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往往离不开特殊群体的作用。但是，如何把这个群体管好用好，毛主席与斯大林的做法大相径庭。
苏联革命胜利初期，物资极度匮乏，为了保障指挥中枢的运转和关键人才的留存，列宁时期不得不对部分干部和专家实行“特殊配给制”。这时的“特权”更多是战时非常时期的生存保障措施，与革命理想尚未完全背离。
然而，到了斯大林时代，这种“特权”不但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反而被固化下来。从此，在苏联的国土上，一个特权阶层开始形成。在普通民众为购买劣质面包排起长龙般队伍时，“小白桦商店”却为特权阶层提供着西方奢侈品与稀缺商品。不仅如此，特权如藤蔓般蔓延至生活的每个角落：专属的医院、疗养院、配有司机的轿车、远离喧嚣的别墅区……
经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越来越远离群众，最终走向了贪腐，蛀空了大厦的根基。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各方面的人才十分匮乏。
但是，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一方面，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已经成为主要任务；另一方面，还有繁重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尚待进行。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来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及军队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革命，通常称他们为革命知识分子。这部分人人数相对较少，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人。二是解放战争中接收的国民党留下来的大量宣传、教育机构，各类学校、厂矿企业和各种文化艺术团体中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教育工、科技工、文艺工、新闻工、医生等等。他们是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三是当时大学还没有毕业的青年学生。
后两部分人中也有一定数量的人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分子。
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成分，是从国统区过来的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有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并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与新社会、新政权格格不入的旧习惯和旧思想；有美国情结的大学教授们，虽然极度不满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以及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但仍对美国的民主充满着幻想，希望借助美国的帮助来实现中国的民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表示怀疑，对共和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存在偏见和疑虑，甚至于想在国共两党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中国的政局。而这种“新的力量”，当然指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土改中，他们要想与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就不能不来一个思想上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毛主席在肯定知识分子重要地位的同时，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这次对知识分子实行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方面，实际情况说明，大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还不太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辨别是非的思想武器，而许多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学会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但仍不会应用，不会去具体地分析历史和现实，以至思想文化界呈现出某种混乱现象，有必要进一步学习并展开思想交锋，提高政治认识和理论水平。另一方面，经过两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政策的贯彻，知识分子本身也具备了接受全面的思想改造的思想觉悟。他们目睹新中国成立两年来，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开始信服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初步解决了跟谁走以及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目前有些人鼓吹剥削无罪论、美化地主资本家、质疑革命缺乏合理性的动向来看，毛主席当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多么高瞻远瞩。如果像斯大林那样把他们打造成特权阶层，腐败就会像野草般疯长，我们就会失去民心，改变革命的初衷。如果不加以思想改造，把那些怀有各种思想的人放到国防、教育等领域中去，后果将难以想象。
所以说，毛主席主导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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