（这些汉奸、工贼，大部分是国民党官办工会中的投敌分子，与某些工厂工人有一定联系），在各企业中煽动罢工，对以英、美、法为主的租界当局施加压力，破坏工人的反日斗争。另一方面，物价不断高涨，工人的实际工资直线下降，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生活待遇的愿望非常强烈。革命工运工利用这种形势，首先在某些外商企业中发动了有节制的斗争，为工人争得若干经济利益。同时教育工人，采用“共进共出，不受分化”的策略，趁势打人伪工会，从内部加以控制，使它无法破坏工人运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革命工运工领导工人斗争的掩护。
在产业工人斗争胜利的影响下，店员、手工业者、苦力工人以及其他劳动者，也纷纷起来斗争。1939年中，洗染业、皮件业、板箱业、砂石业、建筑业和饮食业中的豆腐业与茶叶店的工人、店员，都发动了全行业性的斗争。连租界工部局的60佣名清洁工，法院的警察及捕房的巡捕，也都举行了罢工。这种城市工人斗争形势的高涨为“五卅”以来所仅见。
六、有节制斗争的成功案例：兆丰罢工
法商水电公司工人的罢工，便是运用上述地下工作策略取得成功的例子。从1940年9月29日开始，到10月23日结束的法商水电公司工人罢工，是一次影响很大的罢工斗争。因罢工委员会设于兆丰公园附近，被称为“兆丰罢工”。这一罢工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上海工人斗争形势的复杂，以及工人运动策略运用的成熟。
罢工是公司车务部工人为要求厂方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及增加工资而引发的。先是，日本侵略者利用汪伪势力煽动各外商企业工人罢工，以扰乱租界秩序。1940年8月间，在英商电车公司、英商公共汽车公司、美商云飞出租汽车公司和法商水电公司等各厂中，日、伪的煽动活动达到高潮。它们甚至出动了大批警察、特务，强迫工人罢工和组织工会。这些企业的工人，早已有增加工资的要求，正好趁风行船。两个英商企业的工人相继罢工，云飞出租汽车公司的工人也酝酿行动。为反对日、伪操纵上海工人运动，中共上海的地下组织，采取了和英、美、法资本家分头谈判的方针。英商电车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增加工资后，工人当即复工。云飞出租汽车公司经劳资双方协议，解决了增加工资的问题，罢工没有举行。惟有法商水电公司资方，拒不接受工人所提条件，反而由法租界捕房派出武装巡捕，逮捕罢工工人，并重伤工人纠察队员张家康（后因伤重死亡）及其他6人。法国资本家还利用中国工人的反日情绪，在工人中制造分裂。结果，一部分工人借日、伪之势举行罢工；一部分工人因反对日、伪插手，不同情罢工；一部分工人持中立态度。后两部分工人都继续进厂工作。工人被分化，斗争无法形成高潮。
中共法电支部以维护工人利益和增加工资为中心口号团结工人。首先争取持中立态度的工人推派代表，要求资方解决增加工资问题，从而把全体工人的斗争目标都引向资方。法国资本家觉察了这种形势，转而勾结日本占领者，企图假手日人扑灭工潮。罢工有遭受镇压的危险。中共法电支部说服工人，力争在增加工资达到目的以后即结束罢工。罢工工人利用伪组织的声势，在厂内割电线，掷炸弹，造成极为混乱的局面，使全体工人都停止了工作。10月11日，终于形成法电职工1700余人的全体罢工。法租界的交通为之停顿。此时，厂方的分化政策已经失败，想借助日人扑灭罢工的企图也颇费周折，终于对工人表示让步。经过谈判，厂方同意每人每月增发工资6元，罢工期间工资照发，释放被捕工人，发给张家康的家属抚恤金，因组织工会被开除的工人全部复职。工人除取得经济利益以外，还取得了在一段时间内组织工会的实际权利。
罢工中成立的法电工会，在日伪方面是合法的，因为汪伪势力认为这是它煽动罢工的结果；法电资本家既然和罢工工人进行了谈判，也无法不承认罢工工人的工会；而工会的实际领导人却是革命工运工，工人群众则以“共进共出，不受分化”的办法，防止了日伪的利用。这样，工会就在事实上成了具有合法地位的工人群众组织。
七、未能充分利用资本家、租界当局、汪伪工会之间矛盾的失败案例
斗争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地胜利进军。1940年2月上海永安纺织公司第三厂的罢工，便是一次失败的案例。开始，1939年12月12日至15日，永安三厂工人为要求增加“米贴”及“年奖”举行罢工。经过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的“调解”斗争获得一定的胜利。但由于开始要求条件过高，事前又没有和资方进行谈判即决定罢工，也没有充分利用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对处理罢工的意见分歧，争取高级职员的同情。对于汪伪工会的插手，也未能适当加以利用。所以罢工结束后，资本家即伺机报复。1940年2月24日，该厂的中共地下支部在没有恰当准备，形势又十分不利于工人斗争（因日军封锁，棉价高涨而纱价下跌，纱厂原料恐慌，产品滞销，资本家正打算停工减产）的情况下，再次仓促举行罢工。结果，资本家宣布关厂，工人被迫停工。待到后来工厂重新登记复工的时候，共产党员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均遭清洗党在该厂的力量暴露了，支部领导成员被逐出上海，罢工遂归于失败。
八、经验总结：充分利用资本家、日伪势力的矛盾
实际上“孤岛时期”时期上海工人还开展了护关、护邮斗争和为新四军“募捐寒衣”等政治斗争。可以开展工人斗争的契机是很多的。仅从经济斗争的角度，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客观形势多么险恶，工人群众争取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诉求是客观存在的，共产党人这种客观诉求加以梳理、集中，统一群众的思想，采取合理斗争形式就可以争取到胜利成果。甚至在非常严峻的形势下依然可以掀起工人斗争的小浪潮。
汪伪势力煽动各外商企业工人罢工，目的是扰乱租界秩序，甚至会出动大批警察、特务，强迫工人罢工和组织工会。共产党就顺势以汪伪工会的色彩组织这些企业的工人，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同时，为反对日伪操纵上海工人运动，要开展有节制的斗争，不对英法、私企资本家提出过高要求。地下党采取了和英、美、法资本家分头谈判的方针，待资方增加工资后，工人当即复工。对于不肯做出一点让步的资本家，如法商水电公司资方，地下党首先争取持中立态度的工人推派代表去开展集体谈判，要求资方解决增加工资问题，从而把全体工人的斗争目标都引向资方；然后组织一部分工人借日伪之势举行罢工，使全体工人都停止了工作，打破法国资本家和日本占领者联手剿灭罢工的局面，形成全体职工罢工；最终迫使资方让步，工人除取得经济利益以外，还取得了在一段时间内组织工会的实际权利。这种工会在日伪方面是合法的，因为本来就是借日伪形象活动的；在法国资本家这边也承认其合法性；实质上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继续强化“共进共出，不受分化”的组织观念，防止了日伪分裂工人运动的企图。这种审时度势、巧妙利用多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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