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党的领导层开展读书研究活动
重视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是毛泽东引领革命和建设的首要特征，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面对严峻的经济困难形势，毛泽东将注意力重新转到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上。1959年下半年，为了澄清党内的混乱思想，毛泽东建议中央和全党领导干部开展一次读书活动，并且身体力行，结合实际，带头研读，用两个多月时间通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这次读书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付出的努力和探索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需求。
第一节 高度重视高级干队伍的理论学习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对高级干部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高于一般干部的要求，其中特别强调系统地、实际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在 1937年他就说过：“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毛泽东一贯认为，马列主义理论是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学习的科学，他对高级干部的要求又高于一般干部，那就是更加系统地、实际地学会马列主义。他曾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毛泽东十分清醒地看到高级干部不能系统地、实际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危害性。他明确指出：“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鉴于党内历次“左”倾或右倾错误的产生，都与高级干部不能正确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关系，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切实加强理论学习。他希望高级干部在具备实际工作能力的同时，大幅提高理论水平，以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要求。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我们党陆续创建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马列学院等十几所干部学院。很多高级干部尽管在前线或后方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但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进入这些学院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十分关心高级干部的学习，除了到这些学校讲课外，还经常看望他们，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给予鼓励。
在延安整风学习中，毛泽东把加强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打通高级干部的思想作为重点。按照他的要求，专门成立由约 300名高级干部组成的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亲任组长。高级学习组成立之初，他就在给全体组员的信中指出：“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 ”在毛泽东倡导下，高级干部通过深入学习理论、研究党史，认清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危害，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带动全党的整风取得实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干部理论学习，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1949年他推荐 12本干部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并说 ：“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951年 3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要求适应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其中特别对高级干部的学习作了明确规定。
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1958年 11月，毛泽东开始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给中央、省、地、县的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两本书。他在信中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
毛泽东抓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持之以恒，一直没有放松过。1964年 2月，他在中宣部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此件看过，很好，可以立即发下去。”他还建议，将这 30本书出“大字，线装，分册”版，希望此事于年内办成。1970年，他又指定 250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 9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1971年，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还嘱咐各地方负责人：“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
第二节 毛泽东带头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毛泽东十分注意坚持不懈带头学习理论。如从 1959年 12月开始，毛泽东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带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一边读，一边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思考问题，既肯定书中正确的东西，又大胆分析指出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提出许多符合实际、客观规律的独到见解。毛泽东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和联系实际、独立思考的学习方法，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组织那样一次读书活动?为什么专门读那本书?这还要从1958年说起。这一年的11月9日，毛泽东在一封写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领导同志的信中建议大家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毛泽东还说：“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见，“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是毛泽东建议大家读上述三本书的基本打算。上述三本书是有联系的。
三本书的内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而毛泽东个人读书和号召大家读书的打算，也是有系统的。前两本书，毛泽东从1958年到1959年秋已经多次认真研读过。到1959年冬，他开始按自己的打算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次，毛泽东的举措很大，他不再是一个人研读，而是带上一些人和自己一起研读。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这是因为他对这本书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本书中包含了许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同时更包含了许多苏联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接受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汲取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的同时，也要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以利更好地指导建设工作。
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领导干部写那封信的地点是郑州。当时正在开郑州会议，目的就是纠正“大跃进”中已经发现的“左”倾错误。出现这些错误，主要是在于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当时党内高层确实有人提出了“左”倾理论观点。所以毛泽东在那封信中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但毛泽东没有追究某个人责任的意思。他认为最主要的是全党都要在前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中增长知识，使自己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所以他要找一些有关干部来和他一起读这本书。
毛泽东组织这次读书活动，目的还是为了指导建设实践。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已经摆在全党面前了，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党共同努力，而前提是对出现的问题，思想上要有正确认识。毛泽东在考虑解决这些问题时，不光是自己急于要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一看苏联的经验，也希望党内高层都和他一样，动一动脑子，深入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不仅是自己，全党都要“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是毛泽东组织这次读书活动的根本目的。
需要哪些人和自己去读这本书，毛泽东也是有所考虑的。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都很忙，特别是在第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工作更是紧张。要把中央领导人都召集到一起读两个月的书，是不现实的。因此，毛泽东考虑，可以把党内从事理论工作的高级干部集中到一起，和他一起读书。因为这些人是党内理论认识水平很高的同志，又是党内的“文胆”，中央许多重要文件、重大决策的决议案，是由他们起草的，他们的理论认识也对共产党的领导人有重要影响。他们在理论认识上清醒了，是全党思想清醒的关键一步，对全党有重大影响。而且这些同志有的就是在中央高层决策同志身边工作的。另一个考虑是：这些同志思想水平较高，和他们一起读书，自己和他们可以共同研究讨论，互相启发，集思广益，便于自己对这本书内容进行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出于这些考虑，毛泽东选定和他一起读书的同志主要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
陈伯达当时是毛泽东身边的大秘书，同时也担任党内高级领导职务，负责全党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胡绳也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高级干部，是红旗杂志社的领导干部。邓力群当时也是红旗杂志社的领导干部之一，同时，他也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田家英则是毛泽东十分信任的秘书，同时兼任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工作。在毛泽东读书期间，刘少奇、胡乔木、陶铸等也陆续阶段性地参加了读书活动。可见，毛泽东选择这几个同志和他一起读书，既有他想和这些理论思想水平较高的同志共同研究这部书的打算，也有让在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和他一起从思想理论上提高一步的打算。
对于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和自己一起读书，需要多说几句。本来，陈伯达在“大跃进”中提出了错误观点，并且造成了不良影响。毛泽东当时就严厉地批评了他。胡绳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毛泽东在郑州写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领导干部的信中曾提到“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恐怕就是指的陈伯达。因为陈伯达在1958年“大跃进”中主张废止商品流通，人民公社全部立即废止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遭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但这时候，毛泽东还是把他找来一起读书。毛泽东叫陈伯达一起读书，既有让他和大家一起获得正确认识的目的，也表明毛泽东并没有把“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推怨归咎于某个人的意思。
庐山会议以后，从1959年12月10日起，开始了阅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的活动。这次读书是分别在杭州、上海(火车上)和广州进行的。在两个月中，毛泽东研读完了下册从二十章至三十六章的全部内容及其结束语。
毛泽东在整个读书过程中的谈论，经整理形成了一个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相关的国内政策问题。毛泽东在谈论中还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三节 毛泽东建议党的领导层开展读书活动
党的领导层的这次读书活动，起始于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写的《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最先提出读书建议。毛泽东的《关于读书的建议》写道：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遵照毛泽东的建议，11月13～18日，在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主持下，在京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进行了多次学习和讨论。郑州会议期间和会后的一段时间，是中央领导层在发现“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后，第一次有目的地开展读书活动。而毛泽东本人在1958年曾三次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作了批注。毛泽东此次倡导的读书活动，要求用两个多月的时间通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即社会主义部分)。
1959年底，在毛泽东倡导的读书活动将要开始时，他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不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倡导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读书，是有强烈的目的性和针对性的。这就是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着手解决新问题。
1959年的前半段，党中央主要致力于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对于已经暴露的问题，有了更多的理论思考。这些思考的中心，就是“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感到，有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规律、商品、货币、计划和矛盾等，需要有明确的学说和观点。庐山会议前，毛泽东拟定会议准备讨论的18个问题中，第一个就是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后来，在正式提供会议讨论的18个问题中，第一仍是读书，可见他对通过读书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重视。他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这表明，他对党内读书的实际情况不甚满意。因此，他希望找个机会，集中读一读他一年前说到的那本书，即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同时也希望党内同志一起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但在庐山会议上，他的愿望没能实现。
刘少奇利用到海南岛疗养的机会，也开始了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的阅读。为了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刘少奇特地从北京请了两位经济学家王学文和薛薯桥前来加入学习小组。11月2～12日，刘少奇用20天时间阅读完这本书，并进行了九次学习讨论。在每一次讨论中，刘少奇都作了系统发言。这些发言后来整理归纳成18个问题，并印发了书面稿。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书记林李明、海南地方和驻军的部分领导人，也参加了学习讨论会。
周恩来组织读书小组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是在极其繁忙的公务活动中抽时间到广东从化进行的。参加周恩来读书小组的人员主要是中央部门和一些省的负责人，也包括几位理论家。小组每天上年讨论三小时。最后三天，周恩来作了八个小时的总结发言，涉及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理论问题。
在中央领导层进行读书活动期间，毛泽东在1960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组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国庆节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受到全党的重视。从1959年底到1960年初，不仅在党中央领导层，而且在全党也同时掀起了一个学习运动。
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出的观点，涉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关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解和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关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关于发展中“工农业并举”和农、轻、重的次序问题，等等。在这些思考中，有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是正确的，是富有价值的。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和发展阶段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周恩来也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期。“我们现在是第一阶段，其中又可分许多小阶段。”又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性是非对抗性的。两类矛盾，不可混淆。在讲非对抗性的根本性质时，不可把非对抗性矛盾当作对抗性矛盾。再如，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毛泽东指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关于商品经济问题，毛泽东指出，主张取消商品、消灭商品生产的人，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他表示赞同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商品生产与一定的经济条件相联系。他强调劳动者直接管理国家，实现劳动者与管理者、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平等。
在今天看来，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读书中谈到的某些不甚成熟的看法，则反映了处在当时的实践条件，中央主要领导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所有这些正确的或不甚成熟的认识，都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留下了深刻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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