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
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
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话说在处理“信阳事件”以后，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向工作人员郑重地宣布了两条要求，一是自力更生，一是艰苦奋斗。他说：
“全国人民都在定量，我也应该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带这个头啊？”
大家都说：愿意。毛泽东严肃地说：
“那好。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我不吃猪肉，也不吃鸡蛋，用猪肉和鸡蛋出口换机器。我呢，有米饭、青菜、盐和油就够了。”
他给自己的饮食做出了新规定：
“不吃荤菜，只吃米饭和青菜。”
护士长吴旭君劝毛泽东增加营养，改善伙食，毛泽东说：
“全国人民都这样，我一个人吃了也不舒服啊！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度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
吴旭君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健康，只好每天给他计算摄入食物的热量，增大素菜的量。毛泽东还是不让，每顿按照他的指示，只炒一个青菜，两样小菜，还是照样吃原来用大米、小米合做的“二米饭”。
有一次，毛泽东带机要秘书罗光禄等人去钓鱼台国宾馆开会，他叫工作人员同他一块儿吃中饭。毛泽东发现餐桌上有一盘肉，立即叫来管理员问道：
“大家都没有吃肉，为什么给我们搞肉吃？”
管理员解释说：
“前天招待外宾宴会，按规定准备两桌菜，因为临时人数有变动，省下一桌菜，剩下2斤肉，才让主席和同志们打打牙祭。”
毛泽东听说大家都分吃了一点，就没有话说了，他吩咐照章付款。
有一次，毛泽东家里来了几位客人，不得不嘱咐厨师添了一盘红烧肉。毛泽东要高智陪客，高智给客人们夹了红烧肉，给毛泽东也夹了一块。过了一会儿，高智又夹了红烧肉给客人，他知道毛泽东已经很久没有吃红烧肉了，于是又给毛泽东夹了一块，谁知毛泽东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吓得高智再也不敢给他夹肉了。
这个时候，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李讷每月口粮只有27斤，根本不够吃。在一个周末，江青塞给女儿一包奶粉，毛泽东很不高兴，说是下不为例，以后不许再往学校带东西。据卫士尹荆山回忆说：有一次，他去北大看李讷，见李讷脸色不大好，就问她说：
“是不是生病了？”
李讷不好意思地小声说：
“尹叔叔，我饿得难受……”
尹荆山听了很难过，回到中南海就向李银桥作了汇报。李银桥想办法搞到了一包饼干，悄悄给李讷送去了。李讷接过饼干，看看四周没人，抓起两片塞进嘴里，匆匆嚼了几下就吞了下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包包好，藏了起来。毛泽东知道李银桥去看了李讷，就把他叫进屋里，盯着他问道：
“去看李讷为什么不事先说一声，你给她送什么了？”
李银桥不好隐瞒，只得照实说了。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
“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
李银桥小声辩解着。毛泽东把桌子一拍，高声说：
“我的孩子就不许送！”
李讷只有在周末才能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顿饭，这是为了能让她有机会和爸爸妈妈见见面，也是借机为她改善一下生活。大师傅每到做这顿饭时，都要加两个好一点的菜，让她稍稍解解馋。自从毛泽东和他身边的人实行三不政策后，李讷周末回家，大师傅照例加两个菜，可质量却明显地下降了，连油花也见不到几滴了，那味道跟学校大食堂的菜也差不了许多。餐桌上甚至连毛泽东最爱吃的炒辣椒也越来越少了。在李银桥送饼干不久的一个星期六，尹荆山利用给毛泽东倒茶的机会说：
“主席，李讷回来了。两三个星期没见，一起吃顿饭吧？”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抬起头来微笑着说：
“嗯，那好，那好。”
尹荆山忙去报告江青，江青稍一犹豫，小声说：
“多下点米，多放点油。”
这一顿晚餐，炊事员搞了4菜1汤，还有辣子、酱豆腐等4个小碟，他还得意地说：
“今天我多下了一倍的米。”
此时，李讷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和爸爸谈话，她说：
“我的定量老是不够吃，菜少，全是盐水煮的，油水还不够大师傅沾光哩。上课肚子老是咕噜咕噜叫。”
毛泽东轻声说道：
“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要带头，要做宣传，要相信共产党。”
他还开玩笑说：
“大师傅掌勺，连我也管不了呵。”
说罢，就拉着女儿来到饭桌旁。饭菜已经摆好了，毛泽东说：
“嗯，今天一起吃饭。”
李讷刚坐下就抓起了筷子，鼻子伸到热气腾腾的米饭上嗅了嗅，那是红糙米掺了芋头做成的，她深深地吸吮着香气，说：
“啊！真香啊！”
她望着父母粲然一笑，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江青望望女儿，又望望毛泽东，勉强笑一笑，夹一筷子菜放到女儿碗里。毛泽东望着女儿，说：
“吃吧，快吃吧。”
李讷往嘴里扒饭，饭太烫，她嘴里含着饭，咝咝地向外吹热气，吹了几下就咽下去，烫得她眼泪都流出来了。
“吃慢点，着什么急。”
毛泽东轻轻地笑着，笑得很不自然。李讷瞟了一眼旁边的卫士，腼腆地说：
“在学校里吃饭都很快，习惯了。”
“现在是在家里么。”
毛泽东说话的声音很低，脸上已经变成苦笑了。
“吃菜，多吃菜。”
江青不停地往女儿碗里夹菜。她那白皙的脸色已经有些苍白了，目光直直地望着女儿吃饭。李讷在父母面前从不拘束，也无须保持形象，她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饭的时候，偶尔抬一下眼皮，目光匆匆扫过桌面，看看饭菜还剩多少。卫士们看着看着眼睛酸了，喉咙也堵塞了。她是毛泽东的小女儿啊！谁能相信她会饿成这个样子？
毛泽东开始还陪着女儿慢慢地吃着，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渐渐地，他不说话了，终于停下了筷子，怔怔地望着女儿出神。江青早已停了筷子，看看女儿，又看看毛泽东。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
李讷的嘴终于离开饭碗，诧异地问。毛泽东说：
“哦，人老了，吃不多。我很羡慕你们青年人。”
他说着并不看女儿，也不看江青，抓起报纸，侧着身子看报。江青的胸脯微微起伏，看一眼毛泽东，把剩的半碗米饭倒进李讷的碗里，瞟一眼毛泽东，起身离开了。卫士们看到她眼眶里已经溢满了泪水。毛泽东始终埋头看报，似乎什么也不知道。他慢条斯理地说：
“我年轻的时候在湖南搞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讨了一块番薯……”
毛泽东还没讲完，李讷的心思只在吃饭上，也没注意父亲说什么，就说：
“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
“打扫完。”毛泽东好像不敢看女儿，用左手在桌子上点了点，说：“‘三光’政策，不要浪费。”
李讷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还没有离开的意思，两眼在桌子上转，连一片葱花也不放过，仔细地夹起朝嘴里送。她说：
“爸，我可能还要发育哩，饭量特大，这么大的窝头我能吃3个。”
她比划了小碗口那么大。毛泽东没有看，还是盯着报纸看。
“今天的饭菜真香啊，可惜……”李讷望望盘子，又望望尹荆山，说：“尹叔叔，还有汤吗？把这盘子涮涮，别浪费。”
尹荆山猛地转过脸去，泪水夺眶而出，朝着厨房跑去。
“唉，李讷这孩子也真受苦了。”
炊事员嘴里念叨着，找出两个白面掺玉米面蒸的馍头。尹荆山等不及在火上烤，便拿来给了李讷。李讷摇晃着身子，不好意思地看看爸爸，掰一块馍头擦擦盘子往嘴里塞。尹荆山拿来热水瓶，将水倒进菜盘，帮她一个盘子一个盘子涮了让她喝。毛泽东的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响了两声，站起身，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走开了。他站在院子里凝视着那7棵古老的柏树，久久一动不动。
晚上，江青进了毛泽东的卧室，估计她是为李讷的事而来的。尹荆山忙退出来，在外面侍立。半小时后，江青出来了，眼睛红红的，明显是哭过了。尹荆山想了想，便进去替毛泽东倒茶，借机说：
“主席，李讷太苦了，我想，以后是不是可以……”
“不可以。”毛泽东什么都明白，他断然地说：“和全国人民比起来，她还算是好的。”
“可是……”
“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毛泽东深深地叹了口气，不无忧伤地说道：“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我毛泽东的女儿呢？还是各守本份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正是：国家有难，人民苦情，领袖律己与民同。
不忍见饿儿竟有这般吃相，卫士落泪，父母动容。
谁个不怜膝前女，只缘我是毛泽东！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大师傅想办法弄来了一条鱼，可是这条鱼看样子只有半尺来长，身子又扁又平。他还特意说了一句：
“主席好长时间没有吃鱼了。”
一家几个人都不动筷子，想把鱼留给毛泽东吃。毛泽东奇怪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说：
“吃呀，吃鱼啊！”
他见几个人还是不动筷子，便把筷子伸向放着鱼的盘子，招呼道：
“吃，我来带个头。”
李敏、李讷、毛远新只好慢慢地吃了起来。但他们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后来，李讷因为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毛泽东说：
“这比起在井冈山的一段生活来，也还算不错了。当年，在革命受到挫折遭到失败时，有人就沮丧，就灰心，好像眼前一片漆黑。我可不那么看，黑暗过去就是光明。有一次，我对战士们说：‘你们年轻人，嘴上还没有毛哩，我比你们的年纪大。我都想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难道你们年轻人都不想？我希望革命胜利后，大家都健在，我和你们一起来庆祝我们自己的胜利。’”
不久，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体重已经下降到了75公斤。
再说1960年11月2日，毛泽东收到了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11月3日清晨，毛泽东审阅修改完了《紧急指示信》，他将原稿中“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1961年算起，至少5年不变”的“5年”改为“7年”，并加了一句：“在1967年我国第3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将原稿中“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的“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将原稿中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之“有利的”3个字前边加上“极为”二字，成为“对于发展生产是极为有利的”；将原稿中“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改为“应该鼓励”；在原稿中“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的“在现阶段”之后，加上了“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20年内”一句。
毛泽东将修改稿退还周恩来，并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作了一些修改，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伯达谈一下，最后定稿。”“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
11月3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定稿后，立即向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总支和支部，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这12条指示是：
1、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2、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3、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4、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5、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6、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7、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8、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9、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10、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11、认真实行劳逸结合。12、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十二条》发出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各地的报告陆续送来，他特意嘱咐值班秘书说：
“这些电报我都要看。”
11月5日，在聂荣臻指导下，以张爱萍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酒泉发射场成功地组织了中国自己制造、使用新的推进剂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
11月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邓小平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第二次莫斯科会议，并成立了一个文件起草委员会，对苏共的错误观点提出修改意见，为代表团做好理论上准备工作。
后来在11月10日至12月1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主持召开有81个国家兄弟党参加的会议，这就是第二次莫斯科会议。苏共中央利用这次会议，公布了一份长达60000多字的信件，发动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暴露出苏共中央要控制一切、指挥一切的态度和目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会议上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和错误做法，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同时，苏共的做法也受到了不少与会者的批评。会议最后通过了《莫斯科声明》、《告世界人民书》。使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有所缓和。
第二次莫斯科会议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苏共批评不得、一切由苏共说了算的局面。
11月15日晨，毛泽东看了关于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后，在报告上写了两个重要批语。
此前，以周恩来为首的“五人领导小组”在11月10日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说“中央一级机关单位，在听了总理的报告以后，对抽调万名干部下乡的工作，决心大，行动快，迅速地掀起了申请下乡上山支援农业生产的群众运动。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由各单位提名，经过各‘口’、两个机关党委和中央组织部的反复审查，确定了下放干部的名单。”
据11月9日统计，中央初步确定下放干部共10176人（不包括调给各中央局的干部），占中央机关138000多名干部的7.33%；其中17级以上党员干部1673人，占中央机关16800多名17级以上党员干部的9.95％。
毛泽东在上述《报告》中写的批语全文如下：
总理：
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以上请你酌定。
毛泽东 15日晨
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5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5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
11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3级下决心（坚决地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证明。12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1960年11月15日
毛泽东在指示中所说的“12月上旬或中旬”的会议，就是后来在12月24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1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访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厄瓜多尔、日本、墨西哥、秘鲁等7个新闻代表团和古巴革命电视台摄影记者何塞·塔皮奥·帕耳马。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毅，还有中华全国新闻工协会副主席金仲华，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康茅召，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周而复。
在和这些新闻界朋友合影时，陪同外宾一起来的安岗怕毛泽东太劳累，建议他和大家一起合拍一张照片。毛泽东却说：
“合影有个谁排在前面，谁排在后面的问题，还是一个团、一个团的照吧。”
11月18日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上述新闻代表团，安岗出席作陪。
11月19日晚，中华全国新闻工协会举行招待会热烈欢迎代表团。中华全国新闻工协会副主席王芸生，书记处第一书记王揖，书记处书记安岗、李炳泉等作陪。
11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辽宁省委《关于安排好当前市场的紧急指示》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辽宁省委《关于安排好当前市场的紧急指示》转发你们参考。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很及时很正确的，要求各级党委也像辽宁一样切实安排市场，保证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
中央提请你们注意，辽宁省委所提出的问题，各地都有，带有普遍性。农业受灾减产固然是生活用品缺乏的重要原因，但是许多同农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日用必需品，例如，食盐、煤炭、火柴、灯泡、糊窗纸、缝衣针、炉筒子、眼药水以及锅，碗、盆、筷等等发生脱销现象；修理、缝补、理发、洗澡等服务行业也发生排队现象，这些都是极不正常的。
我们党是一贯关心群众生活的。近3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持续跃进，在不断跃进的形势下，稳定国内市场，安排好6亿5千万人民的生活比过去更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央在1958年提出了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群众的干劲越大就越要关心群众生活等一系列明确的口号。必须指出，能不能保证国内市场的继续稳定，能不能保证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是能不能正确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决定性条件。中央要求各级党委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切实安排一次市场上的问题。在工业生产上一定要把生活必需品安排上去，保证必要的燃料、原料材料和劳动力，绝对不要把生活必需品挤掉，在服务业方面，一定要调整充实并且适当发展，便利人民，不要有丝毫忽视。在商业部门应当注意商品的清查和调整。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既要考虑生产需要，又要考虑生活需要，不得偏废。因为这是关系到多快好省执行党的路线和高举三面红旗的问题。中央相信，只要各级党委能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快下决心，断然处理，市场供应情况一定能够扭转过来。你们打算怎么办？请速报中央。
中央 1960年11月24日
11月28日，毛泽东看了《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为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抄录如次：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做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道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太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7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20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20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候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20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3级所有制规定至少7年不变，也是这样。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7年，成为14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央 1960年11月28日
这一天，毛泽东读了《光明日报》发表的论文《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后，立即要求《红旗》杂志予以转载，并给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6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6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毛泽东 1960年11月28日
后来在《红旗》发表时，毛泽东在信末改署为“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0年12月6日”。
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根据自11月21日出现钢、铁、煤及运输生产逐日下降的情况，发出了《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示中说：
“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如果完不成生产任务，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
在中共中央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的号召下，这一年的钢产量到年底最终达到了1866万吨。
12月17日，毛泽东要学习英语，他给秘书林克写了一个便函，他写道：
林克：
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毛泽东 12月17日
1960年年底，一部分省份老百姓的艰难困苦生活已经让毛泽东寝食难安了，可就在此时，他身边也发生了一些让他不高兴的事儿，菊香书屋不得不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整风活动。
这次小整风的起因是多方面的，据高智说，他知道的几件事有：一名工作人员在毛泽东的书房打扫卫生时，看见书架上有那么多的书，没有给毛泽东打招呼，就拿了一本回去看。毛泽东一生极珍视书籍，在战争年代什么都舍得丢，唯有书籍丢不得。这一次，他发现少了书，非常生气，就对这位工作人员发脾气说：
“不懂规矩！”
他又交代汪东兴：
“不要他在这里干了。”
于是，这位工作人员就被送到了农场。后来，毛泽东问起这位工作人员的安排情况，当得知是被送去农场参加劳动，很不满意，就说：
“他还是个娃娃么，怎么能这样搞呢？”
在毛泽东的关心下，这位工作人员又被送到了空军，不久入了党，成为了一名部队干部。
还有一件事，有人反映，叶子龙的老战友请他吃饭，他就带上高智等一些人一道去吃。这就成了吃吃喝喝的不正之风。而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极复杂的人际关系。鉴于这些情况，毛泽东找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谈话，说他发现身边有老鼠，要求办公室党支部开展整风，清除老鼠，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于是，汪东兴立即召开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向全体工作人员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展了小整风活动。汪东兴在一次会议上指责一些人说：
“你们到了外地，到处要东西，你们在主席身边工作，这样做带来什么影响？”
他又转向高智说：
“高智，你是不是跟武汉的同志要了肥皂？”
高智见汪东兴点到了他的名字，就把事情的原委叙述了一遍。
原来，高智在上半年跟随毛泽东到武汉，听张管理员说厨房的肥皂不够用，就问武汉的负责人能不能买一点肥皂？那时候供应很紧张，武汉的负责人听高智这样说，就非常支持。张管理员从他们那里买来了肥皂后，对高智说，别的同志都买了，你不买点？于是，高智也买了一条。高智讲完了事情的经过，检讨说：
“向武汉的同志买肥皂时，我没想到政治影响……”
汪东兴依然不依不饶，要高智提到高度上认识错误。高智说，我再也提不到什么高度了。汪东兴就狠狠地批了高智一顿。
汪东兴和高智的矛盾，一直不为外人所知。有一次，高智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汪东兴来了，说要看看毛泽东的文件，高智一口拒绝了。高智心里想的是：
“主席早有交代，这些文件连江青都不许看，主席批给她的文件她才敢看，不是批给她的她就不敢看。你是警卫局负责人，你怎么能随便看？”
可他嘴上却说：
“杨尚昆主任和叶子龙主任没有交代，我不能给你看。你要看，得有他们的批准。”
汪东兴闻言，一脸愠色，扭头就走了。此后，他俩的矛盾就越来越深，高智一忍再忍。现在，他终于忍不住了，就站起来指着汪东兴说：
“一条肥皂，我提到政治高度，你还叫我提高。你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回来，你怎么就扛回半扇子猪肉？还有菜籽油，你为什么送人？还给了我一斤菜籽油，你这是啥意思？”
汪东兴见高智当众揭了他的老底儿，恼羞成怒，指责高智不重视安全保卫工作。高智是又急又气，大声说：
“你说我不重视安全保卫工作，这是胡说！”
两人争论的这件事，起因是有人起草了一个如何做好毛泽东的秘书、安全保卫工作的文件稿，征求高智的意见，高智提出可以把顺序改改，那安全保卫一条放在最后。汪东兴见高智不认账，就质问他：
“你为什么提出把安全保卫放在最后，机要秘书为啥不放最后？”
高智也不示弱，他说：
“机要秘书是我的日常工作！”
在小整风中，像这样的争论尽管不少，但是争论归争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还都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他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思想认识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小整风结束后，毛泽东根据大家谈出来的问题，统计了一下，从他的稿费中拿出近万元，派专人下去，从天津开始，然后是河南、山东、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一一退赔并道了歉。
欲知小整风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什么变动，待以后再作详细交代。
东方翁曰：1960年正是3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一年，毛泽东作为一国之主数月不吃肉，不吃鸡蛋，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难关，着实感人。他不但严于律己，而且对正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最心爱的小女儿李讷也严格要求，从不给予任何的特殊照顾。本章所叙述的李讷周末回家吃饭一节，我是边写边流泪，改一次哭一次，以至于泣不成声。由此联想到一些盛世权贵的儿女们，有几个不是被送到帝国主义国家去“深造”、去镀金呢？人们常说两个社会两重天，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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