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1956年9月～1966年5月）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完成以后，如何在中国“一穷二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崭新课题。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27年间，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上，毛泽东基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现状，带领党和人民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等问题，对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探索。

　　第一节 探索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和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确立基本理论和大政方针的基础上，以《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标志，这个探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八大以后，党在经济领域继续探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面展开，首先取得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

　　一、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一系列经济建设方针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毛泽东、党中央把注意力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和极为复杂的问题。既不能凭主观臆想去想象，又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建设模式，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特点。这样的艰巨的问题，只能在探索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去解决。

　　1956年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在《论十大关系》提出前后，党中央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形成并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方针。这也为中共八大的顺利召开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泽东分别听取中央机关和国务院34个部门(委、办、局)关于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的系统汇报。4月下旬至5月2日，他还邀请湖北、广东两省和武汉、广州两市的党委负责人开了四次座谈会。在这次系列座谈和调查研究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理论，即《论十大关系》。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经会议讨论，得到政治局赞同后，5月2日又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得到与会的拥护。这个报告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论述的十大问题(即十大关系)，一方面是从总结我国的经验、研究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问题中提出来的，另一方面是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来的。毛泽东强调：“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这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特点走自己的道路，反映了毛泽东指导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大政方针。

　　“十大关系”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心，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但又不是平行并列的。它侧重于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各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这反映出在新形势下，毛泽东在全面分析我国社会矛盾的时候，已经把探索解决经济建设中的矛盾摆在首要的中心的地位。实质上提示了在新形势下，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中心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

　　“十大关系”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实际上是思考开辟一条跟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苏联的做法是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地注重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的不平衡，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报告肯定我们过去在处理这些关系上没有犯大的错误，同时强调根据形势和经验，今后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第四、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样借鉴了苏联的教训，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苏联的做法是把农民挖得很苦，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报告鉴于苏联和我国自己的经验，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必须兼顾各方面关系，而不能只顾一头;同时提出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和工厂的权力，给地方和工厂更多的独立性。

　　这样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所有这些展现出毛泽东为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从多方面探索的生动景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思路逐步清晰起来。毛泽东回顾这段历史时多次说过，以前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

　　(一)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性盛会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逢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际，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之时。

　　1955年10月11日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提出，给八大报告的起草工作提供了指导理论。毛泽东领导并参加了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报告的工作。八大文件不仅凝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也凝聚了全党的经验和知慧。

　　1956年8月22日，党的七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通过了准备向党的八大提出的各项文件，对大会的有关事项作出决定，为顺利召开八大作好各方面准备。会议明确提出八大会议应突出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主题。毛泽东说：这一次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报告里面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经济建设。由此可见，会议明确提出八大议程应突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主题。

　　8月30日至9月12日，八大预备会议召开。会议对中央委员会准备提交大会的各项报告和文件进行详细讨论，提出修改意见。8月30日，毛泽东主持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他提出大会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他认为，“这是一种责任”。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他强调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要继续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关于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他强调要坚持七大的方针，即团结的方针，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毛泽东的讲话，对于开好八大会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动员作用。

　　9月10日，毛泽东在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重点讲经济建设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他希望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不要像民主革命时期犯那么多和那么长时间的错误，避免栽那么多筋头。他说：搞经济，这几年有了一些经验。搞新的科学技术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和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造就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人。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到那时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这是毛泽东根据国内外迅速发展变化了的新形势，对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建设方面提出的新要求。

　　1956年9月15～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50多个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参加大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朱德、董必武、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68位代表作大会发言，45位代表作书面发言。代表们围绕开幕词和大会各项报告，对党的各方面工作进行总结，坦诚地交流工作经验。代表们还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诚恳地提出批评。

　　大会通过了各项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选举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议事日程。这种提名方式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大会最后选出97名中央委员，73名候补中央委员。

　　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产生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

　　(二)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新认识

　　党的八大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适应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的新形势，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新建立的生产关系在某些方面还不完善，应当紧紧围绕着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并且完全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生产力的现实发展水平来调整、改进、巩固和发展。

　　八大的政治报告，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指出：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还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已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为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据此，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尽管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政治报告决议的这个论断，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党确定自己正确路线的基础。关于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在理论上有不完全准确的地方，因为这个提法没有全面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同时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但是，上述提法的着眼点在于把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还很落后的这一基本国情特点突出来，强调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也成为当时全党的共识。这个着眼点，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在明确主要任务的基础上，八大进一步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即“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八大实际上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初步实现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八大期间，毛泽东曾表示：这次大会反映了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中国有那末一块大地方，资源那末丰富，又搞了社会主义，如果不能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中国的前途是好的，但任务是艰巨的。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光。15年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0年到100年建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这就是八大为全国人民展示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

　　三、经济方面的重要决策

　　八大以对新形势下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为基础，在经济方面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

　　(一)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周恩来的报告对“一五”计划的实践和反冒进的经验作了初步总结，强调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这个总结，初步反映了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八大坚持并阐述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政治报告决议指出，如果对于凭借有利条件较快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可能性估计不足，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财政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多种客观限制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大会通过的关于“三五”计划建议的各种指标，比较符合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

　　(二)探索改进经济管理的方针政策

　　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要在适当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因此，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由需要者自行选购的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等办法。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理论：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这些意见受到大会的重视，写进大会决议。这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苏联模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重要尝试，这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在八大所开启的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内，党领导全国人民奋发图强、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八大路线的继续贯彻和进一步发展。

　　(三)八大后的进一步探索，搞活经济的新思路

　　八大以后，为进一步解决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遗留的矛盾，中央按照“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来调整经济关系，取得了初步进展，并产生一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在基本完成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不久，党就着手调整市场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方针，强调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个体手工业、小商店、小摊贩、小批贩，要长期保持单独经营;还提出要克服统购包销中的弊病，放宽市场管理，允许企业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选购和自由推销，允许完成统销和定购任务以后的一部分农产品进入自由市场。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入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有明显增加，与人民衣食行密切相关的市场生产和销售有了初步改善。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这类事物，引起原工商业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56年12月，毛泽东就这些问题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多次谈话、讨论，提出这样的意见：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竞争)，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他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他认为，“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工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毛泽东把这个新思路概括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毛泽东上述关于搞活经济的新思路，是八大确认的以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为补充的政策的新发展，即允许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经营的存在和发展，使之在国家领导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利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华侨投资的经济，也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和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八大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大会确定的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决策，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由于1957年的经济建设工作认真贯彻八大制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从而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和完成。

　　(一)《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制定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对农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农业发展成为工业化的坚实基础。

　　1955年底，农业合作化运动已达到预期目的后，毛泽东就把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提到议事日程。11月，毛泽东在视察杭州、天津等地时，分别同14个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了《农业十七条》。这是第一个全面规划我国农业发展远景的蓝图。1956年1月，第二次杭州会议将十七条扩展为四十条，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四十条”)。随后，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提出修改意见，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加以修改。10月25日，中共中央将“四十条”展开一次全民讨论，再作修改，让全党、全国人民“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

　　“四十条”的重点是突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领导力量，而农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极重要地位。农业用粮食和原料供应工业，同时农村为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国内市场。在农业发展中“四十条”强调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性，认为农业合作化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没有合作化，在个体经济的条件下，农业难以实现较大发展。“四十条”还要求大力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产量。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按照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岛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按各地情况，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数)分别提高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四十条”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在单干时候的水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几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够办得到。“四十条”的提出，是党从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向抓经济建设工作转变的一个标志，它反映了全党急切地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积极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愿望。但是，由于这个文件是在全党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中制定的，提出的各项指标大多超越实际可能性，除了农业合作化外，其他各项都未能如期实现。

　　在大力发展农业中 ，毛泽东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摆放在突出位置。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按语中提出，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十分需要制定一个若干年内实行的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1956年1月，毛泽东在阅《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纲要(草案)》文稿时，加写并修改了一段文字，要求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通过上述这些工作，争取在七年内(从1956年开始)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在12年内基本消灭特别大的水灾和旱灾。

　　按照这样的规划，周恩来多次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水利专家讨论治理长江、黄河的问题，并在出访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时，考察那里的水利建设。考虑到治理黄河需要解决水库淤塞问题，周恩来还向正在阿富汗的联邦德国、美国和苏联的水利工程师询问，了解各国水坝的含沙量和洪水量等情况。

　　在党中央的明确布置下，1956年各地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开工。主要有：山东省第一期虹吸引黄灌溉工程、安徽省响洪甸水库工程、云南省以礼河水电站二组水槽子电站工程、浙江省新安江水利发电工程、广东省溪河水库工程、淮河流域的糜子潭水电站工程等。

　　1957年4月12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组工程开工。周恩来于7月24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研究三门峡工程问题时，确定由水利部提交具体方案，经中央、国务院确定一两个方案，交全国，再作最后决定;批准苏联专家对三门峡工程的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暂缓进行。8月2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十一次常务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重申，水利工作要有综合计划，要有全面设想和安排，要和防洪、沙土保持、排涝等结合起来。

　　与之同时，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也有计划地进行。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11月至12月间，各省、市、区相继召开会议贯彻中央精神，部署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全国各地农村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1月为六七千万人，12月为8八千万人，到1958年1月，有近1亿劳动力投入其中。从1957年冬到1958年4月，农业生产出现可喜局面。

　　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原是个穷山村。1955年冬，这里的农民削岭填沟，把1000多块零碎地块平整成70多块，计1520亩的“三合一”水平梯田(即修培埂，深翻整平，挖蓄水沟三顷工程结合的梯田)。同时修建小型水库11座，建谷房1600座，11800亩荒山全部植树。1956年粮食平均亩产279公斤，比治理前增长4倍多。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批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历家寨是一个好例。”

　　(二)调整工业布局，发展新老工业

　　旧中国工业设施不多，70%以上的重工业、轻工业畸形分布在东部沿海狭长地带，只有30%在内地。内陆地区工业、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极为薄弱。这是历史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如何解决中西部地区工业和经济发展严重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局面，以实现我国工业地区布局和工业布局合理化，促进全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战略布局的重点。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6月，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提交国务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并决定提请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向大会所作的报告。报告分析了我国原有工业地区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并提出五年基本建设计划，对地区布局作了比较合理的部署。一方面合理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工业基础，发挥它们的作用，并支援新工业基地的建设;另一方面，积极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基地建设，在西南开始部分的建设。根据这一方针，“一五”计划156个项目中的106个民用工业企业，部署在东北地区50个，中部地区32个，44个国防企业，部署在中、西部地区35个，其中有21个安排在四川和陕西两省。电力工业的布局，除东北地区布置七个企业外，其余遍及北京、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甘肃、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新疆这些地区，都是电力工业比较落后的省份。

　　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工业地区布局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由于当时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的限制，对内地工业投入过大，抑制了沿海地区发展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对工业的协调发展有指导意义。毛泽东提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一五”计划的经验，“二五”计划的制定以及《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都认真贯彻了党中央的部署。调整工业地区布局和工业布局，集中力量发展国家急需的科学技术，促进了新兴工业的发展。

　　“二五”计划在调整工业基本建设规模的基础上，抓住对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建设项目，如钢铁、石油、有机化工，特别是制造重要机械设备的机械工业。对上海、天津等老工业基地的发展规模进行了调整。对国防开支进行适当压缩，要求一般的国防建设和普遍装备生产放慢速度，集中力量发展原子弹、导弹、飞机和无线电事业。在国民经济计划的全面协调和部署下，《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提出“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重点发展核技术、喷气技术、无线电技术，围绕上述领域，开展了600多项中心课题研究。50年代至60年代初，我们成功实现了航空、核能、火箭、电子、自动化等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的启动，促进了航空、电子、船舶、兵器、核能、航天等一系列新兴工业的发展。

　　1955年，武汉钢铁公司开始施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汽车制造厂。1956年7月13日，从总装配线上开出了第一批解放牌汽车，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经过四年建设，1959年11月1日在河南洛阳建成投产，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拖拉机的历史。1954年，我国最大的医药联合企业华北制药厂开始施工，1958年建成投产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青霉素主要依靠进口的状况。吉林化工区(包括吉林染料厂、吉林氮肥厂和吉林电石厂)于1955年4月进入施工，仅用三年多时间，就建成了当时国内最大的染料厂和化肥厂，安装了亚洲最大的电石炉。1957年10月25日投产当年就为国家提供了染料、化肥、电石，生产品种达到37个。佳木斯造纸厂于1954年8月开工建设，1957年11月建成投产。它生产的产品，填补了我国造纸工业的空白，供应了全国的28个省、市、区，近千家企业。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兴工业分别从仿制苏联产品进入关键产品进入自主生产阶段。1956年中国第一架仿制米格—17型歼机的歼—5型飞机试飞成功，中国成为少数几个能够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一。中国电子工业从1952年结束收音机依赖外国电子管的历史到1958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仅用了6年时间。中国兵器工业在1956年9月生产出国产B2—34中型坦克发动机，结束了不能制造坦克发动机的历史。

　　1956年，我国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相继建立和发展，为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启动奠定了一定基础。为了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在最重要、最急需、最能影响全局的方面，并首先取得突破，党中央决定重点发展以原子弹、导弹为代表的尖端国防科学技术。“一五”计划末期，我国核工业和航天工业开始起步。核工业是从事核燃料生产和核能、核技术开发利用的一门新兴工业。航天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中发展最快的尖端技术之一，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新兴工业的发展，推动了我国基础工业部门对新材料、新工艺的研究，促进了国民经济相关部门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材料工业、化工工业、冶金工业、电子元器件工业及精密机械、仪器仪表工业等的发展，既填补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许多空白领域，又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了一个与尖端科学技术发展相适应的配套协作，为我国独立自主地发展尖端科学技术打下了物质基础。

　　(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

　　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五年的艰苦奋斗，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形成新中国建立以来引进规模最大、效果最好、作用最大的工业化浪潮。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前进了一大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后来中国的继续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的基础。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中华人民共和国1953～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简称“一五”计划。

　　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1953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国家规定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并以此为中心，进行财政、信贷、市场三大平衡和安排人民生活。

　　按照这个基本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1年开始编制，1954年基本定稿，到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前后共修改五次。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7%，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3%，基本建设投资总额427.4亿元，1957年农村入社户数达到总户数的1/3左右，钢产量412万吨，粮食产量1.9亿吨等。这些指标既符合实际，积极可靠，又留有余地。制定计划的方法是重视各部门各主要产品比例关系的协调，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平衡。

　　执行的结果，1956年宣布提前完成了计划规定的任务。五年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共达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15.3%，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47亿元。在施工的一万多个建设单位中，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项目921个，比原计划增加227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产的428个，部分投产的109个。这921个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我国现代化工业的骨干。新增固定资产投资492.18亿元，相当于1952年底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2.05倍。从投资效果看，“一五”时期的大中型项目，建成后平均三年半就能收回投资。

　　工农业总产值较大幅度地增长，初步改变了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以农业总产值为主的局面。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67.8%;其中，农业总产值537亿元，增长24.8%，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56.9%下降为43.3%;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43.1%上升到56.7%。工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也有明显提高。1957年我国钢材自给率达到86%，机械设备自给率达到60%以上，1957年同1952年相比，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52%，12个工业部门的产品成本降低29%。从工业总产值的构成来看，在轻重工业都有较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开始改变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为主的局面。1957年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64.5%下降为55%，重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35.5%上升到45%。

　　重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使旧中国重工业十分落后的局面有所改变。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原煤产量达到1.37亿吨，比1952年增长98.5%，为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亿度，比1952年增长164%，为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量的3.2倍;金属切削机床达到2.8万台，比1952年增长1.04倍，为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5.2倍。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部门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无线电和有线电等的制造工厂，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这些新兴工业的建立，初步改变了解放前我国工业部门残缺不全的面貌。一大批包括煤矿、电站、油矿等能源基地的新建和扩建以及工业化原料基地的建立，使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实现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奠定了初步基础。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半数以上投放内地，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办，使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善。

　　重工业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促进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900.9亿担，比1952年增长26%。我国农业的生产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五年内扩大耕地5867万亩，新增灌溉面积1.1亿亩，造林面积达21102万亩;大中型农用拖拉机从1952年的1307台增加到1957年的14674台。农业的发展，跟世界农业的发展相比速度不低，但是跟同一时期我国工业增长速度相比，仍相对落后。粮棉增产的速度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粮棉供应紧张的状况未能显著缓解，要求农业增产的压力仍然很大。

　　“一五”计划期间，轻工业生产主要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局面虽然没有多大改变，但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比重有所增加，产量大幅度增长。1957年与1952年相比，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棉纱、棉布的产量增长30%左右，毛线增长1.85倍;呢绒增长3.3倍;以工业品为原料的产品增长幅度更大，当时属于高档耐用消费品的“三大件”，自行车增长9倍，缝纫机增长3.2倍，收音机增长19.7倍。其他日用工业品的产量也都有成倍增长。

　　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发展很快。到1957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2.67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16.6%。穿越高山峻岭的宝成铁路(宝鸡至成都)和工程同样艰巨复杂的鹰厦铁路(鹰潭至厦门)，连接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在这个时期先后建成。1957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到25.46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1倍，除康藏公路外，另两条通向“世界屋脊”的青藏公路也建成通车，密切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到1957年底，全国内河航道里程已达14.4万多公里，比1952年增长51.6%，空运的航线超过1952年1倍多。1957年，邮路总长已达222万公里。农村大约70%的乡可通电话。

　　“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的100年。增长速度同世界其他国家同一时期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

　　国内外贸易也显著扩大。1957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474亿元，比1952年增长71.3%;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1亿美元，比1952年的19.4亿美元增长59.8%。在进出口贸易结构上，继续实行进口替代政策，随着我国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工矿产品在出口贸易额中的比重，已由1952年的18%上升到1957年的28%。

　　教育、科学、文艺、医疗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各项事业获取较快发展。由于经济建设高潮中技术人员极为短缺，全社会形成了重视教育的氛围。1957年，普通高等学校发展到229所，比1952年增加14%;在校学生44.1万人，比1952年增加1.3倍;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77.8万人，比1952年增加22.3%;普通中学在校学生628.1万人，比1952年增加25.8%。“一五”计划期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27万，超过1912年至1947年36年间21万毕业生总和的28.5%。1957年全国科研机构共有580多个、研究人员2.8万人，比1952年增长2倍多。到1957年，全国县县有医院，乡乡有诊所，共有病床位29.5万张，比1952年增加84%。全国有中西医生共计54.7万人，医疗水平有所提高。全国城乡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状况都有显著改善。

　　在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方面，“一五”期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国家财政除1956年有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有所提高。1957年全国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达108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提高24.5%，其中非农业居民为222元，比1952年提高31.7%，农民为82元，比1952年提高16.8%。同新中国成立前相比，“一五”期间社会保障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到1957年底，我国职工总数为3101万人，比1952年增加93.4%。从1955年到1956年，在国家机关和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先后实行以工资制替代供给制、货币工资制替代工资分制的改革。职工工资水平在“一五”期间保持稳定的增长。1957年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达到637元，比1952年实际增长30.3%。“一五”期间，国家投资新建职工住宅9454万平方米，拿出103亿元的资金用于职工的劳动保险、医药费、福利费等;1957年全民所有制单位支付职工的劳保福利费已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7.9%，比1952年的14%提高了3.9个百分点。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农民的生活也有较大改善。由于农业税率一直稳定在1953年的水平和农业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五年中全国农民的收入增加30%。1957年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比1952年增加3.1倍。“一五”期间，基本建立起公费医疗制度和医疗上的劳动保护制度，绝大多数国家公职人员、高等院校学生和工矿企业职工都能享受到有病就医的经济保证。在农村，对那些严重危害健康的流行性疫病的治疗，则采取了减免费用的办法。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又规定对老、弱、孤、寡、残、病社员要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者受到教育和年老者死后安葬都有依靠，并努力使这些“五保户”增加收入。

　　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加速作用。同50年代大多数新独立的，人均年增长率为2.5%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验也是成功的。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高出11个百分点，是1978年以前最高的时期，因而是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

　　“一五”计划时期特别是八大前后这段时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留有余地，制定计划必须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协调发展，等等，都得到很好的体现。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规模和速度一定要和国力(即物力、财力、人力)相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必须兼顾人民生活，要统筹兼顾消费的适当比例。这些方针政策是保证“一五”计划得以顺利实施的根本原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它雄辩地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使中国共产党的八大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完全正确的。同时证实“一五”时期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全党整风，开展反右派斗争，党中央认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已取得伟大胜利，广大人民群众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应该搞得更快一些。为此，党中央、毛泽东酝酿并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对策。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当时被称作“三面红旗”。它们的提出和推行，表明党中央、毛泽东在努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反映了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在站起来之后求富求强的强烈愿望。

　　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酝酿，是从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出“多快好省”的口号开始的。在1957年10月9日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议恢复多快好省的口号，得到与会者的响应。全会重申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八届三中全会后，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1958年元旦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多快好省作为一种工作方法，说“八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在1月28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一些问题搞清楚了，其中就提到了恢复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他还特别称赞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在2月1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3月8日至26日，党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和插话中，多次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毛泽东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对报告草稿进行了修改，将其中表述总路线的文字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成都会议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确立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认为，尽管总路线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但它还没有完全形成。他说：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五年。

　　1958年5月3日，举行了党的四中全会，为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作了准备。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向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着重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详细论述了三个“并举”的方针，这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取得的积极成果。毛泽东后来把它称之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报告根据总路线的要求，确定了党和全国人民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的主要任务。

　　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对总路线进行阐发。对于这条总路线，代表们在讨论中表示坚决拥护，并列举本地区、本部门的成绩和经验说明总路线是正确的。从中央部门到地方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地区的生产指标。5月23日，会议作出《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会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历史地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这条总路线，体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保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把多、快、好、省特别是多、快好、省统一起来，理顺其中的各种关系，是可以促进或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对总路线的解释中，强调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指出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报告中提出的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迫于帝国主义封锁压力，急于尽快彻底改变“一穷二白”落后状况的紧迫性，党内难以避免地存在急于求成的思想，一些领导人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和量力而行、实事求是的原则，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

　　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运动

　　(一)莫斯科会议及其赶超发展战略的提出

　　1957年以后，在世界两大阵营的对抗中，社会主义阵营显得更有力量。这段时间内资本主义阵营也经历了一场内部危机。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面临着不少新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提出利用各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的机会，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接受了苏联的建议，并作出积极响应。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随后，参加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即第一次莫斯科会议，直到11月21日回到北京。

　　莫斯科会议期间，强调在经济建设等方面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阵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只有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势力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阵营，才可能防止战争，保障世界持久和平。

　　在一个时期内，集中国家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努力在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实施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这往往是工业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经处于帝国主义国家封锁包围之下的苏联得以施行并初见成效，为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战后，经过经济恢复和调整，苏联领导人重新提出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莫斯科会议期间，由于对世界局势作出两大阵营和平竞赛的判断，并肯定这种赶超式的发展战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提出了各自的赶超目标。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用15年时间，在工农业最重要产品的产量、某几项工业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也在会上提出，中国在15年后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他说：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15年后，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设想，反映出党中央、毛泽东要努力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毛泽东在提出这个口号时，事先征得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的同意。回国后，毛泽东找有关部门进一步了解英国工业和经济发展的情况，研究赶超英国的问题。12月8日，毛泽东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向他们通报了在15年内赶超英国的设想。15年赶超英国的设想公布后，成为动员全国人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以求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一个响亮的行动口号。

　　以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这种发奋图强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以制造业的发展为标志的初级工业化阶段，努力提高钢铁产量也是必需的。

　　(二)发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

　　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全民讨论，开展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掀起一个生产高潮。10月27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从而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社论认为，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发出了“把1958年的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的号召。

　　各地区、各部门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并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和15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要求，纷纷召开会议，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从中央到地方普遍修改原订的发展计划，制订各自的“跃进”计划，提出了新的指标。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农田水利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浮夸和蛮干的情况。1957年冬至1958年春掀起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1月3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华东六省、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他在会上谈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17个问题。根据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结果，毛泽东主持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党内下发，征求意见。这是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又一篇重要文献，核心是要解决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在这个文件中，关于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的经济工作和经济计划的内容，概括为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和社会主义农业三个方面各14项。文件还提出了一些领导工作方法。

　　总之，《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积极的，行之有效的，是正确的。但执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领导干部理解的偏差和“左”的错误，违背了这个文件的初衷。

　　1958年上半年党中央、毛泽东召开的几次会议，在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发扬党和人民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振奋精神，寻求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作了不少的探索思考和努力。

　　(三)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和“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

　　经过1958年上半年几次中央会议的酝酿和准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于5月5～23日召开，推动“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

　　5月5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确定了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发展目标，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成和拥护。

　　会议充分肯定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我国正在经历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经济文化事业完全能够以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速度发展。会上，有117人口头发言，140人提交书面发言，中央28个部委提出向中央的报告。一些地区和部门结合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总结了因地制宜结合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总结了因地制宜发展的实践和经验。在这些发言和报告中，虽不乏脚踏实地、讲求实效的内容，但各地区、各部门在纷纷提出各自的跃进计划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脱离实际的生产发展高指标。

　　三、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

　　人民公社化运动最初是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社并大社引起的。这本来是出于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争取推动农业集体生产组织向更高的形式过渡的一场普遍的群众性运动。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和公有化程度，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由规模较小的合作社合并而成的较大社，是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有效组织形式，是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推动并社的直接原因是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需要。在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兴起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运动，许多地方需要突破现有农业合作社规模的限制，要求并社，试图通过并社解决统一规划和集中劳力、物资、资金等方面的问题。比如，四川省泸县“兴修水利、积造肥料和改造土壤的任务很大，而全县平均每个农业社只有六十多户，人力物力都感不足;在土地方面，也由于小社分布零散，不便统一规划;特别是不少农业社领导骨干薄弱，财务制度混乱，严重地阻碍着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纷纷要求并小社为大社。”于是，中共泸县县委认识到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研究决定进行并社工作，在春耕前夕把全县3000多个中小型农业合作社合并成700多个大社，规模平均在250户左右。这时的并社，增强了集体协作的力量，办了不少以前办不到的大事情，尤其对于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这些薄弱环节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得知后这种农村新发展和新经验，敏锐地引起适应形势创新的兴趣，遵循客观发展规律，重新提出农村办大社的问题，并指示研究起草有关并大社问题的指导性文件。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结合新情况新经验谈到并社的问题时说：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农业机械，会合并一些社，实行规模经营。除了人稀的地区外，五年之内逐渐合并。“二五”计划期间，平原地区合作社的规模大一些为好，可以办小学、办工厂，综合经营。经过毛泽东的肯定和倡导，并社工作很快开展起来。

　　4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成都会议于3月20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此后，各地在较短时间内广泛开展了并社工作。辽宁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将全省9600多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成1461个大社，平均每社2000户左右;乡的规模也作了调整，将2854个乡合并成1226个，有83%的乡是一乡一社。广东、河南、河北、江苏、浙江、北京等省、市也很快完成并社工作。在并社的同时，一些地方还开始办起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

　　在并社之初，大社只是比原来的合作社规模大一些，与后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完全相同，名称也五花八门，有的仍叫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不便统一管理。还在1958年2月时，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就开始酝酿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实现乡社合一的问题，在不同场合谈到了办“公社”的意见。二、三月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了乡社合一的设想。

　　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这种设想，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经过一些代表的发言而传播开来。少数地区闻风而动，6月间已出现以“公社”作名称的组织。6月30日，刘少奇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就要开始试验。

　　毛泽东对新出现的公社组织，采取了积极扶植和倡导的态度。8月，他到河北、河南和山东三省的农村视察。所到之处，都鼓励并社办大社。许多地方负责人在汇报时也都强调了办大社的迫切性和优越性。8月4日至5日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农村“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新乡县刚成立不久的七里营人民公社，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8月7日，他在听取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同时指出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8月9日，毛泽东到山东省历城县北园乡视察。当听到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的汇报时，他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报道上述消息后，“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国。不少地方闻风而动，纷纷建立人民公社。行动最快的河南省，到8月底，就在原有38473个农业合作社，平均每社260户的基础上，建成人民公社1378个，平均每社7200多户，入社农户占到全省农户总数的99.98%，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但是把这个问题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

　　(二)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和全国人民公社化的实现

　　在各地争先恐后地建立人民公社的形势下，1958年8月党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在全国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会议期间，印发了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8月29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认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政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农业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9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决议》，并发表社论《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突出宣传《决议》中关于“上动下不动”，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的精神。于是，全国各地农村立即行动起来，形成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完全突破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先试点，明年春天实现公社化的要求。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统计，到9月29日，全国共建起人民公社23397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0.4%。其中，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0%的农户加入人民公社，10个省、自治区85%以上的农户加入人民公社。到10月底，全国农村建立的人民公社达到26000多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9%以上。到此，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农村建立不到两年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多数被人民公社所代替，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它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既负责全社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的生产管理事宜，也管理工、农、商、学、兵(民兵)等各方面的行政工作。人民公社划分为若干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划分为若干个生产队，实行三级管理。公社统一管理、生产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产品分配和经济核算，生产大队负责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队则只是一个具体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起初既反对右倾保守，也反对急躁冒进，希望从实际出发，以尽可能快的建设速度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真正快速有效地发展，尽快富强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全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和客观发展需要是相一致的。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为主席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我国恢复国民经济、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求实稳进，尽可能采用先进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很快，已经是很正常的大跃进了。而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的失误就在于一些领导干部急于求成，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失误主要是一些地方在所有制关系上盲目求纯求大。

　　第三节 初步纠“左”及其过程中的艰难探索

　　1958年秋冬之际，毛泽东和党中央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走偏，出了乱子。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较早通过初步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领导人。从这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央领导共同作了许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一些新的有益探索。

　　一、对“左”倾错误的初步觉察

　　(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对“左”倾错误的觉察，是从发现农村人民公社发展中存在问题开始的。

　　北戴河会议之后，各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陆续反映到了中央：有的农村发生杀牲口、砍树、藏粮食等不正常现象;有的地方遭灾歉收以后仍然谎报产量、多征购粮食，导致饿死人的情况发生;还有的地方，人民公社的牌子刚刚挂出，就急忙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河北省徐水县是领导干部蹲点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公社，并声称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实行供给制，按需分配。毛泽东派人去徐水县了解情况，发现不少问题。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毛泽东于1958年10月中旬到11月初，先后视察河北省的天津、保定、石家庄、邯郸与河南省的新乡、郑州。每到一地，他都同省、地、县委几级负责人座谈，广泛听取意见。通过调查，毛泽东发觉，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很多人有一大滩混乱思想，“急急忙忙往前闯”。在天津、河北省徐水县并把这种实质上属于县级范围内的大集体所有制宣布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毛泽东发觉农村的“共产风”问题比较严重，要求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

　　毛泽东密切关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他还需要了解实际情况，得到更多的感性材料，以便对实际存在的问题作出判断。10月19日，毛泽东两次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带人到较早建立人民公社的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调查。毛泽东还嘱咐调查组带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人手一本，边调查、边读书。毛泽东甚至还提出要为陈伯达等调整一架专用飞机直抵郑州，可见他当时想了解真实情况的急切心情。

　　10月21日，毛泽东听取了刘子厚关于徐水的调查汇报，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问题。比如，一亩白薯产量一般2500斤左右，却都虚报成8000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搞浮夸;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

　　毛泽东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他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他批评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是又一次“共产”。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还强调，不要平均主义，要坚持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

　　徐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使毛泽东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界限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10月23日、28日，毛泽东分别致信陈伯达等人，要他们在遂平县的卫星公社搞一星期调查，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然后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调查，以资比较。

　　10月26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各带一个小组，分别到河南新乡地区以“一县一社”闻名的修武县和率先在全国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新乡县七里营，蹲点调查人民公社的情况。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毛泽东发现了偏差。毛泽东还要求，下去调查，在眼花缭乱的情况面前，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实事求是。

　　接着，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河北省石家庄地区、邯郸地区和河南省新乡地区视察。他特地询问河北省委负责人，徐水县的供给制能不能持久，还说年把垮台不如谨慎些好。11月初，毛泽东抵达郑州，分别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田家英等人汇报了修武县委书记的顾虑和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问题。修武县的一县一社是由原来的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配，农副业和手工业产品也全部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起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生产队干部们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但该县县委书记却有顾虑。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农产品?这种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做按需分配?

　　修武县人民公社在所有制和供给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指出，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而要量力而行。

　　关于全民所有制问题，毛泽东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在郑州，陈伯达向毛泽东汇报时，认为公社产品可以实行统一调拨，建议取消商品、货币。他的观点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在调查中除了解到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外，毛泽东还发现这样一些问题：各地农村集中人力上山炼钢炼铁，搞“大兵团作战”，夜以继日，风餐露宿，公共食堂办得不好，缺粮少油，造成群众身体素质下降，不少人生病;“大炼钢铁”的任务完成得不好，不少地方炼出来的铁绝大多数是次品、废品，根本不能炼钢;完不成高指标就作假，放出的钢铁、粮食等“卫星”产量，全是虚的。针对壮劳力全部都去大炼钢铁、地里庄稼没人收的情况，毛泽东无不忧虑地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乡里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毛泽东意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确实出现了“左”的倾向，需要对运动“降温”和纠偏，让大家冷静下来，实事求是。

　　(二)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

　　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已带有普遍性的偏差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力求在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作进一步的思考，并在实践中采取措施，努力加以纠正。

　　1958年11月2～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本来说是毛泽东为即将召开的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而召开的。但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毛泽东感到一些问题涉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关系非常重大，于是将会议的范围先后扩大了三次。先是从山西、甘肃、陕西、河北、河南五省，扩大到包括山东、安徽、湖北、湖南在内的九省;后来，各大协作区主任参加进来;最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也赶到郑州出席会议。会议的地点也不固定，开始几天的会，都是在专列上，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到会后，才移到河南省委招待所。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质的问题，但有人提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这样，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即《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在会上，毛泽东一边带领与会同志逐段逐章地研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边联系实际阐发了很多重要的理论观点。

　　毛泽东对统一调拨产品、资金、劳力表示了否定的意见。他说：一个县的全民所有制，还是大集体所有制，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同全民所有制不能混同。人民公社的产品不能调拨，同国营工厂不同，如果混同，就没有奋斗目标了。他举例说，安国县生产麦子，准备调给另外两个县麦子，每人500斤，不要代价。这是哪里来的?全世界上都没有听见过的。他还以历史上的秦始皇、隋炀帝全国性调拨劳动力导致垮台的事例，告诫全党。毛泽东指出：斯大林说，有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与此相联系，毛泽东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的主张。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毛泽东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商品生产直接关联的是商品交换问题。他回顾历史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团结了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肯定地说，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他提倡，要扩大社会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京、津、沪郊区富裕，就是商品发展，能交换。他还批评1958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一心一意取消商业”的做法。他指出：“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

　　毛泽东还批评了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11月4日，毛泽东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汇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议了一个题目，以“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提出，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里头有共产主义。母亲肚子里头有孩子，还没有到生的时候，特别是一两个月，你谁能看见呢?“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在11月5日的会议上，当有人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他提出：“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会议有点修改才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新四十条题目定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草案)，提法上不仅确认了社会主义，而且时间也由几年改为15年。他说，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毛泽东指出，要划一条线，大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他说：“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11月6日、7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潭震林、杨尚昆赶到郑州出席会议。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情况，并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第二，钢的指标。第三，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毛泽东从人民公社纷繁复杂的问题中，逐渐抓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及其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本质问题，从而把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提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11月7日由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的内容是什么，共产主义的内容是什么，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人民公社问题，包括性质问题、体制问题、城市问题等等。

　　经过这天会议的讨论，形成了《郑州会议纪要》初稿。初稿明确指出，现阶段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修改了两遍，把文件名称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草案)》这两个文件。按照毛泽东的意愿，经中央政治局确认后，《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就下发各地贯彻执行。但郑州会议后，毛泽东改变了主意。他认为，人民公社“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他致信邓小平，要把这份文件“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来，须作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

　　郑州会议表明，党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思想开始有了某种调整和改进。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问题，分析问题，提高认识，为纠正实际工作中那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左”倾错误开了个头。他阐述的关于区别两种所有制，划清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界限，关于和不同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商品生产性质的观点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是对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的分析告诫，不仅对当时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之风提出警示，而且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在会后继续南下，视察河南遂平、信阳和湖北孝感、武昌。一路上，他不仅同省、地、县委直至区委、公社党委的负责人谈话，还听取中央直属机关在当地下放劳动的干部的汇报。到武昌后，他又约湖南、广东、四川、山西等省委主要负责人谈话，更广泛地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并要求各级干部关心社员生活。

　　1958年11月21～27日，党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问题，郑州会议起草的两个文件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并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这次会议沿着郑州会议的思路，继续批评急于过渡的倾向以及工农业生产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一次要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团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

　　毛泽东在第一天的讲话中，谈了八个问题：⑴过渡到共产主义;⑵十五年规划;⑶这次会议的任务;⑷划线问题;⑸消灭阶级;⑹商品经济;⑺减少任务;⑻人民公社调整。他说，这些问题，“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是这样好还是那样好?”他认为，郑州会议上搞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这样，这个文件被搁置起来。

　　针对许多干部思想中存在的急于过渡的倾向，在11月21日和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联系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带头作自我反省。他指出：苏联在准备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很谨慎，搞了那么多年，想过渡，但没有讲过渡，还是说准备条件。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个冒失鬼。只有九年，就起野心。中国人就这么厉害?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100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1938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12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

　　在生产指标上，武昌会议提出要压缩空气，坚决调整了一些过高的指标。按原定计划，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始终放心不下。他反复找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大区负责人谈话，经多方考虑，决心对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进行大幅度的下调。对这个问题，会议上有人认为还是定3000万吨，也有人建议下调到1800万吨。毛泽东认为，已经不是3000万吨有没有把握，而是1800万吨有没有把握的问题。当时主管计划的同志在11月22日会议上还是提出，完成2200万吨，争取2500万吨。当晚，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召集七个协作区组长开会，反复探讨1800万吨是否靠得住。经过讨论，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计划，内定数下降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数下降为1800万吨。从3000万吨到1800万吨的大幅度调整，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正着手纠正在钢铁高指标问题上的主观主义错误，发热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毛泽东还表示，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

　　武昌会议还特别强调要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时就反复提到。11月14日，在前往武昌途中，他看到新华社一个内部材料，反映河北省邯郸地区的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伤寒疫病流行。毛泽东在材料上写了一个批语，并将它在武昌会议上印发。批语指出，：这“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要求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干部注意，采取“工作生活同时并重”的方针。

　　随后，各地根据这个方针检查工作，制定妥善安排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措施。党中央及时抓住落实过程中的典型事例，督促各级党委高度重视人民的生活。武昌会议期间，云南省委向中央反映了1958年春夏间该省因浮肿病等引起人员死亡的情况，并检查造成这种痛心事件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关心群众生活不够。毛泽东批示说，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别的省份如果不善于教育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和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就一定要犯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的问题，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相关。毛泽东力图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引起各级党委对人民群众生活问题的高度重视。

　　为了解决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等问题，武昌会议提出要反对作假和不要把科学当迷信来破除。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弄虚作假之风，提议要在人民公社的文件里专门写一条反对作假问题。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他说：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就无人听。“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毛泽东指出：“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他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与提出破除迷信、保护科学相联系，毛泽东还修正了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看法。他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一定要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毛泽东提出要破除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就改善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是一个重要问题。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党中央开始作出纠正已经觉察的“左”倾错误的努力，但纠“左”还只是初步的。事实上，许多人仍没有从膨胀的空气中冷静下来，继续纠“左”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二、纠正“左”倾错误的初步展开

　　(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和《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经过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准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这次会议分组讨论，修改并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两个文件。毛泽东指出：没有几天座谈交换意见，人民公社决议中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不容易弄清楚的。讨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党的领导层中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过程。

　　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他首先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但也指出，“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因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向着这一方面讲的。是对付性急的”。他提倡要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又抓生产，又抓生活，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冷又热，要雄心很大，又要科学分析。在订计划时要留有余地，注意区别虚假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可能性。在12月9日这一天的会议上，邓小平就《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了说明。他在肯定人民公社是成功的同时，也指出人民公社是一个新问题，不能疏忽大意，要不断总结经验，加强领导。目前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对人民公社的看法是参差不齐的，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和做法，也有些不一致，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有一些不正确的、庸俗的解释。这是难于完全避免的现象。但是有必要及时地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端正做法，使人民公社运动得以健康发展。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讨论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它集中体现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和党中央初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思想认识，阐述了几个重大的政策和理论问题。

　　《决议》强调，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界限。《决议》明确指出：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不等于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大力实现工业化，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只能使共产主义理想受到歪曲，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而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邓小平在解释这一部分内容时说，这是决议草案，同郑州会议起草的草案相比较，在提法上有些变化，这就是把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过程同人民公社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的过程，加以分开，即把三、四年或五、六年能够做到的事情，和十年到二十年才能做到的事情分开。

　　《决议》强调，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保持按劳分配原则。《决议》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继续保持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进行的，因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决议》强调，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具有积极的作用，不能加以否定。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空想。因此，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

　　《决议》强调，人民公社应在勤俭办社的原则下，正确地分配收入。针对那种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的误解，《决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教育、衣被、家具等)和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家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这也就是《决议》所强调的大集体、小自由。人民公社成立以前遗留下来的债务，一律不要宣布废除。对于这些债务，凡有条件偿还的应当照旧偿还，没有条件偿还的暂时保留。

　　《决议》还要求，为保证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抓紧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的五个月时间，结合冬春的生产任务，进行一次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党中央第一次以全会决议的形式，力图在理论上解决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以来所觉察到的“左”倾错误，它的积极意义是明显的。

　　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由于未能纠正和摆脱高估产的迷误，对高指标的压缩不够彻底。

　　八届六中全会还通过一个重要决定，即《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从1956年起，为了减少国务应酬等事务，集中精力，加强党的领导工作和重要理论研究等目的，毛泽东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1958年初，他将这个意见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要求在各级干部和群众中征求意见，获得多数人的酝酿和工作，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

　　(二)第二次郑州会议和对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初步整顿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各地普遍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遏制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全会规定的保持或恢复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和社员家庭副业的政策，尤其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但是，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仍然存在，加上为了完成由高估产而带来的高征购任务，又不适当地进行反对生产队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的斗争，党和政府与农民的紧张关系还没有真正缓解。尽管1958年农业获得丰产、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都不能按时完成，不少地方出现粮菜不足。

　　为了弄清瞒产私分问题，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南下视察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开展调查研究，进一步获悉了农村中“一平二调”的一些具体情况：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拉平分配，一些队的好粮被别的队无偿调走，社员群众的猪、鸡、饲料等被公社调走修“万头猪场”;许多地方瞒产私分。在山东，毛泽东还了解到历城县吕鸿宾合作社解决分配问题的经验。吕鸿宾合作社最初也搞“共产”，同一张条子(调粮食)、一杆秤(派人拿秤称粮食)、一顶帽子(调不动就扣上“本位主义”的帽子)的办法，遭到社员群众的抵制;后来改变主意，用一把钥匙(做思想工作)，一张布告(安民告文)、一个楼梯(调整部分所有制)的办法，问题有所解决。

　　经过一路的调查研究，毛泽东从农民瞒产私分的现象中发现了人民公社所有制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2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说，分配问题，这是基本上以生产队为单位分配。他认为，河北省委在解决人民公社一为大二为公的问题时，还没有触及所有制。2月底，毛泽东在郑州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和四位地委书记谈话，一开始就从所有制讲起。他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生产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地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只有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

　　毛泽东从瞒产私分的现象开始调查研究，从而提出了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毛泽东看到，要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必须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为此，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并形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郑州会议纪要》。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称《郑州会议纪要》。注释⑴指出，这个纪要是毛泽东起草的。全文如下：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七天，3月5日结束。到会者，中央20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27人，共47人。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意见，然后进行了几次讨论。结果如下：

　　1、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2、规定了如下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3、起草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又称：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公社目前存在一个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这主要是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主要农产品收购任务完不成，全国普遍发生瞒产私分。毛泽东认为，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主要应从对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采取的政策中找答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认识和思考是逐步深化的。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反复强调，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到第二次郑州会议时，他又进一步提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过程。看不到这一点，就会模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很大重要性的生产队的所有制。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说，1958年秋季成立人民公社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他把“共产风”的内容归纳为三条，即贫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并认为这实际上是在某种范围内造成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

　　针对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出，首先应该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他指出，平均主义的倾向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即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过分集中的倾向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并没有马上被一些领导同志接受。他多次召集会议，做说服工作。他说：“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他反复强调所有制、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问题，肯定瞒产私分的合理性，并主动作自我批评。毛泽东担心“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共产风”不刹住，将遇到大损失。他指出，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点说，什么拉平，什么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做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他在3月5日的讲话中表示：“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要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毛泽东再次作自我批评：“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得担当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没有搞清楚，有责任。”他克服重重阻力，坚决在实践中贯彻这些正确主张，并纠正有些他曾认可的看法。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理论，第二次郑州会议确定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遏制“共产风”的基本政策，即郑州会议纪要中规定的十四句话。会议还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基本规定(草案)》，明确规定生产队(或管理区)的所有制目前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这些规定中，最重要的是队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纠正“左”倾错误的重要成果，是对原先设想的那个“一大二公”的大公社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

　　就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河南召开了省、地、县、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六级干部会议，迅速将郑州会议的精神原原本本传达到各级干部。党中央推广河南的做法，建议各省、市、自治区也在会后召开六级干部会议。按照中央的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本地的五级或六级干部会议，以短则三五天，长则十来天的时间，传达、讨论会议精神，将党中央的方针直接同各级干部见面。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精神一传达，立即得到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热烈拥护。广大社员群众听到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传达，很受鼓舞。

　　在落实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过程中，毛泽东因势利导，以《党内通信》的方式，密切关注各地提出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当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公社内部以哪一级为基本核算单位。对第二次郑州会议所规定的“队为基础”，一些地方在理解上和执行中都各有不同。河南、湖南等省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等省则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作基本核算单位。就同一地方来说，意见也不一致。一般说来，县、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主张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而生产队、作业组和大多数社员群众则认为应该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还提出以生产小队即原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

　　毛泽东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涉及3000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1959年3月15日，他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党内通信》中指出，采取前一种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后一种办法。对于有的地方提出的生产小队的所有制问题，他在3月17日的另一封《党内通信》中指出，除了讨论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外，还应当讨论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问题。

　　关于是否清算和处理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旧账，也是整社中提出来的新问题。一开始，许多地方按照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对整社以前公社平调的账目不作清算。但是，随着整社工作的深入，许多社员群众提出这个要求。他们说：“1958年不算清，1959年无信心。”这些问题，随后提交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去解决。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就人民公社问题讲话，提出12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其中就包括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和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讲话和会议讨论，形成《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的会议纪要，在4月2～5日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正式下发前，又将其中讲到的有些问题单独列出，形成《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关于所有制问题，上海会议又取得进一步的认识，不但肯定了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且承认了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有的地方叫生产队，大体相当于初级社)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原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大体退回到原来高级社和初级社的规模和所有制水平。各地区普遍征求各级干部和广大社员群众意见后，大都把基本核算单位定在生产队一级，并给予生产小队一部分权力。有些原来将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方，在进一步广泛了解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想法，改变原来的主张，将基本核算单位改为生产队，受到群众欢迎。

　　关于算账问题，毛泽东从群众的愿望出发，改变了过去不算旧账的主张。在各地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根据群众的意见，对过去平调的物资和资金账目进行清理，退回给原调出的生产队和社员。山西运城县宣布将公社一级扣用的原高级社现金收入，全部退还给原高级社，社员听了欢呼雀跃。湖北省麻城县委决定算清账目，并动员社员参加算账。县里还召开万人大会，对清算的账目当场兑现钱和物，轰动了全县。群众说：“只讲政策，还是怀疑;一切兑现，非常满意。”

　　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在上海会议的讲话中表示：“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面的。”3月30日，他在一个批注中写道：“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毛泽东认为，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科学地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要求将平调的财物退还原主，指出：“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随后，中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明确规定：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给予相应补偿。这样，各地农村在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同时，很快开始清算公社化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金和物资。

　　经过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党中央在纠正“共产风”、整顿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一系列政策，事实上是对最初设想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模式的部分调整，在实践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得到社员群众的拥护。“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党中央和毛泽东从人民公社的实践中发现问题，吸取教训，纠正以往“左”的错误政策，使认识逐步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但由于对实践认识的过程性、局限性和步骤性，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三)生产指标的进一步修改和调整

　　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3月，初步纠正“左”主要侧重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工农业生产高指标问题虽然注意到了，但还没有来得及解决。陈云曾在武昌会议上向有关同志表示，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暂时不说，看一段。八届六中全会后，他向毛泽东表示，1959年钢、煤、粮、棉的指标难以完成。当时，不少人对高指标脑子仍然很热，对降低指标有抵触。因此，1959年1月底至2月初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仍然维持武昌会议确定的指标，未作调整。

　　高指标引起的比例失调、原材料供应紧张等问题，本来就困扰着国民经济各行业特别是工业基础部门。到1959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大幅度下滑，1000多个基建项目，只有20多个投入生产。按照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指标，1959年钢产量要达到2000万吨，而采煤、洗煤、炼焦、运输、轧钢等生产环节根本跟不上。

　　1959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相继在上海召开，重点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并检查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

　　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李富春报告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提出把钢产指标从六中全会提出的1800万吨降到1650万吨，基建投资从360亿降到260～280亿元，基建项目从1500个减少到1000个。

　　对是否进一步修改1959年的指标，会上有不同意见。一种是不同意修改，认为原定指标已经公布，只要努力是可以完成的。一种是赞成修改，认为过高的指标难以完成，硬要去完成，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损害;并认为钢产量指标即是降到1650万吨也完不成，应当进一步修改落实。周恩来就指标的制定提出三条经验：一定要有保险系数，统统打满不好，要留有余地，藏一点，从北戴河会议以后初步退却，就是因为不落实;可以逐步提高定额，超额完成;实事求是。会上，有的中央委员提出利用召开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公开修改过去宣布的一些高指标，但未能得到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当时的主要顾虑是怕泄气、怕政治影响不好。所以，全会总的精神要反映一个兴隆气象。中央这样考虑问题，还有一个重要背景。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印度当局或明或暗采取支持态度，印度国内出现大量诽谤中国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八届七中全会把“外国通讯社对西藏问题的反映”作为全会文件下发，说明党中央在考虑政治影响时有西藏武装叛乱这个特定因素。八届七中全会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对八届六中全会拟定的计划指标向低作了一些调整。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360亿元降为260～280亿元，钢产量确定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为1650万吨，实际上是把钢的生产指标降低到1650万吨。会后，为进一步落实钢铁指标问题，中央委托陈云同志领导财经小组继续进行研究。

　　八届七中全会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在他看来，总路线是正确的，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他讲了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实事求是、善于观察形势、当即立断、与人通气、历史地观察问题，权要集中、解放思想、集体领导等16个问题。毛泽东讲到多谋善断时，列举了陈云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而没有被采纳的例子。他说：“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会，陈云讲了，他估计完不成(指1959年钢产量1800万吨的计划指标——引者注)。”“在武昌发表1959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毛泽东对高标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张。武昌会议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到两千万吨，北戴河会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二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毛泽东还对党内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空气提出批评。他说，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们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他赞扬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毛泽东虽然没有讲到发生错误的根本原因，但还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某些经验教训作了一定总结。

　　随后，4月18～28日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八届七中全会建议的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将这些生产指标正式公布。根据当时提供的材料，宣布1958年钢、煤、粮、棉产量分别比1957年增加1倍以上。这些统计数字同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上海会议后，国家计委同国家统计局核实1958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完成情况，发现钢虽然达到1100万吨，但好钢只有800万吨;煤产量2.3亿吨，但包括一部分小煤窑的产量;粮食只有4000亿斤，由于动员全民炼钢铁，实际收获的还不到此数;棉花也只有3438万担。

　　八届七中全会后，春荒缺粮的报告陆续上报到中央。针对“大跃进”以来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解决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毛泽东在4月29日给省以下到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他用通信生动的语言，切中时弊地谈到农业方面的六个关键问题，包括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问题，讲真话问题。关于包产，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关于密植，他说，有些人说越密越好，不对，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关于解决粮食问题，他指出：在十年内，一切大活、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毛泽东改变了对1958年把粮食产量估计过高而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强调说：少种、高产、多收是个远景计划，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毛泽东还着重指出了讲真话问题的重要性。他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受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以讲。”他强调，“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根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毛泽东一系列讲话、通信的精神，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整风过程中检查“大跃进”以来的情况，初步总结经验教训，向中央作出报告。湖北省委的报告指出：“大跃进的一条教训，就是胜利冲昏头脑。”河北省委的报告检查了高估产的情况及后果，广东省委的报告承认由于粮食紧张和工作疏忽，个别地方已经出现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中央批转上述三个省委的报告，要求各地正确总结农业“大跃进”中的经验和教训，制定农业生产指标必须实事求是，经过一切努力达不到的指标就应当修改。

　　1959年进入第二季度，国民经济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的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出来。首先是农业生产情况很不好。当年夏收作物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20%，夏收粮食、油料作物大幅度减产，城乡粮食销量反而增加，导致粮油供应更加紧张，蔬菜、肉类等副食品也异常短缺。工业生产方面问题迭出。1959年头四个月按计划生产钢600万吨，实际只完成336万吨，组织“钢铁战役”突击生产也无济于事，结果物资分配计划大部分落空;有些产品质量差、品种不全，致使许多工业部门生产不能按原计划进行，一些企业停产半停产，一些基建工程停顿半停顿。由于“以钢为钢”，其他工业部门轻工业被挤，大量小商品停止生产，人民生活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市场物资供应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约有四五十亿元。

　　针对上述局面，毛泽东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量指标问题。4月29、3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钢产量指标和钢材分配问题。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小组连续六次听取冶金部汇报。在详细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基础上，5月1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建议，1959年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钢材产量指标降为900万吨(八届七中全会定的指标为1150万吨)。他强调：“总的精神是稳住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 5月15日，陈云就降低钢铁指标问题致信毛泽东：“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此前不久，陈云曾致信中央财经小组，就农业、市场等问题提出意见：粮食要省吃俭用，控制销量;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三条腿走路，发展猪、鸡、鸭的饲养;用一部分原料和材料，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压缩购买力，精减上半年多招收的1000多万工人;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的运输力和劳动力。陈云的意见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并被采纳。

　　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降到1300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在会议上就高指标问题讲话，并再次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能转弯。”他还感慨地说：“我到井岗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现在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打败仗。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报刊宣传对浮夸风和“共产风”的不实报道问题。根据他的提议，刘少奇于6月20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报刊宣传问题。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情况汇报时指示，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缺点错误。

　　1959年五六月间，党中央还先后发出一系列紧急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以抓农业生产为中心，扩大春播和夏收面积;农村恢复自留地，允许社员饲养家畜家禽，鼓励社员充分利用屋旁、路旁的闲散土地种庄稼和树木，不征公粮，不归公有。中央明确指出，大集体中的这种“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上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中央要求，在抓农业的同时，一方面大抓副食品、日用工业品，恢复手工业，积极安排日用手工业品和副食品的生产;一方面降低原定一些偏高的指标，调整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基建投资由260～280亿元再降至240亿元，限额以上的基建项目由1092个削减至788个。

　　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虽然得到调整，但农村中的食堂如何办，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准备外出调查，再摸摸情况。调查途中，他继续着此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反思。他在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谈话时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取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他再次提及井冈山斗争时，没有经验而失败的例子。他说：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

　　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要真正贯彻执行，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还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为此，毛泽东提议于7月初在江西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即后来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贯彻落实纠“左”的任务。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这个提议。

　　三、在纠“左”过程中对若干重要问题获得新认识

　　在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党中央、毛泽东进行艰辛探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还提出了若干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比较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理论积累。

　　(一)纠“左”探索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关系的认识更深刻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相互作用的矛盾，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也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总体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及其以后，毛泽东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尤其看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乱子之一，就是把生产关系的作用夸大到极端，以为生产关系的迅速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提高就必定带来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不顾现实生产力的水平，人为提升生产关系，结果反而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以第一次郑州会议为转折点，党中央、毛泽东开始纠正生产关系超越发展阶段的“一平二调三收款”等“共产风”错误。接着在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毛泽东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主要错误是“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住，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里离开全国发展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至于离开社会生产大大丰富、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劳动时间大大缩短这些目标，就还有一段更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进入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党中央、毛泽东批评了脱离生产力水平急于过渡的错误，强调要划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指出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后来，混淆所有制界限，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又一再发生。这表明，党在纠“左”过程中初步总结的这个教训和产生的这个认识，对于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调整生产关系，防止陷入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空想论错误，是十分宝贵的理论财富，对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纠正“左”倾错误，使全党认识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大跃进”前，党的理论工就对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不要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有没有作用等问题进行过探讨，提出过肯定的意见。“大跃进”中，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些批判，价值规律、商品生产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否定。有了“大跃进”中“左”的教训，党对社会主义还需要不需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还有没有作用这些曾经在探讨中的问题，作出了肯定回答，而且认识明确。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时指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又明确指出：“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我国是一个商品经济很不发展的国家，必须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服务，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纠“左”过程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三)以“农、轻、重”为序的战略，丰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内容

　　新中国在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时，就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既有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的理论作依据，又有中国的具体国情作依据。但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不能离开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否则就成了失去两翼的“孤军”。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总结“一五”计划的经验时，就提出要吸取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教训，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大跃进”运动中片面强调“以钢为纲”，重工业畸形发展，而农业、轻工业则受到挤压，生产下降。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特别提出要对农轻重关系问题进行研究。他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搞十大关系时就提出两条腿走路，可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以“农、轻、重”为序战略理论的提出，是对《论十大关系》的发展。这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纠“左”的实践中，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极端重要的基础地位有了更深的认识。

　　(四)综合平衡事关全局和长远，国民经济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国民经济的运行本来应当是一个相互协调、大体均衡的过程。如果失去平衡，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比较关系不协调，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大跃进”运动中“左”的倾向恰恰违背了国民经济的平衡规律，使工农业之间、工业内部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农业内部之间的比例失调。当时把综合平衡当作“消极平衡论”，因而提出“积极平衡论”。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说是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并没有兼顾。他说，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根本问题。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的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综合平衡是党在“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总结实践经验提出来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和党中央把“大跃进”中违背综合平衡规律作为重要教训之一，为国民经济发展中坚持综合平衡方针提供了新的借鉴。

　　(五)纠“左”过程中的新探索，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好发展

　　第一次郑州会议后，经过九个月的紧张努力，瞎指挥、高指标、强迫命令、浮夸风、“共产风”等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这一段时间的初步纠“左”，是全党“从错误中学习”，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新探索的过程。毛泽东从人民公社纷繁复杂的问题当中，抓住所有制以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等事关全局的主要问题，从理论上进行思考，从政策上进行调整，而每次政策和生产指标的调整，都是对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认识的否定，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着“大跃进”中出现的失误。这期间毛泽东反复重申和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促进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好发展。

　　第四节 全面调整国民经济

　　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近九个月纠“左”的基础上，195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省庐山召开。会议原计划开半个月，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调整部分计划指标，以实现1959年的继续跃进。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需要讨论的18个问题，包括读书、当前形势、今后任务、一些具体政策(这些具体政策问题是：宣传、综合平衡、群众路线、工业管理、体制、协作关系、公共食堂、学会过日子，恢复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恢复农村初级市场，使生产小队成为核算单位以及农村党团基层组织领导作用等。)以及团结和统一思想等，后来又增加了国际问题，共19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国内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基本问题是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他说，去年脑子发热，做了些蠢事，好几年的指标要在一年内达到，热情宝贵，但工作中有盲目性。他特别指出，这一年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忽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他说，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安排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突出出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理论中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肯定陈云过去的意见时说：“大跃进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过去陈云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其他。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他还强调了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指标定高了，要改过来。权力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要强调集权，统一领导。要把食堂办好，能保持30%也是好的，等等。

　　从7月3日起，会议按协作区分为六个组进行讨论，中共领导人分头参加各组的讨论。针对讨论中的不同意见，7月10日，毛泽东在组长会上讲话。他说：对形势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他把党内提出的一些不同意见，同右派的进攻联系起来。党外右派否定一切。一些干部议论“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这主要是对农业生产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搞多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办公社刮“共产风”。从局部来讲，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不同意“大跃进”得不偿失的看法。他认为：从具体事情来说，有些得不偿失，但算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一定学费的。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而且经过郑州会议以来的多次会议已经逐步认识和解决了存在的问题。他强调，我们对建设应该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这一年经过了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对形势有无信心，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而对形势估计的实质，是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评价。他希望能在“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评价基础上统一中央领导层的认识，努力纠正“左”的错误。

　　7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印发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文件的基本精神是纠“左”，反映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识，体现了党中央继续纠“左”的努力。但会议因彭德怀《意见书》意外转向后，这个《议定记录》草稿及修改稿被遗憾地搁置了。

　　进入60年代，国内经济形势严峻，面对“大跃进”中出现的经济全面紧张，全党和中央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11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大事标志着党的指导方针稳中求进。党继续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和1960年6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纠“左”的一系列努力，为进一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新的经验。

　　一、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和初步贯彻

　　(一)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

　　国民经济的调整首先从农村开始。1960年10月，中央发出指示，着手部署整风整社，坚决扫除“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等“五风”。10月23～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如何纠正“共产风”问题。会后，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制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经毛泽东审阅并修改后，于11月3日发出。

　　《紧急指示信》的核心，是要求全党用最大努力来坚决纠正“共产风”。1958年冬季以后，“共产风”在一部分地方和社队基本得到遏止，但大部分地方和社队纠正不彻底，自1959年冬季以后又刮了起来，还有一部分地方和社队一直没有纠正，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紧急指示信》规定了12条政策，主要是：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毛泽东加上“从1961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这是针对各地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试点和计划而提出的;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实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毛泽东加上“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20年内”;恢复农村集市，等等。当时还强调，只要坚持三级所有，坚持部分供给制，坚持办好食堂，“就不会犯原则错误”。

　　《紧急指示信》发出的当天，党中央还发出《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明确指出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关键，首先在于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提高他们的经济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党中央要求全体干部真正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到共产主义，真正弄清楚在现阶段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真正了解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政治挂帅和物质保证相结合的道理，真正分清共产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区别，大集体下“小自由”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等问题。为此，党中央提出发动和依靠群众，整风整社，彻底改进干部作风，并且明确规定搞好整风整社的标志是，“一平二调”的遗留问题都已经全部解决，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作风有了明显改进和提高，群众的情绪和干劲逐渐回升，农业生产开始出现新的面貌。

　　《紧急指示信》发出后，全党动员，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农村，为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扭转农村形势而奋斗。党中央在发出《紧急指示信》的当天，就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最迟在12月中旬以前传达到全体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各地召开了省、地、县三级或省、地两级干部会议，使各级领导干部迅速了解《紧急指示信》的精神。然后组织数万干部下到农村，向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原原本本、逐条逐段地宣读和讲解《紧急指示信》。东北三省在《紧急指示信》发出不到两个月，就组织13万名干部下乡，向90%以上的公社社员作了传达。中央机关还抽调一万多名干部下放到农村基层，帮助农村工作，支援农业生产。各地党委纷纷制定落实《紧急指示信》的具体措施，消除思想障碍，安定民心，调动积极性，把各级干部和广大社员真正动员起来，迅速彻底地纠正“五风”。湖北省委宣布，凡是过去所说的与“十二条”有出入的都不算数，可以一风吹，以“十二条”为准则。甘肃省委要求对“一平二调”坚决停止，坚决检查，坚决退还。党中央连续批转湖北、甘肃等地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进展情况的报告，以督促这一工作的进行。

　　11月15日，毛泽东在有关抽调万名中央机关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上批示：“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同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他还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批语中写道：毛泽东同志“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他认为，在北戴河会议决议中写上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可以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毛泽东作自我批评，是希望广大干部认识到，“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

　　(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与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

　　1960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意识到，工业还是偏高。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必须下决心降低指标。他在6月14日的会上说：“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子，比如一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一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总而言之，这次会议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讲话反映了毛泽东对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不满。对于纠正虚浮和脱离实际的问题，心情是焦急的。

　　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二五”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的14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有些调整甚至低于“二五”计划原定的指标。在压缩指标过程中，会议还对两个问题取得明确认识：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强农业;二是制定计划要留有余地。上海会议在纠正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方面，较以往有了更多的前进，人们的认识也向着更实际的方向进了一步，虽然这种调整和进步还是不彻底的。

　　1960年8月，中央连续发出指示，指出在胜利前进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钢增产困难，粮、钢的供求关系紧张。中央决定，在保粮、保钢的前提下，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战线，并决定以后国民经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

　　根据上述精神，周恩来、李富春在8月下旬主持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衡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按照这个方针，国家计委党组向中央提出《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指出1961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9月30日，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报告。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同时总结农村整风整社试点经验和纠正“五风”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出：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宽，指标高了退不下来。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要那么十分急。过急了办不成，越急越办不成，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要搞几年慢腾腾，要搞扎实一点，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毛泽东提出，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他把“一平二调”等工作中的失误，称为“人祸”。因此，对“一平二调”的物资，毛泽东主张“一定要坚决退赔”。会议中，河南、甘肃省委负责人作了检讨。分组讨论中，一些省委负责人也联系“共产风”问题检查工作中的失误。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他说，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力过多。

　　会议期间，毛泽东召开了五次汇报会，听取省市委负责同志关于农村政治经济状况，整风整社问题的汇报。同时，他也研究了1961年国内经济计划指标问题。在这五次汇报会上，毛泽东作了许多插语，对当时形势和今后工作提出了不少政策思想。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想法，就是通过汇报会逐渐形成的。

　　在毛泽东看来，这几年错误的发生，直接源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党内同志的调查研究不做了，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在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他说：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他举了《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实事求是”的典故，要求全党一定要恢复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以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随后，党中央于1961年1月14～18日举行八届九中全会，着重讨论李富春作的关于国民经济情况的报告。报告在分析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问题及发生的原因后指出，国民经济经过三年的连续“大跃进”，各部门之间出现了新的不平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这就需要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整个国民经济实现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报告强调，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会议通过李富春的报告，并在会议公报中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会决定在全国各大区重新成立党的六个中央局，即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中央要求把经济管理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三级，两、三年内更多地集中到中央、中央局，以加强中央对各大区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安排。

　　八届九中全会上党的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表明国民经济建设由“大跃进”转入调整阶段。

　　(三)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示，3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附有散失多年、不久前重新发现的毛泽东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后来在公开发表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信中指出：最近几年工作中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战争年代进行的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信中强调：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中央发出的这个指示，从认识论的高度上强调了“不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意义。

　　八届九中全会一结束，毛泽东立即组织三个调查组，分别由他的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率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毛泽东要求每个调查组以10天至15天为期，各调查一个情况最好和一个情况最坏的生产队。三个调查组到省里后，当地省委、地委、县委和公社党委的一些负责人也参加了调查组的工作。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调查组深入到农村基层，作系统的调查研究，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实践中，起到了表率作用。后来，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第一手材料。

　　1月25日晚，毛泽东离北京南下，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13日到达广州。出行期间，毛泽东同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和广东等省委负责人和当地的调查组的汇报后，毛泽东同他们着重讨论了社队的规模和公共食堂两个问题。

　　毛泽东指出：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起来。几年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毛泽东认为，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他提出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使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毛泽东要求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就是说，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大队好?这个意见，触及到了人民公社的基本体制问题。在人民公社制度不变的前提下，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虽然是为杜绝平均主义所能“退”的最低限度。在当时，很多人还是不愿意接受的。但实事证明，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比较有效地解决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这项制度在1962年被最终确立下来。

　　毛泽东此行要了解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公共食堂。在浙江和湖南两省，他听到调查组的两种意见。在浙江了解到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的情况时，他表示：“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在湖南，当时调查组和省委负责人还是倾向于肯定食堂，说群众还是比较满意的。对此，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表示肯定，而是反复询问情况，提出疑问，例如他说，“既然社，队有一、二、三类，难道食堂就没有三类的?”等等。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已在逐步改变过去对农村公共食堂的看法。通过直接领导的三个调查组，以及向各省负责同志了解情况、征询意见，毛泽东对人民公社体制和公共食堂问题，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中共领导人，中央和各中央局、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也都纷纷下去，深入到县、社、队进行重点调查。

　　当时江苏省委的负责人分头选点调查，从调查中认识到，三年“大跃进”，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继续跃进”，破坏很大。他们说：“我们在调查中，还痛切地看到，要从根本上克服困难，扭转局面，除了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和各项有关政策之外，要把‘公社化’、‘大跃进’中破坏的农村生产力完全恢复过来，中心的环节是保护和恢复农村劳动力。因此，安排好群众生活，保证群众最低的生活需要，就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等重要的任务。”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冷静下来，着手解决最困难最现实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倡导的在全党兴起调查研究之风，有力地推动了党的经济政策的调整。

　　(四)“农业六十条”和农村政策的逐步调整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在调查中发现，尽管各地都制定了贯彻《紧急指示信》的具体措施，但仍有一些地方走过场，解决“一平二调”的问题不彻底，退赔平调的资金、物资只是做样子，退赔面小，而且有些还被生产队卡住，到不了群众手里;一些干部检查强迫命令风和特殊化风不认真，纠正起来也不得力。因此中央要求，对公社化运动以后平调社队和社员个人的各种财物和劳动力进行认真清理，坚决实行退赔。1961年共支付农民退赔款18.5亿元。在分配关系上，取消过去实行的部分供给制，严格实行评工记分和按劳分配的办法。同时，国家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1961年，农民因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整大约增加收入30亿元。

　　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在赴南方的行程中，已经在研究农村人民公社的社、队规模和核算单位问题。毛泽东感到，《紧急指示信》还没有完全解决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提出《反对两个平均主义》的主张。同一天的南三区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为系统解决包括这两个平均主义在内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种问题，党中央于1961年春夏先后在广州和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在广州会议上，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10章60条(简称“农业六十条”)。“农业六十条”草案规定：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都不宜过大，特别是生产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以避免在分配上把经济水平相差过大的生产队拉平，避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以生产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草案还规定：在生产队(包括食堂)分配给社员的现金和实物中，一般地工资部分至少不能少于七成，供给部分至多不能多于三成。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党中央要求把这个条例草案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给人民公社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听，对于同社员关系密切的地方要特别讲明白，对于他们的疑问要作详细解答，同时征求他们的各种修改意见。

　　“农业六十条”草案一出来，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又一次产生热烈反响。他们在讨论和试行过程中也提出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公共食堂和部分供给制。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普遍反映办公食堂占用劳动力过多，浪费柴火，破坏山林，社员吃饭不方便也吃不饱，也不利于积粪积肥;实行部分供给制不能真正做到按劳分配，造成出工不出力甚至不出工，影响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因而应该取消《紧急指示信》和“农业六十条”草案仍主张坚持的公共食堂和部分供给制。毛泽东派到湖南的调查组，在湘潭韶山对食堂问题作了更深入的调查，了解到真实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十分明确地指出：群众对公共食堂的意见最大，大多数食堂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一个障碍，党群关系的一个疙瘩。毛泽东同意他们在当地进行解散食堂的试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彭真等分别给毛泽东的报告或汇报中，都提出了解决食堂和供给制问题。根据调查反馈回来的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意见，党中央于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对“农业六十条”草案进行修改，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稿)》。修改后的条例取消了供给制，并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这个决策受到群众的极大欢迎。

　　随着“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执行，一些地方提出了公社规模及基本核算单位放在那一级的问题。山东、湖北的材料反映，几年来农村所发生的瞒产私分，社员生产不积极等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内部，生产队(有时又称小队)和生产队之间的经济不平衡，生产好坏差别较大，但收益却由生产大队统一分配，从而产生了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基层干部和社员认为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即穷队与富队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因此准备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9月下旬，毛泽东在河北邯郸和河北、山东两省部分省、地委负责人座谈，多数与会者认为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势在必行，这样做可以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毛泽东赞成这个意见。9月29日，他就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信中指出：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即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这个严重矛盾仍然束缚着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这表明，调整人民公社政策的工作，不仅是接续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努力，而且追溯到合作化，接续了八大前后调整农业合作社内部关系的努力。1962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指示，确定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规定至少30年不变。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是党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文件。这个条例在保持人民公社总体框架的前提下，纠正公社化以来农村实际工作中的若干突出错误，解决了当时群众意见最大最密切的问题，从而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对以后“共产风”的再次发生起了某种遏制作用。在政策调整的层面上，条例为纠正错误提供了充分余地，同时清晰地规定了人民公社的政策界限。

　　在集中力量调整农村经济政策的同时，党中央还注意解决城乡手工业和商业政策问题。1961年6月10日，党中央同时发出《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条”明确指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手工业，集体所有制是重要的，个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全民所有制只能是部分的，过多过早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于生产反而不利。“商业四十条”肯定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渠道除了国营商业、代销合作社商业，还有农村集市贸易，它是前两条渠道的必要补充。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行，纠正了“大跃进”以来取消农村集市贸易和小商小贩，将集体性质的手工业和商业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错误。

　　党中央还下决心提出了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有力措施。周恩来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在当时全国粮食仍十分短缺的严重局面下，压缩城镇人口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1961年至1962年度城镇粮食销量争取压缩到480～490亿斤，比上年度减少30～40亿斤。会后，全国各城镇精减职工队伍，动员城镇人员到农村安置，参加农业生产。广大职工、干部、居民顾全大局，体谅国家困难，听从安排，不少人还主动要求回乡、下乡经过充分的思想发动和深入细致的工作，这一牵动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工作进行比较顺利。到1961年底，职工比当年减少798万人，城镇人口减少1000万左右。

　　(五)展开工业调整和制定“工业七十条”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也为工业调整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尽管1960年9月已经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但工业方面放缓速度，降低指标尚未真正落实。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1961年计划数字，钢为1900万吨，与1960年实际产量大体持平，略高一点;粮食为4100亿斤比当时估计的1960年产量3700亿斤增加10.8%。由于对农业实际产量的估计和可能增产的期望过高，所以下不了降低工业指标的决心。这就不能不使工业方面的困难局面更加严重。1961年计划执行的结果，第一季度过高的工业指标和增长速度难以为继，生产严重滑坡，25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食糖外分别比上年第四季度下降30～40%。3月底、4月初，国家计委根据工业生产的形势，对当年基本建设计划再次作出调整，预算内投资由167亿元减至129亿元，施工的项目比上年减少39个，钢产量指标由1900万吨减至1845万吨。五、六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同意李富春再降钢产量指标的建议，决定将当年钢产量指标再降至1100万吨。前一阶段的调整虽然也在一步一步地降低指标，但总的说来只是小幅调整，还没有将指标降到实际可能的“底线”。

　　在周恩来的督促下，经济和计划部门经过努力，重新查清了几年来粮食实际产量的底数。农业情况见了底，工业问题困难的症结也就暴露出来，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1961年计划不可能继续维持。七、八月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当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962年计划控制数字，估计当年钢、煤、粮食产量都不可能完成调整后的计划，其中钢只能完成45%，煤只能完成62%，粮食只能完成66%，预算内基建投资只能完成60%。这个估计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据这个估计，国家计委提出的1962年计划控制数字比原来设想的指标降低许多。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国家计委的报告。邓小平指出，要切实贯彻八字方针，调整什么，巩固什么，充实什么，提高什么，各部、各地区、各行业都要搞清楚，具体安排，不要再拉长战线了。李富春提出工业要退下来，而且要退够，只有退下来，才能主动。党中央决心采取措施，把八字方针落到实处，迅速扭转被动局面。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党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被称为第二次庐山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周恩来强调：指标要坚决退够，留有余地，今年应下决心退下来整顿。邓小平提出，调整的总方针是保农业，保轻工业市场，兼顾国防，应据此缩短战线。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虽然已经提出一年多，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也不是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抓住中心环节，带动其他，以致调整工作不能有效进行。《指示》强调：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社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国家计委对八届六中全会所定的1961年、1962年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调整。

　　对1961年的计划指标，钢降至850万吨，煤降至2.74亿吨，原木降至2167～2219万立方米，棉纱降至250万件，粮食降至2700亿斤;对1962年计划指标，钢、煤和基建投资分别调整为750万吨、2.5亿吨和42.3亿元。

　　工业调整的另一方面，是整顿企业秩序。“大跃进”中给企业带来许多问题：管理工作混乱，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度松弛，设备破坏，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下降，工资资金的分配存在平均主义。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整顿工业企业，要治乱。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由李富春、薄一波负责，派出11个工作组到部分厂矿企业进行调查。7月，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讨论、修改，形成《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9月16日，“工业七十条”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并发布试行。

　　“工业七十条”系统地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工业管理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我国国营企业管理的一些指导原则，并作出许多具体规定。这个条例确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五定”，即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五保”，即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并且力求降低成本;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条例规定：国营工业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负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讨论和决定企业中各项重大问题;在党委领导下建立以厂长为首的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车间、工段不实行党总支、党支部领导下的车间主任、工段长负责制，党总支、党支部对本单位生产行政工作起保证和监督作用。条例还规定企业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各级、各方面和各环节的严格的责任制度，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这个条例不仅恢复了被“大跃进”运动中被否定和打乱的工业企业规章制度和正常秩序，而且建立了一些“大跃进”以前未曾建立的制度(例如厂长领导下的总会计师负责企业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使我国工业企业的管理在调整中向规范和健全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工业七十条”下发后，受到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的拥护。他们反映，原先感到企业的问题很多，脑子很乱，千头绪，“七十条”理出头绪来了。不少企业开始出现一些新气象。1962年第一季度，国家经委会同各地区、各部门检查“工业七十条”的贯彻执行情况，第一批试点的中央和地方工业企业近3000个，都不同程度地调整了企业内部关系，改善了管理工作，生产逐步好转。这个条例的实行，对于工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七千人大会与全面调整的决策

　　(一)“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大厂矿和军队的负责人，共7118人，通常称七千人大会。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严重困难而奋斗。

　　七千人大会召开以前，各方面的调整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大跃进”中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开始有了转变。但整个形势依然严峻，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还在逐步显现出来，并继续发生着影响。1961年，粮食产量比1960年仍在下降，大大低于1958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4%，轻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1.6%;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46.5%。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37.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减少12.8%。全国城乡居民人均粮、油、布的消费量，在1959年、1960年连年下降的情况下，连续第三年下降，人民生活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面对这种形势，党内外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种种疑问和分歧。对于调整，有些人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来，对困难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因而对调整的必要性缺乏深刻认识，想形势好转后继续“跃进”;也有一些人在严重困难面前信心不足，怨天尤人;还有一些干部和党员虽然认为应该调整，但怕被说成否定“三面红旗”，被打成“右倾”，所以持观望态度，执行调整方针时踌躇不前。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总结经验和统一认识的前提下加以解决。

　　七千人大会的前一阶段是讨论和修改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案。这个草稿，毛泽东提议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直接印发大会，征求修改意见。经过与会者讨论，形成《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的定稿，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

　　这个书面报告，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在列举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之后，指出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1、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2、在人民公社工作中，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3、不适当地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4、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村生产的困难。报告认为，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就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报告强调：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这几年工作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对于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补充说明，针对党内思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谈了一些重要看法。主要是：关于国内形势。讲话指出，目前我们在经济方面有相当大的困难，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讲话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讲话分析指出，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引起的，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这几年提出过高的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没有同工人和农民群众、基层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在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就草率地加以决定，而且过急地要求限期完成，这就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关于三面红旗。讲话认为，我们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和讲话，受到大家热烈欢迎。许多与会者认为讲得深、讲得透，说出了自己几年来想说的心里话。因为会议原是修改通过刘少奇书面报告之后即结束，不少人反映会议时间太短，还有许多话希望在中央召集的这个会议上讲出来。

　　1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指出：这次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他建议让大家出气。他说，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来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毛泽东提议延长会期，参会人员都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乾一稀，大家满意”。由此大会进入第二阶段，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是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

　　会期延长后，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他尖锐地指出，民主集中制是上了党章的，上了宪法的。但是党内有些同志包括一些老革命，对民主集中制不了解，不实行，这是很错误的。要克服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不实行民主是不行的。另外，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巩固。如果不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毛泽东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充分发扬民主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工作中的是非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办法，说理的办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毛泽东还警告说：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负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毛泽东作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他关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的理论，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毛泽东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簿，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毛泽东说：“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毛泽东强调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100多年的时间，表明他和党中央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问题上形成了重要的和新的共识。这为人们进一步总结几年来的建设经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提供了认识基础。

　　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朱德在山东大组会上作了纠正“左”倾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陈云在大会结束后的陕西组全体干部会上讲了党内民主生活问题。中央领导人带头认真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带头对几年来发生的问题作自我批评，使与会者解除了顾虑，勇于当面提出批评意见。在小组发言中，许多人指出这几年的错误主要是高指标、强迫命令、迷信“小、土、群”，农轻重关系比例失调，所有制变化过快等。有的与会者对仍然肯定“三面红旗”提出疑问，认为“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1959年、1960年粮食减产，牲畜死亡，群众积极性不高，说(这两年)是“大跃进”，难以解释;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办快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要求这样改变生产关系。有的与会者说，这次会议能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开好了。分析这几年犯错的原因，不少人认为，不能把一切缺点错误都归结到没有经验。有人说，开始确实缺乏，但后来工作受到损失，逐渐感到有些不对头的时候，由于党内强调反右，帽子很多，压力很大，因此不敢反映真实情况，说假话不能归结为没有经验。有的与会者尖锐指出，这几年经验教训关键在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斗争上。在一些省的分组讨论中，与会者面对面地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尖锐批评，直抒己见;一些被批评者也认真接受，恳切道歉，真诚地作自我批评。一时间滋润着几年来少见的宽松气氛。

　　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实质上是党内关系的一次调整。会议对缺点和错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发扬民主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增强了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的信心。会议从原则上肯定了“三面红旗”。但对“反右倾”斗争，只是决定和宣布对下面受到错误批判的党员甄别平反，而对彭德怀仍未予以平反。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困难原因的分析上，党内也还存在分歧。在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草稿时，有人认为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讲缺点错误过头，也不同意说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这样，正式提交大会讨论的报告修改稿在一些问题上就不能有所妥协。这也说明，当时还没有能够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认真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中所犯的错误。

　　(二)确立全面调整决策

　　按照七千人大会之前和七千人大会的估计进入1962年，国民经济已经走出最困难的“谷底”，开始回升。但实际上，经济形势尚未完全走出“低谷”。七千人大会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交的1962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虽然作了压缩，但仍有不少缺口，如1962年钢产量定为750万吨，基建投资定为59.5亿元。会后，财政部门向中央反映，按照这个计划，当年财政将有30亿元赤字，而且1958年至1961年每年都有很大的财政赤字，是靠挂商业库存，涨市场物价，并动用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来弥补的。如果核实这几年的财政收入，赤字还会扩大，而财政赤字又被账面上的盈余所掩盖。其原因是在完成高指标的口号下，将一部分企业流动资金当作税收和利润上缴为财政收入，企业却向银行多贷了款。基本建设的高指标，也造成开支过大，成为财政赤字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国家财政赤字反映在社会现象上，是货币发行过多、商品严重不足，物价上涨，等等。

　　财政部的分析，引起中央高度重视。1962年2月21～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当时在南方)，就上述问题进行讨论。会议认为，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大幅度的调整。刘少奇指出：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现在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他还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如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貌，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陈云在会上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系统的意见，得到刘少奇等的赞同。刘少奇还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再展开讲一讲，统一认识。2月26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上，陈云作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这个讲话成为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这个讲话得到与会者的热烈赞同，也得到中央各单位负责人的完全同意。在这次会议上，李富春作了《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讲话，李先念作了《关于当前财政信贷和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讲话，也得到与会者的赞同。3月18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批发了陈云和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扩大会对困难的认识比七千人大会更实际也更深刻，提出了克服经济困难的经济措施，实际上作出了进一步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的重要决策。

　　西楼会议后，党中央决定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任命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中央财经小组进一步研究了经济调整问题。陈云提出，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要痛痛快快地下来，再不能犹豫了。周恩来非常支持陈云的主张，将其主持概括为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不久，陈云因病去南方休养。中央财经小组在周恩来的主持下，重新修订了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国民经济调整措施，并于4月形成《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

　　5月7～1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通常称五月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着重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会议还研究了进一步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缩短工业战线以及粮食和外汇问题。刘少奇在会议上指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现在还设想不到的困难，要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否则，对克服困难我们就会精神准备不够这是危险的。”会议决定立即向毛泽东汇报，经毛泽东同意后，将修改和充实后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发至地委第一书记以上干部。中央财经小组的这个报告比较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前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提出了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坚决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领导两项任务，对贯彻中央全面调整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起了指导性作用。五月会议进一步正视和分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势，制定了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具体方针、办法和措施，是进一步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形势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会后，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国民经济的调整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

　　三、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和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

　　(一)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及其复苏

　　经过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党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决策开始施行。主要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工作：

　　1、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五月会议决定，1962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动员那些“大跃进”运动中进城的农民临时工返回农村，同时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乡务农，以减轻供应城镇粮食的负担。周恩来直接抓这项工作，经过努力，1962年实际减少城镇人口1048万，其中精减职工850万人。从1961年至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1887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周恩来当时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

　　2、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1962年同1960年相比，基本建设投资由388.69亿元减少到71.26亿元，积累率由39.6%降为10.4%，施工项目减少2/3以上。

　　3、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全国工业企业数1962年比1959年减少38%，还降低了大多数重工业的生产指标。按可比价格计算，同1960年相比，1962年工业总产值下降48.48%，其中重工业产值下降58.64%，钢产量由1866万吨降为667万吨，煤产量由3.47亿吨降为2.2亿吨。

　　4、进一步从物力、财力、人力各方面支援农业。工业战线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工业部门尽可能地挤出一部分原料，增产农业所需的生产资料。1962年，在可供分配的钢材和木材中划拨近1/7用于农业。化肥供应、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农用汽车、农用电力等，都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国家减少粮食征购量，增加了农业贷款。

　　5、加强财政管理，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抑制通货膨胀。根据西楼会议的精神，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务院财贸办公室、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五个部门联合清理几年来国家财政“假结余、真赤字”的问题。经过八、九个月的工作，清理的结果是：1961年底以前，国营工商业物资盘亏和呆账损失，各地方、各部分“平调”集体经济的资金，或者挤占银行贷款作财政性开支的资金，需要由国家财政核销、退还和补发的共约348亿元(后来实际处理结果是370亿元)。财政部门对1958年到1960年财政收支数字也作了调整。按原来的统计，三年共结余3.97亿元，调整后三年财政赤字为169.39亿元。中央决定收回几年来银行下放的一切权力，对银行业务实行完全的、彻底的垂直领导，严格信贷和现金管理，控制货币发行，节约现金支出。商业方面，在保障18种基本生活必需品(18种基本生活必需品指：⑴粮食;⑵棉布;⑶针织棉织品;⑷絮棉;⑸食盐;⑹鞋子;⑺酱、酱油、醋;⑻油、鱼的定量供应部分;⑼食油的定量供应部分;⑽食糖、糕点、糖果的定量供应部分;⑾大宗蔬菜(粗菜);⑿火柴;⒀煤炭;⒁煤油;⒂文具、纸张、课本、书报杂志;⒃主要西药;⒄搪瓷制品、铝制品、橡胶制品等由国家供应原料的日用工业品;⒅房租、水电、交通、邮电、医疗、学费等费用。)价格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扩大实行对部分商品如糖果、糕点、烟酒以及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的高价政策，以回笼货币。在加强市场管理，打击牟取暴利的不法行为的同时，大力恢复城乡供销合作社，发展集市贸易。

　　在实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多月里，虽然面临严重困难，但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信心，艰苦努力。毛泽东自降工资待遇，先后行政一级降为三级，再降薪12%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节衣缩食，和人民共度难关，而且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及广大党员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共度时艰。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果断的措施，调整工作较快地取得成效。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复苏局面，农业生产开始回升。1962年底，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上年增产250亿斤;油料总产量达到4006.6万担，比上年增产379.6万担;生猪头数年底恢复到9997万头，比上年增加2445万头。农业总产值达到58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2%，从而结束了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有所改善。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由1960年的21.8%︰78.2%改变为38.8%︰61.2%，轻、重工业的产值比例也由上年的42.5%︰57.5%改变为47.2%︰52.8。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余8.3亿元，结束了连续四年赤字的局面。市场商品供求紧张状况有所缓和，集市贸易价格比上年下降约35%。城乡人民生活开始有所改善。这一年，全国年人均粮食消费量比上一年增加11斤，猪肉增加1.6斤，棉布增加2.5尺。但总的说来，这种好转只是刚刚迈过谷底。工农业的生产水平和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是很低的。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还有待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努力去完成。

　　(二)农业生产责任制探索

　　1959年到1961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史书上称之为“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党中央、毛泽东领导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逐步深入，取得逐步好转的成绩，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而严重困难的经济形势，也促使农村寻找各种途径来渡过难关，党中央、毛泽东急农民之所急，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问题，对农业集体化之后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生产管理方式作了积极探索。

　　在这个时期，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出现和推行，是最为突出的现象。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不同程度地有所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较大提高，同时，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组等不同内容、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许多地方自发兴起，各自搞了起来，发展方向和社会效果截然不同，迫切需要党和政府的统一引导。

　　事实上，自合作化以来，每当党和政府提出调整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生产关系时，总有一部分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和合作化前的家庭单干没有什么区别，虽然屡被制止，但一有机会又重新出现。所谓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实际上倒退回合作化前的家庭单干，迎合了一部分富裕农民(如富裕中农)的愿望，其实原有的富裕中农加上新上升的富裕中农约占农户总数的20%，毕竟是农村少数自发势力较强的已富裕农户。

　　最早在全省范围对包产到户加以支持和引导的是中共安徽省委，安徽在“大跃进”运动中是一个“五风”盛行的省份，后果异常严重。为生产自救，少数农民自发搞起了说是在计划、分配、大农活、用水、抗灾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即“五统一”)下的“责任田”，其实包产到户后，就成了家庭单干的形式，倒退回合作化前，发展方向和社会效果可想而知。1961年春天，安徽省的农民普遍要求实行“责任田”。省委经过调查，发现实行这种办法，能较好地提高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先在部分社、队进行试点。然而没有区分“包产到户”与“包干到组”的区别，试点的结果，省委进一步发现包产(实际是包干)比较落实，包产指示也有提高，社员出勤率大大上升，田间管理也比过去明显加强。省委主张支持农民的这种做法，同时注意加以引导，弥补其不足，在保证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生产计划等几个统一的条件下，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而实际是“包产到户”(单干)的制度。这种生产“责任制”很快在全省推广开来。到1961年底，安徽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1%。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安徽在全国带了头。

　　对于实行包产到户，党内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看法。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写信给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同意进行试验，但不久又表明了否定态度。这年12月，毛泽东表示，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不能再退了，这是最后的政策界限，象安徽这样的“责任田”办法没有必要再试行下去。此前，11月13日，党中央、毛泽东在《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也强调，“目前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原则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并要求“逐步地引导农民把这些做法改变过来”。1962年3月，安徽省委不得不作出改正所谓“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承认“这个办法是适合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办法”，只适合了一部分富裕农民的长远利益。

　　改行家庭“责任田”的要求与广大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意愿是相违背的。其实当时名义上的“责任田”，实际是家庭单干。因此，包括安徽在内的全国不少地方，农民仍然在悄悄地维持这种“责任田”，有的甚至还有逐步扩大“责任田”范围的情况。不仅如此，有的地方干部还大胆地反映意见，积极推荐“责任田”的办法。安徽省太湖县委一位干部就向毛泽东写了《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批评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的决议，列举所了解的大量事实，证明“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是“‘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要补充。” 尽管中央要求纠正包产到户，但纠正起来却并不容易。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从1961年春起，用一年时间深入五个省、区进行农村调查。在调查中，他指出，“要从有利生产、有利团结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包产到户的问题(其实他没有区别对待包干到组和包产到户问题)。他认为，农民居住分散的地方可以宣布搞包产到户。1962年5月，他将调查研究的结果写成书面意见报给党中央、毛泽东，提出应当允许社员在一定范围内经营一些“小自由小私有”，认为这种小自由小私有在当前农业生产力水平的阶段，是能调动农民积极性和责任心的。他还认为，建立生产责任制，“这是今后搞好集体生产，巩固集体所有制的根本环节。”7月，他在中央高级党校作报告，更系统地阐述了实行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他指出：要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必须有严格的责任制，而农民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相联系是难办的。不能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因为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至于“单干”，要分析原因。他举了广西龙胜县的例子(这是特殊情况)。说龙胜县有60%“单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山区分散，一个小村庄只有三、四户，两个村看起来很近，走起来很远;这种情况下的“单干”或者叫包产到户，只要按照国家要求完成征购任务，实际还是社会主义的。

　　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也曾调查研究过，都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上，刘少奇、田家英原先并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在深入实际，把握一些农民的真实思想之后，他们认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在农村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些地方实际上正在不公开地实行这样的办法。7月初，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向刘少奇汇报时，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刘少奇表示，实行责任制，一户包一块，或者一个组包一片，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如何使责任制跟产量联系起来。他同意田家英的意见，提出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

　　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在听取华东局农村办公室的汇报时，邓小平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方，可以采取各种办法;“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6月下旬至7月初，从上海回到北京的陈云，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就采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产量问题交换看法，并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邓小平提出：分田到户是一种方式，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7月7日，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邓小平又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方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产，就采取哪种方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他还引用了著名的民间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他声明，这只是初步意见，可能不算数，中央准备在8月会议上研究一下。

　　1962年2月底，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率调查组到湖南韶山、湘乡、宁乡等地进行调查研究。他向毛泽东汇报群众欢迎包产到户，而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一种后退，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并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田家英又回到湖南做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7月初回北京，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田家英向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很明确地表示：赞成。田家英准备组织班子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指导性文件中的意见是：当前在全国农村应当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集体、半集体、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以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当时，中央不少领导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这些措施是临时性质的，是权宜之计，待到农业生产恢复了，再把农民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主要出发点是，希望因地制宜，采用最适合当地情况的方法，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7月上旬，田家英在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时表示：全国各地出现包产到户，与其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全国农村60%可以搞包产到户，40%仍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当时毛泽东没有答理。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因为这一条，田家英也一再受到批评。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公有制，公有制是实现富强的根源，在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以后，这种源泉还会更加强大。如今中国的经济遇到了困难，在困难面前，一些人不是依靠集体力量来解决问题，而是要倒退到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中去，走连赫鲁晓夫都不敢走的回头路。他进一步认定，包产到户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动摇，关系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1962年7月上旬，毛泽东回京后拿定主意，对邓子恢、田家英主张包产到户十分反感，对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没有抵制甚至赞同也不满意。针对包产到户，他提议以党中央名义起草一个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改由陈伯达主持，不让田家英参与其事。毛泽东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为什么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就越大。毛泽东态度明确以后，大家不能不跟着转变态度。7月18日，刘少奇在对下放干部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巩固集体经济问题，批评包产到户，批评从高级干部到基层干部“对集体经济的信念有所丧失”。7月19、20日，由陈伯达主持，在中南海召开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会上大家对包产到户持否定态度。柯庆施发言说：现在看，单干不行，这个方向必须批判。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曾到广西龙胜县调查座谈过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对其“座谈记录”评价甚高，认为“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座谈记录”谈到：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部分农民为寻找生活出路，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对于这个问题，县里各级干部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这是恢复单干，走回头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人认为这不是单干，因为生产资料还是归集体所有;有人认为，即使方向路线错误，也可以先搞一两年渡过难关，再回头来搞集体劳动也是可以的。陶铸谈到：“集体所有制的形式不是单一的，它准许存在多种形式，从目前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形式是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集体分配，统一组织劳动;第二种形式是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实行常年包工包产;第三种形式是：土地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包产到户吃尾巴(包产内部分统一分配，超产部分归己)，这也是集体性质的，我赞成定额到田，到山，也可以包到组、包到户，搞责任制，这不仅仅限于农业，工业也要这样做……”。陶铸的一席话，得到不少农民的欢迎，引来了周围干部群众的热烈掌声。“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根本原则是自愿和示范两条”，“工作的重点是努力办好一批生产队，做好示范工作，而不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去‘纠’或‘扭’那些单干户!”6月8日，陶铸离开龙胜后，根据在龙胜调查的情况以及和广西区党委、桂林地委、龙胜县委座谈的意见写成座谈记录——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上报党中央、毛泽东主席。7月22日，毛泽东对他的这个报告作了批示：“即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印发给地、县两级去讨论。”

　　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发下去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写出61篇讨论的“书面报告”，基调是批评包产到户，也有少数赞成包产到户。北戴河会议初期的讨论也大体如此。但是8月5～6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后，会议形成了一边倒，对“单干风”(即包产到户)进行严厉批判。8月5日，毛泽东指出：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8月6日毛泽东讲话强调：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8月9日在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又插话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

　　作为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将，邓子恢受到了重点批评。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评邓子恢“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随后，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断言“十年来没有做一件好事”而遭到撤销，邓子恢的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也随之终止。会后，全国上下对责任田进行猛烈批判，“包产到户”倒退活动被全面终止了。

　　改行家庭承包“责任田”的要求与大多数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致富意愿是相违背的。因此，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也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不同的建议，即在农村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即基本核算单位为生产队的前提下，土地、责任和产量包到作业组。这种责任制的方向对头，社会效果明显，不少地方的农民直面仿效，都坚持了下来。

　　因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以后，虽然基本上结束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但是户与户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渡过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想办法克服平均主义。包干到组正是克服户与户之间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形式，这是它受到欢迎的根本原因。多数地方包干到组，实行这种责任制，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将农民的获益同责任和产量联系在一起，因而从体制机制上比较直接地体现了集体作业、按劳分配原则，有利于共同富裕。包干到组成为主流，始终坚持了下来。这些事实说明，作为集体经济内部一个层次的作业组包干经营，符合集体经济性质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计划管理，效率最好，受到大多数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欢迎和坚持。这同工业系统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行企业、车间和班组生产责任制的体制机制是趋同的。

　　实际上，这个时期除安徽以外，甘肃、浙江、四川、广西、福建、贵州、广东、湖南、湖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也都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但主要是“包干到组”。安徽、甘肃、广东、广西、福建、四川、湖南、河北、浙江等省地方都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形式。1961年至1962年，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约占20%，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社队达80%，甘肃临夏地区达74%，浙江新昌和四川江北县70%，广西胜县42.3%，福建连城42%，贵州全省40%。

　　可见大多数地方实行了包干到组，效果大都较好，很受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欢迎。这些地方实行包干到组责任制，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将农民的获益同责任和产量联系在一起，因而从体制机制上比较直接地体现了集体作业、按劳分配原则和共同富裕的方向。到1962年上半年，这些地方的包干到组不仅未能制止，反倒愈来愈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党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的一些领导人在调查研究中，逐渐对包干到组表示出积极支持的态度。像华西村、大寨大队、南街村、周家庄乡、官桥村、南岭村、航民村、洪林村、兴十四村等等，一大批乡村至今仍然坚持内部实行责任制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甚至有的包产到户后发生贫富两极分化，党组织很快引领农民包干到组，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这些乡村如今不存在“三农问题”，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富裕的程度，中外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

　　在克服三年暂时的经济困难当中，党中央、毛泽东不仅提出了许多直接的应对措施，同时也在积极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由于遇到严重挫折和经济困难，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才出现了严重分歧。真是艰难显露真心情，路遥可知马识途。尽管历史地走来，当时的思考和想法并不一定都是十分成熟的，对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也不尽一致，但毕竟由于认识不同，方向不同，方针不同，后果也不同，毕竟反映出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根本区别，前途截然不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五节 国民经济调整和“四个现代化”目标

　　1962年上半年，全国全力以赴调整国民经济，国民经济逐渐复苏，各项建设事业有了明显的健康发展势头。党中央从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在今后三年内，仍需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1962年下半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开始稳步增长，社会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期间，国民经济接近并达到和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人民物质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基础科学研究和尖端武器的研制取得重大进展。一些重要的技术发明和创造，处在当时国际领先水平。为了克服物质困难，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勇往直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许多奇迹般的业绩在这期间被创造出来。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美苏超级大国加大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压力面前，中国人民毫不畏惧，坚持正义、坚持和平，出色地应对了挑战。党中央和毛泽东通过1964年底举行的全国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极大地激发了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性。这是一个凝聚了近代中国所有仁人志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心血和愿望的伟大任务。从此，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正式成为党的国家建设的奋斗目标。

　　一、国民经济调整的继续和完成

　　(一)继续调整的重大决策及其主要进展

　　经过七千人大会以来全党上下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在1962年底开始明显好转。此时，中央领导人的主要精力，仍集中于抓国民经济调整。全国上下认真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然而，对于经济形势好转的估计以及好转之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党内的思想认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一种忽视经济生活中依然存在的严重问题，要求多上基建、加快速度的倾向再度抬头。1963年6月，在国家计委召开的1964年度座谈会上，各地代表对经济形势好转程度和1964年经济工作是否继续贯彻八字方针存在明显的不同看法。有的代表认为八字方针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争取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应该是新的“大跃进”的开始。

　　对于经济形势的估计，关系到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党中央对此极为重视。1963年7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1963年到1965年三年继续调整的想法。毛泽东提出，把1963年到1965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三年过渡之后，搞一个15年的规划设想，就是要基本上稳步地搞成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15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毛泽东的这个设想，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战略性远景，但也明确了再进行三年调整以作为过渡期的意见。随后，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党组汇报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初步意见，汇报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初步意见时，针对有些人又想搞“大跃进”的急躁情绪，明确指出：国民经济调整，从1961年开始要进行五年，八字方针不要马上改变。邓小平在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也指出：“还要进行三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由此可见，在继续调整的问题上，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

　　党中央在1963年9月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全面讨论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和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会议在充分肯定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好转形势的同时，也冷静地指出了仍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㈠农业生产还没有全面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粮食还要进口，经济作物还不能满足轻工业生产的需要，林业、畜牧业的恢复还要化很大力量，人民的生活还存在一定程度紧张。㈡整个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特别是基础工业还很薄弱，在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等方面，还需要进行大量工作。㈢许多企业的经营管理，还要化大力进行整顿;尤其亏损企业为数不少，要加以改变。㈣外债还没有全部偿还。会议从上述认识出发，正式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之间的稳步过渡阶段。

　　会议规定，过渡阶段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㈠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㈡工业生产在1957年的基础上提高50%左右;㈢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工业和农业、工业内部、农业内部以及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关系，应力争在新的水平上取得基本协调;㈣国民经济的管理工作要走上正轨。为实现上述任务和目标，会议提出要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的次序安排经济计划。会议还提出在完成过渡阶段任务后国民经济发展分两步走的长远设想，即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二)继续调整的主要进展

　　1963年至1965年的调整，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是大力加强影响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部门，维修和更新设备，恢复和提高老企业、老基地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当时煤炭系统有77.5%的矿井采掘失调，32.5%的设备失修。在继续调整的三年中，煤炭部门利用大幅度调低生产指标的时机，集中力量加强矿井掘进和剥离，使矿山的采掘基本恢复正常。到1964年底，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矿山的设备完好率达到80%左右。

　　二是自力更生开发技术同适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有重点地发展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的新兴产业，填补缺门，提高国家工业整体水平和经济实力。1962年至1963年间，国家在外汇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有计划地从日本、联邦德国、法国等引进14个石油化工方面的成套设备，对我国石化工业新领域起了重要作用。

　　三是加强管理，调整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全国工商企业1963年开始大力抓降低消耗，节约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工作，扭亏增盈取得显著效果。1963年国家还对部分工农业产品不合理的销价和收购价作了调整，缓和了商品比价上的矛盾。此外，国家在财力尚有困难的情况下，在1963年给40%的职工提高工资，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1963年至1965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比上年提高26.7%、20.1%和22.55%。

　　四是在农业方面，经过落实“农业六十条”，农村生产关系得到了调整，农民群众当时意见最大和最紧迫的问题获得了基本解决，农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从而使农业产量和群众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恢复性增长和提高。至196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8390.5亿斤，棉花4195万担，油料7250万担。就生产水平和主要产量指标而言，也恢复甚至超过了1957年。

　　三年继续调整的成果是重大的。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大跃进”中出现的工农业生产中的混乱局面，而且在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优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经济战线的调整，不能不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当时正在开展的“四清”、“五反”等国内“反修防修”的斗争，对工农业调整的认识和运作形成了某种制约。

　　二、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四个现代化”历史任务

　　在继续调整工作顺利进展的时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选举和决定新一届国家领导人。

　　这次会议对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高度评价国民经济贯彻调整方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指出：经过调整，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比较协调了，工业内部的关系也比较协调了，工业支援农业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了，企业内部的生产能力绝大部分已经填平补齐、成套设备、设备损坏和失修的情况已经改善。我们的经济力量比过去增强了。据此，报告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这就是说，在经历了三年调整之后，我国国民经济开始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会议审议并批准了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国家预算的初步安排，明确规定1965年的任务，是要继续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为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

　　令全国人民备受鼓舞的是，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继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之后再次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任务，这就是在不太长的时期里，实现国家的“四个现代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和中共中央的建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这个历史任务作了如下表述：“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一个凝聚了几代中国所有仁人志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心血和愿望的伟大任务。

　　“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经过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入探索和对中外发展经验的总结，通过反复权衡和深思熟虑，最终被确定下来。它不仅具有鼓舞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力量，更说明了中国人民在可预见到的将来，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可以达到的目标。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中华民族便当之无愧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毛泽东在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时，特意加写了如下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历史证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始终是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一个强大精神力量。即使国家经过严重困难甚至后来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的动乱，因为有了这个伟大理想，中国各族人民也从未停止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国家根本制度的根基也从未动摇。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伟大目标而具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地位。

　　关于“四个现代化”总目标的实现，党中央提出可以分为两步走，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为标志，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此前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主题;在此后则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为主题。

　　三、全面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

　　至1965年底，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终于得以全面完成。其标志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比较圆满地实现了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继续调整的目标：

　　(一)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57年的水平

　　196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235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8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1957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工业总产值增长98%，均超过1963年预定的目标。在调整时期，作为国民经济主导的工业建设主要以成龙配套和填平补齐为重点，使“大跃进”以来建设的许多工矿企业逐步地发挥作用;同时还不失时机地建成了一些重要项目，改扩建了一批厂(矿)，新老工业部门迅速发展，新产品、新品种不断涌现，使工业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得到了加强。据统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中国工业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的高水平，相当大的一部分是1965年前后创造的。

　　(二)工农业生产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实现了在新的基础上的协调发展

　　1965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是37.3%、32.3%、30.4%，与1957年的43.3%、31.2%、25.5%明显改进，基本符合当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在工业内部，间接和直接支援农业的工业部门的投资比重增加，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以钢为钢”所形成的比例失调状况。

　　(三)国民经济生活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

　　经过三年继续调整，1965年积累率回升到27.1%，比 1957年的水平(24.9%)有所提高。在调整时期，党和政府始终明确坚持处理积累和消费，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多种利益关系，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更注重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四)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二五”计划时期的前四年，年年有较高的财政赤字。1963年至1965年的三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收入超过支出累计达10.2亿元。1965年，我国提前还清了全部外债。困难时期实行的高价商品和凭票供应等措施也已取消或缩小了范围。市场价格大幅度回落。虽然1965年全国人均粮食、食油、棉布的消费仍略低于1957年，但由于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国民收入增长，人民生活仍有改善。据统计，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65年比1957年提高8.7%，达到了133元，比1962年增加了7元，其中，农民达到104元，比1957年增加22元;城镇居民达到259元，比1957年增加37元。1965年城乡人民重要消费品的消费水平与1962年比也有了较大提高。按全国人口平均，粮食1962年为329斤，1965年为366斤，食用油1962年为2.2斤，1965年为3.4斤;猪肉1962年为4.4斤，1965年为12.6斤;棉布1962年为11.1尺;1965年为18.5尺。

　　60年代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许多规律性的问题。例如，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问题、合理安排建设与人民生活的问题等等。中国在60年代初期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虽然未能彻底解决经济结构方面的矛盾，但使人们认识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关于农、轻、重的安排顺序，关于以“试办托拉斯”为代表的体制改革，都是为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结构方面问题所作的重要调整和有益探索。

　　四、试办托拉斯等管理体制改革的尝试

　　在继续调整的三年中，党还进行了某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较为突出的是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等管理体制的改革。所谓托拉斯，就是英文trust的音译，西方国家某些生产同类产品或生产上有密切关系的企业的联合组织，或者叫联合企业，参加的企业要服从联合总部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创办托拉斯的基本方向和目的，就是利用“托拉斯管理方式”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来管理经济，提高效率，增加垄断利润。

　　早在50年代中期，针对当时基本模仿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造成统得过死、管得太严，行政对经济生活干预过多等弊端，刘少奇曾经指出：“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的经济灵活多样，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1960年3月下旬在天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期间，邓小平曾提出建立托拉斯的问题。他指出，共产主义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有效，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毛泽东把拖拉斯看作是一种经营方法，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到“文化大革命”时，他否定了使用“拖拉斯”这个西方名称，说“不要那个东西”。但强调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这一点，仍然没有变，要有中国特点。

　　经过三年经济调整，原来行政性管理体制中的弊端，更为充分地暴露出来，本质上是官僚主义的弊病。1963年10月12日，刘少奇在同工业部门负责人谈话时明确指出，对体制问题要好好研究。他认为：“党委和政府超脱一点，不好吗?站在公开之上，矛盾之上，有问题我们来裁判，不要作当事人，不好吗?”“超脱一点，就有全局观点了。党和政府不是不管，是怎样管的问题。管计划、平衡、仲裁、监督、思想政治工作。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他提出：“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搞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托拉斯、辛迪加、国家资本主义等等，列宁不是早就讲过了吗?”“组织全国的专业总公司，可以试试看。”

　　毛泽东肯定了刘少奇提出的试办托拉斯即总公司的意见。他在1964年1月7日听取工业、商业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时就明确地指出：“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商业为什么不能按经济渠道经营管理，为什么只能按行政设置机构!打破省、市、县界嘛!就是要按经济渠道办事。”

　　1964年7月，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国家经委党组草拟了《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草稿)》。8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在批语中强调：“用托拉斯的组织形式来管理工业，这是工业管理体制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试办托拉斯以后，现行的有关计划、财政、物资、劳动等各项管理制度，要作相应的改进。”此后，试办托拉斯进入了具体实施阶级。

　　按照中央的安排，工业、交通各部门先后试办了12个托拉斯。其中全国性九个，有烟草、盐业、医药、橡胶等行的企业;地区性的三个，有华东煤炭、北京电力、长江航运等企业。此外，还有六个省、市也试办了11个托拉斯。这些托拉斯都是按行业组织起来的专业性的联合企业。试办托拉斯同过去政府管理工业的不同点在于：改变了过去由各级、各部门多头领导的办法，实行了由托拉斯一个头统一领导的办法;改变了过去以厂矿为单位的独立核算，分散经营的办法，实行了以托拉斯为单位的集中经营，把全行业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组织;过去的部、厅、局是行政管理机关，现在的托拉斯变成了经营单位。这些特点显示，试办托拉斯不单单是上收一部分企业，也不仅仅是生产结构的局部改组，而同时也涉及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体制。

　　经过一年的试办，以托拉斯为形式的工业管理体制便显现出一些优势。首先，它有利于按照全国战略布局的要求和专业化协作相结合的原则，对行业企业进行合理的调整。例如医药托拉斯在全国原有297个药厂中进行调整，关、停、并、转了生产重复或质量低下的工厂114个，精简职工4700多人，但产量却达到了29%的增幅。其次，它可以在全行业的范围内动员和调度人力、物力、财力，使它们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第三，它能够集中全行业的技术力量，把科学研究同生产结合起来，更快地采用新技术，发展新产品。第四，托拉斯专管一行，比以往部、厅、局总管许多行业，有利于把工作做细，也便于全行业中开展劳动竞赛。第五，由于托拉斯统管了代销业务，从而使得产、供、销之间的结合比过去更密切了。

　　但是，在试办托拉斯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工作体制与旧管理模式之间的矛盾。例如，兴办全国与跨地区性的托拉斯，在上收企业时，同地方发生的矛盾，托拉斯的集中统一经营同原独产不可避免要减少地方财政收入的矛盾等等。1965年5月10日至6月7日，国家经委党组召开了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托拉斯的优点现在看得比较清楚，可以办得快一些，但现在经验还不成熟，需要总结经验，把已经办起来的托拉斯办好。6月1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听取了座谈会领导小组的汇报。刘少奇指出：是试办，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托拉斯就是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搞专业化、标准化、系列化，才能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发展新品种。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却没有完整的经验，需要我们自己创造，托拉斯不是只办12个，要把眼光放大一些，全面看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要搞一个托拉斯章程。从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党中央一线领导人对于试办托拉斯是抱有重大期望的。他们希望以此为契机，逐步改变经济体制中权力过于分散、行政干预过多等问题。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看，试办托拉斯是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有益探索。

　　应当说，拖拉斯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家以垄断资本私有制为基础，追求垄断利润的一种经营方式，完全是为着极少数垄断资本家致富谋利益的，其垄断资本的“每个毛孔里流着肮脏的血”，臭及名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利用生产的社会化发展，组织联合经营，讲求更高效率，也就是说，可以组织业务密切相关的联合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加收入，完全是为着人民共同富裕和国家富强，生产关系、经济性质根本不同，我们完全可以按照中华文化的特点和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起名称为联合企业和总公司等，正如毛泽东说的，既然拖拉斯是西方的臭名称，我们可以“不要那个东西”!

　　第六节 六十年代前期社会主义建设及其业绩

　　6 0年代前期党中央、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增进 ,是社会主义探索史上重要的一页。当时所取得的探索成果 ,正是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理论宝库。对第一代领导人走过的探索社会主义的艰辛历程和取得的成果给予客观总结和公正评价 ,是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经济封锁和打破核大国的核讹诈、核垄断,党中央、毛泽东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研发尖端科学技术，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一系列突出业绩，为后来的建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一、以原子弹研制为核心的国防尖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我国以研制原子弹、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取得长足的进步和举世瞩目的成就。

　　1956年，国家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远景规划，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列为12项带有关键意义的重点任务的第一项，同时部署了两个更重要的项目：原子弹和导弹。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同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会后，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导弹的研制工作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工作。5月，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聂荣臻提出的《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中央果断作出发展导弹技术的决策。10月，成立了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1月，成立了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负责组织、领导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1957年我国开始研制发展包括导弹、原子弹在内的尖端武器。1958年，我国科学家提出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建议。5月1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中央决定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组建专门的研究、设计机构，拨专款，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代号为“581”任务。

　　中央确定我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强调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培养人才，掌握技术。中国科学院、二机部、国防部五院(后组建为第七机械工业部)集中各所属单位一大批资深专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展开各项基础研究工作。

　　我国研制原子弹、导弹，开始曾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从1955年到1958年，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六个有关协定，由苏联对中国提供技术方面的援助。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在1957年至1961年底，苏联将在火箭、航空研究和原子弹研制等方面向中国提供技术。这些援助，对中国原子弹、导弹研究的起步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从一开始，苏联的援助就是有条件的和有限度的。援助主要是非军事性的，一般不提供军事应用方面的技术。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联正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协议为理由，宣布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有关技术资料等项目。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外交部，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专家。这以后，我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原子弹、导弹的研制进入了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苏联撕毁合同时，我国的国民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防尖端科技术项目是“上马”还是“下马”，意见很不一致。毛泽东明确表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陈毅说：“聂荣臻坚持认为，为了摆脱我国一个世纪以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我们必须搞出以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同时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化科学技术向前发展。”

　　1961年7月16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弹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速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各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1962年11月3日，对二机部提出的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规划的报告(即“两年规划”)，毛泽东指示：“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1月17日，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专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及核技术工作的领导。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1965年，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被纳入中央专门委员会的领导范围之内。全国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单位的科技人员大力协同，在攻克尖端科学技述难关方面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

　　“两弹一星”的研究制造，汇集了我国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与管理人员。党和政府的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使他们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他们在戈壁荒滩、深山峡谷建立基地，隐姓埋名，风餐露宿，披星戴月，艰苦创业。出于保密的需要，他们断绝与外界有碍工作的往来，漠漠无闻地为祖国的国防尖端科技事业作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广大科学技术人员、解放军指战员以及有关部门的职工、干部却为这一伟大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科学家提出了“理论联系试验”、“技术民主”和“冷试验”的科研理论和方法;广泛运用系统工程、并行工程和矩阵式管理等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设计、实验、工程部门之间紧密配合、创新攻关;领导干部身体力行，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些都为这项伟大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为祖国立下的功勋。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这一成就集中代表我国科学技术当时所能达到的新水平，有力地打破了美苏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的，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核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从1960年开始，我国科学家对氢弹理论的研究逐步取得进展，到1965年，中国科学家突破了氢弹研究制造中的关键技术，探索出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

　　党中央、毛泽东强调，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要实现原子弹与导弹结合。在导弹和喷气技术领域，经过仿制、改进到自行研制三个阶段的飞跃。1960年，我国第一枚探索火箭和近程导弹发射成功。在近程导弹的研制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我国又开始自行设计和研制中近程地对地导弹。1964年，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人造卫星的研究制造也经过了艰苦奋斗的历程。度过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之后，中国科学院研究制造人造卫星的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了突破和进展。1965年，中央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该报告计划在1970年至1971年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进入工程研制阶段，代号为“651”任务。火箭技术的突破和人造卫星的研究制造，为我国的航天科学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不仅是我国国防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现代化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它带动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填补了许多学科空白，为我国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积累了宝贵经验。邓小平后来曾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二、大庆油田的开发与工业、科技战线的显著成就

　　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曾被认为是一个贫油国家。从20世纪初起，科学技术人员历经40年的努力，仅建成甘肃老君庙(玉门)、新疆独山子和陕西延长三个小规模油田，年产不足12万吨。当时，中国的化工产业和生活用油，基本依赖于国外“洋油”的进口。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石油勘探和开发。50年代建成了新疆克拉玛依、甘肃玉门和青海冷湖三个石油工业基地，使原油产量增加到145.7万吨。但是，同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相比，这个产量仍然离需要相去甚远。从1955年开始，国家开始对东北松辽盆地进行地质勘察。这个勘查是根据除相沉积构造中油气能够生成的理论进行的。1959年9月，钻探人员在位于松辽盆地中央凹陷区北部的大同镇找到工业性油流，并进而发现了高台子油田。这是中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因国庆10周年临近，人们将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

　　1960年2月20日，中央批准石油部党组关于“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的建议，决定集中力量在大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会战以石油部、地质部为主，同时农垦、机械、冶金、电力、建工、铁道、林业、商业等部提供大力支援。中央还决定从人民解放军当年退伍的军人中，动员三万人参加石油大会战。全国各石油管理局和30余个石油厂矿、院校，共抽调几十支优秀钻井队、几千名科学技术人员、上万名工人和职员、七万余吨器材、设备参加大会战。

　　经过三年多的奋战，我国高速度、高水平地探明和建设了大庆油田，形成了年产600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1963年当年，大庆油田产原油439.3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3%。1963年，全国原油、汽油、柴油、煤油和润滑油等主要产品产量全面超额完成计划;中国自己设计和新建成的大型炼油厂，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年。12月2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告：“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至1965年底，我国实现了国内消费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全部自给。其中，大庆油田提供的高产原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庆油田的开发，不仅为中国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而且为中国人民战胜困难、奋发图强建设祖国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激励，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科学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在油田开发最艰苦的时期，吃大苦，耐大劳，公而忘私，奋勇拼搏，表现了6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的时代风貌，也创造了世界石油开发史上的奇迹。他们“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牺牲精神，他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奋斗决心，感动和教育了几代人。大庆人创造的“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制度，严明的纪律”，以及“黑夜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等“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工作作风，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崇高品质。它们体现出中国工人阶级由衷的使命感，体现出大庆人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情操。

　　由于大庆人创造出了辉煌业绩，表现出了伟大的奉献精神，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964年提出了“全国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在整个工业战线上，涌现出一批学习大庆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产生了许多大庆式的企业。这对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任务，建立起现代化工业基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除石油工业和以原子弹研究制造为核心的国防高科技的突破性进度外，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国的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等也都获得了突进性发展。

　　按照“吃、穿、用”的国民经济战略安排，工业战线大力支援农业，化学工业得到了应有的重视。1965年同1957年相比，中国的硫酸生产能力增长三倍多，烧碱能力增长近两倍，化肥生产能力增长了近11倍，农药生产能力增长近三倍。特别是随着石油产量的增长，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的石油化学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家通过向西方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自己的石油化工业体系。同1957年相比，我国化纤生产能力增长了250倍，塑料生产能力增长了七倍。

　　在传统的机械工业方面，国家也加大了投入，并获得了显著成绩。1964年中国机床品种达到540种，比1957年增加了1.8倍。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不但能够生产车、铣、创、钻、磨、镗等小型通用机床，而且具备了创造大型、复杂和成套精密机械设备的能力。这一时期中国制造的万吨水压机和床面为6.3米的大型立式车床，都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在原子能工业和电子工业这些新兴产业领域，60年代前期取得的成绩也是极其显著的。原子能工业是在苏联单方面终止合同、撤走专家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在核原料生产方面，中国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先后建成了衡阳铀水冶厂和兰州气体扩散厂，解决了浓缩铀的核心制造工艺。随后，完全凭靠自己的努力，在1966年建造了生产核原料钚——239的反应堆。这两项先进生产成就，确保了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成功。与此同时，科学技术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草案)》，填补了核动力研究的空白，为以后的研究制造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电子工业是新兴工业。国家在1963年至1965年共投资5.29亿元用于新开项目的建造。新建中央直属工程52项，其中大中型项目38个，小型项目14个，我国电子工业具备了初步的基础。

　　据统计，1965年中国的钢产量为1223万吨，占世界第七位;原煤产量为2.32亿吨，占世界第三位;石油产量为1131万吨，占世界第十五位;发电量为676亿度，占世界第八位。如果综合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状况，中国1965年重工业的总水平，大体可以占到世界的第八位。这就是实施毛泽东赶超战略而大跃进所取得的实实在在的伟大成就。

　　当中国工人阶级和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出上述伟大业绩的时候，他们刚刚从“一穷二白”极端落后的状况过来，工作环境、生活条件还极端困难。自然灾害和严重的经济困难，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下降到最低点;为在1965年以前偿还苏联14亿新卢布以上的债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带头，所有中国人都勒紧裤腰带;西方大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战争威胁和军事压力，不但基本断绝了国家最需要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交换，而且也促使我国必须做好应对外敌入侵的准备，中国人民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默默创造着工业建设奇迹和科学技术奇迹。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即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它的结构、生物活力、物理化学性质以及结晶形状，都同天然牛胰岛素完全一样。这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育成功大面积推广科技矮杆水稻的国家。矮杆水稻的推广种植，曾使中国水稻的亩产增加了一、二百斤。当今世界瞩目的杂交水稻研究，也是由享有“杂交水稻之父”盛誉的袁隆平，在60年代前期开始摸索并取得突破的。这位世界级的科学家，通过长年在水稻中的观察和寻找，终于在1964年6月发现了栽培稻雄蕊退休不育株，从而开创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第一步。

　　中国在这一时期还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至1965年底，全国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共有245.8万人，其中研究生毕业1.6万人，大学本科毕业生113万人。全国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达到1714个，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达到了12万人。在这支科学技术大军中，既有著名科学家，也有年轻一代具有丰富创造力的科学家群体。正是在这些科学家的辛勤劳作下，中国同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差距在逐步缩小。

　　三、制定“三五”计划和初步展开三线建设

　　在三年继续经济调整的后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重点发生了向战备倾斜的重大转变。虽然这一战略转变对1965年前的经济调整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动，但却对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后来的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1963年初起，国家开始考虑“三五”计划的编制。1964年二、三月间，国务院先后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和全国农业两个长期规划会议，在讨论指导方针的同时，也讨论了“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同年4月，国家计委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基本任务为三个方面：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和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此外，提出要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有重点、按比例地向前发展。这个《初步设想》，把过去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安排计划的指导思想，改变为以大力发展农业，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因此，人们把它简称为“吃穿用计划”。这是党中央、毛泽东领导下，总结十多年经济建设经验，努力探索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重大认识成果。

　　六十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我国周边形势也逐渐紧张，美国对越南北方的战争逐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问题摆在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毛泽东表示要从准备战争的角度来考虑国内建设。在1964年五、六月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前夕，毛泽东听取有关“三五”计划的汇报，讲了他自己的一些重要想法。他很形象很深刻地提出，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和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他还说到要搞酒泉钢铁厂和攀枝花钢铁厂。会议期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会议分组讨论情况的汇报时，毛泽东又明确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分布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研究讨论“三五”计划问题。与会者一致拥护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应该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特别强调了备战建设。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毛糙。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

　　越南战争升级后，党中央、国务院加强了三线建设的部署。1964年8月12日，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作了批示，并要求有关方面精心研究，逐步实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把国务院的研究意见报告中央，初步提出三线建设的若干部署和实施意见。与此同时，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讨论三线建设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提出现在工厂可以一分为二，抡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项目都要摆在三线;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短期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一线。这一决定标志着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由大力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为中心，转向了以加速三线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为中心的战备轨道。

　　与此相适应，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运用以备战、备荒、为人民为中心，这也是党中央深谋远虑、稳操胜券的大战略研究、决策和部署，是非同寻常的。

　　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决策之后，有关部门迅速从三个方面对西南、西北的三线建设进行了具体部署。一是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组织;二是将一线的全国独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迁到三线，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由国家经委负责。随后，又分别成立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迁建项目的计划协调和物资供应工作。

　　1964年下半年，有关方面对西南、西北、中南地区的铁路、矿山、冶金和国防建设项目进行选点考察，初步选定一批厂址和铁路线路，拟定了三线建设项目的总体布局。10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总目标，即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据不完全统计，1964年下半年至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和续建大中型项目300多个，涉及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化肥、森林、建材、铁道、交通、民航、纺织、轻工、水利以及农业、林业、商业、邮电、广播、教育各个方面，其中以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甘肃酒泉钢铁厂、成昆铁路等铁路干线，以及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成都航空工业基地、西北航空工业基地和电子，光学仪器工业基地等为重点。

　　从1965年初起，全国各地建设队伍陆续集中到三线地区，各种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各省、市、区也加快作出三线建设的安排。1964年10月18日，广东省委向中央和中南局提出关于本省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的报告。报告就该省建设一系列小型兵工厂、化肥厂、军械修配厂和将广州及沿海城市部分民用工厂，高等学校迁至小三线等问题作出规划。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出批示，予以肯定。周恩来约集有关负责人进行研究，提出关于一、二线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二线建设和备战工作的七项内容，包括建设一批地方的军工厂，从大城市搬迁一些必要的配套工厂到本省区的后方，并相应建设一些小煤矿、小电站、搞好公路、桥梁、渡口和通讯线路，建设一批储备战略物资的仓库，加强农业建设，迁建或新建一些必要的医院和学校等。这样，就形成了大小三线建设全面展开，齐头并进的局面。

　　从1965年夏起，三线建设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并在1965年至1966年形成一个小高潮。这时三线建设的主战场在西南大三线，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对三线建设的投资。1965年国家计划(包括中央和地方)安排用于三线的投资占基建投资的近1/3;1966年计划安排用于大小三线及其战备工程的投资占到基建总投资的一半。为使三线建设能尽快形成生产能力，还对一、二线经济建设采取“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压缩在建项目)、“搬”(部分企事业单位分出一块或两块迁往三线)、“分”(部分企事业单位分出一块或两块迁往三线)、“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方面对口帮助三线企业建设)等项措施。1965年8月召开的全国搬迁工作会议，确定立足于战争，搬迁项目实行大分散、小集中原则，国防尖端项目的建设则实行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即“山、散、洞”原则。随后，大规模搬迁和建设工作迅速展开。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有49个。这实质上是国民经济布局的一次战略大调整，是非常必要的。

　　起步阶段的三线建设发展迅速。仅1965年就完成了全部搬迁计划的40%。1965年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接近在建项目的40%。1966年除继续进行已上马的重点项目外，贵州、甘肃、四川的一些大型项目开始上马。这一年还计划从一、二线续迁和新迁项目150多个。在三线建设的过程中，一大批工人、科技人员和干部及其家属听从党和政府的召唤，离开熟悉的城市，离开眷恋的故乡，奔赴祖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艰苦奋斗，辛勤工作，无私地奉献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心血和年华。

　　在三线建设阶段开展的同时，以战备为中心编制和调整“三五”计划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由于毛泽东多次表示对计划工作的不满，1965年初成立了一个由余秋里等五人组成的“小计委”，实际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小计委”初步提出了“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把屁股坐稳，发展一、二线生产潜力，有目标有重点地积极地发展新技术”的“三五”计划方针。1965年3月，周恩来在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三五”计划问题时，明确指出第三个五年计划虽然要立足于打仗，抡时间，改变布局，加快三线建设，但仍然要重视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快建设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基础工业 ，并提出三线建设“必须充分依靠一、二线现有的工业基础”，“一、二、三线要互相促进”，不同行业的布局要从具体情况出发，不能片面强调在三线的比重等重要思想。6月，毛泽东在听取编制“三五”计划的汇报时，一方面从加强战备，加快三线建设需要出发，提出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另一方面又强调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严、太苛刻，首先是关心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其次是准备打仗，第三是应对灾荒，制订计划要同时充分考虑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对于“三五”计划，毛泽东还有一个指导性看法，就是要留有余地。他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越客观可能性，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这是毛泽东鉴于以往建设中求多求快的经验教训提出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1965年9月，国家计委向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在突出强调三线国防建设，着重于改变工业布局的同时，还提出了“三五”计划的主要指标为：五年内工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分别递增9%、5%～6%和11%。1966年3月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提出在今后15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并从关注人民生活和调动地方积极性的角度，阐述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理论。他说：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他还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此后，“备战、备荒、为人民”实际上成为从执行“三五”计划开始的较长时期内，指导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理论。

　　“三五”计划的制定和三线建设的展开，是加快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对于改善我国国民经济布局，推进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作用。三线建设的实施，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防能力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对战争作了立足于“早打”、“大打”的估计，三线建设在部署上要求过急，铺开的摊子太大;注重了战备要求，忽略了经济效益，增加了建设费用，造成了不少浪费。这是需要及时总结改进的。

　　第七节 改造山河的英雄模范和社会风貌

　　上世纪毛泽东时代，中华大地上充满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以改造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党中央、毛泽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不屈、艰苦卓绝的不懈拼搏，在这气势磅礴的伟大历史发展进程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楷模和优良社会风范，创造了难以置信的人间奇迹，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一、以大寨和红旗渠为代表的改造山河的壮举

　　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中国人民面对着极为严峻的考验，也展开了一场同自然灾害和物质匮乏的斗争。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人民和开凿红旗渠、重新安排山河的林县人民。

　　大寨位于山西省晋中太行山麓海拨1000多米的山区。这里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全村耕地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大寨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从1953年开始，用五年时间改造了全村七条大沟，把深沟变成了良田。他们总共垒起了长15里的180多条大坝，将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将4700多个分散地块修整成了2900块，还增加了80多亩好地。1962年，在全国大灾和严重困难的年景下，大寨粮食亩产竟达774斤，高出同县平均产量530斤，一亩等于别人的三亩半。这是大寨农民创造的奇迹。在浩大的治沟工程中，大寨人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完全凭借自己的双手，苦干、实干、拼命干，终于实现了丰收的夙愿。

　　党和政府极为重视大寨人民艰苦奋斗的事迹。毛泽东在听取山西省委的介绍时，赞赏和肯定了大寨人民的艰苦奋斗精神。农业部专门派出调查组到大寨作全面考察，并在调查报告中肯定了“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1969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号召，并把大寨的精神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先行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同在六、七十年代，河南林县(现林州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最普通的工具，劈开太行山的重峦叠峰，引漳河水入林县，建成了“人造天河”红旗渠，其事迹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林县位于太行山东麓，自古以来就是严重干旱缺水的地区，极度贫困。1959年夏季，中共林县县委扩大会议提出了跨越太行山到山西斩断浊漳河，然后逼水上山，把水利引进林县，彻底改变缺水状况的大胆设想。

　　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共河南省委的大力支持。山西省委也同意了林县人民的请求。1960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3.7万名林县民工，向太行山开战了。经过不到八个月的奋战，林县人民斩断了45道山崖，搬掉了13座山，填平了58道沟壑，穿凿了总长度600余米的7个隧道，建渡槽、路桥和防洪桥56座，完成土石方445.65万立方米，砌石42.86万立方米，终于拦住了奔腾不羁的浊漳河。此后，林县人民又经过四年苦干，于1965年4月5日实现了总干渠的通水。千百年来林县人民渴望水的梦想得以实现。据统计，红旗渠建成40年以来，总引水量达到85亿立方米，历年来灌溉面积达8000万亩次，共增产粮食31.8亿斤，发电4.7亿度，创效益17亿元，相当总投资的23倍。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这条盘绕在太行山千峰绝壁上的蓝色飘带，是新中国创造的两大奇迹之一。

　　二、向雷峰、焦裕禄等先进人物学习的活动

　　20世纪60年代，在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过程中，社会各界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如雷锋、焦裕禄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他们鞠躬尽粹、死而后已的高贵品质，激励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沈阳军区后勤部运输连班长雷锋，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以“甘当螺丝钉”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工作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刻苦钻研技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他为人民群众做了数不清的好事，真正做到了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1962年8月15日，雷锋不幸因公殉职，年仅22岁。雷锋牺牲后，党和国家给予他崇高的荣誉。毛泽东于1963年3月5日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分别给雷锋题词。由此，全国各条战线、各个行业掀起了一个持久的学习雷锋的热潮。要像雷锋那样做人，像雷锋那样工作、学习和生活，在全国蔚然成风。雷锋成为一个时代的楷模。这场学习热潮，极大的激发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推动了全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

　　焦裕禄是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兰考是黄河故道上著名的灾区县，长期遭受风沙、内涝和盐碱等“三害”的袭扰，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下。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兰考人民生产、生活更面临极大困境。1962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正是在灾情最严重的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他带领县委抓住治沙这一关键环节，深入实地调查，多方了解治沙的办法。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跋涉5000余华里，把全县86个风口、261个沙丘、17条大沙龙全部作了编号，绘制成地图，最终形成了以种植速生泡桐林来治理“三害”的方案。

　　焦裕禄心中装着兰考的老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积劳成疾，在晚期癌症的病痛折磨下，仍带领群众坚持在治沙的第一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恳求同志们：“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不幸与世长辞，终年42岁。焦裕禄逝世后，新华社采写并于1966年2月7日播发了穆青和冯健、周原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人民日报》等全国报纸全文刊发，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焦裕禄的榜样，鼓舞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战胜严重经济困难，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更大更多的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座精神丰碑。

　　在20世纪60年代，还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先进人物和模范集体：邓稼先、王进喜、王杰、欧阳海、南京路上好八连、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这些模范人物在各自平凡的生活和工作中创造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以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给中国社会以深刻影响，也塑造了整个时代的良好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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