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抗震救灾修大堤
1，灾区见闻
又一本日记结束了。
那本蓝色塑料封面的“光荣日记”，开始于1973年9月23日。那天，我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重新巡游故乡的街道，并与一些老同学老朋友恢复了联系，很有纪念意义。它的结尾，是1975年4月8日，我即将奔赴灾区参加抗震抢险的前一天，也很有纪念意义。
接下来的，是一本白色塑料封面的“东方红”日记本，它也是临上大学时领工区赠送的，扉页上写着：
赠陈光中同志
愿在工农兵大学里继续革命夺取更大的胜利
西安铁路局宝鸡工务段虢镇领工区党支部，革委会，工会，团支部
1973年9月12日
1973年9月12日，是我离开虢镇的日子，养路工伙伴们热烈欢送我的场面，历历在目。所以，这本日记也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我在第二页上郑重写下了一句话：“希望这本以战斗的生活开始的日记能自始至终保持这样战斗的精神。1975年4月10日。”
“东方红”日记的封面。
同时，我把夹在那本“光荣日记”里的一页纸取了出来，夹在这本“东方红日记”里面。
那是我在刚入学的时候写给党支部的“入党申请书”底稿。
距写这封申请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我的工农兵学员的生涯，也已经时间过半;但是这目标还没有实现，未免让人扫兴。这次去灾区，应当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争取“火线入党”!
在这个“大目标”之外，我还有一个“小愿望”。据说这次要去的目的地，离营口不远，我希望能找到机会去营口一趟。至于为什么要去，我说不清;是否应当去，我更说不清。
这个日记本的第一篇日记，是在抵达驻地两天后写的。
1975年4月10日，星期四，晴。
8日上午休息，下午3时将行李送往校门口，5时30分集合，6时上电车，8时进火车站，8时40分发车。下半夜1时左右，车到大石桥站，我醒了过来，一想到这里是地震灾区，我便立刻探头向窗外望去，然而这里基本正常，只是可以看到一些房屋倒塌的痕迹。
车停了很长时间，开动后不久就到达营口市。下车稍息片刻就出发了，营口车站广场比较大，搭了许多临时接待的小棚。地震的灾象有不少。对面一座三四层的楼房塌了一角，许多窗户也没有了。有的地方有些房子可能完全扒掉了，只有些痕迹。车站对面的大马路挺宽，两旁的房屋也没有什么损坏。拐过一个弯，两旁大都是临时搭的小屋。由于是夜间，看不大清周围的景象。
四五十里路一共走了五六个小时。所谓灾区，比我想像得要好多了。烟囱倒塌、房屋裂缝的较多，但房倒屋塌的较少见。最严重的是喷砂现象，许多地里是一摊摊喷出来的青砂，中央颇似火山口。
这里几乎全种水稻，四处水非常多。不知是地震形成的地下水，还是原来就是这样。总之加上许多渠道、小河，颇似南方水乡景象。
上午10时许，到达驻地──沟沿公社青天大队。据说这里只有一千多口人，而驻进的人仅我院就一千多，因此不少人还要住帐篷。但我们是住民房，房东很热情。
下午行李运到村外，因为前一天下雨，道路泥泞，无法通行，只好自己去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扛来后睡了一觉。吃过晚饭，开了个会就睡觉了。
今天清晨4时多，地震给我们来了个见面礼。我正睡得香甜，忽觉炕摇晃起来。睡在旁边的小宋大叫：“地震来了!”跳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
这时只觉整个炕在上下晃动，可以听到一阵轰轰的声音，但持续时间很短，以致小宋还未来得及跳下炕就停止了。不一会又抖动一下，接着就平静了。但这时同全家睡在外边的房东大叔紧张地来喊我们出去。我们就穿上衣服跑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仍没什么，依然回屋躺下。大叔跟进来说，刚才有广播。打开喇叭听了一会儿也没有什么。快睡着时又有一阵轻微地震。
朦胧中听见广播响了，说刚才地震是4.5级。
今天上午连里的黑板报办出去以后，就赶快抓紧时间写日记。
沟沿公社青天大队是我们的驻地。小桥流水，像是江南景色。(绘于1975年4月20日)
我们进入灾区的时候，距2月4日地震那天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大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和修复，我们所看到的景象，应当比地震刚过去的那些天要好得多。
关于这次后来被称为“海城大地震”的天灾，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迹：由于政府有关部门事前发出了相当准确的预报，并及时采取了大量措施，使地震造成的损失被降至最小。
据资料记载，这次地震的震中区面积为760平方公里，在地震烈度7度的区域范围内，有3个城市和11个县。事后统计，震区共伤亡18308人，仅占总人口数的0.22%;其中死亡1328人，占总人口数的0.02%。有专家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在正确预测地震的基础上，由官方组织撤离民众，明显降低损失的唯一成功案例”。所以，如此灾难便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光荣成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但是，后来也有人认为，这次所谓的“预报成功”仅是偶然;更有人对是否真有准确预报提出质疑，认为事属巧合、被利用为一场政治宣传。不管真相如何，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海城地震威力强大，但所造成的损失却小之又小;经历过那场地震的人，的确是万分幸运。
我们所住的民房，是经历了大地震后幸存的三间普通平房，中间的堂屋兼作厨房，有个烧柴禾的大灶，房东就在这里做饭。我们五六个同学占了东边一间屋子;西边本应是房东住的，可他们宁可住在外边一个堆杂物的小屋里，也不回家过夜。原以为他们是怕影响我们休息而有意回避呢，后来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房东是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自己单过;有时儿子或儿媳会过来探望一下，还有一个小孙女经常来玩。看来这次地震对他们家的影响不大，至少无人伤亡。老两口对我们都很热情，帮着烧洗脸水、整炕席，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很快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里外忙乎的只是老汉，那大妈很少走进屋子，就连在灶堂做饭也是急急忙忙的，左顾右盼，一副惊弓之鸟的模样。吃饭的时候，她总是坐在门槛上，一条腿在外，一条腿在里，呼噜呼噜地几分钟就吃完了。有一次正吃着饭突然广播喇叭响了，她噌地一下跳起来，扔下饭碗拔腿就往外跑，后来才反应过来，其实没啥事，是自己太紧张了。老汉笑着解释说，那天地震的时候，正赶上快要吃完晚饭，老太太当时给吓惨了，所以只要一吃饭就怕得不行，而且轻易不敢进屋。
我们所住的农家(绘于1975年4月10日)。
我们看那房子结实得很，那么大的地震都没倒，应当没啥问题。不料当晚就知道了地震是啥感觉。老天爷也可恨，凌晨四点多，是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觉得像在海船上遇到涌浪似的，左摇右晃上下颠簸，耳朵里如同严重耳鸣似的隆隆作响;我们还没来得及动作，地震就停止了。接续而来的两次轻微余震，实在算不得什么了。后来房东老汉说，2月4日那天的大地震持续时间要长得多，最可怕的感受是，地晃得根本迈不开步子，就更甭说跑了。
我们没有亲身经历7级以上的地震，无法想像究竟厉害到什么程度。这晚的地震才4.5级，对我们班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有的班级却发生了重大伤情。在农村的炕上睡觉，都是头靠炕沿脚朝窗户的。有个小子反应太快，地震刚发生他就惊醒了，坐起身冲着窗户就一头扑了出去，没想到让撞碎的玻璃划破了血管，立即被送到医院，输了2000CC血才抢救过来。看来有时候动作过于敏捷也未必是好事情。
我们班“五朵金花”之一的武玉文，恰好家在灾区。地震时她正在家里度寒假，亲身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地震全过程。她说：
那时我正在家探亲。腊月二十四，快过年了，我奶奶领着我去亲戚家串门，当时我就在炕沿边儿上坐着。那个亲戚去大队部了，回来的时候跟我们说，今天晚上小心点，好像要有地震;这个还不让说，怕说了以后大伙恐慌。
说着说着，我就听见有声音，特别难听，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也不知道是什么声音。我当时反应挺快，蹭蹭两步就窜出去了，跑到他们家的院子里头。地还在晃，一点都站不稳，晕晕乎乎的。然后我就看见天上那个亮光，比白天还亮。我这时才醒过神来：地震了!想到奶奶还在屋里，我又往回跑，到门口那块儿进不去，家里好几口人，都在门口那挤住了，谁也出不来。
然后就听见那个村儿里头哭的喊的闹的，又听见有的房子倒了、那个玻璃碎的声音。我顾不上了，就往家跑。这时地也不怎么晃了，到家以后没走大门，我顺着墙头儿就蹦院儿里去了，看见我爸我妈还有妹妹弟弟们，都在院儿里站着。一看这个，我心里头有点踏实了，因为都没在屋里。当时我们家人就是穿着内衣，从被窝里头爬出来就跑出来了。
天冷。我一看这冻的，哪行!我不顾一切跑进屋里，看见厨房的整个墙都倒了。我把我们家那棉衣服全都抱出来了，大家就穿上了。
我们家的地势高，看那个马路上那么多人吵吵喊喊、抱着被子抱着孩子的。我爸说去看看咋回事。听人说，我们村西头有口井，往外喷水，哗哗的，人们就惊了。我爸说，我就看看那口井喷出来是热水还是凉水，要是凉水就没事儿。我爸还挺明白，这一地震，挤压地表面，水就挤出来了。
大家都不愿意让他去，我爸没听我们的，自己就跑去了。回来告诉我们，没事儿，是凉水不是热水。
后来我妈妈说，哎呀，这地震挺厉害，这我们老人儿，死了就死了，你们这些个孩子咋办?
我爸说，别想那么多，没事。我们就在院里头搭了一个棚子，睡在棚子里头。但是当时是一会一阵、一会一阵，余震太多了，有的几分钟一阵，有的俩小时一阵。大队的广播一直安抚大家不要害怕，现在是余震。
后来就报了，说是七点三级地震，震中在营口海城一带。
多年后武玉文说到这些，仍是心有余悸。当时尽管家里遭灾，她还是按时返校，并与大家一起前往灾区修堤。巧的是，她家与我们的驻地仅隔着一条河，而她只抽空回去看过两次，没有耽误修堤劳动。她说，当时金文华是她们小组的组长，听说她家打算盖房，还想号召大家一起去帮忙呢!不过还是修堤事大，连武玉文自己都无暇顾及家里，一直坚持到完成任务后，和大家一起返校了。
2,修大堤
4月11日全体人员召开动员大会。据说这次地震对辽河、浑河、太子河的大堤都造成了破坏，辽宁省集中了几十万人力组成抗灾大军，开展大会战，一定要抢在汛期到来之前修复大堤。
会后，每人发了一套“装备”，包括一个帆布的垫肩，一双高腰雨靴，一柄丁字把的铁锹，这些东西真是实用。我们每天要扛许多遍装土的草袋，如果没有垫肩，身上的衣服撑不过半天;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尺把深的泥水里干活，蹚来蹚去全靠高腰雨靴，缺点是一天下来双脚捂得肿胀发白而且臭不可闻;那把铁锹和我在陕北插队时用过的槽子锨类似，钢质很好，远比普通纯铁的家什要锋利结实得多。这么一副打扮，有点像是古代披挂上阵的武士，自己觉得威风了不少。
1975年4月14日，星期一，多云，风。
几天来一直没有时间记。
前天开始到工地干活去了。离工地很远，要走半个小时。工作还是很艰苦的。第一天处理一条大裂缝，地下水涌了出来，许多人只好跳到水里干。但是第一天并不太累。昨天上午继续填裂缝，打夯时试验了一下我的“陕西号子”，颇感满意。
下午临时抽到公社买粮去。
今天全连突击大堤加宽任务，四点半起床，五点多出发，大家都比较拼命地干。最困难的是取土太远，工具不足，只能用草袋子扛。扛到九点多钟，真是又饿又累。咬了半天牙，一想在这种关头正是考验的时候，也是松劲的当口，终于坚持到吃饭。炊事员挺卖力，吃的粉条炖肉大米饭。下午又一顿油饼，晚上还要做黄鱼。
然而一天扛上百趟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连我的肩膀都压红了。这也是考验人的时候，许多人顶不住了，我总算坚持到底了。
五点多回家。下午没电，开饭要晚。利用天黑前最后一点光线写这篇日记。马上就要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两日天天预报有地震。第一天提心吊胆，根本没睡好，后来就不理它，只管睡觉，因为太累了。
我在修堤工地上。(1975年4月孔庆文摄)
这次大会战的声势令人惊叹。蜿蜒无边的大堤上到处是飘扬的红旗，遍布蚂蚁一般运送草袋的密集人流;大喇叭从早到晚都在广播，要么是高亢激昂的革命歌曲，要么是振奋人心的进度捷报，要么是朗读各单位宣传骨干撰写的表扬稿，要么是文艺宣传队的演出直播……那场面那气氛，真给人鼓劲!
不过，我们的劳动强度实在太大。干到第三天，许多人顶不住了。每天都是天没亮就起床，来不及吃早餐便立即上堤。刚开始大家还干劲十足，互相摽着膀子较劲，待到天亮就不行了，路边到处都是倚着草袋大口喘气的人。不是他们偷懒，而的确是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尽管有养路工的底子，也是咬着牙才勉强坚持到吃早饭。
幸亏我们的伙食给力，没有粗粮，细粮管够，大馒头敞开吃，大米饭也常见，菜也格外顶劲，不是有鱼就是有肉，我们从上大学以来还从没吃得这么痛快、这么解馋!
也幸亏我们那时年轻，即便累到四肢酥软几乎晕倒，只要饱饱地吃上一顿好饭，立刻就像重新打足了气的皮球，又是生龙活虎的了。
下工后第一件事情，是洗干净沾满泥土的铁锹。(1975年4月孔庆文摄)
犹如马拉松长跑总有一个临界点，只要熬过了那个时段，就会慢慢习惯起来。晚上收工以后，我们不再像开头几天那样疲累不堪全无精神了。房东老汉每天都殷勤地为我们烧一大锅热水，我们得以舒舒服服地泡泡臭脚侃侃大山了。长夜漫漫，无以消遣，同屋的人很喜欢听我讲故事，我讲的是“林强海峡”。说的是名叫“林强”的公安战士与绰号“大黑鲨”的美蒋王牌特务斗智斗勇的惊险经历。
“文革”期间有许多在民间流传的手抄本小说和“口头文学”，有情感类的《第二次握手》、惊悚类的《一双绣花鞋》、淫秽类的《少女之心》等等。《林强海峡》是其中之一，应属“谍战类”的。这故事是我前几年去五七干校探亲时听别人口述的，可惜的是，我只听了一个相当简略的开头，连大致的梗概都不太了解，所以只能随嘴瞎编。不过，我的“瞎编”相当成功，居然成了“评书连播”，连住在邻居老乡家的同学也来听讲，每天不讲上一段就不让我睡觉。
讲故事大大锻炼了我的嘴皮子和想象力，其实有许多情节完全是凭空杜撰。事后回想，不少桥段还是挺有超前意识的，比如“激光定距成像”、“爆胎汽车凭单侧车轮疾驶”、“巧借下水道从包围圈中逃生”、“深水炸弹击沉隐身潜艇”等等，都是多年以后我才在外国科幻小说或警匪电影中看到。说句开玩笑的话：我很怀疑他们是抄袭了我的“口头文学”呢!
讲故事的最大收益是可以多喝一些润嗓子的开水。别看灾区地震后地下水到处泛滥，那么多的水却因为污染严重而无法饮用，我们喝的水都是特地运来的，一个宿舍每晚只有两暖瓶开水供六七个人解渴。我便借机要挟大家：要想听故事就得保证供应我喝水!他们无奈，只得顺从。
通过讲故事，我自负地认为自己似乎还有一点写小说的天赋，应当把这故事写下来。几年后，有暇的时候便尝试了一下。没想到“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字完全是两回事，几次起笔都是无果而终，可惜我的“陈氏《林强海峡》”就此绝版!
据说我们这次修堤任务预计要用两个月的时间，结果却大大提前，从开动员大会到宣告完工，仅用了十来天。也不知是事前将总体工作量计算得太不准确，还是我们的干劲太大。
有一个细节十分有趣：每天广播站都会播报各单位的“进度捷报”，比如：某某战斗团全体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激励下，干劲冲天，今天完成了土方量多少多少，超过计划多少多少……。同学中不乏一些有心人，天天听广播，稍加计算便惊讶地发现，若是按照那些“捷报”所说，我们已经完成的土方量早都足够修筑好几条大堤了!可见吹牛说假话的成分不少。
吹牛说假话也好，实事求是也好，修堤的任务确实比预定的计划提前了许多。不可否认，这是大家豁出力气拼命苦干的直接成果。
1975年4月19日，星期六。
又是几天没记。
这几天任务不算太重，而且按预定的计划，在昨天基本完工了。今天又去收了收尾。其实昨天基本没干什么，只是因听说要来拍电影，所以上大堤装装样子。下午学习。
然而今天却发生了一次“冲突”，或曰“斗争”。
今天的主要任务是修整路面。排长命令就从堤坡取土垫在堤面上，这样可以省些力气。但却在堤坡上造成一些大坑，他又命令从近取土垫这些坑。我认为这样做是挖肉补疮，而且会直接影响大堤质量，于是坚决反对。经过一阵吵闹，才算勉强采纳了我的意见，从远处取土来垫。但后来仍有不少人为省力起见而在堤坡上挖土，我看后颇为气愤。
在这事中，也许我的脾气太躁了一些。但我现在深深感到，是否真正对人民负责，一举一动都是对每个人的考验。许多人嘴上讲得好听，一到实际中便往往要露出马脚。
对于这天与排长所发生的冲突，我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只是方式不好。态度简单粗暴，不仅伤了排长的面子，也引起许多同学的反感，认为我是想出风头。事后反思，觉得自己确实有问题，主要是入党心切，急于表现自己。不过，我对于自己这次没能“火线入党”有些耿耿于怀，却属于小肚鸡肠，因为我们班直到毕业都没有发展一名党员，可见党支部的成员并非对我一个人有成见。再过了几年，我发现那时没有入党应算幸事，因为后来“四人帮”倒台后，在那两年激烈的路线斗争中获取政治利益的人，不少成了被清理的“三种人”;我如果在那时入党，难免政治野心膨胀，最后还不知会是何种下场呢!
1975年4月23日举行抗震救灾总结大会，军代表表彰先进单位及个人。
抗震救灾总结大会上拍电影的记者。(绘于1975年4月23日)
文艺工表演朝鲜舞。(绘于1975年4月23日)
1975年5月8日辽宁省抢修堤防会战总指挥部颁发的纪念状，发给所有参加会战的人员。
3，了结心事
4月23日，召开抗震救灾总结大会。大会开得十分热闹，有大批记者在现场采访，文工团还演出了许多精彩的节目。
当晚，我们便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凌晨出发，徒步“拉练”数十里，去营口乘火车返校。
听说这次要途经营口，我心中难免躁动起来。从驻地步行出发，到中午在营口火车站等车，其间将有六七个小时的时间，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无比珍贵的机会。我找原先一同去三家子搞运动的小孔商量，看看如何能够提前抵达营口，利用那几个小时的空档办些事情。小孔提供了一个线索：一些体弱的师生和病号可以搭乘卡车前往营口。紧急时刻，顾不上脸面，我拉着小孔想方设法挤上了卡车。
天色微明，我们已经抵达营口火车站了，而徒步“拉练”的大部队，此时仍在途中艰难跋涉，至少还要四五个小时以后才能赶到。对我来说，这四五个小时实在太重要了。
我们到的时间太早，人们还没起床呢。初春的天气，依然很冷。幸亏火车站前的饭馆是通宵营业的，也没什么顾客。我俩随意吃了些东西，又耐着性子磨蹭了许久，直到天色见亮，才开始办我要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小孔是否了解我的心事，他听说要去找三家子的知青，很有热情。毕竟当初我们和那些知青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彼此还是有一定感情的。
按照知青组长周桂菊来信的地址，很容易就找到了她家。看到我俩，她又吃惊又高兴。聊了几句，就带我们去找另外几个住得较近的知青。他们看到我俩，都是既惊讶又高兴。
他们插队的三家子村子属于灾区，由于大震过后余震不断，仍然很不安全，所以春节以后知青们都没返村。据传说，近期可能有招工的机会，这是天大的好事，他们都在急切地等待消息。
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挨家挨户地拜访19名知青，而我又无法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心里着急却不能流露，真是郁闷之极。
我应当感谢周桂菊，其实她可能早就猜出底细了，所以，随后去的便是H家。
不知为什么，我已经记不清具体的经过，也记不清她家里的情况，只记得她正端着一盆水出门，发梢上还有闪亮的水珠。看来她仍保持着早起的习惯，刚刚洗过头发。
接下来的经过我也基本记不清楚了。我们应当进她家坐了一会儿，也应当看见她的一些家人。有那么多人在场，完全没有独处的机会——其实即使有独处的机会，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要看到她，就算了却了心事，我已经知足了。
大家聊了一些什么，我也记不清了，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
我所记得的，是她始终表现得很自然、很热情，有时眯着眼睛看人，眼神依然很清亮。好像我还是那个下乡搞运动的“工农兵大学生”，她也还是那个正在三家子插队的知青，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的事情。
小孔提醒我集合的时间快到了，大家送我们出门，他们还想送到车站，被我俩坚决劝阻了。告别时，我没有具体对象地大声说了一句：“今后有什么变化，告诉一声。”
我想，她知道我是对她说的。因为她很清楚地答道：“我会的。”
回到学校后不久，我接到了她的简短来信，她告诉我，自己已经被招工到一家纺织厂工作了。
这是一件好事情，我回信表示祝贺。
她没回信。
一年以后，我毕业返回陕西。待工作单位落实以后，给她去信告知情况。不久她回信表示祝贺。
我没回信。
再过了大约一年，她来信说，自己快要结婚了。我回信表示祝贺。
她没回信。
这段交往，就此了结。
回想往事，我觉得自己其实无法肯定，那段所谓的情感波澜，也许只是我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呢。我倒希望真是如此，这样对她的伤害可能会小一些。
我无法释怀的，并非这个让人惆怅的结局，而是我在那过程中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的言不由衷的虚伪与瞻前顾后的自私，让我看到自己内心丑陋的一面。尤其是那两封在最不应该的时间发出的最不应该写的信，使我永远感到愧疚。
我知道，这是一个不让人喜欢的故事，但我还是要说出来。一个人总该有勇气面对自己。
与三家子村几位插队知青的合影。左起：我，我的同学孔庆文，江志广，周桂菊，孙丽华。我们侧身站成一排，表情严肃，目视前方──那是当时常见的合影姿势，是从红卫兵时代传下来的习惯，以示目标远大，前途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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