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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四版 第九卷 玉宇澄清 第9章

东方直心 · 2024-12-30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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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是73岁死的。他死了,资本主义就在苏联复辟了。社会主义

        堡垒被赫鲁晓夫们从内部攻破了。我现在还不会死,但将来,资本主义

        会不会在中国复辟呢?这就要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

话说在19661123日,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日益深入开展之际,一份剑指刘少奇的访谈录《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与办案人员谈话记录》(这是2011314日转贴文化散论的网文原题目)问世了。这是一份重要史料,特将其全文抄录如次:

问:“吴书记,你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了一辈子革命,红卫兵为什么说你反对毛主席,喊着要打倒你呢?”

吴:“我不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说过,吴芝圃是个好同志,只是爱讲假话。红卫兵打倒我,可能指的就是爱讲假话吧。”

问:“毛主席批评你爱讲假话,怎么回事?”

吴:“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河南省的五风刮得厉害,尤其是铺张浪费风。后来,就出现了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饿死了人,对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我是有责任的。毛主席批评我批评得对。可当时我也有苦衷。”

问:“苦衷?你当时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呀?”

吴:(摇了摇头)“1958年河南和全国一样,夏粮获得了好收成。可是,报纸上却出现了有的省份亩产上千斤、上万斤的报道。记得是78月份,刘少奇同我谈了话,大概意思是让我要跟上形势,各项工作不能落后,尤其是中央提出的各项生产指标更不能落后。河北省对各项生产指标落后的单位实行了拔白旗、背黑旗、对先进单位竖红旗的做法很见成效,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你们河南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么。之后,我的头脑开始膨胀了。受刘少奇的引导,便学着别的省份刮起了浮夸风。当时河南的情况你是了解的。”

问:“信阳地区饿死了人,是不是信阳地委有问题呢?”

吴:“信阳地委是有责任。文敏生省长也应该负责任。但,我应负主要责任。现在回想起来,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主要是由铺张浪费风造成的。1958年的大跃进使得全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可是,很多粮食都坏在了地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没想到1959年、1960年全国大面积连年遭受特大旱灾,农业严重欠收,仓库里没有粮食,能不饿死人吗?”

问:“我1958年曾回到农村,对铺张浪费风亲身做过调查,很多农民当时看着被毁掉的庄稼都掉泪了。现在看来,那时真是做了不少傻事。”

吴:“是呀。那时太冲动了,不该听风就是雨。”

问:“听风就是雨?怎么回事?”

吴:(深深地回忆了下)“大概是19589月上旬的一天,刘少奇再次和我谈话,他说今年全国夏粮获得了大丰收,白面、大米足够吃上两三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应该提高人民的生活,没必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如果河南的细粮不充足的话,可以从其他省份调拨么。苏联老大哥吃的是面包加土豆烧牛肉,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么。还说他1920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就喜欢上了吃面包,那时赫鲁晓夫是校长,对他特别偏爱,专门找来做面包的大师教会了他做面包等等。当年,在刘少奇的倡导下,全国各地都学苏联做起了面包。时隔不久,从河北开始,全国均出现了不重视秋粮的现象。受刘少奇谈话的影响,河南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刘少奇和我的这两次谈话,无形中起到了河南滋生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的作用。”

问:“集体食堂、大锅饭失败了。河南有人写了你的大字报。”

吴:“这个呀,全国都是刘少奇让搞的,与别人无关。河南省委、省政府是执行者。”

问:“……?”

吴:“在这次谈话之前,大概是1958年的45月份吧,刘少奇和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说苏联的集体食堂很值得推广,既省工、省时,又节约、卫生。他已请示了主席,这项工作由他亲自抓,正在向全国布置。并强调河南一定要在全国带个好头。之后,河南便合了大伙,吃起了大锅饭。”“后来,安徽的曾希圣、湖北的谭震林、山西的陶鲁茄,还有江苏、湖南的一些干部在一起碰面时,都说刘少奇也找他们谈过内容相似的话。这些,我都向中央写过书面汇报材料。”

问:“你的材料什么时间写的,交给了谁?毛主席看到了吗?”

吴:(想了想)“1959年初写过一份。据听说……,对,听刘子厚说这份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刘少奇助长五风的信,被刘少奇压了起来,毛主席没有看到这份材料。另一份是1962年元月1日,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写的。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大跃进中的失误和制定出新的政策。大会开了20多天。以省为单位分组讨论时河南省向中央递交了两份书面材料,一份是以河南省委、省政府写的,另一份是以我个人名义写的,实际上是我向中央作的一份检讨。材料上提到了刘少奇1958年和我的两次谈话,记得材料交给了大会秘书处。糟糕的是,后来又从刘子厚口中得知,这份材料被邓××(原文中并非“邓××”,2011年转帖者怕引火上身不得已而改之。通读此文,便不难看出邓××就是邓小平,下同——笔者注)扣了起来,他交给了刘少奇。毛主席看到没有就不知道了。”

问:“对了,咱们河南有人写你的大字报,说你在七千人大会上私下和刘少奇谈过话,关于大跃进的问题站在刘、邓一边,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发难,是事实吗?”

吴:“不!大字报不完全正确。我没向毛主席、周总理发过难。可以说我吴芝圃一向对毛主席、周总理都是很崇敬的。”

问:“……?”

吴:“事情是这样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确实找我私下谈过话,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说当初周总理不应该提倡搞大跃进,周总理提倡搞大跃进是个人表现,想以此压他刘少奇。毛主席更不该支持周总理搞大跃进,把一些超越刘少奇权利的事让周总理去办。刘还说三面红旗提法过激,出了这么多问题。谁提倡搞的大跃进谁应该对问题负责。我们在第一线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工作,不应该再承担责任挨棍子了。并说五风问题河南是重点省份,要我们河南深挖深究。刘少奇临走时还对我说,他1958年那两次关于大跃进和我的谈话收回,就当没说算了。”“对刘少奇这种说话前后矛盾、说了又否认的态度我都懵了。大会结束时,我向毛主席写了一封反映刘少奇态度的信,交给了胡乔木同志。”

问:“刚才你说了,1958年刘少奇找你那两次谈话,你还是以书面材料向中央捅了出来,当时刘少奇对你这种行为就没有什么反映吗?”

吴:“刘少奇并没有什么反映。不过,之后邓××找我谈了话。”

问:“邓××找你?什么意思?”

吴:“邓××说刘主席(刘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刘主席很快要主持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河南要全力配合好刘主席的工作。中央今后正需要人才,你吴芝圃尽力争取么。邓××找我谈过话后,我就意识到是刘少奇变着说法向我敲警钟,只不过他没有出面罢了。”

问:“当时你为什么信了刘少奇的话,使河南的工作受到那么大的影响呢?”

吴:“这话就不对了。刘少奇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后来又升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下级有啥理由不服从上级的?谁知道他当时是别有用心呢?还有,王任重在一次谈话中向我透露过,刘少奇正式成了党中央主席后,准备让邓××当国务院总理哩。当时谁都知道王任重同刘少奇接触的多,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问:“看来刘少奇、邓××早已组成了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不是子虚乌有哇!”

吴:“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我再补充一句,刘子厚还向我说过,关于河北率先虚报粮食产量,拔白旗插黑旗的做法是刘少奇鼓励他们那样做的,并多次让他们向外省介绍经验。河南就是吃了这方面的大亏。我个人认为,刘少奇、邓××对大跃进中的瞎指挥风、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是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时他们二人在第一线工作,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布置的。”

问:“现在红卫兵喊着要打倒你,连你老家的人也不理解你,接受得了吗?”

吴:“毛主席不是说了么,吴芝圃是个好同志,有这句话就足够了。哈哈哈……。”

1124日,中共中央复电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报告,电文中写道:

“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1125日至26日,毛泽东一连两天接见了200多万红卫兵,这是他第8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1125日这一天,斯特朗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宏大场面。

毛泽东乘着敞篷车检阅了红卫兵队伍。汪东兴坐在司机旁边,杨成武和谢富治站在毛泽东身后两侧。

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着红卫兵们向毛泽东、林彪挥舞红色《毛主席语录》,她一边看一边数着把受伤者运走的救护车,当数到第18辆时,她说:

“我累了,走吧。”

晚上,斯特朗再次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她见到了毛泽东,请毛泽东在她的《毛主席语录》本上签名,还关心地问毛泽东:

“你一定很累了吧?”

毛泽东说:

“不,我不累。”

说罢,他又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

第二天,毛泽东继续接见红卫兵。有红色网友峨嵋隐士在他的《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亲历记》中是这样描述的:

19661126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见到了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如今40多年过去了,常回想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仍记忆犹新。”

“早上7点吃早餐时,食堂门口贴了一张大红纸通知,说毛主席今天接见红卫兵,每人另打一份自带午餐,两个鸡蛋、两个苹果、两个馒头,都装好在尼龙网袋里。赶快吃了早餐,打了午餐,带队的军队干部已吹起了集合哨。一个班两个军干带队,排成两人一行的纵队,检查好人数后,军干说,身上凡是金属、硬物都不许带,包括钢笔、手表、钥匙、旅行水壶,一律放在宿舍或交给军干保管,随身只能带《毛主席语录》和午餐。各自检查交放后,军干又挨个询问了一次,最后让班长再挨个检查一下。检查完后就出发了。

这次接见的地点在西郊机场。早晨8时我们从空军学院出发,在军干带领下,步行向西郊机场走去。一路上都是去接受接见的红卫兵人流,有一阵快走,有一阵让路,有一阵小跑,3公里的路程走了4个小时。到了西郊机场,照旧是人的山川、人的海洋,向远望去,人头模糊,沉沉一线与天相接。人流都排在机场跑道两侧,中间留着宽宽的跑道。跑道两边前两排都是解放军战士,因为我长得矮,正好紧挨着解放军站在前排。

时值初冬,北京的气候还比较温暖舒适。太阳高挂,风尘不动,空气清爽,倍觉宜人。我们坐在这里等待,心情格外舒畅。这时,我们队伍前面来了一个电影新闻摄影记者,40多岁近50岁,穿一身旧蓝制服,肩上扛着大口径摄影机,对着大伙‘哒、哒、哒’拍起来。摄影师一走,大家又在军干的带领下开始大唱语录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红军不怕远征难’……突然,右前方喊声骤起,千万张嘴齐喊:‘毛主席万岁!’呼声雷动。我知道这是毛主席来了,一霎时,坐着的红卫兵像潮水一样涌起,一个劲涌挤向前。前面是那些带队的军干,连成一堵墙,死死地把大家往后挤。这下我才明白了不让带金属、硬物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也是为避免我们在踊挤时受到伤害。

一会儿,‘东方红’乐曲响起,果真是毛主席来了!前面是10辆摩托车开道,后面全部是敞篷吉普车。毛主席身材魁梧,穿着军大衣,站在第1辆车上,向跑道两边红卫兵频频挥手。车行驶较慢,我站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毛主席的面部表情显得非常严肃。我望着毛主席的背影,随着涌动的人群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接着第2辆车上站着林彪,第3辆车上站着周恩来,后面每辆车上都站着几名中央领导,我只认清了江青、刘少奇和陈毅。首长的车队过后,又是十来辆满载解放军的军用卡车殿后。我望着毛主席的车队向东,向东,渐渐消失,激动得热泪盈眶,有的女同学啜泣起来。就那么一瞬间,千万双眼睛望着毛主席,‘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机场上空。千万颗红心在跳动,整个机场成了欢乐的海洋。军干告诉我们毛主席接见的时间是:19661126日下午420分—25分。那壮观的场面,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前后只不过几分钟,却铭刻在心,终身难忘。

近日,偶翻当年的《毛主席语录》,见扉页上写着‘19661126日下午420分,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我在北京西郊机场见到了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综前所述,毛泽东于818日、831日、915日、101日、1018日、113日、1110日和11日、1125日和26日先后8次接见了全国各地免费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代表,一共有1300万之众。

需要说明的是,在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的过程中,从第3次到最后一次,一直都是周恩来亲自动员、组织、安排的,他还几次动员北京市民家家户户接待外地进京的革命小将,为此倾注了很大的精力。

再说1128日,首都文艺界2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与会者把大会堂挤了个水泄不通,歌声此起彼伏。人群中挥舞着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像一片红色的海洋。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领导人,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了主席台。

江青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脚上是黑色布鞋。她那白皙的脸上泛着红晕,乌黑的眼睛戴着一副近视镜,满头青丝闪着亮光,完全不像一个50多岁的妇女。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讲话中首先赞扬了文艺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功,他还说:

“在坚持文艺革命的方针,同反动派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贡献的。”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坚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30年代到60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江青在讲话中说: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污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力,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江青还说:

“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掌握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逐步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肤,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江青说她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她说:

“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主席是那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我就叫作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要坚持。”

1129日,陈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每个部队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就批,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讲黑帮,所有的干部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19661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说,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125日,北京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老红卫兵”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成立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又称“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联动”以“保爹”为宗旨,试图把全国干部子弟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与向走资派造反的红卫兵组织相抗衡,并且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

就在这一天,联动喊出了打倒三司(指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首都三司”——笔者注)油炸江青等口号

关于“联动”的问题,《戚本禹回忆录》中曾做了比较系统的描述:“这些联动的头头都是高干子弟出身,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都是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即“老文革”——笔者注)的头,是跟着工作组的。现在形势变了,刘邓靠边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被打倒了。他们是作为中央文革的对立面出现的保守组织,而在它的背后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着的。江青说他们是打着红卫兵旗号的保皇派。就是这些打着老红卫兵旗号的人,他们一式黄军装,配有新自行车甚至军用吉普,煞是威风。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组织的威信,打击造他们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处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设公堂,甚至打人致死。还公然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这样的反动口号。一些学校,老师、校长都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他们还专对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当时就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地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都超过对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的,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定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怀疑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总怀疑是叶向真搞的。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絜青的身上,说他老婆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后审问我的时候,来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根本不问老舍的冤案。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给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李达之死,上官云珠之死,马思聪、傅雷等人的死。江青专门问过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为什么要那样斗她?江青认识她的丈夫姚克,说他是个老实人。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它的评论来的,这跟姚克有什么关系啊!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把盖叫天斗死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连江华也管不了的,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他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便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人民。”

126日,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提交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他当着刘少奇的面说:

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决不仅仅是什么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来始终没有好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工交战线上长期以来就是在受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影响,整个问题要大得多,错误也严重得多。你不检讨,叫谁来检讨?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林彪在会上讲了话,他讲得挺厉害,他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一些人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变。他说,我们不应该是被动地、而应该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厂、农村,进入到社会。文化大革命是‘势不可挡’的,我们不应该去挡,而应该上前迎接。革命不是要刹车,而是要扩大。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林彪对工业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的,他认为,工矿企业要加强政治领导。”“总理也在会上讲了话。总理说,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他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上刀山,入火海;搞地下工作时可以坐大牢、下炼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他还针对一些干部害怕群众的思想状态说,要有思想准备,要经受得住考验。过去因为工作错误所造成的恶果要接受教训,受到教育,要准备接受考验。把毛主席思想树起来,准备吃苦,掉肉。这些惩罚是我们过去的工作错误造成的,我们不承受谁承受?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没有一种精神准备不行。这个仗一定要打,做好思想准备,领导好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总理当时在说完‘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这句话之后,还对着一个领导干部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当年打仗,坐牢,入虎穴,下地狱,死都不怕,现今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肉,生点病,罢个官嘛!大家要从整体来考虑文化大革命。”

12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规定中写道:

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

1212日下午,北京市“老红卫兵”召集十几万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

吴德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首先,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今天,大家怀着万分愤怒的心情声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新市委完全支持这个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大会,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的英雄行为。我们决心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从文革一开始,叶剑英的态度就很积极。在毛主席面前,他都是以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面貌出现的。当时我也认为他反对彭真、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真实的。”“1128日首都文艺界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后的一天”,“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笔者注)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叶向真所在艺术学院的院长——笔者注)弄出来斗了,还把她的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她说,总理那么忙,我哪里找得到他呀。我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她说她都问过她爸爸的。没过几天,他们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抢走了。后来知道他们是翻墙进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墙有3人多高,没有经过特种训练的人是根本爬不进去。12月初的一天中午,总理打电话问我,你知道是谁把彭真他们抢走的?我就把上次与叶向真对话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但又说,究竟是不是叶向真她们抢的,我不知道。听我这么一说,总理也不多问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了。”“后来叶向真跟我说,总理找到她了,要她把人交出来。她说,总理真是个谈判高手,她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总理两句话就让她答应了他全部的条件。总理说,你现在把人交出来,你要开会批判,经过我们研究批准以后,就交给你们去批斗。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吗?杨尚昆你们是找不到的(杨尚昆因为知道很多重要机密,所以绝不能给人随便斗的,那时总理把他看押在山西)。你现在把人交给我,到时候我把杨尚昆一起交给你们去斗。”“后来他们开了个十几万人的大会,斗争彭陆罗杨。江青跟我们说,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不要去参加,这都是他们那些人弄的事情,咱们别去掺和。可总理不同意,总理说,这么大的事,中央文革一个也不去,不太好。所以,后来总理就要我和王力、关锋几个人应卯式地去参加了大会。江青叫叶群也别去,可后来叶群还是去看了。她说她是化了妆,戴着口罩混在群众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陆定一、罗瑞卿挨斗的场面。那个批判会开得很没有水平,斗彭真的时候就是喊喊口号,念念稿子罗瑞卿腿摔断了,就把他放在一个箩筐里抬上去斗,弄得群众都看不下去;斗陆定一的时候,陆定一很紧张,一直在大喊大叫;而斗杨尚昆,就根本没有拿出什么材料,连窃听器事件都没说。”“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人。中联部斗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很长的信,表示感谢。她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她给叶子龙都说过话,说他虽然表现不好,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的,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

且说1215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指示中写道:

“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余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

1215日这一天,在19669月间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三司”,在北京首次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1216日,“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有一万多名群众参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能参加的人都出席了大会。与会群众揭发和控诉了“联动”的血腥暴行,群情激奋。

江青听了群众的掲发和控诉,非常气愤,她在发言时问:

“究竟是谁在后面支持‘联动’无法无天,乱打、乱抄家的?”

这时下面就有人递条子上来,说是国务院的周荣鑫、雍文涛和许明。江青就当场点了周荣鑫和雍文涛、许明这些人的名,叫周荣鑫、雍文涛站起来。

江青对“联动”、“西纠”的错误口号和行为进行了批评,她还生气地说:

“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

关于许明的问题,《戚本禹回忆录》中说:“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叫周荣鑫、雍文涛坐下去。会议一结束,江青就走了,也没说把他们俩怎样。这时,会议主持人就来问我对他们俩怎么处理,他们俩也都看着我。我说,让他们回家吧。会后,许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和许明平时很熟,她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是孔丹的母亲。国务院的群众来信、来访是由她负责的。而我是管党中央机关的群众来信、来访的,所以我们平时在工作上经常有联系,彼此都很信任的。她在电话里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让她停止工作,好好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帮助她去跟江青去说明一下。在电话里她都哭了。她说,她儿子孔丹搞‘西纠’的事,具体情况连他父亲孔原都不知道,总理更不知道。她说,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都给予了他们一些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但对他们所干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希望我能为她说说话。我相信她说的话,所以我对她说,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会为她说话的。她向我表示了感谢。和许明通话的当天,我碰到江青就跟她说,许明给我来电话了,她说她也不知道‘西纠’、‘联动’所干的那些事。我说,也许她说的是真的。她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表示同意。还说,等她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情。可是,在许明与我通话的第二天,总理告诉我们,许明自杀了。当时我的心为之震惊,也很哀伤。因为她工作实在、为人不错。这以后,对于许明的死,总理就再没有提起过。我知道他也是很哀伤的。对许明为何自杀,我想不应只是来自江青那天点名的压力。文革运动初期,许明一直负责国务院接待站的工作,受资反路线打击的师生,如地院李贵、清华的蒯大富都去那里上访投诉过工作组。许明当时的态度应是支持维护工作组的。在蒯大富投诉后,传到清华的许明讲话说:‘叶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依赖的。蒯大富在621日《大家想一想》的大字报上关于夺权的批语是反革命的。’……这些情况中央文革的简报都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有过态度鲜明的批示:‘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江青点名会使许明联想到毛主席对她的批评。其压力之大确实是她难以承受的。

再说1217日,江青在全国在京革命派誓师大会上再次批评“联动”和“西纠”,她说:

“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都不愿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价!我藐视他们!他们作不出大的事业来!”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最近这几天,我们对于中学里头极少的一些人,作了一些犯法的事情的那些纠察队员,我们实行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的规定,拘捕了他们。因为经过我们的教育,屡教不改,所以我们把他们拘捕起来,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当然这是极少数的一些人啰。因此这个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沾污了,所以我现在提议,你们各学校的红卫兵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希望你们自动地主动地把它取消,不要我们下命令,好不好?”

关于这一段历史,《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时至今天,‘西纠’的许多成员竟为他们当年的行为高唱赞歌,认为他们保护‘老干部’有功,而对‘西纠’与‘老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却认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但他们同时又把文革运动中发生的一切暴力与破坏行为归咎于毛主席发动的文革,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

12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他说:

“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于是,“首都三司”便到处张贴大字报,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几乎是与此同时,江青到清华大学去找刘涛和她的弟弟刘允真姐弟俩,让他们揭发刘少奇,她叫着二人的小名问道:

“涛涛,丁丁,你们知道你们的生母是谁吗?”

刘涛和刘允真是刘少奇的第3任妻子王前所生,他们是刘少奇的第4、第5个孩子。江青说明了原委,叫他们去见生母王前。果然,刘涛和弟弟去见到了自己的生母王前。此后,刘涛就写出了长篇大字报揭发刘少奇,其中说到刘少奇在和王前结婚时“瞒了10岁”,还说他“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金带子”。这张女儿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一时震动了清华大学,震动了北京,震动了全国。后来,刘少奇就此事解释说:

“我虽然结过6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的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带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带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东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

1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扬力。他在和扬力的谈话中说:

“一大群人挂着马列主义的招牌,现在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也是这样。有一群人,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要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作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做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80%1948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

1226日,中国第1颗地对地中程导弹发射试验,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12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73周岁生日。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196612月的时候,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多次向主席说,希望在毛主席生日的那天与主席一起吃个饭,以为庆贺。主席一直未作答复。1226日下午4时许,主席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我,并要我立即通知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一共6个人,于下午5时到中南海主席家里同主席一起吃饭。我特地问,要不要通知康生?徐业夫回答,不要。我随即用红机子分别通知了各人,大家接了电话都非常高兴。

5时前,我们就来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处。主席和江青在家里接待了我们。那天一起在场的还有李讷、毛远新、汪东兴、徐业夫、吴旭君和服务人员。饭前,主席与大家闲话聊天。主席说,今天过个生日,我73了。你们要办庆祝宴会,这不好,因为党中央有不祝寿的文件呢。我们自己在家里简单办个家宴,请请小组的人,组长、副组长、组员。顾问就免了。这一年你们辛苦了,‘五一六通知’、‘马列主义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大串连’,一波接一波,现在还没完。主席又说,斯大林是73岁死的。他死了,资本主义就在苏联复辟了。社会主义堡垒被赫鲁晓夫们从内部攻破了。我现在还不会死,但将来,资本主义会不会在中国复辟呢?这就要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同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就是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斗争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这一次是全面的斗争,从上到下,从红卫兵到工厂、农村、机关,全国都闹开了。

主席又对春桥和姚文元说,春桥、文元来了。你们想不想回老窝啊!上海可闹得厉害呀!形势很好呢!红卫兵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工人们也起来了,到处是火烧、批判、揪斗、打倒,还有砸烂。他们还很注意斗争方式,谁是要火烧的,谁是要打倒的,都有区别呢。他们懂得掌握党的政策。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也很重要呢,过去讲内外有别,是讲牵涉国家机密的事情内外要有区别,不是讲革命运动不能搞。文化大革命,内外都要搞,最重要的是工人们起来了!你们两个人可以回去看看呢。他说,上海重要啊!京、津、沪还有工业大省辽宁,是我们这一阶段的重点。

主席对关锋说,关锋也来了。你太瘦了,要多吃点肉呢!你的老子研究怎样了?你送来的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呢。关锋主张老子是唯心主义的,陈伯达主张老子是唯物主义的。主张唯心主义的还有杨柳桥等人,主张唯物主义的还有任继愈等人。两派还在争,统一不起来。主席说,在我看来,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老子是周朝王室的官员,属于贵族阶层,但他同情农民,经常替农民说话,批评统治者压迫农民,税太重。所以出身贵族也可以革命进步呢!对人不能光看出身,我不赞成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形而上学。哲学家也不能都打倒,高亨要保呢,杨荣国也要保。

差不多5时半的时候,人都来齐了,家宴开始。服务人员端上了8盘菜、一大盆汤水。菜有红烧肉、烧鱼块、木须肉、腊肉青蒜,还有豆腐、青菜、马扎菜(一种野菜)等。主食是厨师自做的寿面和烤红薯、玉米棒等。大家入座以后,服务员为大家斟上了黄酒。我们都举起了酒杯,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说,你们万寿无疆!你们年轻!

正式就餐之后,大家的话语就比较少了。等到寿面上来时,大家又要站起来祝酒,主席示意大家坐下,自己却站了起来,他举杯说:‘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主席说‘全面内战’这4个字的时候,一顿一挫的,说得很清楚,但是‘胜利’两个字的声音就比较小。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清楚。大家跟主席干了杯之后。都在思考主席祝酒词的意思。‘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当时流行的口号,意思好懂。不好懂的是前一句。那时文革运动中已形成革、保两派,已经有了武斗,这叫打内战。可是反对武斗、反对打内战是毛主席的一贯主张啊,怎么为它干杯呢?而且还是‘全面内战’!大家都在思索,却没有人提出来问,江青也没说话。主席似乎看出了大家对他话的不理解,在吃了几口面之后,他又陆陆续续地讲了,不仅是学生被镇压,机关里的造反派、工厂里的造反派,也遭围剿。没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没有,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热气腾腾的群众运动一下子被搞得冷冷清清。那些被造反派反对的领导人,过去经常要群众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次他们又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跟造反派斗。于是,许多地方在群众中形成两大派,一派要革命造反,一派要保护旧秩序,两派打起内战,有些地方甚至发生武斗。我们要支持革命造反派,给群众宣讲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团结大多数,争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前一阵子,我们怕文化大革命一下子铺开了影响生产,便想把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放后一步,哪知客观事实的发展常常会打破我们的预想。学校、机关的革命造反派同工厂、农村的革命造反派结合起来了,一下子打开了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上海就是这样。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一定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胜利,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明年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会走这条路。两派的斗争会更激烈,但革命最后总会取得胜利。

吃完饭以后,主席又和我们谈了一会话。主席谈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我们从思想和理论上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叫我们要抓大批判,并叫我们每个人都要写文章。

在谈到写大批判文章时,毛主席特地对我说,你也要写。我就对主席说,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讲了那么多年,讲了那么多次,可到现在一直都没有人做专门研究,没有一篇文章把主席的思想系统地讲清楚。毛主席说,好。我又说,可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随后,我们向主席道了别,然后各自回去了。”

这正是:帷幄运筹,壮怀激烈,易水悲歌岂能比?

为党为民,藐视敌手,豪气干云似旧时。

关于毛泽东这次谈话的内容,《戚本禹回忆录》中还说:“主席的生日谈话一直没有向外面作过正式的传达。所以许多人都是后来从《王力反思录》里面,看到由王力整理的‘主席生日谈话’的。关于主席的这次生日谈话,现在有张春桥、关锋、王力、姚文元和我的5个版本。所有版本都只是事后的追忆,因为主席是在家宴上即兴讲的,我们都没有做现场记录。5个版本中王力写的最长、最多,关锋写的最短、最少。关锋的版本是阎长贵转述的。据我所知,关锋本人还有个整理稿,应该比阎长贵转述的更详细,现存于其后人处。我认为,在5个版本中与原貌差距最大的是王力的版本。家宴时间大约有一个半小时,除了吃饭,讲话时间也就是几十分钟。主席谈话是以聊天的方式进行的,中间春桥、文元、关锋和我还插过话,所以不可能是长篇大论。王力整理的那篇生日谈话有八千多字,除去他本人的评论,也有三四千字,很多话是他的发挥,并不是主席说的。例如他说毛主席说‘一切企图阻挡工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驳斥。’‘他同陶铸分岐的实质就是这个。’我不记得主席这样说过,到196612月底,主席还没有公开批评陶铸。再如不能乱抓人的一大段话,我记得那是主席在另一次会议上讲的,生日家宴上没有谈这个问题。王力在回忆中,对主席那天并没讲过的话,说了一大堆;而有些主席当时讲过的话,他却略而不详,甚或说没有。他说‘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我没记得听他说过’。这不对,除他之外,关锋、张春桥、姚文元和我都听到主席讲过‘全面内战’的话。而且我还记得在起草1967年元旦社论时,王力也议论过这句话,并表示他也不很理解主席这话的含义,可这时候他却说他不记得了。”

欲知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新的一年里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及一些大街、公园)接见了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万名红卫兵,其间又支持各地红卫兵大串联,这两个决策都是颇具匠心的战略部署。

本传在第一卷中曾多次叙述了毛泽东在学生时期“游学”的故事,而如今毛泽东安排红卫兵大串联,正是再现了他所期望的学生时代的那种“游学”活动。所不同的是,他是把他个人的和与同学、与朋友间的少数人的行为,变成了千百万学子的大规模的行动。全国各地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为避免莘莘学子像毛泽东当年那样乞讨挨饿,均在当地的道路上每隔五、六十里设置一个红卫兵接待站,让那些南来北往者一律免费吃住。南方学子到北方不耐寒冷者,还要赠衣赠被,一律免还。浩浩大军,穿梭如织,其规模蔚为壮观!红卫兵大串联前后持续半年之久,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一被某些人讥讽为荒唐的大举措,其真实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毛泽东要造就千百万个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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