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总方针和基本政策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由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组成的过渡性经济。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地域偏僻、经济落后，并且屡遭日寇“扫荡”和“三光”政策的破坏，以及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但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奋力竞争，实施了卓有成效的财政经济方针和政策，为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和保障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正如毛泽东在听取贺晋年关于警三旅开展大生产情况汇报后高兴指出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通过本章综合分析，深知党和毛泽东高度重视经济建设，早在根据地就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经济建设的总方针;因地制宜，实行了各项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丰富的经验。可以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实践，为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开辟和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精神的培育和成长，发挥了决定性的基础作用，显示了强大的政治经济生命力和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威力。

　　第一节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公营经济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只是掌握了中国革命的部分领导权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提出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中国革命的全部领导权。由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就转变成为初级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这一理论转型的中心环节之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理论,这时也转变为西柏坡时期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理论。按照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我国建国初期将实行的,实际上并不是延安时期所设想的以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为主导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是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导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初级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但毛泽东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还是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内由政府和军队、机关、学校直接经营的农工商业，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它是革命根据地经济的领导成份，代表着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担负着保障财政供给，领导和带动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发展的任务。

　　公营经济开始创建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1927年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就有军械处、被服厂、公卖处、公营商店等。1931年11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江西成立后，公营经济有了显著发展，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货币，兴办了军械、织布、造纸、印刷、制药、农具、采煤、钨矿等工矿企业，设立了对外贸易局、粮食局，并直接经营食盐、棉布的进口和粮食、钨砂的出口以及根据地内部市场的粮食调剂等重要商品的流通。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克服因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政府加紧经济封锁而造成的经济困难，减轻人民的财政负担，并为抗日战争建立可靠的物质基础。根据地人民政府领导人民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公私兼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政策，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公营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方面，政府统一经营的工业迅速增长，如陕甘宁边区，1937年公营工厂职工只有700人，1942年增至约7000人，占边区工厂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纸张、药品、火柴和公用棉布基本自给，并能炼铁，制造小型机器和化工原料，炼制汽油、柴油。另一方面，部队、机关、学校以农业为主，包括工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生产事业也蓬勃成长。这就使部队、机关、学校自己动手克服了物质困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增强了军民团结。

　　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而扩大，公营经济在老解放区继续发展，在新解放区没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产业和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归人民政府所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逐步发展成为掌握全国国民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多年战乱基本结束，但国民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一是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国民党军事较量失败后期，大量破坏城市及其工厂基础设施，极力搜刮金银钱币，加上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二是经济基础相当薄弱。中国长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关税不能自主、“自由贸易”受限制，使得中国一直未能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重工业基础相当薄弱，在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官僚资本的大肆搜刮下，造成工农业生产下降，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三是物价飞涨。在国民党政府滞留大陆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由于维持大量军费开支，连年出现巨额赤字。弥补的唯一办法，就是滥发纸币，其结果是，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法币和金圆券，形同废纸。旧中国的军、政、公、教人员，加上灾民和城市失业人员，数以千万计，需要接管。造成粮食、棉纱、化工、五金等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四是由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发展，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生产方式落后。当时，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在整个产业构成中，农业居主导地位，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占到八成以上，从事工业生产的不足一成，服务业也是不足一成。当然，建国初期的困难没有难倒我们的党，坚持正确的财政经济方针和政策，首先稳定了物价，打击投机倒把，严厉制裁囤积居奇。大力恢复生产，没收官僚资本，合理调整工商业。到1952年底,国家财政经济取得基本好转。

　　第二节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从1927年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起，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政府就把增加生产，进行可能而必需的经济建设，以建立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作为建设巩固的根据地的基本环节。1942年，毛泽东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破坏以及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给根据地造成极为严重的物质困难，并为了纠正一部分同志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以及单纯向人民要东西而不帮助他们发展生产的错误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及时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保障供给。供给从财政上来说，就是军队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亦即革命战争经费的供给。它的重要来源：一是根据地人民的赋税。为了抗日救国，人民承受一定的负担，但有个限度，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政府规定救国公粮征收额平均不能超过农业收入的20%，脱离生产的人员不能超过该根据地人口的5%;尤其重要的是，要采取适当的步骤和办法，发展生产和流通，鼓励农民发家致富，使他们所得大于负担。二是公营经济的生产经营收入。除发展政府经营的经济事业之外，还组织军队、机关、学校从事自给性的农工商业，减少消费性的支出。同时，为了发展经济，根据地还开展对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贸易斗争，打破他们的经济封锁。例如，陕甘宁边区就实行独立发行边币，在发展生产，平衡财政收支的基础上充实其物质准备，稳定市场金融和物价的政策;政府统一管理对外贸易，组织公私力量，增加食盐和土特产的出口，换回棉花纱布、药品、通讯器材等必要的物资;在对内贸易方面，则继续实行自由开放的政策，疏通流通渠道，组织各种供销社和消费合作社，促进城乡物资交流。

　　特别是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后和财经办事处及各地财经分会成立以来，一九四三年边区财经工作获得了很大成绩的，最主要的表现：一是确实开展群众性的生产运动，军队也贯彻实行了屯田政策，使边区的粮食棉花大量增产;公营企业、合作社都有一定发展。二是分区各自负责从农工商业及一部分税收中保障了自己的供给。这一方面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渡过了财政上的困难。三是人民政府和部队机关建立了相当雄厚的家低，打下了自力更生的基础。四是贯彻了统销政策，这对政府财政收入和供给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粮食税收工作也有了改进。五是使陕甘宁和晋西北的财经趋于统一。六是在分区财经领导统一的基础上，使所有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进一步统一。这些成绩如果没有高级干部会的整风，毛主席关于财经工作的理论指示，西北局和财经办事处的领导和督促，以及全党同志的努力，是不可能取得的。

　　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成绩是空前的，获得如下政治经济的巨大收获：一是人民群众、部队和机关的生活改善了，部分真正达到了丰衣足食的标准。二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的鱼水关系大大地改善了，人民对党和政府表示更亲切的拥护和爱戴，充实了民主政权的内容。三是由于经济上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使党和根据地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更深入更扩大了。

　　根据地在生产事业上的胜利和发展，给了全国人民以奋斗的方向和信心。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仅能够破坏旧社会，而且有能力来建设新社会。当它认真来干这件事的时候，它可以依靠群众力量克服任何可能克服的困难，而且是极富于创造能力的。

　　由于根据地生产获得成绩，使各方面的工作也随之获得进步，如军队工作、政府工作、群众工作、防奸工作、文化事业等，特别是领导作风，经过反官僚主义倾向与反军阀主义倾向后有巨大的转变。在大生产运动中，党政军民的关系更加团结与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更加提高。

　　由于大力发展公营和民营经济，使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保证了军需民用，在抗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重申解放区解决财政问题的“第一个原则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继续以此作为指导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

　　第三节革命根据地的基本经济政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革命根据地经济中公营经济与私人经济、雇佣劳动者与民族资本家之间关系的基本政策，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

　　1934年初，国民党反动派继续组织武装力量对苏区进行“围剿”，并在经济上实行重重封锁。为了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党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论述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竭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红色区域经济建设的中心,应当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而农业生产是红色区域经济建设中的第一位。它不仅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对于某些重要农产品生产作出适当计划，也是容许和必须的。要发展农业生产，要领导农民解决劳动力、耕牛、肥料、种子、水利等困难问题。为着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各地应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要恢复和发展红色区域的手工业和某些工业生产，其中重要的是烟、纸、钨砂、樟脑、织布、制药、制糖、农具和肥料等。在散漫的手工业基础上，不可能作到全部精密的计划，但对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要作相当的精密的计划，确切地计算原料生产，计算到国民党占领区和在红色区域内部的市场。要有计划地组织对国民党占领区的贸易。由红色政权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粮食和钨砂的输出，粮食在红色区域内部的调剂等。

　　毛泽东还指出：在红色区域内的经济成份，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国家经营的经济，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但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而私人经济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只要它不越出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仅不加阻止，而且要加以提倡和奖励。

　　毛泽东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增加财政收入,这是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同时指出在财政支出上，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为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对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对克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困难、对供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和改良人民群众的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私人经济是根据地国民经济的重要成份，其中属于农民和手工业者所有的采取小规模经营形式的个体经济在数量上占着绝对的优势，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中小资本家经营的私人工商业。由于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农村经济的落后状况，还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同盟者，因此，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提倡和奖励私人经济的政策。到了后期，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及其错误政策，在劳资关系方面提出过高的劳动条件，实行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给根据地经济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纠正了历史上“左”的错误，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

　　根据地的公私关系，主要指政府、军队、机关、学校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国家利益同农民利益之间，革命战争的需要同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农民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同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两个方面，政策规定必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农民负担问题上，既要取之于民，更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关于劳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政府规定，为了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必须改善工人的生活，但加薪和减少劳动时间均不应过多，劳资之间在签订契约以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税收政策方面，实行统一累进税，除资本家必须缴纳税收以外，及收入在政策规定的免征点以上的工人和农民，也必须按收入多少纳税。劳资两利的财政经济政策，使资本家有利可图，收到既鼓励本地资本家放心创业，也吸引外地资本家前来根据地投资兴办工商业的实效。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整地提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基本政策，在土地改革中严禁侵犯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在城市工作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并要求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增加收入，以支援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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