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望历史越多，才能向前看得越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逝世，毛泽东对美国的定位一直是“帝国主义”。建国后，毛泽东没有拘泥于“美国帝国主义”的认知，而是在不同时期，对美国对华政策，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在对抗时期，坚决斗争，打破了美国对华“遏制孤立”封锁圈；在隔绝时期，利用中美大使级会谈渠道，与美国“谈而不速、谈而不破”；在接近时期，利用乒乓外交，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对于当今两国关系基本格局的形成，有着奠基性影响。伟人认知和应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政治智慧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注重战略预见。对于中美关系的前景，尽管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两国处于对抗和隔绝状态，在中国领导人的公开表述和媒体宣传中，美国被视为“帝国主义”，是加以反对的对象。然而，毛泽东在1950年代中期，便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大格局，做出了“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的战略预见。正是有了这种战略预见，当中美接近的时机在1960年代到来时，毛泽东通过“小球推动大球转”，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战略预见，是见微知著、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通过树立目标，推动事务朝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第二、将坚决斗争置于首位。正如毛泽东在1956年9月30日与到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谈的会谈中，所说的“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条，一条不行。第一是坚决斗争，每天都要叫……第二是不要急，这一条是不登报的。” 对待中美关系，毛泽东不是被动等待，消极避敌，而是将坚决斗争放在了首位，通过捍卫核心利益，以斗争求缓和。比如，抗美援朝，以战止战，为新中国打出了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而抗美援越，则成为日后中美相互接近的一条重要引线。
第三、抓住关键问题。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性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毛泽东都高度重视台湾问题，以此为抓手，来推动局势的发展。在隔绝时期，毛泽东利用炮击金门，利用台湾问题，拴住美国，摆脱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被动局面。在接近时期，毛泽东向美方明确表明尼克松来访的成果要体现在台湾问题上，从而实现了《上海联合公报》的成果。关键性问题的解决，往往会推动全局性问题的迎刃而解。
第四、拓展统一战线。在隔绝时期，毛泽东选择发展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拓展第二个中间地带，来孤立和分化美国。虽然，并没有实现搞乱美国后方的目的。但是，在中美接近时期，越南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协助，成为了美国主动接触中国的重要因素，也是毛泽东搞国际统一战线的一项成果。当然，统一战线的效果，有时候取决于第三方的力量，统一战线的对象，需要仔细甄别、认真选择。
第五、坚持底线思维。在同来访的国外领导人的会谈中，毛泽东总是会提到：中国怕美国，美国也怕中国。中美之间打不起来，但是，中国要准备打。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做出三线建设的决策，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是坚持底线思维的一种体现。只有设想到最坏的情况，并做好打算，等问题真正出现的时候，才能更好的应对。
第六、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在毛泽东时代，“帝国主义”一直是毛泽东对“美国”的主要评语和定位。然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并没有妨碍两国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接近。在越南问题和台湾问题上，毛泽东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展现了转圜协商的艺术。在对待美越谈判上，毛泽东一开始坚决反对，到后来的支持，甚至是警告越南不要放弃谈判；在美国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上，毛泽东在时间表上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很多时候，一时必要的后退，可以取得日后更大的进步。
当今中美两国关系被笼罩在贸易争端的阴霾之下，如何把握和发展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既需要“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大格局大胸怀，更需要“更上一层楼”的大思路大智慧。
镜鉴历史，方可登高望远。摸石头是摸不出所以然的。
来源：《毛泽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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