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2016年，中央首次提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这一表述，如今8年过去，乡村各地都有集体经济的实践探索。然而，发展集体经济的目的是什么？前30年的集体化经验又能够给当前带来何种启发？
值此国庆佳节之际，食物君将会陆续推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纪录片的文字版介绍，带领读者们感受上世纪50年代发生在农村的艰苦卓绝的运动。在自然条件艰苦和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人民群众通过凝聚成集体，治水修渠、整田种粮，改变了乡村困苦的面貌。
今天推送的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一集《组织起来》，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也可直接观看纪录片。
1943年11月29号，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题为“组织起来”的长篇讲话，他指出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发明的。
一、西沟农民发明互助组，西沟大变样
早在1943年，西沟的贫下中农就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在李顺达同志带领下，办起了互助组。他们在艰苦条件下发展生产，支援前线，1944年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誉为“边区农民的方向”。从那时起，他们一直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阳关大道胜利前进。
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
30年前，我们西沟贫下中农，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组织起互助组，30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依靠集体的力量治山治水，使西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30年来两条路线斗争，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坚决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过去的西沟是一个太行山上“光山秃岭不长树，庄稼十年九不收”的穷地方。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1943年2月6日，在毛泽东“组织起来”讲话发表之前，山西平顺县西沟村的李顺达联络同村的宋金山、路文全等六户农民成立了劳动互助组。解放后，1951年3月，李顺达向全国各地的互助组，提出丰产竞赛的倡议，并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李顺达因此而成为了著名的劳动模范。
二、从副业互助组到第一个土地合伙组
这些在田野上劳动着的人们，是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他们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帮助下，在战争中，在和平劳动中，经过十几年艰苦奋斗，走上了全村合作化的道路。现在庄稼长得多么旺盛，可是从前呢，这里曾经是一片薄砂地，常常闹灾荒。
也是1943年，华北冀中平原春夏大旱，粮食绝收，旱情最为严重的是滹沱河南岸的饶阳县。据饶阳县志记载，最晚的庄稼荞麦都没有长饱粒，百姓以荞麦皮、花生皮果腹。
冀中平原艮山西平顺县一样，也是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活动非常活跃。1942年日寇在华北，进行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再加上1943年的旱灾，严重的饥荒在滹沱河两岸蔓延，为了帮助老百姓生产自救，许多叫做“隐蔽经济斗争组”的组织分布在冀中的各个乡村。耿秀峰就是饶阳五公村的隐蔽经济斗争组的负责人。
《耿长锁传》肖献法：
他（耿秀峰）本来是有点文化，是抗日的干部，也教学。最早的时候，他在军分区当刻写员，还出了一种小报。在小报结束后，组织还想留下他继续当刻写员，但是他非得回家。为什么呢？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困难时期，群众的生活相当困苦。没有吃的，就不好说抗战，所以他要回家解决群众吃饭问题。
早在1940年，27岁的耿秀峰读了一本冀中军区出版的小册子《苏维埃集体经济》，从那时候起他就被合作化深深地吸引了。以至于若干年之后，人们都叫他“合作迷”。1943年冬天，耿秀峰返回他的家乡五公村，开始鼓励人们组建副业互助组。
打麻绳是五公村人祖传的手艺，在耿秀峰的劝说下，乔万象、卢墨林、李砚田和李玉田四户劳力比较少的人家组成一个打绳互助组。耿秀峰以隐蔽经济斗争组的名义，从饶阳县委借来200斤小米，作为他们的本钱。
《耿长锁传》肖献法：
这200斤小米得到沿湾里弄，去挑这200斤小米是非常困难的。当时乔万象、卢墨林岁数太大，没有去，所以李砚田、李玉田和耿秀峰三个人去挑小米。谁知一出村就碰上日本鬼子来扫荡，他们只得趴到大沟里，趴了好长时间，快到中午的时候，敌人走了以后，他们才跑到沿湾里去了。找到当时的地下村干部，拿着信，挑回了200斤小米。
1943年年底，在耿秀峰的推动下，五公村成立了八个副业互助组，五公村49户人家平安地度过了那个灾难性的冬天。饥荒过去了，其他七个互助组都解散了，唯有乔万象的打绳互助组还在继续。开春的时候，耿秀峰找到乔万象，试图说服他们，把各自的土地合在一起耕种。
《耿长锁传》肖献法：
乔万象一听觉得这倒是个办法，想着集体打绳出活，干农业活在当时的情况下，有那么几个小伙子在一起干活，就是劲头足。乔万象想起以前出去打短的时候，人们那个劲呀就是不错的。乔万象很同意，说商量商量，土地一块儿种。
1944年春天，第一个“土地合伙组”在五公村就这样成立了。
三、社会主义新苗——农业合伙组
咱们的田，咱们的地，咱们的锄头，咱们的犁。穷帮穷来，种上咱们的地，种地不是为自己，一心要奔社会主义。共产党给咱指出了金光大道，团结一心走到底。心中一轮红日照，咱们的救星是毛主席。
高高的天，宽广的地，一颗红心两只手，组织起来力量大无比，谁要胆敢走回头路，咱们就跟他斗争到底。共产党给咱指出了金光大道，团结一心走到底。心中一轮红日照，咱们的救星是毛主席。
《耿长锁传》肖献法：
土地一块种，就涉及到一个分配的问题。怎么分？有的土地需要翻整，干得活多，有的平整一些，干得活少。地里种的庄稼也不同，比方说有的种得麦子多，有的种得麦子少。每户情况都不同，地分多少，劳力分多少都没能达成统一意见。
李玉田家里地多，他一算这个账觉得他自己吃亏，所以就说商量商量，结果就不来互助组了。第二天早起了以后，他就说要退股。
李玉田退出也是事出有因。因为四户人家的土地和劳力各不相同，为了平衡各家的利益，耿秀峰花了三天的时间，草拟出一份土地合伙章程。结果，因为李玉田的地多，他算来算去总是觉得自己吃亏了。
这时候沮丧的乔万象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以前和他一起出去打过短。他就是后来跟西沟李顺达同样出名的劳模耿长锁。
《耿长锁传》肖献法：
打短的时候也是耿长锁领头。耿长锁割麦子是一把好手，曾经在屯里割麦子，和他的领头赛上了，那个领头是县里有名的华八亩，一天能割八亩麦子。结果耿长锁超过他去了。所以乔万象、李砚田、卢墨林都知道耿长锁是个老实能干的人，能领导人们干。
据说，耿长锁二话没说，背着20来斤打麻绳用的麻秕子就加入这个不被村民看好的土地合作组，并且成了他们的领头人。后来，大伙称他们为“老四户”。
耿长锁不光是割麦子的好手，也是五公村远近闻名的打绳人。为了把绳子卖个好价钱，耿长锁挑着绳子西至河南林县，东到河北沧州，也算见过一些世面。虽说老四户都是穷户，但在他的带领下，生活渐渐有了起色。但是土地合伙毕竟是个破天荒的事情，村里人的议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也少不了等着看笑话的人。
《耿长锁传》肖献法：
村子里的人议论说，弟兄们在一起还得分家呢，你们合着种地，真是瞎闹！按农村的说法，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折腾折腾以后，打来打去还得弄散了。
为什么有这种议论呢？实际当时地多的那些富农、地主担心，要是将来人们都合起种地来，我怎么雇人呢！
老四户22口人，40亩土地，没有牲畜，生产工具不过三把大镐。1944年，耿长锁土地合伙组的粮食亩产达到了创纪录的223斤，比一般单干户高出50-60斤。耿长锁和他的组员们，终于尝到了组织起来的甜头。
乔万象是土地合伙组最早的成员，李砚田后来成为耿长锁农业合作社第一队的队长。全村最难堪的要数退组的李玉田，土地合伙组粮食丰收，他却妻离子散。几年之后，政府出面，找回了他妻子和孩子，李玉田也加入了合作社，日子才有了好转。
1945年，日本战败，长达八年的抗战终于结束了。耿长锁的土地合伙组，这时候发展到了17户人家，土地扩大到228亩。新的合作章程在冀中行署的指导之下重新制定，其中把原来劳力和土地对半分红的方法改为人六地四，理由是按劳分配，而吃土地红利带有剥削色彩。
新章程中出现了大量带有福利性质的条款，土地合伙组也改名为农业合伙组，被冀中行署看作是一棵社会主义的新苗。
《耿长锁传》肖献法：
实行按劳分配的比例的时候，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那一年，人家有个详细算账，看自己是比单干多分了粮食还是少分了粮食。
1946年秋收的时候，地多的人家纷纷退组，农业合伙组只剩下了9户 。
耿长锁只得再次修改章程，重新将土地分红提高到六成。同时，另外一些人认为，农业合伙组的步子迈得太快，土地合伙是冒进的行为。
《耿长锁传》肖献法：
在这个问题上，耿秀峰跟他们始终进行斗争，讲自己的道理。从4户发展到17户的时候，耿秀峰是组长。时间不长，耿秀峰调出来了，让耿长锁当组长，他自己去筹备供销社。
供销社上头好多人，每次开会，耿秀峰就宣传五公村的土地合伙组。有的人说，这是冒进吧。
但是无论是退组的风波还是上级的压力，都没有使打绳人耿长锁退却。
记录片《走上幸福大道》：
党的领导、政府的帮助、集体劳动的力量使他们在五公村这块土地上，不断创造出丰产的新纪录。1944年，每亩产量220斤；1947年，每亩产量290斤；1949年，每亩产量329斤；1950年，每亩产量470斤。
生产一步一步地提高，人们的生活也就越过越好。
四、土地合伙组险些夭折
1947年夏，刘少奇在西柏坡村主持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部署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千千万万贫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摆脱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分得了田地。
土改工作队来到了五公村，成立了贫农团。那时候，耿长锁已经是五公村的党支部书记了，但他和他的农业合伙组却被排斥在贫农团之外，为此他百思不得其解。很快，土改工作队宣布，耿长锁和农业合伙组都被划为富农，成了压在贫农团身上的石头，不搬掉这些石头，贫农团就抬不起头来。工作队队长张玉昆的理由是，合伙组照这样发展下去，一户一户地都富裕起来，还不变成地主分子？变成地主分子就要剥削别人。
《耿长锁传》肖献法：
耿长锁这个土地合伙组，有大骡子大马，还有副业打绳，就成富农了，所以就把他封了。
1947年冬天，耿长锁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他想，自从组织起来以后，土地合伙组年年丰收，添置点牲口、农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这是毛主席指的道儿，也是响应县委的号召，怎么就成了剥削呢？
《耿长锁传》肖献法：
天下着大雪，耿秀峰找到耿长锁家里，商量怎么办。耿长锁说，不行，我得向上级反映这个情况。第二天一早，他冒着大雪找到了县委。当时的县委书记叫李太，耿长锁反映了情况，李太说，“你别着急。县里知道你的情况，冀中行署也知道你这个土地合伙组，但是这个土地改革呀，饶阳县是冀中行署人家领导的。”
县里赶紧把这个情况反映上去。后来冀中行署又派人来纠偏。一纠偏，应该划什么成分划什么成分。后来是上级来了人说了，又有指示下来了，就把上中农那些人放了。
纠偏之后，五公村的富农由71户减到3户，耿长锁重新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农业合伙组的方向得到肯定，而且又分得了16亩土地。
耿长锁的大女儿和二女儿，还清楚地记得1948年的冬天，合伙组先后收养了两对无家可归的孤儿，李转和弟弟李坛，李秀英和弟弟李孟杰。
耿长锁的女儿耿朵：
那个时候，那两对孩子都不大，都没有父母了。没有父母怎么办呢，说是收到这个社里来吧，好多人不同意。不同意不能看着他们挨饿呀，就这样，以后整个都是我母亲揽起来了，给他们买布做衣服，冬天夏天都得管着他们。
在纪录片《走上幸福大道》里，赶着大车的女孩就是被收养的孤儿李秀英，她还有一个弟弟。姐弟俩要是在旧社会里都无法生活，可是，因为李秀英家的土地入了社，两人吃饭穿衣就都由社里管。她在社里长大，参加劳动，弟弟也上学了。他们一年分的粮食，一年也吃不了。
许多人家，都是分的粮食吃不了，怎么办呢？问题就打这里发生出来。
五、“半社会主义”初级社
一个叫李辉廷的老社员，在1950年麦收之后用6000斤麦子买地了。他盘算着明年再买几亩，再雇几个扛活的，再开个油坊，再开个杂货铺，那就成富农了。
这时候，共产党员耿长锁对李辉廷说：
把别人变穷，把自己变富，这是走的老道路啊，可我们要走的是新道路。不靠买地，不靠剥削，只靠集体劳动，领大家都组织起来，都过富裕生活。
原山西省委书记于谦：
当时生产确实发展了，已经恢复了抗战以前1936年最高产量的时候，农民生活确有改善。吃糠什么的，少了。像黎城这些能种麦子的地方，一天还可以吃一顿面。当时吃小米，吃玉米。有的家里头也有骡子什么的，生活确实改善了。
《耿长锁传》肖献法：
农民常会这样想，有了钱以后，就是买地。
而土地分红取消了以后，就不再买地了。买卖土地，还是土地私有制，土地只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两极分化得更厉害。
原山西省委书记于谦：
农民得到了土地改革的果实，比如土地、房子、牲口、农具这些，如果生活不好了，就卖土地，甚至有的把房子也卖了，虽然比例不大，但也不少，大概有1-2%，这就是阶级分化的开始。
初级社里，农民土地入股，农具牲口什么都一律作价。后来毛泽东给这样的初级社起了名字叫“半社会主义”。
对刚刚翻身的农民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期。土地平均分配，连续两年粮食丰收，但是这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时期，“组织起来”的号召和“发家致富”的口号并行不悖，让农民和广大的农村干部无所适从，合作社时而被斥为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时而被认为是农村发展的方向。
1951年春天，土地合伙组改名为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初级社。耿长锁受到表彰，先后被评为河北省劳模和全国劳模。
耿长锁合作社在困难中，在发展中，走过了十年的道路。庆祝建社十周年，社长耿长锁讲话，说：
不容易啊，多少年来，大家都走的旧道路，过的旧生活，替地主和富农出力，谁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新道路，咱们毛主席指明了‘组织起来’这条新道路。咱们走上了这条新道路，日子也越过越好了，我们还要前进，朝社会主义前进。
农业合作化运动初级实现了稳步健康的发展，广大农民从活生生的事实中，尝到了初步合作的甜头，积极自觉地要求进一步合作。当时，80%以上的合作社都增产增收，而且一般都是互助合作优于单干。到1954年底，全国农民的一半多都加入了互助合作组。
纪录片《伟大的土地改革》：
中国农村，正在不断地改变着原来的面貌，绝大多数个体劳动的农民，亲眼看见互助组粮打得多，自愿放弃单干的方式，参加互助组。工作基础很好的互助组，也要求更提高一步，成立生产合作社。
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为着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领导农民组织起来，由个体生产到集体生产，由手工业生产到机器生产的道路。
为了引导农民走上这条道路，在农民面前展开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景，全国各地都建立起了示范国营农场。祖国土地上奔驰着庞大的收割机，象征着中国农村的美丽明天。
作家一丁：
全国的初级社，长治当时有个地委书记叫王谦，他办了十来个初级农业社，他亲自抓了十个好的，当时还不止10农业合作社。有的是根据群众的情绪，偷偷办起来的；有的是干部办起来的。这十个农业社，说句老实话，当时都办得不错。生产工具、牲畜，作价入了农业社，尽管当时兑不上现，但是以后慢慢就给付了。所以这十个试点农业社是比较成功的。
原地委书记王谦：
我在的时候，地委酝酿过一个想法，合作社办了，要是成了，以后发展的好，在群众中有影响了，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因为毛主席给起了一个名字半私有半社会主义嘛，我们就想，怎么样再提高一些，大家都赞成，那就只有走苏联的集体农庄了，全社会主义了。那自然就想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
六、向苏联集体农庄学习
195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35周年纪念日，中苏友好集体农庄在山西长治的郊区宣告成立。
当时正是中国和苏联好得不得了的时候，苏联是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时苏联人穿花花衣服，我们也穿花花衣服。苏联有集体农庄，我们也办集体农庄。
作家申双鱼：
农庄就要机械化、现代化了，就要过什么生活呢？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们那个时候区里有电话，村里都没有电话。当时区里才有一两部电话。
原农庄政治部干部：
当时我们点灯不用油了，要电气化。再一个是耕地不用牛了，拖拉机嘛。还提一个是人家苏联农庄发展到什么地步了，说那些庄员都是喝牛奶吃面包。
作家申双鱼：
那个时候农村的生活，早上一般都是玉米，有的是玉米糊糊，有的是玉米窝窝，中午是小米饭，黑夜是合子饭。三五天，中午才吃一顿面条。有的困难户，早上那个玉米面还要添点糠。当时生活太困难了，吃面条的时候都不多，也见不着大米。面包跟牛奶也只是听说过，没有见过。听到苏联农庄的生活，觉得很高级。说是到集体农庄，就能过上那种生活。
原长治拖拉机站名誉站长：
那时候不都看苏联电影嘛，叫做《幸福生活》，那会追求高级生活。这个电影的背景大概是在俄罗斯的南部，我去过，叫罗斯托夫。农庄土地面积广，机械化，有奶牛场，人们是喝牛奶吃面包，还有小汽车，叫莫斯科人。女人们都穿布拉吉，跳舞唱歌，叫幸福的生活。
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无疑给集体农庄的庄员们，描绘了一个鼓舞人心的美好未来。他们热切地接受着全新的社会主义教育。但是他们也心怀惴惴，刚刚分到的土地、牲畜和农具难道又一去不复返了？当集体农庄成立的时候，许多人都面临着一种抉择，要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喝牛奶吃面包，要么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最终，大部分比较贫穷的人选择了集体农庄。这些连初级农业社都没有经历过的社员们，用“一步登天”来形容他们兴奋的心情。
原农庄政治部干部：
集体农庄成立起来后，省里来了一些领导，有人有不同看法，说是违反了客观规律，应该互助组、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农庄。所以那个时候这就叫左倾。
纪录片《走上幸福大道》，在秋收的傍晚，快乐的秋收社员白天劳动了一天，这时又在场上学习舞蹈、高声歌唱。在这样的休息中，恢复一天的疲劳。
1952年，耿长锁赴苏联考察，五个月的时间里，他参观了无数的模范集体农庄，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拖拉机和大规模的合作社。这些陌生的事物使耿长锁对五公村的未来有了确切的目标。他回国之后，就在长治中苏友好集体农庄成立的第二天，成立了全村规模的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入社的仅仅29户。
纪录片《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我们全国农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规模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国家就要变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先进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就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原料来供应工业。
1952年，农业部在全国范围内“重点试办机器拖拉机站11处”，其中五公村和中苏友好集体农庄分别是河北省和山西省的试点。
纪录片《走上幸福大道》：
请听这欢乐的人群，请听这拖拉机的歌声，请看这春天的大地，千百年来第一次用机器翻开。老社员乔来瑞在这里捡出一辈子也没翻上来过的树根草，就凭这个他断定土地的产量将会大大地提高。
耿长锁之女耿素娟：
1953年春天开了一个成立拖拉机站的一个大会，那时候有两个师傅开着两台拖拉机进了五公村。那时候看见拖拉机都特别新鲜，也特别喜欢，就恨不得自己将来也干这个。那个时候公社（现在叫大队）送我们去拖拉机站学习，心情是非常高兴呀，我也能开拖拉机了。
《耿长锁传》肖献法：
最典型的一个人就是华八亩，前面说到过的，割麦子后来成了个罗锅了。华八亩找小孩推着他，坐个小红车，这么架着，这边搁点砖，从牛村这边推到五公村，去看拖拉机。当年饶阳出现了一种民谣，说‘饶阳过去有三宝，水蓬花，稗子草，长流水断不了；饶阳现在有三宝（现在指的是1953年），水车响，骡马跑，拖拉机进地了’。
原农庄副主席刘根珠：
苏联对咱真正好，帮助机器也很巧。夏至罢了没几天，康拜因就在开田间，连割带打不用风，汽车就在随后跟，麦秸麦秆分两样，麻袋装到汽车上。（康拜因：英文combine的音译，指联合收割机）
原农庄政治部干部郭金盾：
拖拉机一来以后，农民呀都去看了，没听说过拖拉机，什么叫个拖拉机，看这个拖拉机，看来以后，大家又蹦又跳，一边在那表演，一边耕地。过去咱们的牛拉犁，实际上只能翻五公分、六公分，拖拉机一翻就翻十多公分。翻出来那个地一看就能看出来，农民说这指定要增产呢。
原长治拖拉机站名誉站长柳增发：
第一次我们运来的是三台，有苏联的两台，美国的一台。康拜因随时就把麦秸扎成一堆一堆放起来了，麦粒就卷上去了。康拜因在头里走，汽车跟康拜因一起走，麦粒就放到汽车上了，随时就拉走了。
中苏友好集体农庄，由离长治城不远的南垂、关村、捉马和王村四个村庄组成。拖拉机和富裕的苏联集体农庄打消了许多农民的焦虑，尤其是那些土地和牲畜不多的贫下中农。当时，很多村民都担心不能成为光荣的集体农庄庄员。
农庄庄园有个胶车队，车上大大地写着‘中苏友好集体农庄’，这个车在前面走，人们觉得光荣啊，集体农庄的车啊。
土地少的贫农，家庭困难的，是真心想参加集体农庄，而富裕中农不参加。关村六百来户，有60多户不参加，他们家里很富裕，养着骡，也经营着胶车。
王村，三分之二都入了集体农庄，三分之一有自己的互助组，表示不入集体农庄，等好了再说，在外面看着。
中农是动摇的，考虑粮食是进了农庄打得多还是不进打得多。秋后看吧，秋后粮食多了我就进。
最积极进农庄的就是土地少的贫下中农，1948年才分上土地，1952年土地集中，毕竟不是祖业地。而富裕的老中农，不甘心祖祖辈辈的土地被拿走了。富裕老中农土地又好又多，就是缺劳力，而劳力都进入了集体农庄，他们怕老路走不通，就反抗很厉害，净唱对台戏。在长治的饭场上吃拉面（当时拉面是最好的东西），把面挑起老高，吃得吸溜吸溜响，故意讽刺农庄庄员，‘你们可是要吃面包喝牛奶的，你们不吃这东西’。
在关村，富裕中农挖了老大一个坑，想破坏拖拉机，但又不敢破坏太严重。就在坑里放上玉茭杆，再放上土，实际是虚的。拖拉机重，经过的时候轰隆掉里头了，两天不能干活，中农在一旁呵呵笑起来。
拖拉机站成立后，农庄出现了大批剩余劳动力。这时农庄积极调整了产业结构，农林牧副开始全面发展，1953年，农庄成立了奶牛场，也是为了兑现当初动员时许下喝牛奶吃面包的诺言。
原农庄政治干部郭金盾：
咱那个时候说喝牛奶，那是根本就想象不到。可是那个时候宣传是那样的，农民就想喝牛奶，农民有需要，搞农庄总是要首先考虑农民的需要，这样就研究这个问题，通过畜牧系统，自己培养，引进种牛。
当时买了97头牛，还弄了个荷兰公牛，已经有11头小奶牛。没有面包，牛奶也供不应求。为发展，只给老人和小孩喝牛奶。培养奶牛到第三代才能达到奶牛产奶的标准，第二代奶牛产的少，可是还没到第三代，就公社化了。
七、土地分红还是按劳取酬？
在从农业初级社到高级社发展的过程当中，涉及到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就是土地的归属。互助组、初级社都是土地、牲畜和劳力入股，获利按股分红。高级社则是所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社员按劳取酬。
原农庄政治干部郭金盾、原农庄副主席刘根珠：
初级社土地和按劳分配有三七分和四六分，三七分最多。农庄成立后，土地不分红，全是按劳取酬。土地集中了，生产资料归公了，不容易。
著名劳模李顺达领导他的西沟村成立了进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1956年他再次向全国的合作社提出了丰产竞赛的倡议。
李顺达和申纪兰领导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在山多地少经常受旱灾和风灾威胁的地区，生产粮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自从向全国提出丰产竞赛的倡议以后，进行了全面规划，提出了“靠山吃山建设山”的口号，社员们把山上的土垫到河滩上，要在河滩上种120亩地的庄稼。
他们还修筑水坝，预防范洪水的冲击。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不但负责领导和组织社里的生产，还和社员们一起参加劳动。
他们还要打40眼水井，副主任申纪兰亲自领导和参加打井工作。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已经往地里送粪，准备春耕大生产。
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相对比较顺利，虽说1952年五公村合为一个大社，但是社员们仍然可以自由出社入社，土地和劳力都能获得较高的收益。再加上政府的扶持，五公村较早地完成了农田水利配套改造。打绳人耿长锁的精明头脑也使五公村的副业生产要远远超过临近村庄。土地归集体所有反倒没有给村民带来多大的震动。
原五公村干部：
原来那个小社的人们比较富，每年五月初五、八月十五吃伙饭，杀猪，弄点菜。而成立大社以后工值变低，人们觉得吃亏，全村的收入都没有小社大。
《耿长锁传》肖献法：
从耿长锁的小社开始，入了社的群众比不入社的群众富裕的要快，所以五公村群众愿意入社。入了以后觉得自己沾光，群众看着多分粮食。但是有的村就不行，因为没有群众基础，村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
十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五公村的人们走上了组织起来的幸福大道。耿长锁他们开会回来，一个又一个三年计划实现起来，将使他们的生活更幸福、更美好。
不知他们心里有多少希望、多少欢乐。他们如今才更加明白，土地可贵，劳动比土地还可贵，组织起来更可贵，毛主席的话比什么都可贵。他们听了毛主席的话，在组织起来这条道路上，再也没有什么犹豫和徘徊，他们将沿着这条大道一直前进，朝着光辉灿烂的明天、朝着繁荣的社会主义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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