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早在1928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湘赣革命根据地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第一部土地法。次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古革命根据地发行铜元票，是目前发现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最早的纸币。由此可见，在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内就已经开始着手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我们依据毛泽东著作和革命文献资料，结合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情况，叙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也就是说，伴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在中国大地上必然成长壮大起来。由于它适应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具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纲领，因而获得不断的发展。随着中国大陆的解放，新民主主义经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最终取代了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
第一节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毛泽东在1933年8月12～15日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一部分。现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全文如下：
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善。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消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们的红军毫无顾虑地在将来顺利的条件下打南昌、打九江，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必须这样干才叫做服从战争。现在各地革命工作人员中，还有许多人不明了经济建设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还有许多地方政府没有着重讨论经济建设的问题。各地政府的国民经济部的组织还不健全，有些连部长还没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较差的人去凑数。合作的发展还只在开始的阶段，调剂粮食的工作也还只在一部分地方做起来。各地还没有把经济建设这个任务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这是十分紧要的)，还没有在群众中造成为着经济建设而斗争的热烈的空气。这些情形，都是由于忽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来的。我们一定要经过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讨论和会后回去的传达，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建立一个粮食调剂，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取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和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不能不管了，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
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供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入口贸易。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但是我们要问一问，这个任务在激烈的战争环境内，是不是能完成呢?我想是能完成的。我们并不是说要修一条铁路通龙岩，暂时也不是说要修一条汽车道通赣州。我们不是说粮食完全专卖，也不是说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生意都由政府经营不准商人插手。我们不是这样说，也不是这样做的。我们说的做的，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输出粮食和钨砂，输入食盐和布匹，暂时从两百万资金再加上群众的股本做起。这些是不应做，不能做，做不到的事吗?这些工作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并且已经做出了成绩。今年秋收比去年秋收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超过了增加两成秋收的预计。手工业方面，农具和石灰的生产在恢复过程中，钨砂的生产开始恢复。烟、纸和木头的生产也开始有了点生气。粮食调剂今年有了不少的成绩。食盐入口也开始有部分的工作了。这些成绩，就是我们坚信将来能够发展的基础。人们说要到战争完结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在现在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明显的错误观点吗?
因此也就明白，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当前的工作是战争所迫切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如果同志们中间有离开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想法，那就应立刻改正。
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要在这次会议得到解决。因为同志们回去，不但要立即动手去做许多工作，并且要指导许多工作人员一道去做。尤其是乡和市这一级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粮食局、贸易局、采办处这些机关里的同志，他们是亲手动员群众组织合作社，调剂和运输粮食、管理出入口贸易的实际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的领导方式不对，不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使我们各项工作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不能在今年秋冬和明年春夏完成中央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整个计划。因此，我要向同志们指出下面的几点：
第一，从组织上动员群众。首先是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的同志，要把发行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这些工作，经常地放在议事日程上面去讨论、去督促、去检查。其次，要推动群众团体，主要是工会和贫农团。要使工会动员它的会员群众都加入经济战线上来。贫农团是动员群众发展合作社，购买公债的一个有力的基础，要经过以村子、屋子为单位的群众大会去做经济建设的宣传，在宣传中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众的生活，增加斗争的力量，讲得十分实际。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号召他们为着这些口号而斗争，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假如不这样地从组织上去动员群众和宣传群众，即是说，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不着力抓着经济建设的工作去讨论。检查，不注意推动群众团体，不注意开群众大会做宣传，那末，要达到目的的是不可能的。
第二，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 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那么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第三，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需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人几万人，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起来，送到经济建设的阵地上去。他们是经济战线上的指挥员，而广大群众则是战斗员。人们常常叹气没有干部。同志们，真的没有干部吗?从土地斗争、经济斗争、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涌出来了无数的干部，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第四，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只有深入查田运动，才能彻底地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发展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民迅速地走入经济建设的战线上来。只有坚决地实行劳动法，才能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使工人群众积极地迅速地参加经济建设事业，而加强他们对于农民的领导作用。只有正确地领导选举运动和跟着查田运动的开展而开展的检举运动，才能健全我们的政府机关，使我们的政府更有力地领导革命战争，领导各方面的工作，领导经济工作。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至于一天也不要忽略扩大红军的工作，那更不待说了。大家都明白，没有红军的胜利，经济封锁就要更加厉害。另一方面，发展了国民经济，改良了群众生活，无疑地就会极大地帮助扩大红军的工作，使广大群众踊跃地开向前线上去。总起来说，假如我们争取了上述的一切条件，包括经济建设这个新的极重要的条件，并且使这一切的条件都服务于革命战争，那末，革命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
第二节 我们的经济政策
（1934年1月）
《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毛泽东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一部分。这个报告是1月24～25日作的。选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全文如下：
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红色区域如何破坏不堪，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破坏正在前进的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得到解放的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因此，他们不但组织了武装力量进行军事上的“围剿”，而且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然而我们领导广大的群众和红军，不但屡次击溃了敌人的“围剿”，而且从事于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去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毒计。我们的这一个步骤，现在也着着胜利了。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红色区域的农业，现在显然是在向前发展中。1933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1932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淅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红色区域在建立的头一、二年，农业生产往往是下降的。但是经过分配土地后确定了地权，加以我们提倡生产，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增长了，生产便有恢复的形势了。现在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而且超过革命前的生产量。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在革命起义过程中荒废了的土地，而且开发了新的土地。很多的地方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以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组织了犁牛合作社，以解决耕牛缺乏的问题。同时，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了生产工作。这种情形，在国民党时代是决然做不到的。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这里应当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沙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面，对于某些重要农产作出相当的生产计划，动员农民为着这样的计划而努力，这是容许的，而且是必须的。关于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困难问题，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我们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这里，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而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组织，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节我们对于整个农村民众的动员和督促，则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必要的方法。不少的一部分农民(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缺乏耕牛，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
因为敌人的封锁，使得我们的货物出口发生困难。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著者。但是这种出口困难，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因为广大群众的需要，我们自己即有广泛的市场。应该首先为着自给，其次也为着出口，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两年以来，特别是1933年上半年起，因为我们开始注意，因为群众生产合作社的逐渐发展，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现在是在开始走向恢复。这里重要的是烟、纸、钨砂、樟脑、农具和肥料(石灰等)。而且自己织布、自己制药和自己制糖，也是目前环境中不可忽视的。在闽淅赣边区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例如造纸、织布、制糖等，现在居然发展起来，并且收得了成效。他们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工业的进行需要有适当的计划。在散漫的手工业基础上，全部的精密计划当然不可能。但是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却是完全必需的。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场，是我们每一种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从开始进行的时候就必须注意的。
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的。这一工作，闽淅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中央区则开始于1933年的春季。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
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
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营，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目前私人经济在红色区域是取着小规模经营的形式。
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据1933年9月9日江西、福建两省十七个县的统计，共有各种合作社1423个，股金30余万元。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活动刚才开始。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
为着发展国营经济和帮助合作社经济，我们在群众拥护之下，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这样依据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办法。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淅赣边区表现出来，在中央区也已开始表现出来了。这一方针的着重执行，是我们财政机关和经济机关的责任。这里必须充分注意：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
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第三节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934年1月27日）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经典文献，是毛泽东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总结报告的结论部分。现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全文如下：
有两个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没有着重注意，我觉得应该提出来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是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我们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疫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例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一个时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汀州市群众的问题是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贵。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十分盼望我们帮助他们去解决。但是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讨论。所以，那时，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议改选了以后，一百多个代表，因为几次会议都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这是一种情形。
同志们，送给你们的两个模范乡的小册子，你们大概看到了吧。那里是相反的情形。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多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他们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他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斗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
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其他如查田工作、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区边区的工作，一切工作，如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同样，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实际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他，如福建的上杭、长汀、永定等县的一些地方，赣南的两江等处地方，湘赣边区的茶陵、永新、吉安等县的一些地方，汀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以及江西还有许多县里的区乡，加上瑞金直属县，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
一切我们领导的地方，无疑有不少的积极干部;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很好的工作同志。这些同志负担着一种责任，就是应该帮助那些工作薄弱的地方，帮助那些还不善于工作的同志们作好工作。我们是在伟大的革命的战争面前，我们要冲破敌人的大规模的“围剿”，我们要把革命推广到全国去。全体革命工作人员负担着绝大的责任。大会以后，我们一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千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
（1938年5月15日）
这个布告是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撰写的，其目的就是旨在回击国民党顽固派对我陕甘宁边区所进行的破坏活动。当时国共合作成立不久，蒋介石集团即阴谋破坏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破坏陕甘宁边区，是这种阴谋的一部分。毛泽东认为为了保护革命的利益，必须采取坚定明确的立场。这个布告的发布，不仅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破坏，也抑制和反对了当时共产党内部分同志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对于蒋介石集团的阴谋破坏活动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全文如下：
为布告事：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全国爱国同胞坚决抗战。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这是中华民族的光明大道，抗日胜利的坚强保障。凡属国人，必须循此前进。我陕甘宁边区军民，服从政府领导，努力救亡事业。凡所实施，光明正大。艰苦奋斗，不敢告劳。全国人民，交口称誉。本府本处，亦惟有激励全区民众，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不许一人不尽其职，一事不利救亡。乃近查边区境内，竟有不顾大局之徒，利用各种方式，或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房屋，或强迫欠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或强迫人民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或破坏已经建立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民众团体的组织。甚至充当暗探，联络土匪，煽动部队哗变，实行测绘地图，秘密调查情况，公开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上述种种行为，显系违反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违反边区人民的公意，企图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辖区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察其原因，不外有少数顽固分子，不顾民族国家利益，恣意妄为。甚有为日寇所利用，假借名义，作为掩护其阴谋活动的工具。数月以来，各县人民纷纷报告，请求制止，日必数起，应接不暇。本府本处，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起见，对于上述行为，不得不实行取缔。合亟明白布告如次：
(一)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
(二)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和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及其他民众团体，本府本处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
(三)凡属有利抗日救国的事业，本府本处在坚决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下，无不乐于推行。对于普查协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欢迎。但是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的证明文件，而从外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的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
(四)当此抗战紧张期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动，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证实，一律严惩不贷。
右列四条，全边区军民人等一律遵照，不得违背。倘有不法之徒，胆敢阴谋捣乱，本府本处言出法随，勿谓言之不预。切切。此布。
第五节 边区的货币政策
（1938年8月17日）
聂彭并告朱彭：
边区货币政策应根据以下原则：
(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
(二)边区的纸币数量，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
(三)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
(四)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界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
(五)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
(六)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杂币更会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问题中心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
我们提议下列具体办法。
甲，发行一定数量的边区纸币(此数量由你们考虑决定电告我们)，收买法币，保留一部分法币，大部分购买工业品，用一部分法币兑换纸币。
乙，对于杂币应设各种办法使其流到边区以外去。
丙，有无可能送一部分杂币至总部及一二O师，带一部分法币来延安，请考虑电复。
丁，扩大边区纸币的印刷，因将来印刷一定比现在更困难。
上述各项请考虑研究。待彭真来延时再详细讨论决定。
毛、洛，王、胡
八月十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第六节 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
（1940年12月13日）
中原局并告北方局，山东分局，东南局，南方局，南委:
(一)苏北组织政权机关及民意机关时，应坚决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只占三分之一，在开始时还可少于三分之一，网罗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一切不积极反共之领袖人物参加，其中应有国民党中派及左派，韩国钧等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地主均应该参加，也可容许少数右派代表，真正组织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政权，力避我们包办。这对于全国是有大影响的。
(二)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
(三)土地政策应实行部分的减租减息以争取基本农民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的经营原则上不变动。要向党内及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期，避免华北方面曾经发生过的过左错误。
(四)同意胡服对税收办法的意见，在无更好办法之时暂时照旧法征税，惟苛杂应酌量减轻。
(五)锄奸政策以镇压众人皆恶之少数最反动分子为原则，极力避免多杀人。除政府外各机关团体不得自由捕人罚人。
(六)经济政策是尽量发展工业农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力避破坏生产与商业，号召上海资本家到苏北办实业。
(七)文化教育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容许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存在，容许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及教育家办报办学。
(八)总之，目前你们的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及封建大地主的专制主义及作初步的民生改良，一方面保证工农小资产阶级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另方面也应保证除汉奸以外一切资本家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只要不武装暴动，任何党派阶层有活动之自由。应容许国民党之存在，应组织进步的国民党。
(九)整个华中都应执行上述方针(当然华北亦如此)。
(十)你们如何具体执行各项政策，望随时电告。
中央书记处
十二月十三日
第七节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1941年5月1日）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这里战斗和生活了13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解放战争的总后方、万众瞩目的革命圣地——西北革命根据地。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也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条件下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验场。1941年5月中国共产党边区中央局提出，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正式接受并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作为一部宪法性文件,是边区政府施政的奋斗纲领和总方针,也是边区各党各派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共同纲领,在其确立的保障人权原则指导下,边区人权和宪政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这个文件的绝大部分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他还为这个文件改拟了题目《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题下注“中华民国30年5月1日，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文如下：
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见，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特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选举之际，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向我边区二百万人民提出如下之施政纲领，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将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
(一)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二)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
(三)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的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同时加强抗日自卫军、少先队的组织与训练，健全其领导系统。
(四)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
(五)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六)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七)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
(八)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九)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今年开荒六十万亩，增加粮食产量四十万担，奖励外来移民。
(十)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
(十一)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
(十二)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增强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纪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
(十三)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同时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以利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
(十四)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十五)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
(十六)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十七)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十八)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
(十九)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民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对会门组织实行争取、团结与教育的政策。
(二十)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二十一)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第八节 关于财政预算问题给林伯渠的信
（1941年6月13、15日）
林老：
预决算看了，今付还。
此类情况，以后请随时通知我，我虽不能为你分忧，但事调整方面可多少帮你的忙。
今日所谈，系大政方针与人事政策，承你同意，以后必可办通。
有两点还请注意：(一)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慨允，使受者得所。将来要塌台，让他塌去(实际上不会塌的)，有时不与龂龂计较。其原则就是“必不可免”四字。弱小部分，予以扶助，亦包括在此原则内。(二)不管是中央的，军队的，地方的，一概包揽，为之统筹。军队不分国军、地方军(不立此名目)，一概统筹。此次预算内无军队部分，以后请添进去。是否有当，还请卓酌。
并致谢老。
毛泽东
六月十三日夜
总之发展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又陈者：(一)追加预计，不可免的，因预先计划不可能，例如《解放日报》经费，在决定出报前没有人能预计者。故只能由你在预算中加重总预备费，尔后按需要(必不可免者)支用。(二)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一千万，宜作千五百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三)预计算中应把自力更生部分打进去，例如康生处月用57，000元，只支12，000元，自筹45，000元，要把此数也打进去。大概公支只三分之一，自筹占三分之二。预计算中遗落此种部分是不合实际的。因此须与党、政、军各部分的实际状况密切联系，了解其情形，方能算计。尤其是军。(四)商品货币流通量成正比例说，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待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以上各点，就感想所及，书备考虑。
毛泽东
六月十五日
第九节 关于财经建设的基本方针给谢觉哉的信
（1941年8月6日）
觉哉同志：
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个问题。
按此两点来检查我们工作，则:(一)今年的八百万投资仅顾及公营事业，全没有顾及私人农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仅是不得已的过渡时期的办法，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如能投三四百万元于农业，加以政府的春耕秋收运动之动员，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食，则收二十万担粮税数千万斤草税而民不伤，或尚可向绥、榆输出数万担。如能使畜产繁殖及商业有相当繁荣，则年收二三百万元羊税与七八百万元商税而民不怨，财政的基本问题即解决了。
今年之仅仅注意公业投资未能顾及私业投资，是由于等着公营事业救急的特殊情况，但由此产生的害则是与民争利(垄断)及解决不了大问题。明年决不能继续这个方针，仅有盐业投资是明年应该继续的，而其他公营的农、工、商业则只当作必要的一部分继续下去。(二)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因据银行告我，边区棉、布等入口年仅三千万元之数。如能输出四十万驮，除换取三千万元棉、布之外，尚有一千万元现币进口，则情况更好了。至收六百万至八百万元盐税以补一部分财政之不足，尚是第二个好处，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
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虽然是否能销出三十万至四十万驮尚不可必，然舍此并无解决出入口问题之其他办法，因而舍此便无法解决物价、币价两大问题，故此政策的根本方针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在盐的问题上，今年是不能行的，原因是粮贵、草贵与国民党限制，今年与去年不相同，舍官督民运(半强制主义)，便不能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出境。
我前信未蒙林老复示，似以所提各点为不切肯要。然区区之意，在使此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以达意志统一与行动统一之目的，过去数月的不统一，实在是非常之不利的。然统一首在对财经建设基本方针有一致意见，故就感想所及，提出如上论点，就正于你及林老。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昨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本问题。我想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未知你意如何?
敬候日安!
毛泽东
八月六日
第十节 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经验给谢觉哉的信
（1941年8月22日）
谢老:
二十一日示悉。我要的，就是林老令财、建两厅起草的，不是另要别的计划。你说有了今年经验，计划会要实际些，是对的。今年有很丰富的经验，为前此所未有。最大的一条经验，就是在公私合作中(八万人与一百四十万人合作)解决了问题，证明政策是对的，办法是有的。至于执行政策中的错误缺点(边币中，盐的产运销中，粮食中，税收中，公营工商业中)，都由于缺少经验之故，今后应该着大力于纠正。今年的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今年经验教育了八万人，也教育了一百四十万人(富县报告可证)，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领导者。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这些意见，未加深究，提出作为你的参考。高岗同志送来一个材料，值得注意，阅后请退还高同志。徐老生活的叙述看过，已交组织部，中央准备一般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徐老一人。此问日安!
毛泽东
八月二十二日
周文可加入党团，共六人，请提出中央局。政府党团向中央局负责，是执行中央局决定的，其任务是掌握政策，总结经验，大事须经中央局批准。
我说盐的官督民运含有部分的强制劳动，不说半强制劳动，就是你说的公私交利之意。但必须承认这部分强制的必要性，第一，农暇必须去，非去不行;第二，公盐六万驮，不但今年，明年还是必须的，应列入明年预算中。春耕秋收动员，也带部分强制性，但运盐的强制性，较之春耕秋收要多一些，与完全无偿的军事动员如运粮，经济动员如筑路则大有区别。但运粮筑路也是必须的，也得承认之。只反对劳民伤财有损无益的动员。又及。
第十一节 关于起草财经问题报告给南汉宸的信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汉宸同志:
请你写的东西不知着手否?我要的是关于粮草、税收、金融、贸易四部分，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请你从今天至星期四四天之内下一番苦功赶一下，于星期五日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将粮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贸易二件请找银行与贸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粮、税你是熟的。你前交报告很好，只是向少数人说的，不是向广大干部说的，故须重写。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日夜
你写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业问题里去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第十二节 对华中精兵简政的意见
(一九四二年八月四日)
陈毅同志:
看了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使我们明了华中全面情况，这是很好的。你们又刚在四月底开过扩大会还不很久，也不必急于更改。但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以华中论，你们决定现有八万主力军四万地方军扩大至十万主力军十万地方军，共计二十万，党政还不在内，江南、皖东、淮北、鄂中均已缩小，这个总数是太大了。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像，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现在华北、山东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到了明年必不能维持。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
毛泽东
八月四日
第十三节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谢觉哉的信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
觉哉、正人二同志:
今天所谈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以后应检查(点验)精简，而精简包括精少、效能、统一诸方面。今看本日(十九日)报纸《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所包事项尤多，尚有节省、反官僚主义诸项，此文我看很好，请你们也看一看，是否我们这里可以完全仿效?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完后来一个如像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第十四节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一
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我们看，延安同志们对于工作是怎样充满了负责精神的:“一九四二年农具贷款放迟了一个时期，早一天早开多少荒地!”“抓紧时间，迅速解决各种问题是必要的，迟一天少开多少荒地!”“制定每个农户的生产计划。”“领导上抓得紧，检查严，对于完成任务是有决定作用的。”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这种情形，对于那些处理问题不根据群众要求而根据主观想像的主观主义者，对于那些完全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载、下情一点不知的官僚主义者，又是怎么样呢?岂不又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吗!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边区各县同志中像延安同志这样或差不多这样的人是不少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的模范经验，能够很快地推广到一切县、区、乡里去。
二
全部公营经济事业包括下列三部分:(一)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二)军队经营的农、工、商业;(三)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这些就都是直接保障党、政、军人员的生活资料及其事业经费的供给的。这一部分的供给量，依一九四二年的计算及一九四三年的预算看来，超过了人民以租税形式交纳政府的供给量(包括公粮在内)。故公营经济事业成为我们保障财政供给两大来源的一个主要基础，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有其历史的与现时的原因。还在内战时，中共中央曾经为了战争需要而在江西苏区建立了一部分公营工商业。那时，为了补助伙食之不足，也曾经发动过各机关学校种菜养猪的事。那时，只有军队还无生产的经验。那时，因为江西农民比较富庶的条件，还不需要我们自己动手解决粮食。这是历史的原因。抗战以来，我们是处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国民党政府对于我们的军队，初则只给很少的一点饷，继则完全断绝，边区也被封锁，迫得我们不得不从事生产自给，维持抗战的需要。这是现时的原因。
抗战以来，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那时，在军队方面，由于经费不足，开始了生产运动。但在那时，我们还只是令一部分部队试作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生产，其目的只是借以改良战士们的生活，还没有企图借以解决一般的财政供给。后来看见试办的战士们在做这些工作中生了成效，他们果然能于教育之暇做出许多生产工作来了，他们的生活果然改良了，他们因生活改良，逃亡现象也减少了。由于看见这些成效，我们就把这个经验普遍地应用到那时留守边区的部队，由留守处下命令叫各部队都学着这样做。但也还是为着改良生活的目的，不是为着解决一般需要的目的。那时政府方面，开始注意建立了几个小的工厂，但对机关学校，则连种菜养猪我们也还没有叫他们做。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国共间的关系不如从前了。边区的机关学校也增多，虽有外来的一点经费补助，已经分配不过来，我们处在财政供给问题的严重威胁下。由于这个原因，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的运动。那时，我们在干部动员大会上曾经这样提出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我们曾经指出这样简单的道理: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着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类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呢?那时我们又指出:一个处在封建社会里的被剥削的农民家庭，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七口、八口，只靠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事是很普遍的，这样的一家，不但要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要付出百分之五十至八十的租税给他人，为什么我们反不如这样的农家呢?我们的军队全部都是劳动力，没有女人，没有老人小人，又没有租税重负，为什么还会发生饿饭的事?我们有政府这样的权力机关，为什么还不能解决自己的衣食住用问题?我们考察一下从古代的人类到今天的贫农，他们之所以能够活下去，并且活得同野兽不同的原因，无非就是他们有两只手，并且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我们自己，原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两只手，我们也可以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这个考察很重要，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总之，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这时，我们提出的任务比一九三八年不同了，不是仅仅为了改良生活，而是解决一般需要的一部分。动员的范围也不限于军队，而是所有部队、机关、学校一律进行生产，发出了开展一个大规模生产运动的号召。《开荒歌》是那时唱出来的，《生产大合唱》也是那时产生的。这一号召，不仅动员了几万党、政、军、学人员，也动员了边区的老百姓，这年老百姓开荒达一百万亩之多。这一号召又传播到了华北，在战场上作战的八路军也有许多在战斗间隙中从事生产的。这是我们的生产自给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包括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及一九四○三个整年。在这一阶段中，政府的工业建设发展了一步，军队与机关、学校发展了农业生产。
一九四一年至此次高干会(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为第二阶段，生产自给的基础已经坚固地打下了。在这两年中，人员增多了，许多人因外边顿不住来到边区要吃饭，为了增强河防三五九旅也来了。军队增加了而外援全断，一切公用的生活资料与事业经费，只能完全从取之于民与取之于己这两方面来解决。而在取之于己这一方面，两年努力的结果，从总量上说来，是超过了取之于民那一方面的。这一阶段的经验，使我们发生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的感觉。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话，对于我们，是完全自觉地被理解的。
已经过去了的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部队、机关、学校着重于农业，政府则发展了工业;第二阶段则着重了商业，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需要，除一部分部队与机关、学校坚持了农业为主的方针外，其余都讲究做生意，没有像在第一阶段那样地重视农业了，但政府、部队与机关、学校都发展了工业与手工业。此次高干会后将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阶段上，我们的经济基础已较巩固，我们的经验也较多了，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因为商业只可救急，要建立永久基础于商业之上，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
三
建立经济核算制，克服各企业内部的混乱状态。为此必须:第一，每一工厂单位应有相当独立的资金(流动的和固定的)，使它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致经常因资金困难妨碍生产。第二，每一工厂单位的收入和支出，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结束收支不清、手续不备的糊涂现象。第三，依照各厂具体情况，使有些采取成本会计制，有些则暂不采取，但一切工厂必须有成本的计算。第四，每一工厂的生产，应有按年按月生产计划完成程度的检查制度，不得听其自流，很久不去检查。第五，每一工厂应有节省原料与保护工具的制度，养成节省原料与爱护工具的习惯。所有这些就是经济核算制的主要内容。有了严格的核算制度之后，才能彻底考查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是有利的。
四
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首先应该改革的是工厂机关化的不合理现象。目前我们有许多工厂在组织上非常不合理，人员众多，组织庞大，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人员的分配不适当，以及将管理大工厂的制度应用到我们的小工厂上面，这些现象必须迅速改变，使一切工厂实行企业化。一切工厂，应依自己经济的盈亏以为事业的消长。一切从业员的薪给，应由工厂自己的盈利解决，而不支领公粮、公衣与公家的津贴费。其次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借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八小时工作制，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目前则应一律实行十小时制，应使职工们了解这是抗战的需要。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军工生产暂时不能实行计件工资制，亦应有计件奖励制度。再其次，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厂。职工会工作有不适合于提高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必须加以改造。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职工会工作，必须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成本(原料、工具及其他开支)，制造尽可能多与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快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方面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各顾各地把三方面工作分裂起来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三方面要组织统一的委员会，首先使行政人员、行政工作、生产计划走上正轨，而党与工会的任务就是保障生产计划的完成。再其次，工厂应奖励最有成绩的工人与职员，批评或处罚犯错误的工人与职员。没有适当的奖惩制度，是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的。
五
有许多的部队、机关、学校，在他们的生产活动中，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甚至有少数人完全不闻不问，而仅仅委托于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其所以还不懂得，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但是这些想法全是不对的。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业务教育，国民教育，均在内)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所谓第一位工作的呢?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是更革命的呢?不错，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我们如果认真地做好了这两项工作，我们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前方的战争，我们也就算很好地协助了大后方的人民。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由于我们有许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至今还采取轻视或不很重视经济工作的态度，以致其他许多同志都学样，愿意做党政军学工作，愿意弄文学艺术，而不愿意做经济工作。有的女同志不愿嫁经济工，似乎认为他们是不大名誉的人，认为与其嫁一个骡马队长，不如嫁一个政治干事，才算不辱没了她。所有这些观点，实在都是错得很的，不适合我们此时此地的条件的。我们必须重新分工。我们要有一批脱离生产事务的革命职业家，我们也要有一批医生、文学艺术工及其他人等，但是这些方面的人决不能过多，过多就会发生危险。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
六
总之，所有延安及全边区各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工作是有成绩的，他们不但供给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切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公营经济的基础，使我们能够依据这个基础继续发展生产，解决今后的问题。
特别重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这是不能拿数目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
七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还有许多同志的头脑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们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的同志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算是做了他们应做的革命工作，这是很好的。但这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还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方面的工作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他们才会懂得他们如不送出粮草等等东西给政府，则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好，就不会更好。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是勉强的，才会感觉顺利，才会感觉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的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只有在我们的同志懂得并且实行了这样两方面工作的配合时，我们方能算得上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否则我们虽也在做革命工作，虽也是一个革命家，却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家。而且，对于某些同志说来，他们还是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因为他们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却不知道或不愿意给群众一点东西，引起群众讨厌他们。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十分注意，并向全党宣传这个道理。
第十五节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关于这件事，《解放日报》曾多次讨论，今愿更有所说明。
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而第五年以后的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不但和抗日的第一第二年不相同，也和抗日的第三第四年不相同。抗日的第五第六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这种情况，整个反法西斯各国在目前阶段上都是有的，整个中国也是有的，不独八路军新四军的各个根据地为然，但是尤以我军的各个根据地表现得特别尖锐。我们要争取两年打败日寇。这两年将是极端困难的两年，它同抗日的开头两年和中间两年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特点，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事先看到。如果他们不能事先看到，那他们就只会跟着时间迁流，虽然也在努力工作，却不能取得胜利，反而有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的危险。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截至今天为止，虽然已比过去增加了几倍的困难，但还不是极端的困难。如果现在没有正确的政策，那末极端的困难还在后头。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党中央指出了这个困难，叫我们提起注意绕过这个暗礁。我们的许多同志已经懂得了，但是还有若干同志不懂得，这就是必须首先克服的障碍。抗战要有一个团结，在团结中有各种的困难。这个困难是政治上的困难，过去有，今后还可能有。五年以来，我党用了极大的力量逐步地克服着这个困难，我们的口号是增强团结，今后还要增强它。但是还有一个困难，就是物质方面的困难。这个困难，今后必然愈来愈厉害。目前还有若干同志处之泰然，不大觉得，我们就有唤起这些同志提起注意之必要。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何以是克服物质困难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呢?很显然，目前的尤其是今后的根据地的战争情况，不容许我们停留在过去的观点上。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容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但是，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庞大的机构是由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将它缩小，实行缩小时就感到很勉强，很困难。敌人以庞大的机构向我们压迫，难道我们还可以缩小吗?实行缩小就感到兵少不足以应敌。这些就是所谓为现状和习惯所束缚。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第十六节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第一章，原题为《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根据地的财政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指出党必须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并号召根据地的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以便克服财政和经济的困难。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以及《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里，毛泽东着重地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在这个方针之下发展起来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得到了巨大的成绩，不但使根据地军民胜利地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而且给中国共产党在后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原文如下：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但是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作怪的缘故。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都是由人民的赋税及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这一真理，不是被明白无疑的历史事实给我们证明了吗?到了现在，我们虽则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的公营经济的基础，已经打下了。一九四三年再来一年，我们的基础就更加稳固了。
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我们要发展公营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一九四○年的九万担，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万担，一九四二年的十六万担，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食粮。截至一九四一年，我们公营农业中的粮食生产一项，还是很微弱的，我们在粮食方面还是依靠老百姓。今后虽然一定要加重军队的粮食生产，但是暂时也还只能主要地依靠老百姓。陕甘宁边区虽然是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破坏的后方环境，但是地广人稀，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供给这样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一九四一年还买了五百万元公债，也是不小的负担。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另外的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我们一时候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是我们立即动手建设了公营经济。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我们的自给经济愈发展，我们加在人民身上的赋税就可以愈减轻。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第一个阶段中，我们取之于民是很少的;在这一阶段内，大大地休养了民力。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人民负担加重了。一九四三年以后，可以走上第三阶段。如果我们的公营经济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两年内是继续发展的，如果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在这两年内获得全部或大部屯田的机会，那末，在两年以后，人民负担又可减轻了，民力又可得到休养了。这个趋势是可能实现的，我们应该准备这样做。
我们要批驳这样那样的偏见，而提出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国民党的顽固分子觉得边区的建设是无希望的，边区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每天都在等待着边区“塌台”。对于这种人，我们用不着和他们辩论，他们是永远也看不到我们“塌台”的日子的，我们只会兴盛起来。他们不知道在共产党和边区革命政府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总是拥护党和政府的。党和政府在经济和财政方面也一定有办法，足以渡过任何严重的困难。我们现在的困难，有的已经渡过，有的快要渡过。我们曾经历过比现在还要困难到多少倍的时候，那样的困难我们也渡过了。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困难，比陕甘宁边区要大得多，那里天天有严重的战争，那里已经支持了五年半，那里也一定能够继续支持，直到胜利。在我们面前是没有悲观的，我们能够战胜任何的困难。
这次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五项，对于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关系极大。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的经济。经济和财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而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这种统一的系统建立后，工作效能就可以增加。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元。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五项要求在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各个系统中完全实行起来，那我们的这次精兵简政，就算达到了目的，我们的困难就一定能克服，那些笑我们会要“塌台”的人们的嘴巴也就可以被我们封住了。
第十七节 妇女工应参加经济工作
（一九四三年二月）
1943年2月，蔡畅同志在延安带领中央妇委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明确妇女运动的新方向，提出了妇女运动以生产为中心的方针，并为中央起草著名的“四三”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文稿时加写了一段重要内容。全文如下：
妇女工本身必须学得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指导者。许多有能力的女同志必须到合作社去工作。再则许多女党员、女干部必须到公营经济机关中去工作，使公营经济发展起来。那些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第十八节 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的第四部分。原文如下：
此指示主要地说明今年减租、明年生产及明春举行拥政爱民运动的重要性。其他各项政策，迭有指示，现不重述。但应知道：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今年秋冬，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及地委，须对十大政策作出一年的总结(不须开很大很长的会议，只就十大政策加以逐个检讨)。同时必须将十大政策联系一致的思想向党内作普遍的宣传，使全党首先使干部认识，只有是全部地而不是残缺不全地(如说某地不须实行拥政爱民及吴满有生产方法等)，认真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实行这个联系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我们是有一切把握克服困难的，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
第十九节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1943年10月1日为中共中央撰写的对党内的指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性文件之一。原文如下：
(一)秋收已到，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党委应即根据中央土地政策和当地情况发出指示，并亲手检查几个乡村，发现模范，推动他处。同时，应在报纸上发表关于减租的社论和关于减租的模范经验的报道。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在减租斗争中应当成立农民团体，或改造农民团体。政府应当站在执行减租法令和调节东佃利益的立场上。现在根据地已经缩小，我党在根据地内细心地认真地彻底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同生死共存亡的任务，较之过去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义。今秋如能检查减租政策的实施程度，并实行彻底减租，就能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推动明年的生产运动。
(二)敌后各根据地的大多数干部，还没有学会推动党政机关人员、军队人员和人民群众(一切公私军民男女老少，绝无例外)实行大规模的生产。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陕北称变工队，过去江西红色区域称耕田队或劳动互助社)，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除各大小单位应一律发展集体生产外，同时奖励一切个人(军队除外)从事小部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人业余生产(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归个人所有。各地应开办七天至十天为期的种菜训练班、养猪训练班和为着改善伙食的炊事人员训练班。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在生产运动中，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不注意全面地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只注意片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把共产党员为着供给家庭生活(农村党员)和改善自己生活(机关学校党员)以利革命事业，而从事家庭生产和个人业余生产，认为不光荣不道德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合作社看作为群众服务的经济团体，而把合作社看作为少数工作人员赚钱牟利，或看作政府公营商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陕甘宁边区一些农业劳动英雄的模范劳动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锄多上粪)推行于各地，而说这些方法不能在某些根据地推行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在生产运动中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别缓急轻重，争取男女老幼和游民分子一律参加生产，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只知把生产任务推给建设厅长、供给部长、总务处长的观点，是错误的。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取按家计划、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愿和等价的原则下，把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方法。今年全部根据地的一律彻底减租，将是明年大规模发展生产的一个刺激。而明年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否则便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三)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群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和群众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优抗公约，举行热烈的劳军运动。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运动中，彻底检查军队方面和党政方面各自在一九四三年的缺点错误，而于一九四四年坚决改正之。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和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第二十节 组织起来的重要理论和方针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原题《组织起来》，是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告示真理，不把群众组织起来，我们将一事无成。不仅革命事业一事无成，生产事业也将一事无成。只有把群众组织起来，才能焕发出集体力量，而集体力量是强大而无穷的。全文如下：
今天共产党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从农民群众中、工厂中、部队中、机关学校中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以及在生产中的模范工，我代表中央来讲几句话。我想讲的意思，拿几个字来概括，就是“组织起来”。边区的农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中的群众，根据去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今年进行了一年的生产运动。这一年的生产，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和很大的进步，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事实已经完全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如果边区去年以前的生产运动的成绩还不够大，还不够显著，还不足以完全证明这一点，那末今年的成绩，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大家亲眼看见了的。
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时间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抗日战争六年半中，敌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陕甘宁边区则遭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财政上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我们的军队如果只会打仗，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在我们边区的军队已经学会了生产;前方的军队，一部分也学会了，其他部分正在开始学习。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了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去年还只自给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给了百分之一百;喂猪养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开设了许多作坊生产日用品。部队机关学校既然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质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军民两方大家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欢喜。还有我们的工厂，发展了生产，清查了特务，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整个边区，产生了许多农业劳动英雄、工业劳动英雄、机关学校劳动英雄，军队中也出了许多劳动英雄，边区的生产，可以说是走上了轨道。凡此，都是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陕甘宁边区过去是存在过这种方针的，经过历年的指正，特别是经过去年的高级干部会议和今年的群众运动，大概现在还作这样错误想法的人是少了。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因为战争紧张，也因为领导机关注意不够，群众的生产运动还没有广大的开展。但是在中央今年十月一号的指示以后，各个地方也都在准备发动明年的生产运动了。前方的条件，比陕甘宁边区更困难，不但有严重的战争，有些地方还有严重的灾荒。但是为了支持战争，为了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为了救济灾荒，就不能不动员全体党政军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前方的生产，过去几年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加上今年冬天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明年可能造成广大的运动，并且必须造成广大的运动。前方处于战争环境，还不能做到“丰衣足食”，但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则是完全可以做到，并且必须做到的。
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们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生产，虽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这种在集中领导下用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法来解决各部门各单位各个人物质需要的群众的生产活动，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这是一种合作社。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从前江西红色区域叫做劳动互助社，又叫耕田队，现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我们在江西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我们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高级干部会议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实行，边区的劳动互助就大为条理化和更加发展了。今年边区有许多变工队，实行集体的耕种、锄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群众看见了这样大的实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实行这个办法。我们现在不希望在明年一年就把全边区的几十万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组织到合作社里去，但是在几年之内是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妇女群众也要全部动员参加一定分量的生产。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内，都应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生产合作社。
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
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也必须学会;只要有决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学好的。他们可以帮助群众组织生产，帮助群众总结经验。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学会了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
此外，在我们的军队工作中，还存在有一种军阀主义作风，这也是一种国民党的作风，因为国民党军队是脱离群众的。我们的军队必须在军民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党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遵守正确的原则，决不可犯军阀主义的毛病。官长必须爱护士兵，不能漠不关心，不能采取肉刑;军队必须爱护人民，不能损害人民利益;军队必须尊重政府，尊重党，不能闹独立性。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历来是好的，现在也是好的，是全国军队中一支最好的军队。但是近年来确实生长了一种军阀主义的毛病，一部分军队工作同志养成了一种骄气，对士兵，对人民，对政府，对党，横蛮不讲理，只责备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不责备自己，只看见成绩，不看见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例如陕甘宁边区，就有这种现象。经过去年的高级干部会议和军政干部会，又经过今年春节的拥政爱民运动和拥军运动，这个倾向是根本地克服下去了，还有一些残余，还必须继续去克服。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内，这种毛病都是有的，那里的党和军队必须注意克服这种毛病。
无论在地方工作中，在军队工作中，无论是官僚主义倾向或军阀主义倾向，其毛病的性质都是一样，就是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绝对大多数都是好同志。对于有了毛病的人，一经展开批评，揭发错误，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须开展自我批评，正视错误倾向，认真实行改正。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不批评军阀主义倾向，那就是愿意保存国民党作风，愿意保存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在自己清洁的脸上，那就不是一个好党员。如果我们在地方工作中去掉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去掉军阀主义倾向，那就一切工作都会顺利地开展，生产运动当然也是这样。
我们边区的生产，无论在农民群众方面、机关学校方面、军队方面、工厂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在军民关系上也有了很大进步，边区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同志的群众观点已经加强，同群众的结合大进一步的表现。但是我们不应该自满，我们还要继续作自我批评，还要继续求进步。我们的生产也要继续求进步。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自满。我希望你们回到关中去，回到陇东去，回到三边去，回到绥德去，回到延属各县去，回到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去，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组织得更多，更好。希望你们回去实行这一条，宣传这一条，使明年再开劳动英雄大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成绩。
第二十一节 必须做好经济建设工作
(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
《必须做好经济建设工作》，是毛泽东在任弼时一九四四年写的《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讲演稿上加写的两段话。其中，一段写在讲演稿“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它是为着经济发展的，而且经济发展了才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之后;一段写在讲演稿“在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是可以引起全党来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之后。原文如下：
一
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的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
二
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
第二十二节 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的摘要。原文如下：
现在无论中国和外国都为了同一的目标而奋斗，那就是打倒法西斯。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也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目的一样，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边区在五年前才真正开始有了一点工业，当时只有七百个产业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个工人，到了今年就有一万二千个工人。所以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这次开大会的目标，就是在两年以内要争取做到工业品的全部自给，首先是布的自给与铁的自给。假如我们做到了全部自给，我们工人的数目还会大大地增加。全体工程师、厂长、工人们都要向这方面努力，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都要向这方面努力。像沈鸿同志、陈振夏同志，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心和共产党员一样，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艰苦奋斗的。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军、百分之九十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是，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我们边区是个大学校，其中有一门课叫做工业，这次职工代表大会便是一个工业的短期训练班。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第二十三节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
1944年6月5日，由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的组织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一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结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本侵略者，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9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要求地委以上各级党部必须建立城市工作部。原文如下：
一、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国民党已腐化达于极点，河南数十万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就是明证。仅在没有我党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的地方，我党才不能负此责任。
二、因此，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日寇现在为着救死而正在向中国正面战场大举进攻，日寇正在没落过程中。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不久可望获胜，太平洋反攻日寇今后必更开展。这一切给予我党以良好条件，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以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
三、各局各委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改变过去不注重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唤起全党注重此项工作，认真地与细心地总结经验，研究办法，组织机关，配备干部，进行工作，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到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
四、要实现这个伟大任务，必须解决下列诸项具体问题:
第一，关于思想。要进行教育，使广大干部完全了解由我党领导里应外合地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以便最后驱逐日寇的可能性、必要性与重要性，没有此种思想教育，是不能动员全党行动的。又要使干部了解:在目前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比过去有完全新的目标。在以前进行这种工作，只是为了保存组织，渡过黑暗，或是为了获取情报与购买物资。现在则是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一切努力与工作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并服从这个目标。又要使干部了解:在目前为了这样的目标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是切合时宜的。因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战均已确切接近完全胜利，国民党的极端腐败与我党我军在广大敌后战场的胜利坚持，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更加失望，而对我党我军则寄以无限希望，敌占区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潮，今后必然有极迅速的高涨，目前去进行这一工作，比以前有更宽广的社会条件与群众条件。因此，在以前曾经正确地不提出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大城市的任务，而在现在就必须提出。现在如果不提出，则我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在将来反攻时逼使我们在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去进行争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斗争，使我军将来进攻城市时没有充分与必要的内应，以及在夺取城市后不能迅速发动群众建立城市的革命秩序与掌管城市。又要使干部了解:为着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是一种长期艰苦而伟大的准备工作。由于中国特殊条件，城市武装起义常常只有在响应城外进攻军队的条件下，即在里应外合条件下，才有胜利可能(例如一九二七年上海起义)，而没有城外军事行动配合的单独城市起义，是很难胜利的。因此在准备城市武装起义工作中，应该反对急躁病，反对轻率地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在没有城外我军配合条件下，单独地或者过早地发动起义。必须要有长时间和极端复杂忍耐的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与急躁的工作所能济事。又要使干部了解:我们进行城市工作的方针和一般策略是无法秘密的，是应该向全党传达的。但是在城市与一切敌占区的具体工作计划及具体组织工作，则应完全秘密，应在党内进行关于秘密工作的教育，每个党员及干部，只应知道他们所必须知道的事，不应知道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事。
第二，关于计划与组织。各局各委应依据自己所属地区内一切大、中、小城市及铁路、公路与伪军伪警的具体情况，拟定一个大体计划，例如如何分工负责，如何组织机关，如何配备干部与训练干部等。应该以每一个城市(大的、中等的和小的)，每一段铁路、公路，每一个伪军部队与伪警组织为工作对象，都组织一个有能力的工作委员会去进行工作。大城市与大部队还可组织几个委员会，分头分区去工作。此种委员会不作根据地工作，专门负责组织与指导各该城市要道与伪军中的工作。此种委员会目前可设在根据地内或游击区内，如有安全条件，则设在城内。各局各区党委，对所属大城市、中等城市及重要铁路，应委托在自己直接指导下的工作委员会去工作，各敌占县城及小城市，则在各地委或县委指导下组织委员会去工作。对于经常调动的伪军中的每一个军或师，应在适当党委指导下成立一个委员会去工作。但是同时，这种工作还应动员全党全军一切组织，多头地与分路地去进行，从支部到中央局各级组织，只要它对城市与交通要道及伪军伪警有办法去进行工，均应直接派人去工作，暂时不必统一，关系亦不必交代。如各种关系在工作中群众中碰头时，则应彼此关照协助，不应彼此争夺和抱怨。这种工作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领导。但为管理方便起见，在各局及区党委之下，可成立城市工作部门。这种部门除指导和组织城市与交通要道秘密工作外，还应指导敌区城市与交通要道附近的小型便衣游击队，借此给城市工作以便利。这种部门应驻在根据地比较隐蔽的地方，不要与根据地党、政、军混在一块。
第三，关于工作方向。由于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反对民族敌人，大局有利于我，城市与要道周围或其不远地方又有我党强大军队与根据地，这种工作将有极大开展的客观条件。在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人民中，除开极少数死心汉奸与顽固反共分子外，大多数人是能够参加或同情各种各样抗日工作的。因此，我们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一切群众中、各界人民中，都要进行广泛而妥善的工作。在伪军伪警中，在工人苦力中，在伪政界、伪经济界、伪文化界中，以及在青年学生、儿童、妇女中，甚至各种秘密结社与流氓组织中，都要去进行工作。但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数十万伪军伪警和争取数百万工人苦力的工作上，因为他们是武装起义的决定力量，而这点正是各地以前所注意不够的。我们在工人苦力中的活动与组织，应与上层统一战线的活动分开进行。而上层活动一般应是为了掩护与协助下层群众中的活动。我们的活动不应与国民党组织发生任何关系，我们应在群众中揭破国民党人的反动腐败无能和只顾少数人利益、不顾民族利益，肃清大城市群众中对国民党的任何幻想。过去我们在大城市为情报及经济工作而建立的组织与关系，仍应进行情报与经济工作，只在可能情况下去进行一些上层活动与群众工作。为了广泛造成根据地同城市(特别大城市)和要道的交通联系，并为准备夺取城市和要道的军事出发地，应在城市四周与要道两侧的人民中进行充分的工作，根据地游击战争应采取各种妥善办法向城市四周与要道两侧逐渐逼近，在那里建立隐蔽的游击区，以利城市与要道工作的进行。同时，要动员城市与要道中的大批工人与革命知识分子出城出路参加游击战争，其中若干人准备在起义时派回去指导起义的武装斗争，以便里应外合，占领城市与要道。重说一次，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夺取城市与要道的根本思想，应从这点出发去部署一切力量，布置一切工作。
第四，关于工作方法。到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方法，应从总结已有经验中取得，并应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去总结经验，将群众中创造的各种好方法普遍化。但应指出:党在内战时期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方法，一般是错误的，是不能采用的，应该批判这种错误，以免重复。而在抗战以来，各根据地在其附近敌占区与某些小城市进行了极有成效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配合的工作，在某些大城市，也有许多好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其方法一般是正确的。如果将我们在敌占区与小城市的工作经验，加以适当改造，就可移用于大城市、中等城市和交通要道。各地应用心研究适合每一个地点、每一种群众、当时环境的合法与非法相配合的斗争形式。在敌占区，党和抗日团体的组织，只能秘密进行，因此应该注意精干、隐蔽，严防特务分子混入。但各种普通群众组织与群众活动，就应该公开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形式去进行。例如，利用已有各种伪组织(新民会、自卫团等)，或成立各种灰色社会团体，或建立纯粹的但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社会职业机关与职业活动(茶馆、饭店、荐头房等)，甚至利用工厂、工房、学校、店铺，在为了共同欺骗与应付敌人汉奸，保护中国人的口号下，成立其中所有人员某种无定形的联盟，亦是一种很好的群众组织形式。我们常看到根据地附近乡村中全村人联盟，共同欺骗与应付敌人汉奸的严密组织和分工，这种办法，应该运用到城市某些工厂、工房、学校、店铺中去。应从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把群众联合起来，例如减轻负担，免除骚扰，隐藏物资以及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均可以成为群众联合活动的出发点。而敌人对华“新政策”的欺骗做作，则大可成为我们和群众利用的合法口号。其次，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区各阶层人民中的极高威信，亦可成为我们城市工作的有利资本，许多人以听到我军消息，与我军建立某种联系，取得我军某种证件为荣耀者，我们应该利用这种情形去促进人民的团结，但这在敌区是非法的，应该十分隐蔽地有限度地去利用。在目前，城市和要道的一切非法活动与非法斗争，以不妨碍和破坏我们的合法组织与合法斗争为限度。这点同根据地附近游击区中的合法与非法联系的斗争，是有些区别的。在游击区中的合法斗争，常常是为了掩护非法游击队的活动和存在，而在城市与交通要道则相反，非法斗争常常应该服从合法斗争。在敌区的宣传工作，亦应采用许多合法形式去进行，利用各种合法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并利用各种合法口号去进行。各种非法宣传也是应该进行的，但应切实考虑其方法。在目前，口头宣传是主要的，甚至可用散布流言的方法。发行非法的传单、书籍、报纸则应有周密谨慎的组织。总之，在城市工作方法上，应反对两种偏向:一是粗心大意，不负责任，大喊大叫，莽冲莽撞的冒险主义方法;一是根本不动，单纯隐蔽，不去联系群众与进行群众工作的尾巴主义方法。正确方法是在一切可能的与合法的范围内，去联系与团结尽可能广大的群众，去提高群众的觉悟性、组织性，而使精干的秘密组织与秘密活动隐藏在广大群众之中，隐藏在群众的合法活动之中。而在举行起义以前，一切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均应避免定形的与系统的形式，采用各种不定形的与分散的方式，以期多得胜利，减少损害。
第五，关于干部。必须有大批干部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现有在城市工作的干部及过去在城市工作过的老干部，都应设法使他们仍旧担负这种工作，但应使他们吸收新经验，并在新方针下，用新方法去工作。其次，数年来在各根据地附近敌占区的两面斗争中，已经锻炼出广大而善于进行合法斗争的党与非党干部，其中许多人是有善于应付敌人、欺骗敌人、进行合法斗争的丰富知识的，有些甚至超过我们内战时期城市工作的老干部。其中许多人，是能够到城市工人苦力中及其他各种职业中立足的，应该很好地训练培养与使用这些干部。只要这些人有办法到大城市、中等城市及交通要道立足，并能进行工作，就应抽调一些出来，加以短期训练派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及其他各种职业者，或党与非党干部均可。而这种干部，现在各根据地是很多的。再次，就是各根据地都有一些人经常到敌占城市经商、做工、谋事，特别是在苏北与胶东，每年有数十万人到上海、杭州及满洲各城市谋生。因此，应从这些人中寻找与训练出各种各样的城市工作干部。此外，在伪军俘虏中亦可训练一些干部放回去。根据地士绅到城市居住者，亦可给他以某种任务和名义到城市去活动。就是根据地中因有某种政治嫌疑而不易弄清楚者，亦可派他们到敌占城市进行某种独立活动来考察他。而在各种干部中，要特别注意培养各城各路的当地干部，外去干部应把自己当作当地干部的引路者与保育者。在根据地中，还可以找到原来在城市及要道生长与居住过的干部，加以训练派回去。总之，我们应放手使用各种各样干部去进行各种各样工作，并使各种人的各种工作都分开进行，不混杂在一起，多头地与分路地去做。但同时又必须保持党的秘密组织之精干、纯洁与可靠，在一切大、中、小城市及铁路、公路上建立起党的多数可靠据点，作为伟大城市工作的领导骨干，形成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局面。此外，在根据地中，各级党、政、军、民的负责干部，均应切实研究与学习城市工作，研究城市的武装起义及里应外合的斗争艺术，研究建立城市革命秩序，掌管城市及大的工商业，作为将来夺取与管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准备。
第六，关于经费。必须有大批经费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只要不引起干部的浪费及城市工作人员的雇佣观念，一切必须的经费，是应该充分付给的。各根据地各种组织，为了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必需开支，应准予报销。在各根据地预算中，应准备一笔充足的城市工作经费。发给资本到城市与要道去做生意，以其盈利充工作经费的办法，也是可以采用的。
五、上述各项具体问题的意见，应由各局各委依据当地情况，加以切实研究，灵活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并在以后工作中加以充分发挥。只有这些具体问题完全解决，才能使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获得显著成绩，走向武装起义的目的地。
中共中央
六月五日
第二十四节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大会上的讲话,结合边区政治经济实际， 论述了中国解放区经济工作的重要方针，号召党政军民学人员齐动员，骨干带头，虚心学会做经济工作，坚持戒骄戒躁，互相帮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广泛开展群众性大生产运动，实现增产节约，自给自足，赶走敌人，建设国家，争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原文如下：
各位劳动英雄，各位模范工!
你们开了会，总结了经验，大家欢迎你们，尊敬你们。你们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你们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你们被大家尊敬，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
你们的经验，这次会议做了总结。这个总结文件说得很好，不但这里适用，各地也可以适用，我就不讲这些了。我想讲一点我们的经济工作。
近几年中，我们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我们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三方面都比现在有更大的成绩。到了那时，才算学得更多，学得更好。如果哪一个地方的军民生活没有改善，为着反攻而准备的物质基础还不稳固，农业、工业、贸易不是一年一年地上涨，而是停止不进，甚至下降，便证明哪个地方的党政军工作人员还是没有学会经济工作，哪个地方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
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农村，这一点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谁不知道我们是处在农村中呢?其实不然。我们有很多同志，虽然天天处在农村中，甚至自以为了解农村，但是他们并没有了解农村，至少是了解得不深刻。他们不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他们就在政治问题上，军事问题上，经济问题上，文化问题上，党务问题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项的问题上，常常处理得不适当，或不大适当。他们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主观地作出许多不适当的计划，强制施行，常常碰了壁。近几年来，由于整风，由于在工作中碰了钉子，我们的同志有了很多的进步。但是还须注意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看起来收效很慢，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在实际上，比较那种不从这一点出发而从别一点出发，例如说，从城市观点出发，其工作效果会怎么样呢?那就决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因为，如果我们从后一点出发，脱离今天的实际情况，做起来不是效率快慢的问题，而是老碰钉子，根本没有效果的问题。
比如我们提倡采取现有样式的军民生产运动，发生了很大的效果，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
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并且还要准备攻入城市，收复失地。然而我们是处在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怎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那末，有些什么办法呢?我们就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
由于是农村，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我们的生产和供给就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
由于是农村，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而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们就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已得了华北华中各地的材料，这些材料都说：减租之后，农民生产兴趣大增，愿意组织如同我们这里的变工队一样的互助团体，三个人的劳动效率抵过四个人。如果是这样，九千万人就可以抵过一亿二千万人。还有两个人抵过三个人的。如果不是采取强迫命令、欲速不达的方针，而是采取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方针，那末，几年之内，就可能使大多数农民都组织在农业生产的和手工业生产的互助团体里面。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
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用心地研究这项工作，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人民展开生产运动，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不但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不但要组织农民生产，而且要组织部队和机关一齐生产。由于是农村，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由于是长期战争的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由于是分散的游击战争，部队和机关也可能生产。在我们陕甘宁边区，则更由于部队和机关的人数和边区人口比较，所占比例数太大，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因此，我们决定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拿陕甘宁边区说，部队和机关每年需细粮(小米)二十六万担(每担三百斤)，取之于民的占十六万担，自己生产的占十万担，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军民两方势必有一方要饿饭。由于展开了生产运动，现在我们不但不饿饭，而且军民两方面都吃得很好。
我们边区的机关，除粮食被服两项之外，其他用费，大部自给，有些单位则全部自给。另有许多单位，并且自给一部分粮食，一部分被服。
边区部队的功劳更大。许多部队，粮食被服和其他一切，全部自给，即自给百分之一百，不领政府一点东西。这是最高的标准，这是第一个标准，是在几年之内逐渐达到的。
前方要作战，不能采取这个标准。前方可以设立第二、第三两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是除粮食被服两项由政府供给之外，其他如油(每人每日五钱)、盐(每人每日五钱)、菜(每人每日一斤至一斤半)、肉(每人每月一斤至二斤)、柴炭费、办公费、杂支费、教育费、保健费、擦枪费、旱烟、鞋子、袜子、手套、毛巾、牙刷等，一概生产自给，约占全部用费的百分之五十，可以在两年至三年内逐渐地做到。现在已有做到了的。这个标准，在巩固区内可以实行。
第三个标准，是在边沿区和游击区内实行的，他们不可能自给百分之五十，但是可能自给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能够这样，也就很好。
总之，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里，一律参加生产。部队和机关，除利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集体参加生产之外，应组织专门从事生产的人员，创办农场、菜园、牧场、作坊、小工厂、运输队、合作社，或者和农民伙种粮、菜。在目前条件下，为着渡过困难，任何机关、部队，都应建立起自己的家务。不愿建立家务的二流子习气，是可耻的。还应规定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能够分得红利，借以刺激生产的发展。又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实行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办法，才能有效地推进生产工作。
有人说：部队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生产，就不能工作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最近几年，我们边区部队从事大量的生产，衣食丰足，同时又进行练兵，又有政治和文化学习，这些都比从前有更大的成绩，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民之间的团结，也比从前更好了。在前方，去年一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可是去年一年作战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并且普遍地开始了练兵运动。机关因为生产，工作人员生活改善了，工作更安心、更有效率，边区和前方都是这样。
由此可见，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的机关和部队，如果有了生产自给运动，他们的战斗、训练和工作，就更加有劲，更加活跃了;他们的纪律，他们的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团结，也就更好了。这是我们中国长期游击战争的产物，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学会了这一条，我们就对一切物质困难都不怕了。我们将一年一年地更有生气，更有精力，愈战愈强，只有我们去压倒敌人，决不怕敌人来压倒我们。
在这里，有一点还须引起我们前方同志的注意。我们有些地区开辟不久，还颇富足，但是那里的工作人员自恃富足，不肯节省，也不肯生产。这样就很不好，他们在将来一定会要吃亏的。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过去有些地方缺少长期打算，既未注意节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发展生产，吃了大亏。得了这个教训，现在必须引起注意。
关于工业品，陕甘宁边区决定在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及其他很多用品的完全自给。原来根本没有或者出产很少的，要一概自种自造自给，完全不靠外面。所有这些，由公营、私营和合作社经营三方面完成任务。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量好，耐穿耐用。边区政府、八路军联防司令部、党中央西北局，对于这些抓得很紧，这是非常之对的。希望前方各地也是这样做。有许多地方已是这样做了，希望他们得到成功。
我们边区和整个解放区，还要有两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学会全部的经济工作。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第二十五节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张平凯15岁参加革命，由少识字自学成才，抗战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生产民运部长，负责组织晋察冀军区大生产运动。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把晋察冀军区大生产运动的实际经验及时给以报道。他写了两篇新闻稿：《晋察冀游击队生产运动》和《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被《解放日报》刊发。毛泽东看到第一篇新闻稿后，大加赞赏，欣然提笔，为这篇稿子写了一篇社论：《游击区也能进行生产》，给以高度肯定和评价。一个月后，毛泽东又看到张平凯的第二篇稿子，更加赞赏，亲自给博古写信说：“平凯同志的稿子甚好，既生动，又有原则性，全文分数日在新华社播报。”这篇社论全文如下：
我们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能够和必须发动军民的生产运动的问题，早已解决了，不成问题了。但是在游击区中，在敌后之敌后，是否也能够这样，在过去，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还是没有解决的，这是因为还缺少证明的缘故。
可是现在有了证据了。根据一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所载张平凯同志关于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运动的报道，晋察冀边区的许多游击区内，已于一九四四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收到了极好的成绩。张同志报道中所提到的区域和部队，有冀中的第六分区，第二分区的第四区队，第四分区的第八区队，徐定支队，保满支队，云彪支队，有山西的代县和崞县的部队。那些区域的环境是很恶劣的：“敌伪据点碉堡林立，沟墙公路如网，敌人利用它的军事上的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时常对我袭击，包围，‘清剿’;游击队为了应付环境，往往一日数处地转移。”然而他们仍然能够于战争的间隙，进行了生产。其结果：“使得大家的给养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五钱油和盐，一斤菜，每月斤半肉。而且几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和识字本，现在也都齐全了。”大家看，谁说游击区不能生产呢!
许多人说：人稠的地方没有土地。果真没有土地吗?请看晋察冀：“首先在农业为主的方针下，解决了土地问题。他们共有九种办法：第一，平毁封锁墙沟;第二，平毁可被敌人利用的汽车路，在其两旁种上庄稼;第三，利用小块荒地;第四，协助民兵，用武装掩护，月夜强种敌人堡垒底下的土地;第五，与缺乏劳动力的农民伙耕;第六，部队化装，用半公开的形式，耕种敌人据点碉堡旁边的土地;第七，利用河沿，筑堤修滩，起沙成地;第八，协助农民改旱地为水地;第九，利用自己活动的村庄，到处伴种。”
农业生产是可以的，手工业及其他生产大概不能吧?果真不能吗?请看晋察冀：“沟线外部队的生产，不限于农业，而且也和巩固区一样，开展了手工业和运输业。第四区队开设了一个毡帽坊，一个油坊，一个面坊，七个月中盈利五十万元本币。不仅解决了本身困难，而且游击区群众的需要也解决了。毛衣毛袜等，战士们已能全部自给。”
游击区战斗那样频繁，军队从事生产，恐怕要影响作战吧?果真如此吗?请看晋察冀：“实现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原则，把战斗任务和生产任务同样看重。”“以第二分区第四区队为例。当春耕开始时，就派有专门的部队去打击敌人，并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正因为这样，军事动作也积极了，部队战斗力也提高了。这个小部队从二月至九月初，作了七十一次战斗，攻下了朱东社、上庄、野庄、凤家寨、崖头等据点，毙伤敌伪一百六十五名，俘伪军九十一名，缴了三挺轻机枪，一百零一枝长短枪。”“把军事动作和大生产运动的宣传配合起来，马上进行政治攻势：‘谁要破坏大生产运动就打击谁。’代、崞等县城内敌人问老百姓：‘为什么八路军近来这么厉害?’老百姓说：‘因为你们破坏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伪军在下面纷纷议论：‘人家搞大生产运动，可不要出去。’”
游击区人民群众是否也可以发动生产运动呢?那些地方，也许是还没有减租，或减租不彻底的，农民是否也有兴趣去增加生产呢?这一点，晋察冀那边也肯定地答复了。“沟线外部队生产运动的开展，还给了当地群众以直接的帮助。一方面，用武力掩护了群众的生产;另一方面，又用劳力进行了普遍的帮助。有的部队，规定了农忙时期以百分之五十的力量，无代价地帮助群众生产。群众生产情绪因此大大提高，军民关系更为融洽，群众都有了饭吃。游击区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同情和拥护，从此更增高一步。”
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要求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事情就可以普遍地办起来。晋察冀边区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沟线外部队的生产运动中，由于干部的思想转变，重视生产，重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培养了群众中的英雄模范(初步总结中，有六十六个英雄模范)，仅仅五个月中，我们沟线外的部队，不仅在生产任务上按时完成了计划，而且特别有了许多实事求是的新创造。”
一九四五年，整个解放区，必须全体一致地从事一个比过去规模更大的军民生产运动，到今年冬季，我们来比较各区的成绩。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必须于两三年内完全学会这一门;而在今年——一九四五年，必须收到较前更大的成绩。这是中共中央所殷殷盼望于整个解放区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我们希望这一计划能够完成。
第二十六节 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和解放区及其任务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都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即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告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民主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抗战以来国共两条抗战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党必须实行“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其中分别论述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和解放区及其任务：
一、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我们的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会的：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军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议，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其本要求。因此，我的报告，主要地就是讨论这些要求：中国应否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成了中国人民和同盟国民主舆论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我的报告将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的工作，已经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目前形势下，在我们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严重的困难。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地从事紧急和更加切实的工作，继续地克服困难，为完成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奋斗。
二、中国解放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现在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其地域，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处，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在这个广大的解放区内，黄河以西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人口一百五十万，是十九个解放区中的一个;而且除了浙东、琼崖两区之外，按其人口说来，它是一个最小的。有些人不明了这种情形，以为所谓中国解放区，主要就是陕甘宁边区。这是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造成的一个误会。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之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1937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一宣言，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
三、中国解放区的任务
我党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已经在解放区实行了并且有了显著的成绩，聚集了巨大的抗日力量，今后应当从各方面发展和巩固这种力量。
在目前条件下，解放区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但是同时应当注意，敌人在目前还是有力量的，它还可能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区军民必须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注意解放区的各项巩固工作。
应当扩大解放区的军队、游击队、民兵和自卫队，并加紧整训，增强战斗力，为最后打败侵略者准备充分的力量。
在解放区，一方面，军队应实行拥政爱民的工作，另一方面，民主政府应领导人民实行拥军优抗的工作，更大地改善军民关系。
共产党人在各个地方性的联合政府的工作中，在社会工作中，应当继续同一切抗日民主分子，在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很好的合作。
同样，在军事工作中，共产党人应当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抗日民主分子，在解放区军队的内部和外部，很好地合作。
为了提高工农劳动群众在抗战和生产中的积极性，减租减息和改善工人、职员待遇的政策，必须充分地执行。解放区的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会经济工作。必须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规模地发展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和贸易，改善军民生活。为此目的，必须实行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在城市驱逐日本侵略者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迅速学会做城市的经济工作。
为着提高解放区人民大众首先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群众的觉悟和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必须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区的文化工和教育工在推进他们的工作时，应当根据目前的农村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做长期打算，避免滥用和浪费。这不但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
在推进解放区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业，必须十分注意从本地人民优秀分子中大批地培养本地的工作干部。一切从外地去的人，如果不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如果不是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并适合情况地去帮助本地干部，爱惜他们，如同爱惜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那就不能完成农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任务。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每到一地，就应立即帮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民兵和自卫队，而且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就可以产生有本地人领导的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就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也不能发展人民的军队。
当然，一切本地人，应当热烈地欢迎和帮助从外地去的革命工作人员和人民军队。
关于对待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的问题，必须提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公开的敌人，公开的民族破坏分子，容易识别，也容易处置;暗藏的敌人，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就不容易识别，也就不容易处置。因此，对于这后一种人必须采取严肃态度，而在处理时又要采取谨慎态度。
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信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责任不要使他们失望。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
第二十七节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整风
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是毛泽东于1944年4月2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毛泽东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解放区“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原则，阐明了军队生产自给必须“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的重要理论，论述了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历史重要性。全文如下：
我们的军队在遭受极端物质困难的目前状况之下，在分散作战的目前状况之下，切不可将一切物质供给责任都由上面领导机关负起来，这样既束缚了下面广大人员的手足，而又不可能满足下面的要求。应该说：同志们，大家动手克服困难吧。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如果上面不去这样作，而把一切事实上担负不起来的担子老是由自己担起来，不敢放手让下面来做，不去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虽然上面费尽了气力，结果将是上下交困，在目前条件下永远也不能解决问题。几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已被证明是我们解放区在目前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
解放区的军队，已经达到了九十多万。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还需要扩大军队到几个九十万。但是我们还没有外援。就是假定将来有了外援，生活资料也只能由我们自己来供给，这是一点主观主义也来不得的。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集中必要的兵团，离开现在分散作战的地区，到一定的攻击目标上去作战。这种集中行动的大兵团，不但不能生产自给了，而且需要后方的大量的物质供给;只有被留下来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其数目将还是广大的)，还能照旧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照此看来，我们全军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难道还有疑问吗?
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在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国家贫困、国家分裂(这些都是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所造成的罪恶结果)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了。大家看，国民党的军队面黄肌瘦，解放区的军队身强力壮。大家看，我们自己，在没有生产自给的时候，何等困难，一经生产自给，何等舒服。现在，让站在我们面前的两个部队。例如说两个连，去选择两种办法中的一种;或者由上面全部供给生活资料;或者不给它或少给它，让它全部、大部、半部或小部地生产自给。哪一种结果要好些?哪一种它们愿意接受些呢?在认真地试行一年生产自给之后，一定会认为后一种办法结果要好些，愿意接受它;一定会认为前一种办法结果要差些，不愿意接受它。这是因为后者能使我们部队的一切成员改善生活;而前者，在目前的物质困难条件下，无论怎样由上面供给，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至于因为我们采用了这种表面上“落后的”、“倒退的”办法，而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这种历史意义，难道还不伟大吗?
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而且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物。这些副产物就是：(一)改善官兵关系。官兵一道生产劳动，亲如兄弟了。(二)增强劳动观念。我们现行的，既不是旧式的募兵制，也不是征兵制，而是第三种兵役制——动员制。它比募兵制要好些，它不会造成那样多的二流子，但比征兵制要差些。我们目前的条件，还只许可我们采取动员制，还不能采取征兵制。动员来的兵要过长期的军队生活，将减轻他们的劳动观念，因而也会产生二流子和沾染军阀军队中的若干坏习气。生产自给以来，劳动观念加强了，二流子的习气被改造了。(三)增强纪律性。在生产中执行劳动纪律，不但不会减弱战斗纪律和军人生活纪律，反而会增强它们。(四)改善军民关系。军队有了家务，侵害老百姓财物的事就少了，或者完全没有了。在生产中，军民变工互助，更增强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五)军队埋怨政府的事也会少了，军政关系也好了。(六)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军队生产了，机关生产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全体人民的普遍增产运动，当然也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
1942年和1943年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大家明白，我们在1937年以前入党的党员，剩下的不过数万人，而我们现在的党员是一百二十多万，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这种情形，就是在1937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是存在着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我们还能顺利地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但是，我们在大量干部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这个矛盾——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党就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统一的(不是完全统一地)大踏步地但又是稳步地前进了。在今后，我们党还会，也还应该有更大的发展，而我们是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下更好地掌握将来的发展了。
另一个环子是生产运动。抗战八年了，我们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这是伴随着1940—1943年敌人大举进攻和国民党政府发动三次大规模反人民斗争(所谓“反共高潮”)而来的绝大的困难，绝大的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个困难，不解决这个矛盾，不抓住这个环节，我们的抗日斗争还能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但是我们学会了并且正在学会着生产，这样一来，我们又活跃了，我们又生气勃勃了。再有几年，我们将不怕任何敌人，我们将要压倒一切敌人了。
这样看来，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具有何种历史重要性，是明白无疑的了。
让我们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末，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
目前正当春耕时节，希望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工作人员、人民群众，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学会生产的地区，今年应当更大地努一把力。
第二十八节 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他曾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后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把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明确概括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其中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1947年12月25—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的报告。
其报告之六中明确提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被这些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所压迫和损害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都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蒋介石统治区域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阶级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他们替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们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当着他们的反动倾向尚能影响群众时，我们应当向着接受他们影响的群众进行揭露的工作，打击他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群众从他们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如果混同这两件事，我们就要犯错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是指雇佣工人或店员的小规模的工商业者。此外，还有不雇佣工人或店员的广大的独立的小工商业者，对于这些小工商业者，不待说，是应当坚决地保护的。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手里有着从官僚资产阶级接收过来的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巨大的国家企业，又有从封建制度解放出来，虽则在一个颇长时间内在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但是在将来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在这些条件下，这种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其存在和发展，并没有什么危险。土地改革后，在农村中必然发生的新的富农经济，也是如此。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像我们党在1931—1934年期间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这些错误如果重犯，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中国土地法大纲上有一条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这里所说的工商业者，就是指的一切独立的小工商业者和一切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1948年2月27日，为了贯彻好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纠正某些地方党组织“左”的错误，毛泽东主席还专门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即《关于工商业政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全文如下：
一、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这些地方的党委，在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必须从领导方针和领导方法两方面认真地进行检查。
二、在领导方针上。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许多地方所犯的错误就是由于全部、大部或一部没有掌握上述方针而发生的。各中央局、分局应当明确提出此一问题，加以分析检查，定出正确方针，并分别发布党内指示和政府法令。
三、在领导方法上。方针决定了，指示发出了，中央局、分局必须同区党委、地委或自己派出的工作团，以电报、电话、车骑通讯、口头谈话等方法密切联系，并且利用报纸做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在通常情况下，各中央局和下面的联系必须力求密切，经常注意明确划清许做和不许做的事情的界限，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
四、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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