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外务省就提出了“对华文化事业特别制度改正案”，该案在中国叫“中日文化提携”计划，其实就是对中国人进行奴化教育。
既要杀人，也要诛心!
目的是让中国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被奴役、被剥削、被欺辱的命运。
昭和十一年(1936)，日本外务省和军部派出大批中国通前往中国，推进“文化提携”计划，负责这项计划的就是“笔部队”。
东三省和华北的报刊杂志陆续落入了“笔部队”手中。像天津的《庸报》，在1935年就被土肥原贤二花五万大洋收购，再交由日本同盟社接管，为全面侵华作舆论准备。
“七七事变”之后，上海就成了日本“笔部队”与中国媒体的最主要战场。
1937年底，“笔部队”创办《新申报》，企图与《申报》混淆。
但《新申报》很快就臭掉，因为文章总有一股浓浓的汉奸味，开口“中日提携”，闭口“和平建国”。
“笔部队”舆论战受挫，非常恼火。但中国主要报馆、书店、出版社都集中在公共租界的棋盘街上(今天的河南路、山东路、汉口路、福州路一带)，鬼子无法使用在东北、华北那种查封手段。
1938年4月，日本下达“全国总动员令”，为了配合侵略战争，“笔部队”对中国的宣传、新闻、教育、出版领域发起了疯狂进攻，什么下三滥手段都能用上。
“笔部队”在哈同大楼设立了“检查所”，以“伪宣”名义要求上海六大中文报社送稿受检，否则严惩。
《大公报》第一个拒绝，《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跟进，在日本人发出“最后通牒”后，以上四报宣布停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而《新闻报》和《时报》为了继续出版，接受了受检要求，两家报社一些爱国编辑和记者纷纷辞职。
“笔部队”占领了六大报社中的两家，交给汉奸文人接管。
1939年5月，汪精卫下令复刊《中华日报》，作为汪伪机关报。该报创建于1932年1日，由汪系的林柏生负责，1937年停刊。
《中华日报》加上《新闻报》《时报》等报纸，就构成了“笔部队”在上海的媒体矩阵。
它们天天宣传“皇军雄姿”，皇军“尊老爱幼”的感人画面。有时还要搞搞征文活动，稿费丰厚，只要你愿意夸夸“皇道乐土”。
但《文汇报》《译报》《导报》等爱国报社继续与“笔部队”作战，它们更换发行人为英国人，避开日军的检查要求。
由于汪精卫和日本人无法忍受上海还存在着巨大的抗日声浪，1939年6月16日，汪伪特工“极司菲尔路76”号以头目丁默邨、李士群名义分别向上海各大报社负责人发出恐吓信。收信后，如果再有“反日、反汪、亲共”言论，即派员执行死刑，以昭炯戒。
同时，《中华日报》登报通缉83名主编和记者，罪名是“反日”。
个别态度骑墙的主编、主笔，在日伪高压之下，开始动摇，有的甚至暗中接受每月两三百元的“津贴”。平日不亲日，但在关键时刻就出来散布“和平”论调。
但这一切手段，不仅没有吓倒爱国报人，反而激起了他们家国义愤，对侵略者和汉奸的谴责、揭露、批判更为激烈。
在一个月的交锋之后，汪伪《中华日报》遭到了各界的抵制，连报童都拒绝带上这份汉奸报纸，日本人恼羞成怒。
1939年7月22日晚间8点，“76号”特务部队长吴四宝率暴徒冲入复刊的《时事新报》排字房，当场打死一名排字工，打伤一人。
1939年9月18日，由于《中美日报》(发行人为美国人)前一天发表了纪念“九一八事变”文章，报馆被扔进了两枚手榴弹(未爆)，以示警告。
但这并没有吓倒爱国报纸，只要能发声，哪怕是小小的一篇文章，都能引起中国人的积极传阅。
此时的编辑、记者、也是战士，也要面临生死考验。
日本人最恨的是《大美晚报》(挂美国发行人)，尤其是它的副刊《夜光》
《夜光》骂日本人，向来淋漓尽致，对汉奸也是指名道姓。
《大美晚报》地址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属于法租界。
1939年夏，《大美晚报》遭到“76号”暴徒闯入，日本宪兵队的指令是对编辑部人员格杀勿论。
由于报社提前将“编辑部”牌子拆除，暴徒们找不到编辑部房间，只好冲到排字房里枪杀工人。
特务头子潘公亚逃离时，与法国(安南)巡警爆发枪战，腿部中枪。
潘公亚爬行到离公共租界最后十几米时，被巡警追上，他将手枪扔进了公共租界。巡警将人带走，但无法越线去拿手枪。
日本宪兵队赶来捞人，以没有凶器为由，将潘公亚领走，法国人一声都不敢吭。
《夜光》编辑朱惺公继续发文抨击日本人的暴行，并嘲笑汉奸的无能。
由于朱惺公是接到了“极司菲尔路76号”六月恐吓信的主编之一，并继续以真名发表“反日”文章，于是，日本人将他列为了头号暗杀目标。
朱惺公也知道日本人要杀他，他在《夜光》发文回应日本人和汉奸，“余不屈服，亦不乞怜……若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鬼雄，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
1939年8月30日下午4时20分，朱惺公在上下班必经之路(天后宫桥堍)被三名凶手枪杀，年仅39岁。
9月2日，《新华日报》在重庆发表悼念文章，高度赞扬朱惺之民族气节。
上海各界纷纷派代表到殡仪馆吊唁，《大美晚报》在中英文两版上发表文章，质问汪精卫为什么要杀死爱国报人?
汪精卫推托自己不知此事，但由于朱惺公之死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义愤，“笔部队”极力想将舆论压下去。
日本人的手段不是笔墨，而是要将《大美晚报》中文骨干赶尽杀绝，拔掉这面新闻界的“反日旗帜”。
1940年7月19日，《大美晚报》总编张似旭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起士林咖啡馆二楼喝咖啡时，被特务乱枪打死。
十天之后，晚报国际版主编程振章，在法租界西爱斯咸路被暗杀。
总编殉国之后，《大美晚报》由总经理李骏英主持(李政道的三叔)
1941年6月23日中午，李骏英去外滩办事，三名杀手从汽车上跳下来，对他同时开枪，李骏英当场牺牲。
还有特务时不时地向报馆扔炸弹。
1941年底《大美晚报》由于业务瘫痪，被迫停刊。
这就是日本“笔部队”的舆论战，说不过你，就杀了你。
为了掐灭“反日”言论，“笔部队”不停地发文指责那些爱国声音。
一些附逆的“法学家”、律师则写文章从“法律角度”证明：中国仁人志士刺杀汉奸，袭击日军是违法行为，必须惩办这些“杀人凶手”，维护“法律尊严”。
“反日”言论更是不可容忍，处处煽动“反日”情绪，太伤太君的心了。
太君都给你送糖吃了，你居然还不领情。
为了加强火力，“笔部队”在南京又搞出《民国日报》，周佛海为董事长，罗君强为社长。
汉奸文人也开始侧重创办副刊，编造小故事，传播中国人天生不如日本人的观点。比如日本小孩聪明勇敢;中国小孩愚笨娇气……
日本人还在上海闹市开设图书室，中国小孩去那里看画报，可以吃到免费糖果，小玩具。
由“笔部队”控制的报纸，凡是涉及日本人的用词都是：皇军不可战胜、东亚救星、日本人友爱、善良、文明。涉及中国人的用词则是：暴力、无知、野蛮、必败。
这些汉奸报纸，哪里有还一丝中国人的味道?
“笔部队”铺天盖地的信息覆盖，总会有中国人中了迷魂药。
但更多的中国媒体人挺身而出，写文章，画漫画，与日寇、汉奸进行殊死搏斗。
舆论战阵地与战场阵地争夺同样重要。
日本人投降已经八十年了，但它们甘心失败吗?并没有。
军事上，它们是不敢再组建师团侵略邻居了，但“笔部队”仍然存在，危害仍然巨大。
某些人不是说记得日军给小孩的那块糖吗?对日军暴行却是一字不提，这就是在给我们舆论场“下毒”。
《南京照相馆》上映，有人急得到处劝阻大家不要去看，“太残酷”。
……
没有硝烟的战场，仍然在继续着。
奉劝那些热衷于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好自为之吧!否则，不会有好下场的。太君自己都救不了，怎能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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