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毛主席纠错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这表现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三方面的“三法”（想法说法做法）上，至于这“三法”能否“三通”（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那要看具体情况，不过最终是会“三通”的。这里看一个例子，那是毛主席发现大跃进时期浮夸风，并及时加以纠正的初级阶段。毫无疑问，毛主席是最早发现全国性的“浮夸风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的领导人。
毛主席是农民的儿子，对于农业的常识不仅烂熟于心，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阐释，他的想法说法做法，经过实践反复证明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
大跃进时期出现的“浮夸风”爆发于1958年，制造浮夸风的是谁？肯定不是毛主席，那个时候毛主席已经退居二线。在1959～1964年这5年间，我们可以找到毛主席关于降低高指标的讲话和文章很多，而这期间，其他领导人的著作里，除了朱德总司令外，没有找到相关论述的只言片语。所以，不能把“浮夸风”的脏水泼到毛主席的身上。
同时必须强调，大跃进和浮夸风，不是一码事。
1958年7月3日毛主席有个十分重要的批示，现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里有记载，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七）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01
毛主席的批语：《介绍一封信[1]》
（1958年年7月3日、30日）
一
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对早造[2]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３００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２００斤增长５０％，何况还有３５０－４００斤的希望。原先的８００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三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去解决。
毛 泽 东
1958年7月3日
二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3]同志：
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表〈到 〉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毛 泽 东
六〈七〉月三日上午七时
请在七日下午退给陈伯达。
三
陈伯达同志： 此事请你处理，我来不及了。
毛 泽 东
七月卅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本篇是毛主席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给广东省委的信写的三个批语。标题是毛主席在第一个批语上拟的。赵紫阳的信后来发表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第六期上，题为《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
〔２〕 早造，即早稻，又叫上造。
〔３〕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本文选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七）第302-304页
02
毛主席这个批语包含有“三法”：
想法说法做法
想法：那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体系的反映，重点在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上。
说法：那是想法的具体表述，批语内容本身就是说法。
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毛主席明确指出的：
早稻(早稻产量高于冬小麦)“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
这无疑是对《人民日报》此前关于小麦亩产几千斤的连续报道的直接的严肃批评。
毛主席还给问题定性，强调：这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
做法：那是对赵紫阳的一封信的批示，这是否意味着他向全国范围内警示——要反对浮夸风了？
这里提供一个背景资料，根据学者孙经先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
【6月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卫星，今年有五亩小麦每亩平均实产两千一百零五斤。这一数字比一九五四年冬小麦世界纪录的每亩一千四百九十一斤高出40%以上。由此开始，一股强烈的农业浮夸风刮了起来。】
03
毛主席的做法为何难以及时行得通？
根据孙经先的研究，毛主席的这个批语实际上给了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但是，除了周总理外，似乎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或者说就没有引起重视，甚至浮夸风还继续延续，甚至愈演愈烈。
孙经先列举了刘少奇、陶铸、谭震林的反应：
刘少奇的反应
毛主席做出批示11天以后，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少奇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变成了亩产数万斤。
毛泽东认为“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而刘少奇的上述言论显然根本没有把毛泽东的批评放在眼里。
陶铸的反应
看看毛泽东的批示，再看看陶铸的文章，我们就可以明白，陶铸的文章实际上把批驳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的批示。
谭震林的反应
毛主席的批示是写给谭震林的。显然，主管农业工作的谭震林也根本没有把毛泽东的批评放在眼里。
......
在1958年夏秋之际“浮夸风”刚刚刮起来的时候，毛主席对“浮夸风”做出了严肃批评，试图遏制“浮夸风”。但是一些在一线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的批示采取了阳奉阴违、抵制、违抗的态度，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毛主席的观点。
毛主席看到了他的观点在党内很难得到执行，就于1959年4月直接向全国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发出《党内通讯》，公开向全体干部表明了坚决反对“浮夸风”的态度......
（以上原文参见 《孙经先：围绕毛主席反对浮夸风一个批示的争论》）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有个发言提出这样的说法：
【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这个说法究竟是否说得通呢？
04
浮夸风最终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得到纠正的
1959年4月毛主席直接向全国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发出《党内通讯》，这件事情我在新华博客时，有位信阳的博友把他父亲保存的这封毛主席的信在他的博客里发出来，却遭到封杀。后来几经周折才通过。
毛主席这封信的末尾是这样的：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事实证明，大跃进开始的时候，毛主席率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别的人一时跟不上，可他们一旦有所觉悟以后，保守变成冒进，还是毛主席发现了“左”的苗头，及时指出来，但别的人似乎又听不进去，他们认为毛主席“保守”了。
这似乎和战争年代类似。毛主席经常处在少数，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试想，如果不是毛主席在赵紫阳的那封信上做了那样的批语，紧接着又给六级干部发出《党内通讯》，然后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那么浮夸风会搞成什么样的结局，真的很难讲。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主动承担本不属于他的责任，这完全是出于他的使命感，也是为了替在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分担责任，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可谓用心良苦。
可是，到了毛主席逝世后，有人却换了一种说法，把浮夸风说成是毛主席的责任。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实事求是真不容易：毛主席领导新中国的“事”与“是”，啥意思？有何意味呢？
这是个真问题。
七千人大会以后，根据我研究1964年至1970年“两弹一星一艇”研制成功这个时期的历史，再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浮夸风”就再也没有抬头过。
这说明什么问题？
究竟是毛主席喜欢搞浮夸，还是另有其人喜欢搞浮夸？
前些年我们经历过为了GDP而“奋斗”到极致的一个阶段，那似乎与当年的浮夸风类似，是不是？
为了高指标而跃进，不惜牺牲长期利益而谋取短期效应，是不是和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相类似？
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战友就评价过他“无二过”——即使犯错误也只犯一次，绝不会重复犯同一种错误。
由此得出结论：大跃进的浮夸风不仅不是毛主席所为，而且正是毛主席及时发现并采取很多人不理解的措施加以纠正的。
参考：
（点击图片观看视频）
舒世俊同志回忆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外出视察发现地方官僚主义瞎指挥问题，马上召集会议，并且说了很重的话。
05
问题在于怎样总结：
为何毛主席总能带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关于人是否会犯错误，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从人的共性特征来说，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一点错误都没有。
毛主席当然也一样，也会犯错误。
可是，毛主席的“错误”，有两个鲜明特征，一个是毛主席肯定是好心办错事——毛主席的“错”也许不完全是错误的，可能会是对的，往往经过若干年后人们发现，当初认定毛主席错了，其实是我们判断错误——毛主席是对的；另一个是，即使毛主席真的错了，那他决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无二过。
毛主席为什么能够做到“无二过”？
我在重看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时，看到银环的一个情节，忽然顿悟了。
（点击图片观看视频）
银环说：我们没有权利犯第二次错误。
这个说法，在中国古代先贤那里叫做“无二过”，意思是不犯同样的错误。
总结经验教训，不能以为找到了失败的原因，或者总结出了胜利的经验，就万事大吉了。
只有把经历，进行完全彻底的反思，也就是“全心全意”投入到总结工作中去，才能有刻骨铭心的感受，那么，写在纸上的“总结报告”才会不至于像做考试那样，虽然答题头头是道，可交了试卷就很快把“标准答案”基本上忘记了。
器层面的总结，不打心里过，容易忘记。
道层面的总结，入脑入心，才会记得牢，用得活。
毛主席不仅自己做到“无二过”，而且以身作则，教育培养了大批这样的共产党员。
无二过，这样一来，失败就少了，当然从胜利走向胜利，也就水到渠成了。
这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因为要做到“无二过”，而导致在行动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保守主义，遇到问题绕着走，工作起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这里就存在一个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问题。
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唯物辩证法的标准：承认任何人都会犯错误，这是人的共性，伟人不是靠说他没有犯错误而伟大，而在于他敢于探索，敢于不怕犯错误而追求真理。
另一种，把犯错误当做重要人物不该有的东西，这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在这样的观点主导下，必然会刻意美化历史人物，甚至弄虚作假。
具体例子，这里就不举了。
06
如果实践证明毛主席的“错误”不是错误：
怎么办？
哲学上有个否定之否定规律，这类似于数学上的负负得正法则。如果经过实践检验发现，几十年前认定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有错误的地方，其实是对的——毛主席是对的，那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呢？这对于未来中国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有这样的说法，“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动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起着作用”。
薄一波曾经回忆过周总理的一个说法，意思是跟着毛主席要坚定不移，即使有时候还没有完全理解毛主席的想法，也要跟着毛主席的做法行事，否则就会犯错误——这恰恰是周总理自己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性结论。
近代在饱受帝国主义欺凌之后，中国知识界的自卑心理很重，到了辛亥革命、五四时期，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才有了一些带有全局性的改观，中国整体的文化自信，还是在毛主席成为党的领袖之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我们独立的思想政治路线形成，才有文化上的开天辟地东方红——毛泽东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毛主席逝世后，文化自卑心理有所反复。经过否定之否定，道器变通之变再次发生。实践反复证明，文化上离不开毛主席的那一套卓有成效的道器变通。中国人民坚定地相信，有毛主席撑腰，没有什么可怕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离不开他。请不要瞎扯个人崇拜之类了。正如中国文化离不开古代的老子、孔子、墨子等诸子百家一样。
我写过一首小诗：
山石矗立启新游，
碧水蓝天百态悠。
江漫情思松柏翠，
仙人指路在洲头。
电影《火红的年代》有一个片段，一位炼钢炉长带领工人、技术人员敢想敢干，敢闯敢创，但是也难免遇到困难、挫折，可是毛主席之道在工人阶级心里扎下了根——道器变通之根，由此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构筑了牢靠的道器变通之基，再进行道器变通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道器变通。
（点击图片观看视频）
赵师傅回忆大跃进时期，毛主席视察钢厂时的情景，毛主席对工人同志的鼓励——毛主席的说法做法早已经深入人心，赵师傅他们深悟其道，顺理成章道器变通了。
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是空洞的，那是需要有整套完整系统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毛主席作为无产阶级伟大导师，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想法说法做法，如果不用是不是太可惜了？问题是我们的对手——中华民族的外敌，他们可是没有闲着，他们已经把其中的一些方法拿去用来对付我们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错误，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面对错误和失败。
更可怕的是把错误当作正确，把失败当作成功，还自以为是，沾沾自喜。
中国有个很好的说法，叫做知耻而后勇。
如果过去我们认为毛主席的做法错了，经过实践证明毛主席那是对的，那怎么办？
是继续维持过去的错误判断，还是敢于承认我们的错误呢？
要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
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这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起码要求，是不是？
李克勤后记：干革命需要有激情，同时也不可缺少科学态度。如何把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融会贯通，道器变通，恐怕毛主席作出了最好的榜样。对此如果不用心去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想法说法做法，是不是很傻呢？
毛主席的哲学体系（世界观与方法论），离我们最近，其中的真理性那也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实践检验的。
这里不妨再学习一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讲的“理论思维”：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他还有论述：
“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
——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越是深悟毛主席哲学，包括世界观和方法论，那么就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比较深入的理解，同时也就越是领悟到毛主席在赵紫阳那封信上批语的深意，从而越是有利于继承和发扬毛主席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从而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得更好些，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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