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领先特征
毛泽东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并且与上层建筑、生产力相联系,主要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是研究经济技术发展问题,即生产力问题的。毛泽东不仅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全面地继承、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使之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对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创建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了广泛持久的实践探索,都取得了亘古未有、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和人间奇迹。要充分认识和积极宣传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领先性特征。认真学习、整理和传播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重视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者和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第一节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奇迹和特征
早在1928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在整个中国的经济都还相当落后的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毛泽东硬是把一个人烟稀少的穷乡僻壤,搞成了一个市场欣欣向荣、经济建设基础扎实、农民生活有声有色而且经济独立发展的地区,并且使一个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企业的偏僻、贫穷、落后的几百个农业村庄,成功地支持红军,而且是在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不断侵犯的情况下完成的。
从1931年到1934年红色政权的首都瑞金,毛泽东被当时王明操控的党中央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仅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从此,毛泽东“两耳不闻战争事,一心只读经济书”,深入农村,不耻下问,和农民群众相结合,专门研究工农群众当家作主如何发展经济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成为革命根据地著名的经济专家,并取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严密封锁下,毛泽东率领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央领导亲自带头,以身作则,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以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为总方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国营经济为主体和领导力量,并且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国营经济绝对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及其发展方向,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和促进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坚决消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主经济、汉奸经济、卖国贼经济、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经济,努力使新民主主义经济有计划、健康、有序、有效地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充分保障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和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和奇迹更是惊人,曾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多预言中国经济上将得零分的经济学家大跌眼镜。旧中国是个极其贫穷落后的国家,不用举更多的例子,在当时连火柴、蜡烛都叫洋火、洋蜡的时代还能有什么呢?可是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民党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无休止地捣乱和破坏的极端困难局面,在短短的二十七年中,在政治上针锋相对地斗争,在经济上改革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千方百计发展国民经济,迅速建立起独立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国民经济体系。
在农业建设和农村发展方面,主要靠人力修建了8万4千座水库、1万公里江堤、17万公里河道堤坝,新增3亿亩灌溉面积,把灌溉动力从12.8万马力增加556倍达到7122万马力,基本完成了水利建设,为中国的粮食增产打下了第一个要素基础;除了提倡有机肥生产外,还把化肥使用量从无到有达到1000万吨,完成了粮食增产的第二个要素的基础;在种子改良方面,1974年袁隆平杂交水稻试验成功,解决了粮食增产的第三个最重要要素;通过农垦建设和农业学大寨,改良并增加了大量的耕地,完成了粮食增产的第四个因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几千年来吃饭问题的解决,完全不是因为土地私有化,重个体,搞单干,固守小农经济,而是毛泽东利用土地改革、走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道路,鼓足干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成就!而且毛泽东当时正在领导农村走公社化和工业化的道路,如果后来者继续注意纠正右的或“左”的错误倾向,根本就不会出现或者存在什么“三农问题”。
在工业经济建设方面,完成了合理的现代化工业布局。一机部到八机部中央骨干企业和地方国营、大集体、小集体企业交相辉映,军工和民企大批崛起,煤炭增加了19倍达到6.35亿吨,石油增加了884倍达到了1亿吨,钢铁增加了217倍达到3448万吨,铁路增加了近3万公里,公路增加了76万公里;在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中西部地区完成了规模宏大的三线战略后方工业基地,工业经济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在科学技术方面,开展群众性科学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集中全国的力量研制出自己的两弹一星、核潜艇、万吨巨轮、各种先进的喷气式飞机、大批高精尖机械电子工业设备、大型计算机、人工合成胰岛素等等,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以二十多年较短的时间里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为进一步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在文化建设方面,确立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开创了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空前活跃、繁荣的大好局面 ,文化建设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在思想道德领域 ,我们党大力倡导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爱科学的社会风气 ,有力地促进了社会风气健康向上。不仅广泛开展了扫盲运动,而且实行几乎全部免费的教育,使平民百姓的孩子基本上都能入校上学,甚至在大学里也占了绝大部分。人民群众成为新文化的主体,工农兵的形象通过文艺改革占领了舞台。在对城市老爷卫生体制的改革中,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了农村和基层,形成了合作医疗体制,出现了大批赤脚医生,使普通群众的医疗卫生状况大为改善。加上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促使中国人均寿命不断地增长,从1949年以前旧社会的平均35岁达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爱国主义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深入人心,雷锋精神和焦裕禄精神广泛发扬,好人好事普遍,社会秩序良好,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文明程度。
毛泽东不仅使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凝聚起来,一心一意,团结奋斗,建立了新中国,他还领导中国人民迅速把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建成了生机勃勃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决不是偶然的!这和毛泽东博大精深领先世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分不开的。
第二节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自主性特征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锤炼中华民族的自我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高度重视独立自主及其两个能力建设。
在当代世界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究竟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民族经济振兴问题?是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锤炼中华民族的自我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还是大开国门、仰赖外援为主,轻视自我创新,甘愿成为发达国家的加工厂、外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在执政党内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其中造船还是买船之类的争论就是分歧的焦点。毛泽东坚决主张前者,反对后者。而有人说:“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从微观经济学上说,这很有道理,因为从表面上看,造船的成本很大,不划算,不如买船和租船便宜。可毛泽东认为,造船再贵,货币并沒有外流,无非是钱从左边衣袋装进了右边衣袋,肉烂在了锅里,营养还在,更重要的是积累经验,增长创造力和发展能力,可以更上一层楼,创造和发展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买船再便宜,得给外国人付钱,货币外流,财力减少,不仅在经济上受剥削,而且在技术上永远依赖别人,管理上受限制,政治经济受制于人,算总账岂不是既吃亏又被动,难以摆脱落后地位?
不仅如此,毛泽东认为再破费也得提高中华民族自己的设计制造能力,这是中华民族能否真正翻身的关键!所以他主张要自力更生造两弹一星、造大飞机、造火车、造汽车、造轮船等等,一句话,外国人有的好东西我们要有,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一切由中国人造,还解决就业问题,解决吃饭问题,积极主动,富国富民,何乐而不为?!
两种经济发展思路与实践经验,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思路是高明的,是赶超先进的。中国人在世界上可以引为自豪的业绩如两弹一星、万吨油轮、银河超级计算机、大型飞机“运十”等等,新中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经济已进入世界前六强。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已经打下了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客观事实。
第三节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战略性特征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区别是:西方经济学,一般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经济,不见经济和政治、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只见物,不见人;只见利益,不见阶级关系,掩盖了阶级剥削和压迫。而毛泽东高瞻远瞩,世界尽收眼底,全国一盘棋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做主,抓革命,促生产,政治、外交、科学、文化、思想、信仰等都看成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政治和经济不发生联系行不行?显然不行。毛泽东认为,经济是基础,是利益的根本;政治是上层建筑,是重要保证;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指《苏联政治经济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近代西方经济的飞跃,主要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胜利的结果,新中国的日新月异,也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结果。毛泽东对此高瞻远瞩,看得很透彻,所以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要坚持先进的社会制度,因为他非常清楚,一旦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倒退回去,一个百病丛生的旧中国就必然重蹈覆辙。事实证明,不懂政治与经济的联系,只谈生产力,不谈生产关系,否定公有制集体力量,而注重私有制个体力量,其结果不但经济会随时倒退,出现问题,连政权能否保住都很难。
经济不与进步文化思想发生联系显然更不行。毛泽东手头并无多少资本可进行经济建设,他办的如水利建设等大事主要靠的是人民的力量、群众路线、人海战术和劳动人民的创造精神来完成的,修几万个水库靠经济核算要几万亿人民币,毛泽东那时哪里有这么多钱办事?可他却奇迹般地办到了。成千上万的人不拿工资、自愿参加劳动靠的就是进步文化、思想武装、政治思想引导。这是政治经济学最鲜活的教材,也是那些官僚主义者和闭门造车的庸俗经济学家们连做梦都想不到的。
经济和外交有关系吗?在毛泽东看来很有关系,而且必须掌握平等互利原则。为什么他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强调平等互利,实行有限制的开放而不是国门全开,说到底不仅是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需要,而且是经济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需要。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当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蓄意搞所谓的“自由贸易”的时候,不发达的国家就必须谨慎小心,必须牢牢掌握国家主权,掌控好国家的计划经济需要和安全门槛,以保护民族资源、民族工业和发展利益,保护好市场经济的主导权。因为所谓的自由贸易往往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存在着不平等被坑的陷阱。发达的国家对不发达的国家讲自由贸易,规则是发达国家规定的,对不发达国家来说不平等往往是必然的。始终坚持既独立自主,又平等互利的原则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的。
第四节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跃进性特征
毛泽东熟读中外历史典籍,深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除了知道一般经济学家所阐明的一般经济规律,更懂得一般经济学家不大晓得的特殊经济规律,如新起点、大跃进、跳跃式发展即跃进的规律。也就是说,在中外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学说史上,毛泽东政治经济学首次论述了国民经济高起点、大跃进、跳跃式发展即跃进的规律。这便形成了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跃进性特征。
不容置疑,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相对于漫长的中世纪封建经济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跃进。毛泽东深知,正如西方国家落后于中国的时候,不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性所在,就不能学中国的“汉唐盛世”、“康乾盛世”一样,直到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于公元1275年到达元朝大都(今北京),在中国游历了17年,其狱友鲁斯蒂谦根据马可波罗口述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载的东方文明见闻,激起欧洲人对东方文明的热烈向往。此后,西方国家不断派遣传教士和旅游者等,纷纷到中国调查学习中华文化,特别是英、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盗窃掠夺敦煌藏经洞绝大部分文物到西方等地,进而整理、翻译和吸收中华文化,才使西方兴起科学复兴热潮,走上快速发展之路。正如英国著名学者R·G·坦普尔指出:“为工业革命打下基础的欧洲革命,只是输入中国的思想和发明以后才开始的。”
又如马克思曾对中国“四大发明”(瓷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世界历史意义论述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中国明清之后反而受封建制度僵化而固步自封,受孔孟之道保守束缚,落后而挨打。中华民族要复兴,要富强,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必须尽可能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必须新起点、大跃进、跳跃式发展。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新中国的“大跃进”何其正确,何其成功,建国二十多年不太长的时期里就走完了西方三百多年发展的路程,建立了独立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国民经济体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突飞猛进,其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也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
后进赶先进,必须选择新起点、大跃进、跳跃式发展之路。政治文化进步如此,经济发展更是如此。所谓“巩固”论者和“猫论”者不懂得大跃进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规律,固步自封,或者不管方向正确与否;中外敌对势力却懂得,所以极力诽谤、抹黑、攻击、阻挠和破坏。正是在经济跃进规律的深谙和应用下,毛泽东毅然发动倍受争议的大跃进,使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强国。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大跃进都是完全可行的,大量的工农业重要项目都是在大跃进期间上马发展的。对大跃进的正确评价应该是成绩伟大,举世瞩目。但也遇到不少领导人急于求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甚至出现人为破坏等严重问题。不管怎么说,这是暂时的挫折和困难。不能因为出现了这些问题和挫折而否定主流,不能归咎于大跃进、跳跃式发展的正确道路。
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也是经济发展规律。不少领导干部缺乏经验,急于求成,在群众运动面前头脑发热,情绪急躁,不能够实事求是地把握好跃进路径,不合时宜地盲目冒进,甚至弄虚作假,导致挫折和破坏是主要的原因。虽然大跃进受到一定挫折和损失,但毕竟是短暂的。毛泽东对大跃进是很乐观的,虽然相信群众,一度有所迟疑,但毕竟很快发觉 “左”倾错误,立即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采取有效措施,及时纠正偏向,走上健康发展轨道。
总之,新起点、大跃进、跳跃式的发展道路和总成绩是应当肯定的,是永远值得后人研究和学习的。新中国选择新起点,坚持大跃进,走跳跃式发展之路,不正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一大亮点吗?!
第五节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开拓性特征
毛泽东不仅深谙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且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大规模、高速度发展,各方面都取得了振奋国人、震惊世界的辉煌成就。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开拓性特征体现在多方面。
一、 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毛泽东既没有原原本本地照搬马克思的书本决策,也没有按斯大林僵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办事,他根据我国国情和辩证思维,注意发挥了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以及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积极性,既考虑到了沿海与内地,又考虑到了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还区分出一、二、三线的差别,从而在资金及资源配置方面有取有舍,灵活配置。既有长远规划,又有五年计划、年度计划和财政经济预算,指导性规划与指令性计划相结合、发展的大目标与逐步实施的具体计划措施相结合,稳步有序有效率地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把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计划原则和中国人自古以来“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的宝贵经验发挥到淋漓尽致。毛泽东对计划经济规律的运用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正确对待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以及资产阶级法权
对于如何在一个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老人家身体力行,除了学习、思考、调查研究,他还进行了艰辛的实践探索和大胆的创新试验,先后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重要理论。
(一) 科学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商品经济性质
毛泽东深知商品经济的两重性,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一方面,社会主义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继续发展和利用商品经济。为此,他严肃地批判了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左”倾错误思想。后来由于他年老多病,精力不济,再加上工作人员的曲解与封锁,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混淆不同性质商品经济的极左言行未能及时批判和处理。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逐利机制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还腐蚀社会主义的负作用,批判取消公有制、全面放手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右倾思想,并用统购统销和票证等方式对商品经济的不良倾向进行一定的限制。
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毛泽东把市场经济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是要看市场经济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目的。只要存在资本及其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发展生产的目的是剥削剩余价值、私人致富的,必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坚持资金和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改善劳动者生活、劳动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至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是经济结构体系中不同层次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资源分工配置为特征的经济范畴,是分工生产的问题。而计划经济是以资源有序运行方式为特征的经济范畴,是有计划生产的问题。二者是分工配置与运行方式的不同,是既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不加区别的。由此区分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界线,看到了二者因内涵、性质与方式不同的矛盾。大力发展计划经济,而注意利用、限制市场经济,防止市场经济的私有化和剥削剩余价值的路径,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本质特征。
(二) 既要利用又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资产阶级法权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用于描写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一个概念。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毛泽东认为,坚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意味着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鲜明揭示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理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表现。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意识形态和社会习惯的消除,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与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改变过程和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的提高过程相联系,还需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同工同酬、等级工资制等体现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则,但是,始终要反对和防范利润挂帅、同等资本获取同等利润、谁有资本谁发财等资产阶级法权引诱人们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可能性。
对于价值规律这一商品经济学的理论范畴,毛泽东始终抱着两分法的态度。由于价值规律这个范畴,既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联系,在理论上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在实践上保持足够的警惕,坚持两种倾向、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断削弱和防范价值规律的资本主义倾向,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三)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问题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问题上,看得比马克思等前人更透彻。他不但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与不适应的两重性,更重要的是他还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始终存在适应与不适应的矛盾性。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谁决定谁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坚持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反对单一生产力决定论,重视生产关系在一定情况下也起决定作用。先有机械化后有集体化,还是先实行集体化后搞机械化两种思想的斗争,其实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问题。显然,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毛泽东是把解决生产关系问题放在首位的,这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
(四)正确处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问题
同看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问题一样,毛泽东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看法的。毛泽东把社会经济的发展要素,政权的夺取与巩固,路线的正确与否提到首要的位置。在他看来,经济基础的变革不能代替上层建筑的革命,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但在一定情况下上层建筑也决定经济基础。新中国的历史证明,无论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都是上层建筑决定的,取决于政权掌握在那个阶级的手里,执行什么路线,就会决定什么样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改变封建主义上层建筑以后,才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同样,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改变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之后,才能够加速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发展。这也是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上的重要贡献。
(五)正确处理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上层建筑不但受经济基础影响,而且更受意识形态影响。所以,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必须开展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必须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否则新中国还要走回头路,要退回到旧中国。这是因为,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具有滞后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执政以后,地主资产阶级以自私自利、追逐私利、贪图享受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还将随着它的习惯势力长期存在,还将实施和平演变阴谋,争夺和占据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腐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败坏社会风气和制度,以图东山再起。所以,毛泽东一再强调,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要坚持政治挂帅,要搞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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