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上，苏联的社保体系号称“全民福利”，实则是一场特权阶层对普通大众赤裸裸的剥削，罪证主要如下：
第一，等级森严且极端不均的福利分配。极少数的特权阶层的养老金替代率远高于工人、农民，而农民在1964年之前甚至没有养老金。特权阶层还享有法律之外的各类隐形福利，疯狂地蚕食本应全民所有的福利资源，如完善的特供体系(包括但不限于食物、医疗、教育)、更大的住房面积、惬意的定期疗养等——而彼时的苏联人民还要为一块发霉的黑面包工作超过八小时，在老破小的商店里忍受人挤人的滋味。
第二，牺牲代际公平的现收现付制度全方位坍塌。现收现付制度是养老金支付的主要模式，但苏联建立的单一支柱的现收现付制度，充分展现了其弊端：(1)随着人口老龄化(年轻人不愿生育)，供养比彻底崩溃，1965年苏联劳动者与退休者比例为6:1，1990年降至2.5:1，整体支付能力锐减，但福利待遇(主要指的是特权阶层的福利待遇)不变(2)在缺乏足够的资金积累的前期下，政府财政长期承压，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人口、石油红利锐减，计划经济彻底陷入僵化泥潭后，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政府财政已达崩溃边缘;(3)面对当下巨大的缴费压力、超长的工作年限，年轻一代非特权阶层的苏联人民对未来缺乏足够的期待可能性，信心彻底丧失。
第三，运行机制的僵化与不透明。社保体系高度依赖行政指令，缺少足够的灵活度，无法有效满足民众多样化的需求。其资金的征收、管理和使用缺乏监管，普通民众无从知晓资金流向，而对特权阶层福利消耗的监督更是形同虚设，腐败和资源浪费现象严重，进一步侵蚀了体系的公信力和可持续性。
(臭名昭著的特供商店，铁证如山)
社保体系的崩溃，不止带来一系列经济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低养老金的退休者被迫返岗挤兑青年人就业，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下降，工厂产能下降，企业用工成本上升等)，更意味着苏联执政合法性的彻底破产，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站在后来者的视角，苏联的社保体系并非无药可救，至少在以下几点上可以改良，以挽救当时日益僵化的体制和人民日渐丧失的信心(非常欢迎读者的指正与补充!)：
1.取消或削减干部的养老金补贴以及部分福利，节省资金注入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缩小工农与干部待遇差距;
2.定期动态调整一定期限内的社保缴纳费用、养老金支出，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
3.加强对小微企业的帮扶，根据成立的年限、不同的类型、利润率的高低设置不同的企业缴纳比例，差额由国家财政补齐;
4.对富人、中大型企业征收更多的税(特别是富人)，用以补贴社会福利;
5.取消或降低最低社保缴纳基数，减轻底层劳动者压力，或者根据年龄、工龄、工种等实际情况，有层次地划分最低社保缴纳基数。
笔者认为，对于苏联而言，其中最可行的是第一条——削减干部的养老金补贴和福利，补贴普通居民，以缩小待遇差距。但这也是最困难的一条——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苏联官员不仅具有强大的能量，而且数量庞大，拥有国家公权力的他们除非集体性思变，否则绝无可能主动提出让渡既得利益，苏联内部的官员浓厚的被鼓励的利己主义(而非人民主义)的氛围既是如此。
最上层的苏联掌权者更不会在乎普通苏联民众的死活，虽然他们明知向民众进一步让利会是维持统治的最好方法，但他们一是已经向基数庞大的官员让利，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二是更怕高级官员的颠覆，因此任何改良政策名义上是为了苏联人民，实则还是为了特权阶层。
而苏联官员并非完全世袭的特点，也为普通苏联人民的阶层跃升提供了非常微小的可能，这当然也在分化苏联人民和压制他们的能动性。
(大排长龙的普通商店，当时苏联的城市居民普遍居住在拥挤不堪的赫鲁晓夫楼中)
而中国的社保新规与苏联有本质差异——在我国，全民社保新规是是法治化强制的底线捍卫，是多层次保障的系统重构，是新业态包容的民生扩容，是代际公平的精算平衡。
而对于苏联，这一切只是特权阶层用以剥削人民的邪恶工具，好像是福利，其实就是强征暴敛的人头税。苏共完全背离了其“解放全人类”的政治理想，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我国建立起了全世界最大的社保体系，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与支持国家新规，只有人民的政党，才能让民众真实地感知到自己的社保“缴得值、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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