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过雪山》，套色木刻，1961年，宋广训
中国有句老话，叫“盐打哪咸，醋打哪酸。”
这句话换种方式说，就是——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这话是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的。
现在所谓的红色题材影视剧，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不敢触碰，也懒得思考这个问题。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与文艺工的合影
可是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参加革命好像除了“浪漫”就什么也不剩了，苦难根本看不到，仿佛唱着歌，吃着火锅，革命就成了！至于为革命所做的牺牲和奉献，更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假了、可笑了，让人怀疑出发点何在了？
所以，必须讲清楚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说服自己，就不要动笔去写。
12岁参加红军的少年黄晨湘，其实原本不可能参加红军。
虽然出身贫苦，但他的父亲通过努力，在四川阆中回龙场赵家坝，租房子开了家茶馆兼饭馆的铺面，一开始生意还可以，一家人的生活勉强维持。
民国成都的茶馆
并不是只有赤贫者，才会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如果社会给黄晨湘们一条生路，他完全可以原有的生活轨道走下去，当年好歹他还算个小老板。当然这个含金量有限，但相比大多数的四川农民、中国农民，总是要好太多了的。
我们以四川为例，民国时期，四川省的佃农比重一直维持在50%上下。
当然这是平均值，有更高的，民国时代的学者吕平登，在1930年代上半叶的研究发现：
“成都平原，地主占百分之七至八的数量，而占田则在百分之七十八至八十，足见川西土地集中之烈；自耕农半自耕农合计有百分之二十二至三十三，占田则有百分之二十三至二十四，佃农则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占田由百分之六十至八十。”
民国四川的农村
总之，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财富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穷人。
再看地主和佃农的分配比例，有的地区是九一分成，即地主占有最后收成的90%，也有七三分成的，但基本上是以八二分成最为普遍，即地主占80%，而佃农仅有20%。
即便如此，也不是谁想租到土地，就能租到土地的，还要看老爷的心情，更看你给老爷卖不卖力，上不上道？
于是就诞生一种叫做“送新”的规矩，即在“正常”谷租之外，还要给地主送礼，礼物包括二斗糯米、二斗大豆、两只鸡和两只鸭等。
1930年代初中国某地的农村
相对新规矩，还有叫做“押租”的老规矩。佃农向地主佃田时，为了保证地主的固定收益，不管是钱是物，是多是少，一方面限制贫困佃农争佃，并在有荒歉或拖欠租谷时，得以扣除压租金，同时白赚了一笔周转资金，可用来他用。
由此可见，土地集中产生了不合理的租佃制度，佃农生存环境日益恶劣。
交不上地主的租谷，或者遭遇欠年，不能预交押租怎么办？
老爷心善，看不得穷人吃苦，还为后者量身打造了多款金融产品，这就是高利贷。土豪劣绅和团阀（民团头目）、军阀相勾结，有里有面更有枪，不怕你不还，所以利率之高，全无限制。
陈列于四川大邑刘文彩庄园的群雕《收租院》中的恶霸地主形象
尤其是黄晨湘所在的川北地区，吕平登发现：
“川北地方贫瘠，亦为四川特别高利贷区域。二十九军（田颂尧部）捐税奇重，乡村现金缺乏，高利贷遂得以横行，利率之高超过全川各地。除地方土劣外，军政中人，凡参谋、副官、书记、连长、员司（文职办事人员），均各个以数十元、百十元集合，或单独开一高利贷营业机关。即此一项，每年军政中之下级人员，无不饱载而归。”
至于借钱，农民没有现金，如遇需要现钱之时，只有寄希望于典当或借贷。卖儿卖女卖老婆，就成了家常便饭。
当铺
请注意：陈平登在四川做农村经济研究，“正值徐张进攻嘉陵，朱毛西入松茂”，也就是红军长征过四川，即无数个黄晨湘参加红军的时候。而且他对未来走向，有个极大的神预言：
“四川过去之混乱，虽川政府治理之或有不臧，而川民放弃监督权利任其宰割，使政府得寸进尺，毫无忌惮，吾人实亦当自尸其咎。迺者，国际风云日亟，不可避免之二次大战转瞬到来，四川为复兴中国民族最后根据地之口号，已成时谚，但如何而后可以担负此重大之责任乎？”
结果呢？
抗战爆发，四川农民抗战积极性增加，爱国热情高涨，踊跃出粮出丁出工。结果却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除了臭名昭著的“抓壮丁”，国民党反动派更是对四川农民，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首先是田赋“三征”之外另立苛捐杂税，并允许地主不断转嫁负担，无视农民特别是广大佃农的承受能力。国民政府地方税务人员腐败贪污，保甲长滥用职权，压榨农民生存空间，农业生产改善未能惠及农民，农民物质负担因以上种种原因而急剧增加。
1941年，重庆街头被抓壮丁的队伍
战后四川农业衰败，农村经济濒临崩溃，农业劳动力已经缺乏。
可是国民党反动派还要打内战，继续挤压四川农民本已不多的生存空间。
抓壮丁抓得四川农村的耕种都成了大问题，但蒋介石还要残酷地征粮征税。在四川，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据不完全统计有240余种。仅从棉花织成布，共需交纳捐税17次。国民政府说好的，抗战四川人民付出太多，所以“蠲免田赋一年”，但在1946年，却强迫四川人民交纳田赋征借稻谷共1300万市石。此后两年，四川人民每年交纳田赋2400多万市石粮食，达到四川有史以来征粮的最高数额。
老百姓还怎么活？所以更多的黄晨湘，以各种方式参加解放军，特别是以“解放战士”的身份，调转枪口打老蒋。
民初，打谷子的四川农民
扯远了，我们再说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四川。
四川历来以“天府之国”而著称，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山川纵横，气候温湿，在西南诸省中是首屈一指的宝地。但在军阀们长期割地自雄、混战不已和与地主豪绅的共同残酷盘剥下，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却暗无天日，苦不堪言。所谓“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甲长牌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便是群众饱受剥夺暴虐之苦的真实写照。
川北是田颂尧的地盘，这里人民的苦难，更是四川军阀治下人间地狱的代表。
各种苛捐杂税不说，而且实行“预征”，就是提前收，仅田赋一项，此时是1930年代初，已经预征到了1980年代！所以农业凋敝，穷苦人遍地都是，不体恤民情不说，田颂尧还强制农民将大片良田改种罂粟，大搞毒品王国，获利丰厚。结果造成“瘾君子”遍及城乡的男女老少，许多人因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四川军阀田颂尧
在军阀连年混战下，奸淫烧杀，拉夫抓丁，司空见惯。大股小股土匪，啸聚山林，打家劫舍，不断祸害群众。田颂尧统治下的整个川北，活像一座人间地狱。
个人努力离不开社会环境，不信看看今天不少国家，比如蠹品泛滥，同样阶级矛盾激烈的中南美洲，那简直就是旧社会中国的翻版，所以黄晨湘家，那爿小小的黄家铺子，怎么可能生意做好呢？
即便躲得了田颂尧，将来也躲不了蒋介石啊！
更别说后来蒋介石作为买办资产阶级，还引来了他的总后台——美帝国主义。
三十年代上半叶的蒋介石
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利用种种特权，大量倾销剩余商品，冲击四川市场，从而使大量中国人开的工厂商铺关门倒闭。别说黄晨湘家这样的小茶铺、小饭铺，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开的企业也在劫难逃。
在四川的240家煤矿，倒闭了180家。重庆的机器业有90%歇业，制酸工厂仅存1家。由于美制卷烟的大量输入，致使大批烟厂破产。抗战时期成都有卷烟厂327家，到1946年4月，倒闭的烟厂达230家，至9月竟全部停工。1946年8月，重庆卷烟厂有80%倒闭。在纺织业方面，由于美国布匹的倾销，全川两万家以上纺织厂，有五分之四停机，仅重庆一地改业者即占三分之一。成都的纺织厂剩下10%，毛织业78家工厂只剩下六、七家能勉强维持。此外，重庆市仅有的5家机制面粉厂全部停工，自流井的盐厂大半停工，内江的糖业也减产一大半。商业萧条，大批商店倒闭。1946年下半年，重庆大小商店倒闭七千余家。
电影《林家铺子》里典型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所以，黄晨湘家这样的小老百姓，在反动派各路牛鬼蛇神面前，毫无抵抗力。真的是人家动一根小小的手指头，就能让你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搞不好还要杀人诛心，说什么“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劳苦大众挣扎在死亡线上，饭馆茶馆生意便少得可怜了。一般老百姓想来吃喝，也消费不起，没有休闲时光，更别提岁月静好了。
当时，川陕根据地建立后，蒋介石、刘湘调集各路军阀围攻红军，田颂尧为了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跟红军死磕，他的军队所到之处，给当地群众造成了极大损害。
黄晨湘还记得，田军在路过回龙场时，一路抓民船抓民夫，当然这都是无偿的，造成损害和死伤，他们也是不管的，所以群众视他们如强盗，也就很正常了，一时间东河回龙场渡口两岸人心惶惶。
民初，四川的一处渡口
茶馆一开门，就被田军抢占为某营本部，当兵的根本不跟群众废什么话，门口插上小旗，写着部队番号，就说明人家站住了，扭头就走，你敢拿掉吗？拿掉就军法从事，砍你脑壳！
紧接着便来了十来位“老总”，一边喝茶休息，一边指挥部队行动，直到他们的伙夫煮好饭，吃过午饭才走。
营部刚走，又来人换上了另一支小旗，成了某某本部。之后很快又来了十来个大军官，其中有一个人，人们叫他“旅长”，这一下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大多是来掺水喝茶、向旅长汇报的军官。
有人问了，他们喝水喝茶，可曾给钱？
川军旧照
别说茶水钱了，连柴火钱都不给，你还不敢要，跟当兵的要钱，这不是嫌自己命长吗？
反动军队不是人民军队，后来把所谓“抗日国军”，塑造成“人民子弟兵”的，你说他们坏，不如说他们蠢。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民军队尚且要不断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做积极斗争，才能有着高度的政治性、纪律性、人民性，这是人民军队不同于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根本点，也是人民军队最终战胜国民党军队，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这一更高政治任务的一个关键点。国民党军队怎么可能做到，做好，成为人民军队，成了人民军队，他们还咋压迫人民，发财卖国呢？
所以，黄家不但不敢要钱，还要小心伺候，生怕惹恼军爷，砸店都是轻的，搞不好家破人亡。
整整白忙了一天，好不容易把两拨军爷，都给伺候走完了，黄晨湘的父亲，正要收拾铺子，关门休息，又来了第三拨军爷，祸事也来了！
民初，四川挑夫
一队田军，押着一队抓来的民夫，肩挑背扛地过来了，这是田军的“运输队”，主要是运送粮食。路过黄家铺面的时候，上来俩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黄晨湘的父亲抓走了，尽管看起来他病殃殃的，不断解释说自己有肺痨病，不能干重体力活，会累死人的。
当兵的可不管这些，长官更不在意。死了咋样，兵荒马乱，死人不是常事，何况死了一个，继续抓，补一个就好了，中国啥也不多，就是人多！
眼见无可挽回，黄晨湘的伯父，也就是这家店的合伙人，赶紧把馆子里所剩无几的周转资金，偷偷全塞进弟弟的口袋里。还不敢让当兵的看见，使个眼色，意思是路上，想法跑了。
黄晨湘的父亲被强迫背上几十斤粮食上路了，本来身体就不好，又是上山下山，走着走着，身体就撑不住了。这么下去，非累死不可。幸好走到下一站，稍事休息的时候，他拉住身边一个军官，把全部的钱，都塞给人家，又说了好多好听话，这人也算不错，仍有怜悯之心，就把父亲给偷偷放走了。
川陕苏区劳动法令：“工人只做八小时！青工六小时！重（童）工四小时！”
好不容易回来，父亲一病不起，等治好病，家也败光了，铺子自然弄不下去了！
红军来了，撵走了田颂尧，打土豪分田地，黄家也分到了土地，黄晨湘的父亲找乡苏维埃申请，又把铺子开起来了，还请来哥哥请来共同经营。红军公买公卖，群众生活也好起来，也稍有点余钱吃喝，所以黄家的日子又好起来了。
正因为如此，黄晨湘的父亲才送儿子参加红军，他说：
“孩子，你去参加红军吧，爸爸活了好几十岁，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你参加红军去打土豪、反动派，把他们打跑了，分给我们的房子和土地就永远是我们的了。”
红军石刻标语：“共产党是替穷人找饭吃的政党！”
后来，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苏区，开始长征，走了之后，川军和地主老财的还乡团回来，到处捕杀红军家属。黄晨湘的父亲，也被抓了，捆绑吊打之后，推到万人坑前。所谓“万人坑”，即他们屠杀的苏区干部、工作人员、共产党员、红军家属和积极分子、革命群众的地方。
刽子手砍完人，把陪绑的黄晨湘父亲推过来，用刀背猛击父亲背部，一个踉跄，父亲也跌入“万人坑”中。
眼看要死，反动民团分子却说：
“你快去找儿子，如不尽快把你那‘红崽子’找回来，葬身万人坑就是你的下场。”
父亲当晚逃回老家，一病不起，没好久就死了。
红军石刻标语：“苏维埃是工农兵士穷人的政权！苏维埃分田地给农民！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救穷人！苏维埃实行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苏维埃反对拉夫抽丁！”
黄晨湘的父亲跟万人坑里的那些牺牲者相比，无疑算是幸运者。大批的红军掉队人员、苏维埃干部，参加过苏维埃工作的革命群众，红军家属、干部家属和广大人民群众，都遭到了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
1951年8、9月间，中央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川陕边分团，来到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和平昌四个县，进行慰问和调查工作。
除慰问了大量的红军老战士、革命群众和死难烈士家属，即扫烈士墓外，还认真调查，并掌握了红军撤离苏区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革命人民的滔天罪行。
四川通江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里的一座座无名烈士墓
据不完全统计，仅仅是通江县，被国民党反革命分子杀害的红干640人，红属71人，革命人民233人，合计944人；被抄家的红干家107户，，红属255户，共362户，被吊打的红干96，红属160户，革命人民1171户，共计1427户；被霸占财产的红干66户，红属210户，革命人民250户，共计526户；被霸占女人的红属22人，革命人民33人，共计55人；被烧掉房子的红干164间，红属220间，共计384间。
在南江县，被杀害的红干376人，红属79人，合计455人，被抄家的453户。
在巴中，仅渔溪一个区，被残杀和迫害，全家绝口的就达211户。
平昌七、八两个区，被杀的红干红属，即为121人，被抄家的还有211户。
川陕红军烈士陵园里的纪念碑
这些血粼粼的数字背后是什么，我想大家非常清楚，所以即便告别革命，真回来当顺民了，就能踏踏实实当顺民吗？反动派答应吗？反动派说话算数过吗？反动派可曾拿人民群众不当牛马当人看过吗？
换了你，看到这些，你会不会跟反动派死磕到底，会不会为了革命高擎红旗？
当时闹革命有句话说得好，叫“饿死苦死，不如斗死”。无数革命者，走了很远的曲折道路，受了许多磨难之后，终于亲身体验出一条真理：只有革命才有出路！国家民族如此，个人的前途命运都维系于此。
油画《过雪山》，1952年，吴作人
但是革命成功了，如何保卫革命果实，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还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又说：
“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所以，如今怎么诠释革命，怎么在文艺作品、在电视手机和舞台上解构革命，就成了大问题。
这个问题真是细思极恐，因为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说当年，黄晨湘们活不下去，那么什么人才能发财致富了呢？
蒋介石和宋美龄
显然是靠着抓壮丁大发国难财的余营成们。他们拼命维护“国民政府”，哪怕反动派倒台了，蒋介石都跑到台湾了，仍然要搞“救国军”，妄图依靠国民党，跟美国人里应外合，恢复他们的所谓神圣秩序。即便被人民政府真压了，余营成的子孙，仍会在合适的时候跳出了，给其父洗地，更要杀人诛心。
即便这套玩不下去了，年轻人不再吃这套，人家还有新花样，会把超市开在长征路上的党岭山。
那里正好是黄晨湘走过的地方，那一年他14岁，是一名共青团员。党岭山上有他倒下的战友，有他的饥渴疲劳，甚至有他对死亡的恐惧，还有山下的“蔓根萝卜”，唯独没有超市，没有戏谑，没有调侃，没有荒诞……
油画《红军过雪山》，1957年，艾中信
当14岁的黄晨湘追赶部队，拔腿往前快走如飞，顿时饥饿疲劳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的时候，19岁的秦忠——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通讯队队长，下了一个命令：
“不许任何人脱下他的那件棕榈皮做的坎肩，要让这位牺牲的战友在冰天雪地里能暖和些。”
“他”是二班一位战士，就在刚才，二班长张益洲说他们班有位战士倒走不动了。秦忠赶紧回走过去，看见那位同志奄奄一息地躺在雪地上。
秦忠着急地拽着他说：“快起来，不能在这里躺下，要不就没命了。”
素描稿《红军过雪山》，1957年，胡一川
可那战士已经爬不起来了，他半眯缝着眼睛无力地对秦忠说：“队长，我不行了，你穿上我的这件衣服，你们能爬过雪山，我……我……”
话没说完他就咽气了。
强忍着悲痛，秦忠下了这道命令。可是一位路过的首长，看到后却走过来，给秦忠下了一道命令：
“脱下他的坎肩，让活着的人穿上，不能让更多的人死在山上。”
服从命令听指挥，秦忠只得俯下身，脱下烈士的坎肩，让通讯队里一位衣衫单薄瑟瑟发抖的小战士穿上。
多少年后，秦忠回忆党岭山，说了这么一段话：
“在这大雪山上，那些体弱的伤病员经不住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摧残，他们被风雪吞噬了生命。我不记得这位战士的名字，也挪不动他的躯体，我们不得不含泪将他留在了大雪山上，让他与大雪山永存！”
《长征画集》之《下雪山的喜悦》，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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