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5军团何时改称第5军，对此，多年来众说纷纭，直至今日在报刊网络中仍然说法不一，有1935年7月、11月和1936年1月之说。
经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记载：1935年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第1军，林彪任军长；第3军，彭德怀任军长；第5军，董振堂任军长；第32军，罗炳辉任军长。“红四方面军第4、第9、第30、第31、第33军的番号不变。”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也有相同的记载：“7月21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取消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番号，统一改成军；红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
由此来说，第5军团于1935年7月改称第5军已是不容置疑。当时，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军下辖4个军团，而红四方面军却下辖5个军，两个方面军的直辖战斗部队一个是“军团”，一个是“军”，番号级别不等，不利于统一指挥作战。因此，统一番号级别，也在必然之中。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之后，红军总部首长在电令中，无一不称“第5军”，再不使用“第5军团”番号。
“1935年11月”和“1936年1月”之说，经常用“1935年11月（或1936年1月），第5军团和第33军合编，改称第5军，董振堂任军长”这样的文字来表述，这又缘何而起呢？
经查，1935年11月，陈昌浩、徐向前有电令称：“军委令：为充实军力，交换经验，统一指挥，节约干部起见，决将5、33军两军合编为5军。董任军长……请即进行政治动员和准备。待黄超到后进行合编。”（见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由此可见，“1935年11月”，是陈昌浩、徐向前下达第5军（而非第5军团）与第33军合编命令的时间，而且只是让“进行政治动员和准备”。1935年9月，张国焘的“阿坝会议”之后，黄超于10月任第5军政治委员，陈、徐发此电令时，黄超还未到任，所以要“待黄超到后进行合编”。
◆董振堂
再查，1936年1月11日，董振堂等联名向陈昌浩、徐向前报告第5军与第33军合编的情况，电称：“（一）军直属队已于本月10日合编完毕。军直属队现编成的部队如下：1、军司令部；2、军政治部；3、保卫局；4、教导队……”“（三）番号的规定：以原33军改为15师，以295团改为43团，以297团改为45团；13师之两个团番号照旧不变。”“（六）合编后的人员、武器统计待后报上。”（见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从电文不难看出，“1936年1月”，是第5军和第33军合编完毕的时间，并非第5军团改称第5军的时间。
那么，既然第5军团已于1935年7月改称第5军，为什么后两种说法均称“第5军团与第33军合编，改称第5军”呢？这一说法最初来自建国后许多老红军的回忆口述或回忆文章。老红军是当年的亲历者，他们之所以这样回忆，可能原因有二：一是改为第5军后，许多指战员不习惯，仍然沿袭旧称，即“第5军团”；二是表明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董振堂所部，原属红一方面军建制，是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即“第5军团”。
陈昌浩、徐向前的电令使用“合编”二字也颇耐人寻味。一般来讲，两个不同番号的部队“合编”后，应该授予一个新的番号，而这次合编却没有，仍为“第5军”。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使用“编入”或“并入”二字，在电令中称作“第33军编入（并入）第5军”呢？况且早在1934年12月就已有红8军团“编入”红5军团的先例。从当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诸多方面的复杂情况分析，如果使用“编入”“并入”二字，会有第33军被“吞并”、被“火并”之嫌，不利于两个方面军的团结。笔者认为，时至今日，再表述这次“合编”事件，使用“1936年1月，第33军编入第5军”，更符合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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