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只有共产主义者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从来不说他代表全民。他代表
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不代表资产阶级，甚至也不代表小资产阶级。”
话说1962年11月3日，聂荣臻来到中南海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正在菜地里除草，见聂荣臻来了，就放下锄头，招呼他坐下。聂荣臻将《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手上，毛泽东连手也没有擦就仔细地阅读起来。
这个报告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在10月30日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只见报告中写道：
“最近二机部在分析各方面的条件后提出，力争在1964年至迟1965年爆炸第1颗原子弹。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因此，除了二机部本身做艰苦努力外，还必须取得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现在离预定的日期只有两年的时间，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要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必要的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
下面是邓小平在11月2日的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彭核阅。”
毛泽东看罢，连连称赞罗瑞卿的报告，他说：
“好，好！写得不错嘛。”
聂荣臻笑了笑，说：
“主席，等到原子弹爆响那一天，我们真要好好地庆贺一番了。”
毛泽东立即在罗瑞卿《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后来在11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由7位副总理贺龙、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罗瑞卿、薄一波、陆定一及7位部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组成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以加强“两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和更好地组织全国大协作。
11月4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3项建议做出积极的响应。
这一天，印度宣布成立国防会议和国防生产部，扩大军火生产，进行战争动员，扩充军队，向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增兵。他们还向国外寻求军援。到11月中旬，印度在边境共部署了2个师部、9个旅，以及大量炮兵、装甲兵等部队，总兵力由22000人增加到30000人。
11月9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以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将其工作职责并于国务院农村工作办公室，由谭震林兼任主任。
11月14日，印度军队再次向中国边防军发起猛烈进攻。
11月中旬，杨老太太在长沙病逝。毛泽东立即给杨开智发去唁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开智同志：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500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
大安！
毛泽东1962年11月15日
毛泽东同时给陈玉英也寄去了500元。
11月16日，中国边防军奉命向印度军队实施反击，歼灭印军王牌第7旅。
11月17日，周恩来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报告前线战况。毛泽东听了，大加赞赏，他说：
“好嘛，基本上是歼灭战！”
周恩来高兴地说：
“总参送来的报告，部队士气高昂，东西两线都推进得很快，已经到达传统习惯线，歼灭敌人5000余人，缴获了一大批武器装备。”
毛泽东说：
“一边是军事仗，一边是外交仗，都要争取主动。我看打得差不多了吧？”
周恩来说：
“为了给和平谈判造成有利条件，我们准备就地停火，部队后撤，你看如何？”
毛泽东说：
“我看可以，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也看出谈判的诚意。”
周恩来说：
“这样做，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
毛泽东点上一支香烟，悠然笑道：
“我们做了这就是先例，总要有人先做吧！”
就在此时，尼赫鲁急忙向苏、美两国求救。肯尼迪答应派美国航空母舰开往孟加拉湾；赫鲁晓夫也急急忙忙地向印度调运军事装备。于是，尼赫鲁又来了精神，叫嚷要不惜以一切代价打败中国。
周恩来立刻来到菊香书屋，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弹了弹烟灰，朗声笑道：
“真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看样子要把整个喜马拉雅山推倒喽!”
在一个不眠之夜之后，周恩来满面倦容地又来向毛泽东报告新的敌情，他说：
“主席，印军的兵力增加到了2个师部、9个旅，武装挑衅也愈演愈烈。苏联的军事装备正往印度调运。”
毛泽东连声冷笑，说：
“老朋友的情面一点也不要喽，看来老是好言相劝是不行吧，人家听不进去嘛。”
周恩来说：
“美国航空母舰已经开到孟加拉湾，尼赫鲁刚伸出手，肯尼迪就满口答应了，要什么给什么，许多装备还是新的。”
毛泽东说：
“老大哥不是也给了嘛！”
周恩来说：
“我们不仅要对付赫鲁晓夫，还要防止肯尼迪在我们背后插上一刀。正是有了后台，尼赫鲁的腰杆子才硬起来了。”
毛泽东豁然起身，说：
“人家有的我们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总会有。我们有的，他们永远也不会有！”
周恩来说：
“印度已经争取到不明真相的39个国家的支持，一些西方国家还企图利用联合国制造对印度有利的舆论，甚至怂恿联合国像朝鲜战争那样出兵印度。”
毛泽东闻言，豪气顿生，朗声大笑起来，他说：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大不了再一次证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
周恩来闻言吃了一惊，急忙劝道：
“主席，打胜这一仗是有把握的。问题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要打出国威、军威，就不能打无把握之仗。”
毛泽东说：
“我在想，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又是统一的。这一仗打好了，至少要争取到20年到30年的和平。就是前人种树，后人才能乘凉，目光要远大一些嘛！”
11月19日，中国边防军的反击势如破竹，不仅在东西两线粉碎了印度军队的进攻，而且打得印军全线溃逃。
11月19日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当即批示道：
“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18日这种论调。”
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见周恩来、陈毅，对中印边界问题做出指示。
11月19日晚，周恩来和陈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约见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周恩来说：
“现在我们两国处于一个严重的时刻，亚非国家和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把我们看做是亚洲最大的国家，而现在，两国关系由于边界冲突而发展到这样的状况，这总是不幸的和不利的。我们这几年来一致努力主张无条件地举行和平谈判，为的是使双方不受任何拘束到谈判桌上来，客观友好地解决问题。尽管形势看来很紧张，但我们应从更远更深来看，中印两国关系应该友好下去。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
班纳吉答应马上将周恩来的意见转告给尼赫鲁。
11月20日，中国边防军向传统边界线逼近。此时，入侵的印度军队已经无险可依，中国边防军处于有利的态势。美国航空母舰见大事不妙，匆忙溜之大吉。
11月20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研究中印边界问题。毛泽东果断地做出了一个没有先例的决策：中国边防军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主动后撤，扭转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
11月20日下午6时许，毛泽东下达了关于中国边防军全线停火后撤的命令。
11月21日零点时分，中国政府因印度政府对周恩来举行谈判的建议没有任何响应，便向全世界发表了郑重声明，声明中说：
“1、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2、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3、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力，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真诚地期望印度政府，考虑印度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愿望，改弦易辙，做出积极响应。”
中国的声明发表之后，印度政府依然没有反应。
11月21日，中国边防军前线部队在中印边境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在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尔后受命在严密监视印军行动的同时，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其它军事物资详细登记造册，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印军打着绿旗前来领回。中国边防部队还将已经死亡的印军官兵按照印度的风俗礼仪火化，对受伤的印军俘虏妥善治疗，发给日用品和衣服；组织被俘的高级军官到中国内地参观游览。
中印边界反击战从10月20日开始，到11月21日结束，经历了两个阶段，历时1个月。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中国边防军打退了印军的全面进攻，清除印军据点90多个，歼灭印军一部，驱除了入侵的印军。这是中国军队在抗美援朝以后，在世界屋脊上进行的一次打出国威、打出军威的反击作战。
后来，中国边防部队在1963年2月28日，干净利索地完成了主动撤退计划，不但实现前线停火，而且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4月2日，中方宣布全部释放和遣返俘获的印度军事人员3213人。从此，印度扩张主义者再也不敢挑起大规模的边界争端，中印边界形势逐渐平静下来，友好关系也慢慢地恢复了。
再说11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接连发布了《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发展大牲畜的几项规定》。
《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中说：
“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历来是互相结合、互相促进的。农业是主体，副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为副业提供粮食和原料，副业又为农业积累一部分资金，增加一部分生产资料，支持农业的再生产，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副业还提供不小部分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增加一部分市场需要的小商品，有利于活跃城乡经济。
全国各地农村的副业生产，品种很多，门路很广，大多数项目是同农业密切相结合的。农业合作化以来，很多地方保存和发展了这些副业生产，实行了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的综合经营。它的好处是：能够综合利用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根据农时忙闲，实行合理分工，亦工亦农，做到人尽其才；能够充分利用农作物的副产品和其他自然资源，增加社会财富，做到物尽其用。这样，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的全面发展，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巩固。与此相反，也有不少地方，破坏了原来农副业综合经营的传统习惯，不少公社和生产大队把农村中分散经营的副业不适当地集中起来，在生产计划和劳动力使用上忽视对副业生产的安排；在副业产品的收购上统得过多，管得过死，有些产品的价格又不合理，结果造成农业和副业生产都严重下降，集体和社员个人的收入减少，生产资金困难，有些地方甚至不能维持再生产。因此，恢复和发展农村的副业生产，成为当前巩固集体经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
各地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应该根据当地的传统习惯，根据现有的原料、设备、技术、资金和劳动力等条件，因地制宜地逐步发展副业生产。”
“在恢复和发展农村副业生产中，正确解决‘归谁所有、归谁经营’的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集体经营的副业中，应该以发展生产队的副业为主，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不经营副业，这样，可以少铺摊子、少用专业人员，更好地使农业和副业相结合，更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于社员的家庭副业，要加强思想和经济领导，积极采取各种经济措施，鼓励和帮助它继续发展，并且使它同国营经济、集体经济联系起来。要认识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补充部分，不是‘资本主义’，不应该采取行政手段乱加干涉和限制。”
《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良种是增加农作物产量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种子工作，是农业生产带根本性的基本建设，不容忽视，不能放松。建国以来，种子工作的成绩很大。粮食作物的良种推广面积，曾经达到80%以上。棉花的良种推广面积，比例更高。但是，近几年来，有不少地方，不少作物，出现了种子混杂退化、带病、带虫和品种单一的毛病，必须努力迅速克服。首先要求提高种子的纯度，进而恢复传统的优良品种，并且逐步更新优良种子，更换优良品种。提高种子的纯度，主要靠生产队选种留种，这是最普遍、收效最快的办法。一般农作物的种子，需要量很大，主要靠生产队自选、自繁、自留、自用。另一方面，培育农作物优良品种的科学研究机构（包括农业院校的研究单位），繁殖良种的示范繁殖农场，推广良种的种子站（种子公司），这一套种子工作的机构和科学技术队伍，必须系统地加以整顿和充实。玉米杂交种这一类的优良种子，主要靠专场繁殖。生产队自己选留种子，种子工作机构培育、繁殖和推广良种，这两个方面要正确地结合起来，大力开展种子改良工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且进一步适应农业现代化对种子的要求。
二、在庄稼收割以前，生产队要采取田间“穗选”、“片选”等办法，选留粮谷种子。留种棉，要实行“株选”，单摘单轧。其他各种农作物，也都要首先选种、留种，然后再安排其他用途。生产队选留的种子，就由生产队负责保管，单独存放，定期检查，不使混杂，不使变质。播种以前，还要再实行挑选，并且尽可能地经过发芽试验、病虫检验和消毒处理，然后下种。这样做，既可以节约用种，防治病虫传播，又可以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留种量要稍多于实际用种量，晚秋作物的种子更要多留一些，以备遭灾补种。生产队要经过社员讨论，民主评选有技术、有经验、细心负责的社员，担任田间选种和保管种子，给以合理的报酬；成绩显著的，还应该给以适当的奖励。
三、生产队应该有自己的“种子田”，为自己繁殖种子。“种子田”，从播种前的整地开始，一直到收割，都要特别加工，精耕细作。还没有建立“种子田”的生产队，第一步可以采取比较简便的办法，就是说，在作物生长的过程中，选择一块长势最好、纯度最高的，划为“种子田”，加强后期管理，收获后留做种子；第二步再建立正式的“种子田”。种子田耕作细，用工多，劳动定额要定得合理，劳动报酬要稍高于一般农田。
四、农业科学研究单位，要根据各个地方和各种作物的不同条件和不同要求，培育具有不同特性的（例如耐旱、耐涝、耐寒、抗病虫、早熟、耐肥、不倒伏等等）、产量高、品质好的优良品种。各级农业部门，应该摸清当地的需要，提出关于良种性能和品质的具体要求，要求科学研究单位进行培育。科学研究单位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还要组织区域适应性的试验，经过反复试验成功以后，再经过一定机关的鉴定，然后交由推广单位，在条件相同的地区，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积极推广。农业部门和科学研究机构，要随时注意良种推广中出现的问题，做为进一步研究和培育新种的依据。某些已经退化的优良品种，要积极研究，采取措施，使之复壮。继续坚持党政领导、科学技术人员和群众三结合的原则，有领导地有组织地发掘民间传统的优良品种，重视农民群众选种育种的成就和经验，并且帮助他们，把他们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提高。
五、整顿原有的示范繁殖农场，使之更好地担负起试验示范和繁殖良种的任务。其中，已经转化为机关、企业的生产农场的，应该一律由机关、企业退回来，仍然改为示范繁殖农场。示范繁殖农场的经营管理体制，仍然恢复以前行之有效的办法。它虽属事业性质，但应该按照企业经营，实行经济核算，试验费用由国家补助。这种农场不属于农垦系统，归农业系统管理，农垦部门所属的一般生产性的国营农场，也可以接受委托，承担一定的繁殖良种的任务。
六、整顿充实种子站。种子站是良种的经营单位，示范繁殖农场生产的种子和从外地引进的种子，由种子站经营。种子站又是全县种子工作的管理机关，通过技术服务站，在技术上指导和帮助生产队选种留种，保管种子，以及在播种前进行种子的消毒处理等等。种子站还要帮助生产队串换种子。地区之间调运种子，一定要经过检验，证明不带病虫，方可调运。地区之间，生产队之间，调剂串换种子，都应该实行等价交换。种子价格应该适当地高于粮食价格。调剂串换种子时候，一般应该实行以粮换种，找补差价。种子站要有一定的基金和设备。种子站也可以同示范繁殖农场合为一个机构，不单独设立。
七、粮食、商业部门收购农产品的时候，必须切实保证留足种子，不许把种子当作一般的粮食和油料收购起来，顶征购任务。种子第一，不可侵犯。应该免除示范繁殖农场的征购任务，它繁殖的优良种子，交种子站经营推广。某些作物，历来是用外区种子的，用当地种子，则退化减产；另一方面，某些地方，又历来就是供应某种良种的基地，这种传统的供求关系，应该恢复。粮食、商业等部门，在规定收购任务的时候，必须照顾这种需要。收购种子，必须优质优价。
八、为了加强棉花良种的繁育、推广工作，重点棉区的良种轧花厂，要由商业部门交回给农业部门经营，以便集中掌握棉花良种。一般产棉区，也要根据生产队自轧留种棉的需要，由手工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负责安排轧花机和维修零件的生产供应，保证生产队自轧留种棉；或者由棉花收购站附设小型轧花机，由轧花厂单辟车间，为没有轧花工具的生产队单轧留种棉。留种棉，只收购皮棉，不收购籽棉。要切实保证棉种的纯度，不使混杂。
九、粮食部门，还要从购进的粮食、油料和棉籽等农产品中，选择一批纯度比较高的，质量比较好的，留做备荒种子，准备供应缺种的灾区。备荒种子，也要单独保管，避免混杂。备荒种子的选留、保管和动用，由农业部门和粮食部门共同负责。备荒种子地区间的调剂，也要遵守区域性的限制，并且经过检疫，切忌乱调大调，传播病虫，造成种子混杂。
《关于发展大牲畜的几项规定》中说：
“大牲畜是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和肥料来源。按照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后，大牲畜也是不可缺少的辅助动力和肥料来源。尽快地发展大牲畜，是发展农业生产、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一项根本措施。”
“坚决把大牲畜（包括散畜）全部下放给生产队所有，并且长期稳定下来，30年不变。少数情况特殊的社队，大牲畜仍归生产大队所有的，个别归公社所有的，也必须把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固定给生产队，并且按畜作价、保本保值，今后繁殖的幼畜归生产队所有。”
“生产队必须认真做好保护和繁殖大牲畜的工作，这是巩固集体经济的重要环节之一。”
“在认真保护和发展集体所有的大牲畜的同时，应该允许和支持社员家庭或者几户伙养一两头大牲畜。无论什么地方，只要社员愿意养、有条件养的，生产队可以把多余的和老、弱、残的大牲畜卖给社员饲养，或者与社员伙养，收益分成，社员也可以到市场上买回大牲畜来饲养。社员私养的大牲畜，除自己使用外，如果生产队需要，可以给队出工，生产队应该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付给合理报酬。社员私养的大牲畜，可以自由出卖。”
“有计划地、有领导地开放牲畜交易市场，恢复历史上传统的交流关系和流转规律。打开省、专、县、社的界限，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价格由买卖双方自行议定。”
1962年12月2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这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对苏共中央和其他国家的党进行还击。
原来，苏共中央在“二十二大”以后，每年都要发表几百篇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在国际关系中是十分罕见的。到1962年11月及其以后，苏共中央先后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八大”、匈牙利工人党“八大”、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十二大”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在12月2日的意大利共产党“四大”上，苏共又带头并怂恿各国党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仅如此，苏共还唆使40多个兄弟党发表决议或声明，攻击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已经忍无可忍，不得不进行反击了。
12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他说：
“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指陶里亚蒂——笔者注）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
邓小平还说：
“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
1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安徽省委11月26日《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及今后的工作部署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在责任田推行不到两年中，已明显暴露出许多严重的恶果：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所有权已逐渐转移到个人手里。农民中个人主义、自私观念日益发展，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逐渐削弱。暴发户越来越富，困难户越来越穷，出现了严重地两极分化。雇工、放债、出租土地、投机倒把等剥削行为随之发生。”
12月14日凌晨，毛泽东在杭州修改《人民日报》的社论稿《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他觉得题目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一个标题：《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写道：
“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
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一文。
后来一直到1963年3月8日，中共中央一共发表了7篇文章，对苏共中央和其它国家党的攻击，进行了必要的驳斥。此是后事，容笔者在后边慢慢细述。
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全文如下：
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认真地长期地实行这一政策，有利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有利于教养后代，有利于男女职工在生产、工作、学习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也有利于我国民族的健康和繁荣。因此，提倡节制生育，计划生育，不仅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而且符合有计划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决不能把我国提倡节制生育，同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混为一谈。鉴于最近几年来放松了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工作，中央和国务院认为有必要向各级党委和政府重申重视和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并作如下指示：
一、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地区，认真加强对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把这一工作列为议事日程之一，定期地进行讨论和检查。卫生、商业、化工、民政、文化、教育等有关部门和妇联、青年团、工会等团体，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协作，做好宣传教育、技术指导、药物生产、供应和科学研究等项工作。各地方报纸和卫生部门、工会、青年、妇女团体的刊物可以适当地登载一些有关计划生育和避孕方法的文章，中央级的报纸不进行宣传。
二、做好计划生育的宣传与技术指导。宣传内容，主要是讲解计划生育对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对个人和家庭的好处。宣传工作必须注意群众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情况，从实际出发，区别对象，防止庸俗化。目前应着重在城镇厂矿和人口密度大的农村进行宣传。宣传对象主要是已婚的青壮年男女职工、公社社员、城市居民等。对未婚的青年男女职工、艺徒、高等院校学生和公社社员，也应当进行关于严禁早婚，提倡适当推迟结婚年龄的宣传。在高等学校中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倡集中精力学好本领，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要过早恋爱和结婚，以致妨碍学习，加重自己的负担。在宣传方式上，要以口头为主，小型为主。严防乱提口号、订指标、搞竞赛等错误做法。在少数民族地区，在人口稀少或自然灾害严重、妇女病很多的地区，以治病、生产救灾为主，不作普遍宣传；但对个别生育过多过密，有节育要求的男女职工和社员，也应当作好技术指导工作。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应该恢复和建立避孕指导门诊。基层的医疗、妇幼保健组织、助产员等，应开展避孕知识的宣传与技术传授。这种宣传和传授必要时可由卫生部门发行内部小册子，不要在报刊上公开介绍。
三、做好避孕药品、用具的生产供应工作。化工部门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商业部门要改进供应办法，扩大供应网点，便利群众购买。避孕药品、用具的价格，一律不予提高。
四、关于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问题。首先必须向群众讲清人工流产是有害妇女健康的，节制生育有效的办法是实行避孕。目前由于避孕知识尚未普及，避孕药物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群众需要，为了防止群众因不能进行科学的人工流产手术而私自堕胎，造成终身疾病或伤亡，卫生部门应制订具体办法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群众进行人工流产或施行绝育手术。
12月22日，毛泽东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材料《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转给柯庆施，要求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与会者。他在批示中写道：
“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生了病，发烧到38度。机要秘书罗光禄怕影响到他休息，就没有给他送文件。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在床上问罗光禄：
“罗秘书，你怎么不给我送文件呀？”
罗光禄说：
“主席，您发烧了，该休息一下。”
毛泽东说：
“没关系，你送来吧。”
罗光禄只得把文件送进毛泽东的卧室，但他又忍不住劝道：
“主席，发烧很难受，我们年轻的都抵抗不住，您烧到38度了，要打针吃药，注意休息。”
毛泽东接过文件就看，嘴里还说：
“这不要紧，我可以到39度。”
罗光禄听毛泽东这样说，内心一阵激动，眼睛也湿乎乎的，忍不住当面“表扬”毛泽东说：
“主席，您这种精神真了不起，我非常感动。”
毛泽东则说：
“这算得了什么？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坚强的精神是办不好事的。”
12月25日夜，毛泽东在杭州看了京剧表演艺术家宋宝罗为他清唱的《朱耷卖画》。
按照剧情要求，演员必须在演出中当场作画。宋宝罗随着剧情的发展要求，作起画来。他提笔疾若惊蛇失道，迟若渌水徘徊，不到十分钟，一只精神抖擞的大公鸡便立在青石之上，昂首引颈，高吭晨曲。
“好一幅雄鸡报晓图！”毛泽东情不自禁，站起身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叫到：“落笔很准，画得好！不错么！”
他踱了几步，吸着烟，将右手有力地往前一展，对宋宝罗说：
“这画，你可题‘一唱雄鸡天下白’么！”
宋宝罗见毛泽东这么赞赏他，就把这幅5尺长、2尺半宽的《雄鸡报晓图》大中堂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他说：
“这画我很喜欢。”
后来，这幅画一直被毛泽东珍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在事隔8年之后的1970年夏天，毛泽东到了杭州，还曾经问起那位“会画大公鸡的宋宝罗”。
1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一九六三年发展棉花生产的决定》，决定说：
“吃饭和穿衣，是关系到6亿5千万人民的两件大事。现在，国民经济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吃的问题有所改善，穿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发展棉花生产，解决穿衣问题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必须根据中央十中全会的决定，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努力发展棉花生产，必须像抓粮食一样，把棉花狠狠地抓起来。”
12月26日是毛泽东69岁生日，就在这一天，他那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国际国内修正主义者的斗争的豪情壮志，依然使他久久不能休息，在辗转反侧之际，便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胆略和气魄，写下了对国际上的“虎豹”、“熊罴”和国内的“苍蝇”的宣战书——《七律·冬云》，诗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12月29日，邓小平把《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给毛泽东审阅。他在信中写道：“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标题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
12月30日凌晨2时，毛泽东在连夜看完的社论稿上批示道：
“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
12月31日凌晨，毛泽东阅读了12月11日《文艺报》刊登的张光年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歌手》、萧三的《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时乐蒙的《唱着革命的战歌前进》3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为纪念《国际歌》的词曲鲍狄埃和狄盖特所作；他又阅读了《文艺报》第12期刊登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撰写的《必须推陈出新》和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的《“吾日三省吾身”》2篇文章，感到很满意，就给江青写了一个简短批语：
江青：
这里有3篇文章，值得一看，看后退我。周信芳、盖叫天两文也已看过了，觉得还不坏，盖文更好些。
毛泽东12月31日上午4时半
1963年1月4日，毛泽东给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李讷娃：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爸爸 1月4日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读了秋水篇”，是李讷在给爸爸的信中汇报说：她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时已经读了《庄子·秋水》一文。《庄子·秋水》篇里说：河神河伯，平日里觉得百川灌河，以为天下之水皆归于己，便盲目自大。等他顺流东行，到了北海，看见无涯无际的大海，方觉自己渺小，只能“望洋兴叹”。毛泽东觉得爱女读了这篇文章，就不会再盲目自大了。
1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目前穷队的特点和支援办法》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现将中央办公厅地区工作组整理的一个材料《目前穷队的特点和支援办法》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同样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材料，进行综合研究，拟定解决办法。
1963年，国家支援穷队专款2亿元，另有长期无息农业贷款4亿元，主要也是支持穷队的。这6亿元应该适当地集中使用，采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按照先易后难的步骤，改变一批穷队的面貌。各地应有计划地争取在第3个五年计划期内，基本上解决穷队的问题。
解决穷队的问题，主要靠加强领导和正确贯彻党的政策，经济上的支援只能是补助的。只有调动穷队社员和干部的积极性，再加上必需的经济支援，才能又快又好地改变穷队的面貌。
中央 1963年1月5日
1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挎田里见、书记处书记伊井弥四郎、罔正芳一行，他在谈话中说：
“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阶级斗争的实践使他和恩格斯一起，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把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改造过来。经过了哲学的革命、经济学的革命、社会学的革命，形成了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社会主义也是如此，接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好的内容，如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加以改造，变成阶级斗争的学说，即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政党。”
毛泽东还说：
“只有共产主义者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从来不说他代表全民。他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不代表资产阶级，甚至也不代表小资产阶级。”
“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
毛泽东在谈到论战问题时说：
“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
毛泽东又说：
“陶里亚蒂也做了一些好事。”
1月8日晚，毛泽东看到了《光明日报》上登载的郭沫若为贺新年写的《满江红·一九六三年元旦书怀》。其词云：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毛泽东不看则已，一看便想起了苏共中央1月7日在《真理报》上刊登的攻击中共中央的《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文，激愤之余，诗兴大发。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时而凝眉沉思，时而昂首吟哦。忽然，他停住脚步，坐在桌前写上几句，又摇摇头，把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在不断地吟哦写作中，这首名篇诞生了。次日清晨，工作人员发现，纸篓已经装满大半。”
1月9日凌晨，毛泽东展纸挥毫，书写了新得佳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他又在词后题写道：“书赠恩来同志。”并细心地附笔告白：“郭词见1月1日光明日报。”尔后将作品装入大信封里，上写“送交周总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全文见下一章）。
1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了杭州。
1月13日，毛华初为奉调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一事，正忙着整理行李、移交工作，忽然接到湖南省公安厅长李强打来的电话，说：
“毛主席来电，要你尽快去上海。”
毛华初兴奋不已，当即打点行装，与爱人韩谨行一起带上小儿子毛宁亚，于14日赶到上海锦江饭店。
时值寒冬，上海下着大雪，银装素裹，把锦江饭店打扮一新。锦江饭店主楼共有15层，毛泽东住在9楼。毛华初夫妇被安排在锦江饭店南楼。这天，毛泽东的秘书来问毛华初说：
“你这次来向主席汇报，打算谈些什么事？”
毛华初说了自己的想法。秘书说：
“你可以搞一些百分比，汇报时简练一些。主席打算分两次接见你。”
毛华初说：
“我爱人和小孩来了，他们也想见一见主席。”
秘书说：
“主席会安排的。”
1月1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严禁打人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
根据许多地区的材料反映，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地方发生打人和乱搞斗争等违法乱纪现象。这件事应该引起全国各地党组织的严重注意。请各地的县一级以上党委，立即进行一次检查，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防止纠正。
中央已经多次指出，不仅在人民内部的教育运动中，绝对不允许采取打人、罚跪、捆、吊这类粗暴办法，对于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等，也应该依法惩处，而不要用打人等办法对待。
凡是已经发生打人现象的地方，由上级党委负责，进行严肃的处理。对犯有这种错误的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责令认真检讨，情节严重恶劣的，给以必要的纪律处分，并且向群众进行适当的解释，消除群众的怀疑误会。
现在将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第472号摘录刊载的湖南、湖北的两个材料发给你们参阅。
中央 1963年1月14日
1月15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德州地委《关于常玉等腐化堕落、违法乱纪案件的检查处理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现将《德州地委关于前德州市委第一书记常玉、书记张金星等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案件的检查处理报告》，转发给你们。
德州市委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严重事件。当前，在我们党的干部中，确实有一些人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完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不少事实证明，共产党员在生活上的腐化，必然要导致革命意志的消失和政治上的变质。如果容忍这种错误倾向在党内泛滥，就会使我们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肌体受到腐蚀，以至使党的组织变质。各级党组织必须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经常地同党员干部中的这类错误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对于已经蜕化变质的，必须采取断然手段，坚决将他们开除出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纯洁性，才能使一些人觉悟过来，得到挽救。姑息迁就，只能助长他们的错误，并使更多的人变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选择典型的案件，在一定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不登报），教育党员干部。
要使每个党员明确认识，我们党处在执政的地位，党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是更低，而是更高，不是更宽，而是更严。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必须永远保持蓬勃的革命朝气和共产主义者的高贵品质，永远保持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中央 1963年1月15日
1月15日晨，毛泽东给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李讷娃：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爸爸 1月15日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行踪，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印边界反击战中的预言，又一次神奇地应验了！他说：“我在想，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又是统一的。这一仗打好了，至少要争取到20年到30年的和平。就是前人种树，后人才能乘凉，目光要远大一些嘛！”事实证明，在中印边界反击战后，中印之间数十年的和平相处局面，的确是打出来的，而不是乞求来的！应该说，毛公的至理名言，完全可以作为后来人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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