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有多少人民群众连野菜都吃不上，我怎么能忍
心去吃猪肉呢？我咽不下去呀！”
话说1961年4月16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王任重、胡乔木开会，讨论食堂问题。
4月18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去了南昌。
4月19日晚，毛泽东在南昌会见了以古巴教育部长阿曼多·阿特·达瓦洛斯为首的古巴文化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座的有邵式平。毛泽东同古巴客人进行了长时间亲切谈话。他在谈到知识分子时说：
“我们应该争取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否则我们就无法继续我们的事业。”
他还指着身边的邵式平说：
“我们中间有个大知识分子，就是这位邵省长，他读过大学。”
新华社对毛泽东这次外事活动进行了及时报道。报道中说：“毛主席最后在送别古巴朋友的时候，特别嘱托他们向古巴人民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致以亲切的问候，并祝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尔后，毛泽东到达杭州，住在刘庄。
此时，浙江的调查和《六十条》试点工作均已告一段落，浙江调查组的成员随即回到杭州，同毛泽东住在一处。
4月23日，毛泽东找田家英谈话，研究下一步调查工作，谈到全党范围的，也谈到浙江调查的问题。
4月25日上午，毛泽东写信给在杭州的邓小平，他在信中写道：
小平同志：
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于5月15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列举名单，照广州原样）则于5月9日到达北京。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7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归大队有好处还是归队有好处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10天至15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5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此通知，请你找田家英同志合作起草。今天晚上我们谈好，明天用电报发出，是为至盼！
毛泽东4月25日上午9时
是日晚，田家英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2时，决定浙江调查组就农村中若干关键问题继续进行调查。
4月26日，中共中央以《中央转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将前面说到的胡乔木的那一封关于韶山等地调查研究的信和附文4件转发中央局、全国各省。内容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4件转发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中央 1961年4月26日
4月27日晚至28日凌晨，毛泽东在杭州饭店接见了来自几内亚、乌干达、约旦、南非、塞内加尔、怯尼亚（今肯尼亚）、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的7国亚非外宾，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的斗争你们支持，你们的斗争我们支持。我们支持全世界所有人民的斗争，包括你们的斗争，团结所有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朋友，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政党。”
毛泽东还说：
“在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当中，采取正确的路线，依靠工人、农民，团结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反帝力量，紧紧地联系群众，就有可能取得胜利。”
“革命政党的力量，在开始时都是处于少数地位，但是有前途的就是他们。”
在五一节前夕，毛泽东从杭州到了上海，在锦江饭店接见了谈家桢，在场的还有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刘述周以及负责教科工作的杨西光。毛泽东一见谈家桢就笑着问道：
“你对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顾虑吧？”
“没有什么顾虑了。”谈家桢高兴地说：“我们遵照双百方针，学校里已经成立了遗传教研室，两个学派的课程同时开。”
毛泽东说：
“好嘛，我支持你。”
刘述周插话说：
“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大搞特搞起来。”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说：
“这样才好啊，要大胆地把遗传学搞上去，不要怕！”
此时，宋庆龄得知毛泽东已经连续7个多月没有吃一口肉了，经常以青菜粗粮充饥，她深为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的身体担忧，就特意给毛泽东带来了一网兜螃蟹，要毛泽东补一下身体。宋庆龄哪里知道，毛泽东岂止是以青菜粗粮充饥，在青黄不接的时节，他竟然一连20多天没吃一粒粮食，只以菠菜和马齿菜等等野菜，维持着他那伟岸的身躯。
宋庆龄的深情厚谊使毛泽东大为感动，可他却指着螃蟹对宋庆龄说：
“谢谢你，我不能收。我跟工作人员讲了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宋庆龄坚持说：
“螃蟹不是肉，也不是蛋，螃蟹就是螃蟹，你非收下不可。”
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不便再推辞，只好收下了。可等宋庆龄一走，他就把螃蟹送给了警卫战士，谁也无法改变他不吃肉的决定。
有一天，卫士长李银桥帮助毛泽东做按摩，发现毛泽东的脚脖子小腿骨那里，一按一个坑，很长时间起不来。这明显是由于缺乏营养出现的浮肿。李银桥说：
“主席，你看，这是缺营养……”
毛泽东还未等他说完，就说：
“看什么，脚脖子都长胖了，你还说我缺营养。我看是营养过剩了。”
周恩来知道了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就过来动员他：
“主席，吃口肉吧。为了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
毛泽东用他那少有的低沉的声音说道：
“有多少人民群众连野菜都吃不上，我怎么能忍心去吃猪肉呢？我咽不下去呀！你不是也不吃吗？我们都不吃，共度难关。”
正是：心系人民律自身，野菜果腹实感人。古来可有如斯者？至今读来泪沾襟。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市与各界人士共庆佳节。
这天晚上，曹荻秋陪同毛泽东在锦江饭店接见了周谷城等各界的知名人士，参加聚会的还有陈望道、沈体兰、沈克非、周信芳、金仲华等。众人与毛泽东围坐在小圆桌旁，周谷城就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周信芳的年龄，又问了沈体兰的年龄。大家自始至终无拘无束，只谈生活琐事，不涉其它，兴致极高，尽欢而散。
晚上10点，周谷城在家里已经睡下，忽然接到了《解放日报》编辑部记者打来的电话，说是希望他写一首诗或一首词，在明天的报上发表，以表示对毛泽东的欢迎。周谷城婉言推辞说，毛泽东的诗词豪迈奔放，纵横千古，本人自愧不如，写不出来。记者却说：
“不要紧，要求不高，只写一首，随便写一首好了。”
周谷城说：
“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
结果，周谷城拗不过记者的软磨硬泡，只好连夜填词一首，发表在5月2日的《解放日报》上，其词云：
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毛泽东从报上看到周谷城的词后，立即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周谷城，请周谷城到他的下榻处来。
5月3日下午3点，周谷城来到毛泽东下榻处，毛泽东正在看报，见周谷城来了，放下报纸，开口就说：
“词一首，见到了，怕不只一首吧？”
周谷城回答说：
“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实是第一首。”
“总怕不止一首。”
毛泽东喃喃自语，意思是说周谷城像个常常写这些东西的人。周谷城忙解释道：
“我当时就对《解放日报》的记者说了，主席是内行，要求不可能不高，他们硬要我写。”
毛泽东摇着手，笑着说：
“主席也只有那么内行。”
他一边说还一边用手比划了一个很小的手势。周谷城说：
“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纯属附庸风雅。”
“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着。周谷城却转换话题谈起了古文的字义，他说：
“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因为‘离’、‘牢’同声。”
毛泽东轻轻点点头，说：
“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
周谷城兴致正浓，又发挥道：
“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啰唆。因为牢罗同声，骚唆也同声。念啰唆，可能就是发牢骚。”
毛泽东听着周谷城信口引申的见解，并没有表现出诧异，脸上浮着微笑，觉得蛮有风趣。周谷城又说：
“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好注意。”
毛泽东说：
“是呀！老是干巴巴的，有什么味。”
周谷城说：
“我近来替‘风趣’找到了一种解释：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能有风趣，恐怕还要出丑。”
说到这里，两人都会心地笑了。
“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
毛泽东的自言自语似乎为这个话题划上了句号。周谷城又偶然提及了邓演达，毛泽东问：
“你认识邓演达？”
本传在第二卷中曾经叙述过，周谷城认识邓演达。那还是在1927年春由毛泽东把他介绍给邓演达的。邓演达对周谷城的文章很欣赏。大概是毛泽东忘记了，故而有此一问。周谷城见毛泽东如此问，便说：
“我认识他。”
毛泽东感叹道：
“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晚上，毛泽东留周谷城同在一个小方桌上共进晚餐。周谷城告辞回家时，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到汽车旁。
5月6日，毛泽东就陈正人从四川简阳给他来信一事，给李井泉、陈正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四川省委李井泉同志，并转简阳平泉公社陈正人同志：
陈正人同志5月1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4月25日通知你们的。5月4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5月20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此信并告中央。
毛泽东1961年5月6日于上海
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5月7日，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从河北邯郸打来的电话。周恩来汇报了4个问题：1、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2、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3、社员迫切要求恢复评工记分。4、邯郸旱灾严重，有的甚至颗粒无收。
毛泽东立即将周恩来的电话汇报记录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5月8日，毛泽东收到了胡乔木这一天发来的信，信中报告说：韶山公社食堂由原来的112个，减为6个，其中5个不久都将不再办了。另外，胡乔木在信中还汇报了农村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城市居民食堂问题、国营工厂企业参加和领导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和城市工商业及城市整风问题。
5月9日凌晨3时，毛泽东将胡乔木的来信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这天下午4时半，毛泽东复信给胡乔木，他写道：
“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5月15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5月20日到京。”
5月10日，邓小平、彭真将他们在北京近郊顺义、怀柔的调查情况，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报告中说：
“根据我们直接领导的5个调查组（在顺义、怀柔）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近郊和各县一个多月调查的情况来看，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指示的结果，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
“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规模都已调整了，社也大部调整完毕了，多数是万把人一个社，大队一般是以村为单位，生产队一般是50户左右，生产队下面一般建立作业组，实行责任制。社队规模的调整，使农民心里有了底，社员对于社、队可以比过去‘看得见、抓得住、管得了，信得过’了。效果很好，它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现在，有很多生产队，由于调整了社队规模，废除了老的供给制，实行了新的供给制（即只供给五保户和困难户），再加上执行和改进了三包一奖、评工记分的办法，又讨论了前述的余粮分配办法，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显著提高，因而发现现在有不少社队劳动力不是少，而是有了剩余；已经不是队长去催工，而是社员找队长、组长催活、要工了。”
关于食堂问题，他们写道：
“食堂问题比较复杂，除居住分散的队不办、长年食堂一般主张不办外，对农忙食堂（半年多），群众意见很不一致。”“现在情况还在变化，有些人退出食堂自炊一个时期后，又要求入食堂，散了食堂的地方，也有少数人要求再办。看来，吃不吃食堂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尤其要走群众路线，让社员慢慢考虑、好好讨论，完全根据群众自愿，他自己感到怎样合算就怎样办。今后，要办食堂的，一般应当把食堂的经济核算同生产队分开，即把生产队的分配和社员的生活消费分开。食堂不要大了，应办小型的，或者是自愿结合的。”
5月11日，毛泽东专门前往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宋庆龄的寓所看望她，赠送给宋庆龄一条绣有梅花图案的高级红地毯，铺在她上下楼的楼梯上。
5月14日，毛泽东为转发张平化的一封报告信，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此信转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张平化同志：
你的这封信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毛泽东1961年5月14日于天津
此后不久，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5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先后就毛泽东在4月25日提出的关于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以及耕牛、农具归大队有好还是归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林业、商业、恢复手工业和恢复供销合作社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刘少奇在会议上曾经发表讲话说：
“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这些错误并不涉及到‘三面红旗’本身，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了。”
刘少奇明确表示，中央对这些错误要负主要责任。
5月28日，毛泽东为戚本禹写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拟了一个题目：《调查成灾的一例》，并批示道：
“阅田家英报送的戚本禹5月12日写的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和田家英报送这个材料的信。田家英的信中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6月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机关、学校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10多10少’（如“昂首望天的多，下去劳动的少；吃喝的多，和工人同吃同劳动的少”等——笔者注）的问题。此件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此后，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上对戚本禹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作了第2个批示，他写道：
“戚本禹的报告发给你们。戚本禹是好同志，他是抵制中直党委扶右反左的一个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他给我的报告，你们看看，现在的调查研究弄成了什么情况。”
5月29日、30日，中央工作会议再次讨论修改了3月22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作为“修正草案”予以通过。关于公共食堂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生产队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这个规定，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关于分配制度，“修正草案”取消了供给制，规定“生产队对社员的劳动，应该按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计算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等社员，经过社员大会的讨论和通过，实行供给或给予补助。其费用从公益金中开支。
会议最后讨论了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陈云在讲话中就动员城市人口下乡问题说：
“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在本年内要减少一千万。
5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对戚本禹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作了第3个批示，他写道：
“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增强10少，避免10多。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1961年6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回忆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时说道：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3批开会，第一批是1天，最后一批是1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3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
1959年4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196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3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5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
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11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三类县、社、队，其它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就说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
毛泽东还说：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经过3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1959年、1960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毛泽东最后提议，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庐山去开，时间在8月。他还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
6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哈默德·苏加诺，他在谈话中说：
“上一次总统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11年了，再等11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你们没有联合国问题，只有西伊里安（指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岛西半部及其近海岛屿，1949年印度尼西亚独立时，荷兰政府在美国支持下继续霸占这一地区——笔者注）问题，这是与我们不同的。”
苏加诺说：
“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目前外界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中国大陆同台湾成为整体，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另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可以先进入联合国，然后在联合国里同朋友们一道进行斗争，使得在联合国中只有中国，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台湾归还中国。不久前我同陈毅元帅谈话时，曾把这两种主张转告给他，并说明这不是印尼的观点。不过陈毅元帅已经明确表明只接受前者，而不接受后者；只愿意一步走，而不愿意分两步走。”
毛泽东说：
“只能一步走。”
苏加诺说：
“我愿意很好协助，为实现一步走而奋斗。”
毛泽东说：
“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苏加诺说：
“这是否就像苏联同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情形一样呢？”
毛泽东说：
“不一样。”
苏加诺说：
“我不是说社会制度方面，而是指能不能像乌克兰同苏联那样在联合国有两个代表。”
毛泽东说：
“不行，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在联合国有代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乌克兰同白俄罗斯都参加联合国，苏联也在联合国里，因而苏联在联合国拥有3票。苏联当时碰到许多困难，不能不这样做。但是这样并没有两个苏联的问题。”
6月13日晚，毛泽东给在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的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女儿：
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
问好。
父亲 6月13日
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
指示中总结了几个月来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对今后的调查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指示中写道：
“毛泽东历次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应该成为一切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必须遵循的准则。”
6月中旬，毛泽东创作出了“形象极其壮丽，声调极其和谐，令人百读不厌”（郭沫若语）的一首《七律·答友人》，其词云：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七律·答友人》中的“友人”是谁？在有关方面，一度众说纷纭。
据《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吴正裕、李捷、陈晋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披露，当时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曾对他的一些诗词进行抄写。林克所抄写的这首七律的标题就是“答周世钊”。《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也明确指出：“1963年他（指毛泽东——原注）亲自主持编辑《毛主席诗词》时，此诗在清样稿上标题原为《答周世钊》。”“随后，在这个标题的周世钊名字后加上了‘同学’二字，最后，他将‘周世钊同学’5字去掉，把标题改定为《答友人》。”还有，在1964年1月，毛泽东应《毛主席诗词》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作口头解释。其中关于《七律·答友人》的“友人”指谁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友人是周世钊。”另据史料证实：1964年2月，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做了14点解释，其中第8点为：“长岛”指长沙，“友人”是一个长沙的老同学。周彦瑜和吴美潮说，他们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问过父亲：“近期外面传言，毛泽东《七律·答友人》是答您的，不知是不是？”老人回答说：“肯定是答我的，但不能往外传。”1992年，吴美潮就“友人”问题请教过毛泽东诗词英译者叶君健，叶君健答复是“我查了一下，《答友人》译为‘答一位朋友’，即Replyto a Friend。英文参加翻译的有钱钟书、乔冠华、赵朴初、袁水拍和我，都是经过充分论证后确定的。”以上这几种说法是一致的，是比较可信的。
另一种说法是：毛泽东的老同学、老朋友乐天宇、李达和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在长沙闲谈，他们知道毛泽东在5、6月间的北京会议期间，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失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并做了检讨。他们猜想毛泽东的心情一定不好受。遂决定送毛泽东一些礼物。乐天宇将客人捎给他的九嶷山上的斑竹，送给毛泽东一枝；还有他自己写的一首七律《九嶷山颂》的条幅，落款是“九嶷老人”。李达也送上一枝斑竹毛笔，又写了一首咏九嶷山的诗词。周世钊送的是一幅内有东汉文学家蔡邕的《九嶷山铭》的墨刻。毛泽东收到老朋友的礼物后，引起了对家乡、老朋友、老同学的怀念，就写了一首《七律·答周世钊、李达、乐天宇同志》。不久，乐天宇在田家英那里看到了毛泽东诗稿，要求田家英圈掉他的名字。时值郭沫若正编辑毛泽东诗词，田家英就把乐天宇的意思转告给郭沫若，郭沫若说：“那也好，不如改为《答友人》吧。”于是，后来就成了《七律·答友人》。
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规定中说：
“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发出以后，各地在退赔平调物资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有的地方决心比较大，做得比较认真，但是，总的来说，退赔工作还是做得很不彻底的。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的决心，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复多次的指示，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为工业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才能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6月22日，毛泽东就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于6月19日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中央机关精简情况的报告》，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小平同志：
此件很好，应当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照此报告，坚决执行。如果中央24万人中，已减去三分之一，即8万人，并且还可以减去几万人，我想再减4万人，不知行不行？如能共减12万人，占总数24万人的一半，肯定工作效率会大为提高。各省、市、区一级，专区一级，县一级，这地方3级均照此计划，坚决精简，则将在全国范围内大为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现在城镇人口要减少二千万以上，人民公社3级人员已有规定，如能坚决妥善实行，则一个人浮于事的严重问题就可解决了。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1961年6月22日
1961年7月间，毛泽东从稿费中拿出5000元钱，派人送给病中的第二军医大学一级教授张维。
张维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张维的母亲在革命战争时期掩护过毛泽东。抗战胜利后，张维为新四军运过药品。
7月6日，毛泽东的表兄文涧泉和赵迎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陪同，穿过林荫大道，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侧门。
文涧泉是在7月初来到北京的。赵迎是毛泽覃前妻赵先桂的继子，在大坪学校教书。此人粗通文墨，能说会写，见识较多。文涧泉此次带赵迎来京，一是因为赵迎是自己外婆家赵家的亲戚、赵先桂的继子，二来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还可以借重赵迎的见识，同三表弟毛泽东谈论一些乡间的情况和对时局的看法。
这一次文涧泉来京，不再像两年前在京时睡门板受冷遇了。他和赵迎到了客厅门前，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走到门口迎接，与他们握手。毛泽东问了赵迎的姓名之后，连声说：
“欢迎，欢迎。”
宾主在客厅落座后，毛泽东向两位客人询问了许多情况，他还说：
“现在农民生活很苦，苏联又天天逼债，国家暂有困难，需要克服一下，暂时吃点苦，过几年会好一点的。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派了一个工作组到你们公社了解了一下。组长是我的秘书胡乔木，他们了解了很多情况，向我写了一个详细调查报告。你们回去后，要及时写信，把农村情况告诉我。”
文涧泉说：
“主席，我没有读什么书，信写不好，就请赵迎给你多写信吧。他是当老师的，肚里有墨水。”
毛泽东就对赵迎说：
“赵老师，你就做我的通信员，好吗？”
赵迎连忙说：好，好！毛泽东说：
“我对农村教育工作确实考虑得少了一点，我们是文明古国，旧社会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压，这教训不能忘。要在农村普及文化。现在办学有困难，可以发动群众办，分散办，办农校办夜校。我过去就在韶山办过夜校。把夜校办好，群众晚上上学。等条件好了，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在我们这一代，总要为农民做点好事才行。”
后来，赵迎回到家乡后果然成了毛泽东的“通信员”，他经常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乡下的情况。
7月的一天，毛泽东把警卫员小李叫到身边，问道：
“听说你要去大庆，是吗？”
小李是从16岁那年就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回答说：
“是的，很多同志都写了申请，但又舍不得离开主席，又不想去。”
毛泽东说：
“是啊，你们在我这里10多年，你们不想离开我，我也不想叫你们去，我对你们的感情比对我的孩子还亲，他们还不能天天见到呢！但我不能老留着你们。”
他把小李的手握在自己的大手里，继续说：
“革命不能总在一起的，我这里不是有很多同志都到一线去了吗？这是革命的需要嘛！我们都得服从革命的需要。”
小李禁不住热泪盈眶。毛泽东劝慰他说：
“已经长大了嘛，不要哭。那个地方艰苦，艰苦的地方要去，艰苦的地方锻炼人！”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部下的指示往往是耳提面命，在开展调查研究问题上也不例外。他在1961年5月6日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中，口气则完全变了一个样。请看：“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4月25日通知你们的。5月4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5月20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这完全是一种乞求的口气了！毛泽东还唯恐来信有失，又特别嘱咐：“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由此可见，他要得到“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的书面报告，是比攀登“蜀道”还要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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