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人民万岁】系列第四篇文章里面，阐述了毛主席发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二是发现、批判及改造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
此外，我们也分析了，这两部分人群是组成了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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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阶级分析角度来判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基于此找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问题，从而建立了新中国。
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当时党内很多高层存在这样的认识，他们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建立了，意味着战胜了资本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毛主席认为，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社会主义还不牢固，它并没有完全战胜资本主义，它们之间的斗争贯穿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说是战胜了资本主义，否则随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1962年9月24，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会结束后，在此次全会公报中明确地指出：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简单来说，修正主义、走资派等在党内的出现，是有一定社会根源的，是内外因综合的结果，即内因是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同时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他们都迫切在党内寻找代理人。这些走资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决战时的“稻草人”，那边力量强往哪边倒。
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谁是人民的敌人，谁是人民？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更是人们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按：两条道路之争，即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来看看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他是如何分析当时社会矛盾的呢？
他认为：
“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在这里很明确地指出了，有两类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这里有两个关键主体，即敌人和人民，首先得区分出什么人是敌人，什么人是人民。
因此，毛主席继续讲到：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
那什么是敌人，什么是人民呢？毛主席认为：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由此可见，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和敌人是两个彼此敌对的主体，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他们之间是此消彼长的、甚至是相互转化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它们是一对矛盾，而且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对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社会主义的性质由它的主要方面决定的。
因为阶级是一群具体的社会的人构成，这些人是具体的、可变的，因而阶级和阶级的力量也是可变的、运动的。阶级及其力量的发展是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不加以引导就会走向对立面。
因此，这里最关键的转化条件，其实就是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政权以后的接班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的问题，苏联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的。如果不仔细分析这个转化条件，就不能提前预见，也就不能未雨绸缪地为明天的斗争做准备。
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在杭州会见胡志明时，他这样讲道：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也就是说，一些人过去是拥护民主革命的，今天或明天他们就可能是阻碍，甚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些人过去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大功臣，今天或明天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可能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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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主席对“敌人”的定义来说，这些都是“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的人。
因此，他们也就是人民的敌人。
这些敌人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派（特别是位高权重的当权派），一类是党外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右派分子及他们的后代。
关于“党内产生修正主义”这一点的认识，毛主席曾在1966年5月25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当政代表团时，他这样讲道：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亲手创立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由此可见，修正主义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毛主席在这里还重点指出，修正主义分子也可能出现在党中央，如果是出现在党中央，那就意味着党面临“全部变修”，也有可能是“部分变修”，即一部分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一部分还是马列主义分子。
关键点在于，是修正主义者掌握无产阶级政权，还是马列主义者掌握无产阶级政权的问题。
如何判断是谁掌握了无产阶级政权呢？
关于这一点，从南斯拉夫、苏联等变修过程中，毛主席发现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就在共产党内部，而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位高权重的“当权派”。
因此， 我们就明白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这些位高权重的“当权派”才是人民最根本的敌人，他们才是毛主席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解决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主要矛盾，其他次要矛盾（改造知识分子的资本主义世界观等）就相对好解决。
在这两大类敌人当中，最容易识别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们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他们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关系都是被无产阶级政权所掌握的，对他们的斗争也是最容易的。
但是另外一部分敌人，即党内的走资派，特别是位高权重的当权派，这部分是非常不容易识别，其实只有这部分才有能力去颠覆社会主义事业。
例如苏联赫鲁晓夫的事迹历历在目，在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位居苏共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他极力吹捧斯大林，积极向斯大林表态拥护社会主义。因此，赫鲁晓夫这一类走资派是非常具有欺骗性，隐藏得非常深。
此外，这些走资派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功臣，曾经是最拥护民主革命的人；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非常明白“识时务为俊杰”的道理，所以就不得不把反革命的思想隐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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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一部分人如何识别呢，有没有识别的方法呢？
其实一开始是没有办法识别的，只能让他们自己逐渐暴露出来。
毛主席曾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精辟地指出：
“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教科书没有讲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
简单来说，就是本质是透过现象来观察到的，并且是有一个认识的过程，需要时间；因此，毛主席对身边的走资派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此外，毛主席曾在《给江青的信》中非常直白表达了这些反动派的本质，他认为：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也就是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开展，这些走资派一定会跳出来的。
1966年4月29日，毛主席在杭州同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中对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展开了批评，更进一步表达了对走资派的认识过程，他这样谈道：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那如何让他们的走资派的本质暴露出来呢？
其实只有一个途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因为这类走资派是非常敌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他们不想继续前进了，只想停留在民主革命胜利 阶段，在这个时候，他们变成了保守派，害怕一切新的革命，特别是革他们自己的命。只有在继续革命或阶级斗争的运动中，才能把这些走资派给暴露出来，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其实这些走资派非常狡猾，非常具有迷惑性，那如何让这些位高权重的“走资派”暴露出来呢？
那就是让他们去负责或参与到这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四清运动、甚至是文化革命运动等，通过这些社会实践去检验他们是不是真正地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不通过这些关键的社会实践，是洞察不了他们的本质，只有这样才能识别谁才是坚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才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从1953年开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启，从这个时候，就有一些人不赞同，例如合作化时，就有人开始反对了；一大二公时，又有人开始退却了、反对了；到1957年“反右斗争”、1962年“反右倾运动”时，也有人开始反对了；到63年“四清运动”时，一些人开始不明面上反对，但开始故意捣乱了，当时出现了“形左实右”等现象；再到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候，又有一些人在运动中通过搞扩大化、混淆运动的斗争方向等来破坏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每前进一步，总有一部分人跳出来反对或者搞破坏。
对这些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他们的遵循一条什么规律或逻辑呢？
1949年8月14日，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一文中精辟地总结出了这些反动派的规律，他认为：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
这也是国内的一切反动派的逻辑，也是走资派的“捣乱”本质。
因此，从1953年三大改造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在13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毛主席从这些位高权重的走资派的行为表现（多次现象）中把握住了他们的“捣乱”本质。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大字报》中可以知晓，他在大字报中这样讲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1]，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2]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3]，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在这张大字报中，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是通过多次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诸多现象，才认清了那些位高权重当权派的本质。
综上所述，对于走资派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也需要他们参与一些关键的社会实践，通过他们参与这些社会实践，才能把握住他们的本质。
这是人的认识过程，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对任何人也不例外。
因此，在人的认识过程中，面对那些仅仅出现一两次的现象，还不能从中把握住这些现象的本质，需要多次才能确定。
这也注定了晚年的毛主席与人民群众一起对“走资派”的斗争，必定是反复和持久的。
注释
[1] 五十多天，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制订了《中央八条》，包括“内外有别”等政策，限制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〇事件、北师大六·二〇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现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 一九六二年的右倾，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和一系列政策制订中，刘少奇等执行了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整、恢复、宽松”等右倾路线。如主张放弃人民公社的集体农业，而实行分田单干的个体经济。
[3] 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指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制订的四清《后十条》提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整肃农村基层干部的形“左”实右的路线。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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