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要素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建构性分析

——实践逻辑域中的思考

（《经济学家》2012年第8期）

    摘 要：马克思主义视域的“生产要素规定”蕴涵着特别的建构：在内涵逻辑上，其由主体和客体的历史行动所“实践摹写”，因而在规定性刻画上需要遵循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的两方面实践逻辑。其划开了“劳动”和“资本”，成为“实践结构”——实践中介和社会作用过程。它扬弃“认识”于实践活动中，达成生产方式的社会历史的共构，谋划着大写的社会生产关系范畴。因此，其不应理解为知识的构图,而是历史的构图和社会实践的构图。作为实践性质的社会存在，它最终定格为各种实践态的“主体”和“客体”，形成它们之间的能动结合，形成为社会结构。 

        关键词：生产要素；主体；客体；实践；批判；建构

        马克思主义生产要素理论是实践性分析议题。其建构性分析蕴涵着“批判”，是批判与建构的历史和实践的两方面统一。因此，全部讨论分成四个部分：一、二部分是理论性阐述和论证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交代“问题意蕴”，也是全文的“总论”，第二部分作为理论阐述的主体；第三部分是“生产要素模型分析”，这是建构性分析的主体；第四部分是理论和实践总结，指明生产要素规定——作为“理论（生产）”，其在批判和建构方面的实践意蕴。

一、引论：问题意蕴

资产阶级完成了的生产要素理论逻辑是社会物象关系的“资本”分析，与马克思《资本论》确立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分析恰成鲜明对比。比如，马克思讲到：在“三位一体的公式”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1]940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对立的“实践观”：认识实践观与社会实践观，根植不同意蕴和意义的“哲学基础”。前者是辩护性哲学上的建构，后者是批判性“哲学”上的建构。在对象——研究对象分析进路上，可以将之甄别为：基于“物象二重性”的理论架构以及基于“劳动二重性”的理论架构。劳动二重性形成对物象二重性的实践批判。

所谓物象二重性，是一种资产阶级认识拟制“特别实践”活动，也是据此指导理论生产的“实践原则”。其在对象环节坚持关于“物化”的认识投放，形成“物化世界”理论，——波普尔将这一纯粹世界观和认识论称为“客观知识论”。“第一世界是物理世界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世界是精神世界或精神状态的世界；第三世界是概念东西的世界”^[2]164-165。主体和客体相互隔开，安置于自足的认识领域中，作为同等认识元素对待。导致在研究对象环节进而坚持物象化拟制，形成“社会物象关系”认识要求。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物化（或“经济拜物教”）意识。资产阶级学者倾向于：“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作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试图证明：“资本的存在是人类生产的永恒自然规律。”^[3]56-57因此，“决不能责备重农学派，说他们……把资本存在的这些物质形式——工具、原料等等，当作跟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的社会条件脱离的资本来理解……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功绩也就在于，“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4]15-16引致马克思的批判：“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5]3

劳动二重性所形成的“批判”归根结底在于，彻底否定由物象二重性确立之“物化－物象化”结构性认识互译。其将物化生产建立为“实体关系”（实在），又得以利用“物象化”（物化的普遍性现象）拟制出虚假的社会存在，构造经济学的“永恒研究对象”——社会物象关系，即所谓“意义”。通过认识拟制，存在同时处于“物化”（世界）和“物象化”（社会）中；这样，实证变成存在的自我“确证”以及“验证”——寻求物化生产与物象关系完全等同的社会认识关系。劳动二重性旨在全面拒绝这种资产阶级“虚假二重性”，根除其永恒、绝对的概念、知识生产观，还原认识生产本原，杜绝和撤除科学主义以及以之为基础的解释学的逻辑分析，确立以“历史主义”为内置规定的发生学的逻辑分析。归根结底，由劳动二重性所确立的“实践观”恰恰是“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5]4，以及进一步建立本质与现象的实践连结关系，就是说根本地否决了这一点：“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了”^[1]925。而必须将劳动二重性规定视为“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的规定^[6]282。这实际上也就确定了历史主义“对象——研究对象”，促成马克思自豪地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声明：“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后者又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7]8-10。相应，其实践性进路也就在于：由“批判”转向“建构”——由纯粹批判转向蕴涵批判的建构。

二、生产要素的实践构图：由历史主义对象到历史主义研究对象

物化生产“提升为”历史生产是建立“社会存在”规定，从而还原了存在由历史规定和生产的状态。历史的社会存在（对象）的生理结构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这将生产要素在存在规定上建立为“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以及“交换关系”。马克思说道：“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归根结底，这些“存在”规定确立了一种统一的社会规定：“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据此诘问：“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因此可以说，也正是这些“存在”规定使得一定的历史存在和社会生产关系合一，将自身提升为“社会存在”规定，完成着这一点：“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8]345

研究对象总由对象生产。但是，只有实现对象的“历史主义”定格，才能够进一步将研究对象实现为关于“社会存在”的研究，以至确认马克思所说的：“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5]24这是关于社会存在与其范畴的高度统一的研究，因而是真正意义的理论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同时是存在和范畴，因此是社会存在的具象的构件。所谓“生产方式”，不过是生产存在的一般规定（劳动过程或所谓的“生产一般”）所建立的对“特殊生产形式”（这里指商品生产的特殊社会形态）的关系，犹如马克思说的，“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7]229-230与之对应，所谓“生产关系”，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存在所建立的内在的实践规定性，是“特殊生产形式”的内容；而所谓“交换关系”，则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存在所建立的外在的实践规定性，是“特殊生产形式”的形式。它们形成实践连结的特殊生产（形式）。

鉴于资本主义这种历史“生理学”，马克思将资本的生产要素建立为它的内部结构，亦即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马克思看来，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8]141“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5]24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相遇的历史生产时代特点是“物的依赖关系”。就是说，“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现。”其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特定纽结致使“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关系的物化”是该历史发展阶段的研究本题。其特征是：首先，“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其次，“个人……受抽象统治……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再次，“资本……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最后，“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的是原始的生产方式”，“因此，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换言之，“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9]104-106、111、287、391}

但是，资产阶级所删除的恰恰是“生产关系”环节的社会存在规定。由此使社会生产沦落为无历史的纯粹物的生产——它的条件和形式。例如对斯密而言，“劳动的物的条件，都天生是资本。”^[3]55“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资本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换句话说，把资本家还是作为非资本家——因为他还只是正在变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要素，说成是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条件。”^[9]456-458这种“生产方式”解决纯粹共时的经济物量关系：资源配置。在外表上，致力于解决纯粹契约关系及其形式。势必引发关于“生产方式”与“交换关系”的认识虚假，产生“虚假二重性”。

但是，“资产阶级以前的历史以及它的每一阶段也有自己的经济和运动的经济基础这一事实，归根到底不过是这样一个同义反复，即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9]487-488马克思因此指责，“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下述说法是极端荒谬的：‘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具有自然真理的性质……财富的分配却不是这样。这种分配仅仅取决于人类制度。’”而实际上，“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与‘财富分配’的规律是不同形式下的同一些规律，而且两者都在变化，都经历同一历史过程，一般说来，只不过是一个过程的各个要素。”因此，“如果把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当作出发点，那么，机器只有在同活劳动的对立中，作为活劳动的异己的财产和敌对的力量，才能产生出来；换句话说，机器必然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但是，同样也不难理解：机器一旦比如说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也不会不再是社会生产的要素。但在第一种场合，机器的分配，也就是它们不属于工人这一情况，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在第二种场合，改变了的分配将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10]361-362

据此，马克思说明：生产要素历史归纳和演绎的恰恰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因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9]220马克思因此阐释了这样的批判：“所有现代的经济学家，无论偏重经济学方面或偏重法学方面，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最初的所有权根据，而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说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这种前提本身是建立在交换价值这种支配着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总和的经济关系本身的前提上的，因而它本身是资产阶级社会即发达的交换价值的社会的历史产物……所以一切古典经济学家，直到李嘉图，都喜欢把这种来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观点称为一般规律，但却把这种规律的严格的现实性驱逐到还不存在所有权的黄金时代去……驱逐到经济学上的原罪以前的时代去……于是，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奇怪的结果：资产阶级社会的占有规律真实性竟不得不被搬到这种社会本身还不存在的那个时代去，而所有权的基本规律不得不被搬到这种社会本身还没有所有权的那个时代去。这种幻觉是显而易见的。”^[10]464毫无疑问，马克思对于生产要素的社会存在规定的系统性分析根本性粉碎了物外观的生产分析框架，铲除了普遍永恒资本之符咒。

三、生产要素模型分析：实践逻辑体系

资产阶级要素分析阐明的是“世界——社会”构图。这种“世界”按其本性与历史无涉，这种“社会”就性质而言则是物象化上的构图。“资本，土地，劳动!”“在这个公式中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在资本旁边，在一个生产要素的属于一定生产方式、属于社会生产过程一定历史形态的这个形式旁边，在一个与一定社会形式结合在一起、并且表现在这个社会形式上的生产要素旁边，一方面直接排上土地，另一方面直接排上劳动，即直接排上现实劳动过程的两个要素，而这二者在这种物质形式上，是一切生产方式共同具有的，是每一个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而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无关。”但是，“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因此，在这里，对于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生产过程的因素之一，我们有了一个确定的、乍一看来极为神秘的社会形式。”“与此并列，又有土地，这个无机的自然界本身……最后，作为其中的第三个同盟者的，只是一个幽灵——劳动，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如果我们就它在这里所表示的意思来说，只是指人用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人类一般的生产活动，它不仅已经脱掉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会为转移，超乎一切社会之上，并且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尚属非社会的人和已经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1] 921-924}

马克思否决资产阶级“三位一体的公式”是通过赋予要素分析历史实践的性质。因此，“根本的问题乃是在于，要把三大存在类型的归根到底的统一、它们在这种统一之中的结构差别以及它们在伟大的不可逆转的世界存在过程中的先后顺序当作从本体论上进行自为思考的核心来加以理解。”^[11]25-26坚持实践性归属，将主体和客体安置在历史中进行构图，所获得的“生产要素范畴”在认识（生产）上既是认识支架性质的，同时又必然是历史支架性质的。这使其进一步获得商品生产上的一般规定，这种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具有不同的“特殊形式”，因此，毋宁说它是关于“特殊生产形式”本身的抽象，是建立对“特殊生产形式”历史总体的理解。这种模型本身是发生学逻辑模型。其次，它必然获得实践的理论外化形式，生成真正意义的方法论实践活动，形成蕴涵历史方法的“数学方法”——其本身即表现为一定形态的理论模型。就是说，“模型”作为方法论实践活动的具体形式，是和“逻辑”（分析）同构的，由此，逻辑模型本身（关于“发生学”的刻画）在模型构造活动中具有源始性关系和地位，发挥基始决定作用。逻辑模型可以说是特殊的“存在论”。理论模型可以说是这种特殊“存在论”的知识论形式。因此，理论模型决不是一种解释学图式。它不是将“假设”显露出来，而是显露历史生产的特定社会类型，本质上是对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认识呈现过程的定格化，是实现了的“认识自然形式”，好似一个“先验的结构”。因此，也决不是单纯的思想工具，乃至是自足、自明的语言拟制。它有前提和基础，——就是必须坚持以发生学逻辑为“批判性规范”。由此根本拒绝了这一点：“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因为“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8]143

马克思主义模型分析的实践性质使之与资产阶级体系的“对应物”即纯粹数学分析迥异[①]，——后者“以这种有缺陷的知识的自明性而自豪，并且以此而向哲学骄傲”，但是，“这种数学认识是一种外在的行动，它把自身运动着的东西降低为材料，以便以之为自己的一种不相干的、外在的、无生命的内容。”^[13]28-30归根结底，“这种观点已经支配了实证主义……借助于这种方法……数学‘语言’不仅仅是达到对物理现实（即物理的存在的自在的存在）的物理解释的最精确的辅助手段，最重要的中介，而且是对人来说的重要现象的最终的、纯粹思想上的‘语义学’的表述，用这种表述可以在实际上无限制地运用于现象……作为‘或然率极高的’数学形式最简单的‘最精巧的’表述的假说表达了所有需要科学成为对在任何发展阶段上的事实进行操纵的要求。”然而，“这种概念普遍化为一种‘世界图像’完全是在科学领域之外。”^[11]394-396

从发生学逻辑模型角度，生产要素形成了关于“资本”（社会存在）的实践阐述。因此，它说明：“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7]198同时也必然意味着：“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5]24依据马克思的这一阐述，可以设立如下理论模型：

W（X, Y）= W₀  +  X^x  Y^y                              （1）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上的两要素结构模型：表达生产与分配的特定的实践结合关系。X为主体要素类型，Y为客体要素类型，x、y为其对应的社会分配率。W对应为资本主义社会总产品价值，亦即，以“商品（货币）”为表征形式的社会财富。W₀即为财富的社会保留值，它通常直接体现在社会客体要素之上，——马克思将其技术构成对应称为“生产资料”。这样，在“补入”价值创造分析情形下，可以写出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生产与分配的总的实践连结链条。即为：

W = W（L）= c + v + m = W₀  +  X^x  Y^y                   （2）

起内在制约作用的是以下的转换性理解公式（P一般性地代表“生产要素”——其社会的实体或结构形式）：

W（P (L)）= W（X, Y）                              （3）

前者为实际的生产过程，后者为社会生产过程，——这后一过程显然将“分配”建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因素了，即“是在生产关系本身内部由生产关系的一定当事人同直接生产者的对立中所执行的那些特殊社会职能的基础。这种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会的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因为生产要素是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形式，所以实际地发挥着实践连结作用。亦即：“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么，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1]995

由于（2）中隐含了条件：W₀ = c（不变资本保存或转移“旧价值”），导致x、y可以分别取v／（v + m）、m／（v + m）的社会值。即可得到如下商品价值构成的等价公式：

W = c + x（v + m）+ y（v + m）                       （4）

但是，“超越资本”的现实力量结点恰恰在于社会分配关系本身。从数值上看，就是y不断偏离它的社会值，产生所谓“剩余（价值）分享”的普遍性社会经济现象。这可以通过生产要素模型的动态化来处理。设定变形的等价公式为：

W = c + x（v + m）+ y₁（v + m）+ y₂（v + m）          （5）

从而可以根据社会博弈的经济图像，将两要素结构模型历史动态为“三要素结构模型”。引入社会博弈变量——第三要素类型（Z）。（1）、（2）改写为：

W（X, Y, Z）= W₀ + X^x Y^y Z^z                          （6）

W = W（L）= c + v + h + m₁ + m₂ = W₀  +  X^x   Y ^y   Z^z             （7）

在形式上，x、y（y₁）、z（y₁）的数值分别取v／（v + m）、m1／（v + m）、m2／（v + m）的社会值。主体和客体成为与“第三要素”对立的“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第三要素则定格为“社会知识”（在技术构成上属于“知识资料”）。社会博弈的数量值设为D。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关系进一步构造为：

W = c + v + h +（m₁ -D）+（m₂ +D）                   （8）

式中，m₁ - D、m₂ + D分别表示了由第二要素和第三要素所实际占有的社会剩余量。亦即，当D恰好等于m₂的负值时，“社会知识”全部落入客体要素中，毋宁说，这时的“知识要素”也就是社会客体本身；换言之，当存在Z时，Y只相当于客体要素I，而Z本身并入或相当于客体要素II。另一方面，当D恰好等于m₁的负值时，“社会知识”则全部落入主体要素中，毋宁说，这时的“知识要素”也就是社会主体本身；亦即可以说，当存在Z时，X也只相当于主体要素I，而Z本身则并入或相当于主体要素II。这是实践和社会构造的空间，也是真正意义的主体性要素的社会生成（活动）。从而引出“人力资本”（式中，以h代表其社会预付值）的规定性问题。

（8）式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商品价值构成的“历史变形”公式。其实质过程是马克思上面所说的：“在第二种场合，改变了的分配将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这是两种历史生产方式的社会共构。在前一生产方式中，“机器（体系）”是绝对的社会主导力量，——“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7]487于是，“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同机器体系一起，——以及同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一起，——不仅成为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社会真实，而且还成为可以说是工艺上的真实。”^[14]568就是说，这种生产方式按规定性总是导致：“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即机器体系……在机器中，尤其是在作为自动体系的机器装置中，劳动资料就其使用价值来说，也就是就其物质存在来说，转化为一种与固定资本和整个资本相适合的存在，而劳动资料作为劳动的直接手段加入资本生产过程时所具有的那种形式消失了，变成了由资本本身规定的并与资本相适应的形式。”^[10]207-208在后一生产方式中，如果说“资本在其真正发展中使大规模的劳动同技能结合起来，然而是这样的结合：大规模的劳动丧失自己的体力，而技能则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机器中，存在于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发生作用的工厂里。”^[10]21那么，劳动与资本在战场上的捉对厮杀——作为两股冲突性的结合力量，其质的历史变化就发生在结合它们的“工厂里”。这就是“企业价值构成”（c + v + h + m）实践性议题的提出^[15]。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从主体出发的资本规定，即“人力资本”；它进一步将资本构成历史改写成：c + v + h，导出截然不同的历史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至此，（3）式具有了不同的实践性态：

W（K (L)）= W（X, Y），以及W（H (L)）= W（X, Y, Z） （9）

（9）式中，前者的资本社会结构（K）由“c + v”代表，对应的要素实体是主体与客体的社会对立化的形式，要素结构形式是“第一要素＋第二要素”，它们直接以对方为社会博弈中介；后者的资本社会结构（H）由“c + v + h”代表，对应的要素实体是社会主体、社会客体及其中间形式，要素结构形式是“第一要素＋第二要素＋第三要素”，它们形成以主体生成为中心规定和构造的社会博弈。这说明，“人力资本”恰恰扬弃资本，是作为扬弃资本的规定性蕴存于社会存在结构中，它达成对自身的否定性。但这种否定性同时是实践性，是真正意义社会存在结构的不断的生成性，因而谋划着大写的社会生产关系范畴。

四、简短总结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生产涵盖一种“生理结构”：对象——研究对象。马克思《资本论》是对“生理结构”的历史规定上的校正和理论的批判性建构。它涵盖着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全部批判——认识批判和实践批判，蕴涵实践性批判的建构路径。由此，生产要素分析构成历史规定存在乃至社会存在呈现自身的实践中介和理论结构。它将社会存在与其范畴的统一写入实践性行程，使批判获得“内部性”，生成历史、存在、认识的实践统一。在当下，生产要素规定整体构筑在劳动——（人力）资本的实践中介中。它承载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历史“共构”，映照着两种生产关系范畴——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社会共构”，致力于完成“历史导引”的任务。

经由《资本论》卓越奠基的政治经济学则不过是进一步推进批判，使之定格于“改变世界”和化为物质力量之“批判的武器”。这种“批判”说到底是建构，即在解除资产阶级认识虚假性的基础上摹写大写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理论。这是绝对的“历史主义”和“实践主义”。这些规定促成真正的实践性，使之指向“革命的实践”。这要求生产要素同时是大写的“范畴”、“理论”以及“认识”，并始终坚持于历史和实践中生产自身。这种“生产要素”唯一地只能是历史规定、实践规定，是这种“规定”映照下的社会存在规定。

原文载经济学家, 2012(8): 11-18.  ：许光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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