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25教学一
在教育一线干了后半辈子(一)[本章共21小节，分八次连载]
(1972年—2000年)
1.“五七”师范
从1966年6月停课闹革命[ 其实在六月前就已经不像往年一样正常上课了。]到1970年初中复课，初中生已经三年多没学上了。复课后，几乎挤在了一块的小学生一下子涌进了初中校门，导致了师资紧张的局面。
这时全旗三十几个公社就有一百一十几个初中点，很多农村小学都戴了帽子[ 指虽然名义上是小学，但设有初中班。布淇浩学校就是这样的学校。]。
五七师范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招的生[ 爸爸回忆说他是1971年4月1日到五七师范进修，三个月后分配到本公社的布淇浩学校的。]。
原定培训半年上岗工作，可开学第一堂听课后，只剩下七八名学员了。
这是因为，我们这批九十一个学员，绝大多数是老高三毕业生，也有部分是高二的。还在听课的都是高一的，因为讲的课是高一的内容，高一学生还没学完全年的课就停课了。而其他同学一看讲高一课就都不听了。我们这批学员有本地前十几年的高中毕业生，年龄比教师还大的都有，还有不少的天津、北京的下乡知青。
天津、北京的知青中真有素质高的。有外语附中学过六年外语的，有准备考广播学院的，有下象棋能和全盟冠军一比高低的，有体育挺棒在全旗有名的。
学员绝大多数真的没必要再培训。学校和旗领导研究后决定叫我们下到各中学实习一个月，回来后又派我们以旗宣队名义到虫灾区帮助生产队灭了一个月的虫，之后又批了半个月的《凯洛夫教育》，搞了十来天的定向教育[ 因为是哪个公社来的回哪里，所以针对要回去的地方做针对性的教育。]，就分配了。
我刚入学初，不劳动了身上的肌肉都紧，每天早上常用拳头打墙。有一天学员抹房子，两伙人四个人拎泥，别人拎几桶泥就累得要换人了。我接过一个桶，一拎就是一上午，不用别人换，正好发泄。看来知青们很少有像我这样当过农民的。
可我也能吃，把他们吓了一跳。有次去旗委田里铲地，中午送来包子，一般学员吃四五个，也有吃七八个的，可我与刘书记——他当老师不久后就调到国营农场当书记了，每人吃了十四个。大家很奇怪，个子不高饭量这么大!
回来到了广场上，男学员们比试爬吊竿，二十几人中他们只用双手没一个能爬上去，我却可以不停地连上三次。看来这饭不是白吃的，它是长力气必需的。
在五七师范时曾有过一件事，孟家窝棚的一位农村妇女难产要输血，大夫到师范求助，我们去了二十二名同学，有六名血型对上了号。当给病人输血时其中三位可能是紧张，说什么也抽不出100毫升血，有一个人曾扎了三次针管才输了六十毫升。而我与师范的王维道老师等三个人，每人顺利地输了100毫升。大夫把针管扎入我的血管，几乎不用大夫抽血，血就自己往针管里流。
我笑着对大夫说：“我的血不值钱，又好抽，你多抽些吧!”
大夫说：“学校只允许每人100毫升，不能多抽!”
来主动献血的二十二人多是党团员，而我只是普通的群众，因为我高中连团都没入上。为了挽救人的生命，我尽力做到我能做到的。
我被分配到本公社布淇浩学校上班。
出发那天和父母打招呼时，父亲绷着脸说：“这村的父老乡亲谁家的灶坑门冲哪开我都知道，没有一家的饭我没吃过。我工作时乡亲们对得起我，你今天上班到那里，你如果干不好，叫我听到个一二来，我打断你的狗腿!”
我的妈呀!儿子的腿可经不住你的打。再说，不用您老嘱咐，我也不会让你听到个一二来。
你们相信吗?这竟是一个“扩大化”刚放出来不到两年，手还拄着拐杖的“内人党”“地下反共军黑司令”对儿子的叮咛[ 爷爷性格的暴烈是在村中出名了的。]!
2.老校长的夸奖
布淇浩学校的老校长是全旗三个最有资格的小学老校长之一。他叫李秉书[ 于1989年去世，是癌症，胃癌还是肝癌我记不清了。他的大儿子叫李光，曾经在银行工作。女儿叫李燕，曾经是爸爸在布校的同事，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后留北京在一个部委工作了。]，出身也是地主成分，“文革”时也挨了斗。他管理学校兢兢业业，布村离他在公社的家十里多路，他周日很少回家，常在学校的农业基地里撵猪拔草，看护校田比自家的还上心。
在我独自住校期间，老校长经常给我讲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故事。记得有这么几件事。
我问老校长：“过去[ 指解放前，特别是日本占领东北时期。]你们读书时学日语吗?”
他回答：“东北各公立学校是必须学日语的，要求所有中国人都学日语是日本人奴化中国人的一种手段。日本老师有的人还是挺和蔼的，也常常和中国大一点的学生交心谈话。”
我问他：“你们问没问过，他们的祖先是中国人吗?他们承认吗?”
他回答说：“没人在旁边的时候，有的日本老师也偷偷地讲，他们承认90%的日本人的祖先是从中国过去的[ 有没有讲是秦始皇时徐福带五百童男童女过去的，爸爸说李校长记不清了。]。”
他还讲：“日本老师讲过，他们的房顶上都有种水稻的[ 真假不知，无法核实，整理者分析可能是人多地少的压力。]。日本人喜欢吃糖，有时还会把糖给和他关系好的学生吃。”
老校长还和我讲了解放初他们当校长的经历。那时全旗也召开学校领导会，他们那时到架玛吐[ 在科尔沁左翼中旗东中部，距离巴彦塔拉约60公里，这是百度地图测量的结果，当年没有公路，可能距离比这还要长。]开校长会，要自己背上行李卷，还要背上20斤粮，步行走一两天才能到齐开会。
老校长说：“你们现在生活也挺苦，但比我们刚参加工作时条件好多了，根本没法比。你要好好干工作，对得起国家对你这个高中生的培养!”
我记住了这个地主出身的老校长的话。
就是这么一个地主出身的校长，仅“地主”一条就把这个全旗资格最老的三个老校长[ 另一个姓项，还有一个爸爸不记得了。]之一的老李头斗了个半死。当然，他1989年去世后镇里还为他召开了追悼会，挺隆重的，老校长也该合眼了。
我到校后在学校自己做饭吃，住在学校，常常帮他一起在学校里干活儿。社员们知道我会编筐的，不少人来求我帮忙，我白天上课，晚上常常在月光下为大家编筐。
其实，许多社员都会编筐，但大多数人编得不好，知道我编得快编得结实才求我的[ 据爸爸讲原料不缺时，他编一只筐只需大半天时间。在1980年左右，他和钱叔编的筐在当地供销社卖2元一只，而普遍社员的筐只能卖1元一只。彼时爸爸的工资是30.5元，这个物价水平供读者参考。]。我不能驳了大家对我的信任，多为大家做点事也没啥。
老校长通过对我一个来月上班的观察，竟对社员们这样夸我：“这小伙子，这是生长在这个时代，要是在过去[ 指解放前。]，干啥也能养得起十口人!”
我的天哪，我可不愿意养十口人，今后把一切精神头用在学生身上吧!
3.全旗统考第一
自从我和老同学朱×[ 朱芳，我初中同学朱永权的父亲，后历任镇长、旗物资局长、盟物资局长、通辽市税务局局长，现已去世。]来到本校，学校在各方面都上了一个新台阶。比如每年开一次运动会，晚间老师们上夜班备课等等。
教学质量明显提高了，同志们干劲十足。我二人是教初中班主课的。学校小，只十几个班[ 布校在整理者上学时是五年制小学，每一年级有两个平行班，共十个班级。此外还有三个初中班，我们叫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在爸爸参加工作时，布校的初中班只有一个初中班，是六年级。]，二十几个教师，没有平行的初中班，我们还都兼了几门别的课。
1972年进行了“文革”后的首次初中全旗统考。成绩公布了，布校的统考成绩在百十几所中学中排在第一位。同志们、社员们都传开了，乐坏了。取得这个成绩，特别要提一下我的老高三同学，返乡知青朱老师[ 从这个称谓上看，朱大伯家当年是农村户口。]，他不但是个高材生，而且他的组织能力、工作能力都比我强。除了领导学生劳动他没有我带得好[ 爸爸带的班曾经和他带的班比试过。]，其余样样都行。可惜的是后来教育这行没能留住他，他改行从政了。
自1972年统考之后，这个学校的先进称号一直保持了二十来年，直到九十年代初中点撤掉[ 爸爸回忆说全旗的初中点共百十余个，布校是最后撤的，但撤后仅两年又恢复了，这是仅有的一两个被撤后又恢复的初中点。当然，在2010年整理者回故乡时，布校不仅没有初中班，连小学也没有平行班了。计划生育的后果已经显露，之后(2013年?)，布校被撤消。]。
4.社员恩情我一生难忘
在校独立生活的时间不长，我把家搬来了。
家就是学校大门对面的侯大娘家的北炕。大娘的儿子[ 侯坤，参军回家后在生产队开拖拉机，绰号侯大油门。]当兵，家务活我们夫妇二人帮着做一点，两好轧一好，上下班挺方便的。我落户在本村第一生产小队，队长、社员们待我如同一家人，使我深为感动，终生难忘。
我是押粮户[ 指是城镇户口，但吃粮需要交钱从生产队上领取的人。押粮户可以不参加生产队组织的出工劳动(当然如果你想参加劳动也可以，会付报酬或折算成分红工分)，而且无论生产队收入高低，每年360斤的口粮是要保证的。一般农户就不一定了，如果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好，可能分不到360斤，差额部分需要国家补足，叫返销粮。]。公社在这个队有二十多户押粮户，学校也有六七名公办教师押粮在本大队[ 指布淇浩生产大队，现在叫村。原来的公社现在叫镇。当年这些行政级别的人都不算政府人员，所以政府人员的数量要远少于现在。]的各小队。押粮户和队里的关系是，你吃粮、吃油在队里领，交了钱发给你口粮，除此之外没有其它更多的利益关系。
而我准备了一年，打算盖两间土房。当我向队中说要买二车秫秆[ 高粱茎，东北叫秫秆。可以来编席子等生产用具或做房子的顶棚材料。]后，队里挑最好的地块一下子给我拉了三车，而他们明明知道我连两车的钱都交不起。
秋天，我紧巴巴地只凑到了五十元[ 大约二百元才够。]口粮款到队里交给会计[ 贾述华，我一、二年级的班主任贾国富、同学贾丽荣的父亲。之所以会这样对爸爸，我认为与之前爸爸曾经为社员们编筐有关，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队长和会计都说：“知道你要盖房，用钱的地方还很多，今年的口粮款先别交了。你是个红脖子汉，过两年手里宽裕了会给队里补交的，我们放心!”
看，许多押粮户是不拿来钱不给粮，而我交钱队里反而先不收，大家是多么信任我呀!
那时候，队里常常分一些零星小物品，比如每户一捆葱啦，一家给卸一小堆茬子等等。这些押粮户是不该享有的，因为这些东西不走账。可是车老板子到我家门口，分什么都给我卸一份，哪怕是一堆喂猪的烂菜，都少不了我的份儿。甚至关场院门[ 指秋收打完场之后。]时小队社员喝酒庆贺一年的收成，也来人把我叫去喝。我不去，他们还往学校给我送一瓶，这事引起了当时的副校长李××的嫉妒。他也是押粮户，在本村工作十多年了，他们小队从没对他这样过，他觉得很没有面子。后来他给公社写我的黑材料，就有我这一条“罪状”，白收队里的东西。
一句话，社员们根本没把我当成押粮户。
最使我难忘的还是我盖房子这件事。第三年夏初我要盖房，头一天和队长说要两辆马车拉坯，可第二天几个老板子都要来，结果队里仅有的三辆马车都来了，牛车也来了两辆。六十多户的小队，社员们几乎全来了!我原来准备两天干完的活[ 拉坯拉土、砌墙、戳排、上梁、上房薄这些通常至少要两天。]，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我招待不过来了。我急了，打发一个老师去代销店[ 供销社分设在该村的商品买卖机构，那时不准个人经商，整个村只有一个代销店。]赊了两条迎春牌香烟[ 社员们只有过年时才会买两盒烟招待客人。]，以表示我的受宠若惊。而社员们呢?大家一合计，中午轮班吃饭，木工中午带几个人上梁，下午大家就直接把房薄[ 指房顶的顶棚部分的铺海岬拍子或苇芭子及覆土工程。]上完了，两天的活一天就给干下来了。
在上午，还有一事使我吓得不安。马车拉土坯，一般一车装上二百四五十块，多的可装二百八十块。可有个老板子一车竟装了三百六十块!这足有六千五百斤，进院的时候有个坡儿，车一颠后边一下子掉下了三十多块坯[ 接近700斤。]，车辕一下子就重了，把辕马的腿都压弯了。五六名正在院里干活的社员赶紧跳上车后扶站着[ 如果社员没有及时跳车后边站着平衡重量，辕马就被压坏了。那生产队的损失就大了。]，才把大车拉进了院。
这种恩情待我，我有什么理由不拼死工作，做出成绩呢?!
那时我每月工资30.5元，但我从没因工资不高影响了工作情绪，我要对得起把我当亲人一样看待的乡亲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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