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看马克思认识论的变革

　　杨思基 王静

　　【简介】杨思基(1958—)，男，山东省临沂市人，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王静(2000—)，男，浙江省温州市人，苏州大学2019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

　　摘要：从认识论的目的上看，认识论探讨认识何以可能及认识的发生和规律问题，马克思之前的形而上学家包括康德和费尔巴哈在内，他们对该问题的考察都是脱离实践的抽象的考察。马克思在哲学思维方式革命基础上对德国古典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刻而彻底的批判,创建了以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且能够科学实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现实的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和检验认识合理性的根本手段和途径，彻底超越了形而上学思辨哲学。

　　关键词：认识论、康德、实践、马克思、费尔巴哈

　　本文试以《提纲》为切入点，探讨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及其认识论的革命变革，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教科书中的被曲解而正本清源，概要指明马克思认识论变革的主要内容及它带给我们的启示。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在《提纲》中对自己新形成的认识论思想展开论述，但我们透过马克思在此的表述，依旧能够把握到其思想背后的认识论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变革的前提是其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认识论变革不过是哲学思维方式变革在理论上的必然表现,因而想要彻底说清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变革,必须先说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变革具体内容有,它突破了过去形而上学囿于实体主义、绝对主义、本质本体还原主义、从想象的某种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出发主客二元分裂对立的实体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突破了预设终极本体的既成性思维方式，首次开创了立足人类实践在实践中认识理解一切事物及其关系的实践生成论哲学思维方式及其认识路线与原则。形而上学思辨哲学，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它们无一不是脱离实践和人的认识之现实可能性，试图依靠人的抽象思维探求一个具有绝对性、普遍性、本原性和最高抽象性——而且能够作为世界终极原因的本质或本体，把这种本质或本体视为超人、超时空、完全脱离了人的感性现实的非对象性关系存在和实体。这种实体超越了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人的认识能力，成了一个绝对空洞的、不能被规定但却能规定其他一切的、自在自足、自因自果、自在自为的唯一性终极原因和实体性存在。事实上，这一空洞的绝对实体对人的感性和以感性为基础的认识而言本身就是无，因为在人的感性视域中一切未被规定的“有”实际上都是无。然而，马克思之前的绝大多数哲学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依旧认为哲学是探讨绝对实体或本体的科学，因为他们认为考察通过感官所感知的流变的现象获得的将仅是相对的意见，而非绝对的真理，因而他们由此便陷于脱离实践而纯粹从抽象思维到抽象思维、从抽象观念到抽象观念的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即使有部分哲学家认识到了绝对本质或本体对人而言根本无法被认识，却也依旧无法突破形而上学的桎梏，他们或是走向了不可知论，或是走向了神秘主义，而且最终都不知不觉陷入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实体主义哲学思维方式。

　　费尔巴哈显然是非常厌恶这种毫无感性现实性而空洞无物的哲学思辨，而试图使哲学转向人的现实的感性，但他依然不了解人的具体历史的感性对象性实践对人及其认识而言的现实意义，不了解人的感性是以生产实践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不同于动物的感性，而是把人的感性混同于动物的感性，把人混同于感性直观的自然生物人。这实际仍然只是费尔巴哈脱离人的感性实践而仅凭他的自我意识和抽象思维所臆造出来的抽象的思想幻象或抽象的观念人，仍然没有超越形而上学思辨哲学。马克思在《提纲》中写道：“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马克思这里不仅抓住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要害，同时也发现了一条对形而上学实体主义思维方式进行突围的新道路——将存在看成是人的感性对象性现象存在，看成是人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历史地加以展开与理解认识的感性存在，而不再将其看作“存在之存在(或存在本身)”。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生成论的认识论不仅看到了“是”是什么，而且更加注重“是何以成其为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生成认识论认为，一切事物唯有在具体现实的、历史的实践过程中才能得到确证，才能成其所是，才能在人的认识视域生成自身，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性，因而实践唯物主义生成认识论的本质就是将实践原则、辨证原则、历史原则作为哲学思维原则，而且是依据具体历史的实践所实际展开的各种关系予以历史地、发展地、并且是在不断生成的这些具体的关系中来理解认识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于是乎，“存在”在实践生成论的视域里就不再是脱离了自然和人的实践活动的抽象的绝对本体，而是具体的、多元的现象与关系在人的对象化感性实践过程所实现的一种展开。这样一来，现实性、有限性、多样性、过程性、具体性等等，也就都被纳入了“存在”这一哲学范畴之中，从而改变了在形而上学思辨哲学中“存在”是一种“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之屈辱地位与状态。

　　这一思维变革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突破了过往形而上学因为纯粹思辨的诸范畴的相互规定而必然陷入的循环论证和出于追求绝对确定性之目的而必然导致的教条主义这两个困境。

（二）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批判

　　在《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过去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它“对对象、现实、感性”是从人类实践的“主体”及主体的“实践”方面去理解，而不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提出了作为整个认识论体系基础的“先验统觉”，并对“先验统觉”做过如下解释：“这个表象是一个自发性的行动，即它不能被看作属于感性的。我把它称之为纯粹统觉，以便将它与经验性的统觉区别开来，或者也称之为本源的统觉，因为它就是那个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由于产生出‘我思’表象，而这表象必然能够伴随所有其他的表象，并且在一切意识中都是同一个表象，所以决不能被任何其他表象所伴随。”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看出马克思与康德在构架认识论框架时的区别和联系，不同于康德从先验的知性本源的综合统一能力——先验统觉出发来演绎整个表象者的认识，马克思拒斥了先验的天启式的认识形式，从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出发，构建起认识的框架，但二者都注意到了人的能动性，即“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只不过康德的“主体”是虚幻的“天造主体”，而不是马克思在人类实践基础上自我生成的实践认识主体和历史主体。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已经抓住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和要害，即它们没有从人类实践认识主体和历史主体的视角或立场来认识和理解世界，而只是脱离实践抽象地想象像动物那样的人类，仅仅依靠其自然生成的感觉器官通过感性直观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世界。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我们也可看到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抽象唯灵论是抽象唯物主义;抽象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唯灵论。”因为非实践的唯物主义还是类似于唯心主义，它总是在历史中寻找一个又一个范畴，然后用范畴来解释现实的历史本身，解释现存的一切，它在本质上同唯心主义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也就是说它们都陷入了仅仅靠“自我意识的抽象思维”而想象世界的实体主义窠臼。这样的唯物主义甚至还不如唯心主义，因为它总是静止僵死的、非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就算是类似于费尔巴哈一样的“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它也依然在历史观上会陷入唯心主义。因为它“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所以“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中的单个人的直观”。这样，历史在费尔巴哈的视野中就变成僵死的事件的集合，而不是人的实践的产物，所以费尔巴哈才无法如实地说明客观历史现象以及历史的本质和规律。

（三）马克思对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批判

　　依据实践唯物主义生成论的认识论，马克思将对象理解为依赖人这一认识主体而存在的属人世界，由此而将言说对象区分出“先在自然”和“属人世界”，并认为那个“先在于外在于人的自然”，因为它在人的感性中是“无”，所以它实际上是人无力言说的。因为只有那个在人的实践中生成与发展的世界才是人依靠实践而能够科学地予以研究和说明的世界。所谓真正现实的具有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理论，显然也就是我们关于这个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世界观理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的那个“先在于外在于人的自然”，显然同康德的自在之物与现象以及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有着某些类似之处。无怪乎马克思接着就说：“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但马克思与他们的不同之处也是明显的，马克思对此最精妙的总结是：“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

　　马克思在此显然是非常准确地把握了整个德国观念论哲学的本质特点，就像康德从“我思表象”中分析出“能动的我思”——“先验统觉”那样，整个德国观念论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表象是一个思维，而不是一个直观”的基础之上，它是以人的“自我意识”这一先验的观念性的存在来确保现实的实在性的“认知性存在”。但是,它又无法合理的解释先验形式或观念的来源,因而也就只能滑向神秘主义的“天赋观念”或与生俱来的所谓“纯粹自我意识”，滑向不可知论。就像康德用“纯粹意识”的先验形式使得经验认识得以可能，但却对“纯粹意识——我思”这个“先验的意识形式”无法确证，只好沿袭笛卡尔的说法把它们归之于不证自明的“我思”，归之于人与生俱来的“纯粹自我意识形式”——“天赋观念”的“先验统觉”。但先验的形式虽然不依赖于经验却又必须在经验中得以实现，否则便是空无内容和对象的空洞形式(即所谓“纯意识形式”)。那康德又如何确定先验形式在先而又不同时陷入以先验论证经验并以经验论证先验的循环论证呢?对此，康德分别将之推到了“我自体”的不可知领域和经验的心理学的幻想。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离开认识的实际过程，纯粹抽象地考察和还原认识的发生，康德在此只会陷入用“外部客观存在的神秘经验”来印证与经验本身所不可分割的“先验主体形式”这一困境。

　　接下来马克思立刻进入关于真理检验途径和手段的讨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在此依然秉持实践是认识基础和检验认识是否是真理唯一路径的观点，坚持用现实的实践来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同他自身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是自洽的。在这里，马克思旗帜鲜明地反对通过纯粹的逻辑思辨来证明思维的真理性的旧的哲学观念，称“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是剑指以安瑟尔谟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家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者，因为他们试图通过纯粹的思辨，从概念中分析出概念所指代对象的现实性，就像笛卡尔对上帝存在的证明，“而在一个无上完满的是者的概念里，则包含着完满的、必然的存在”。他们很明显地犯了一个错误，即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中所说的错误，“定义和证明不是同一的，也不互相包含”。也就是说，给一个事物下定义和证明它的存在永远是彼此分开的两码事。这些哲学家混淆了认识的理由和客观的原因之间的关系，误将观念的存在当作了现实的存在。“于是，这就成了一个变戏法的鬼把戏，因为这是把连亚里士多德都熟知的充足理由律的两种不同意义加以混淆，直接用之于‘上帝的崇高荣誉’。”

　　此外，从康德对过往真理标准的批判我们就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和手段之合理性。在先验逻辑部分，康德回答了什么是真理和任何一种知识普遍而可靠的标准是什么两个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康德在这里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即真理是知识和它的对象的一致作为给定的前提，“如果真理在于知识和它的对象的一致，那么该对象就必然会由此而与其他对象区别开来......于是真理的一个普遍标准就会是那种对知识对象不加区别地适用于一切知识的东西了。但很明显的是，由于从这个标准上抽掉了知识的一切内容(知识与其对象的关系)，而真理又恰好是与这内容相关的，那么追问这一知识内容的真理性的标志就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对知识的真理性就其质料而言不可能要求任何普遍性的标志，因为这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康德指出，真理不仅要满足知识形式上(逻辑上)的正确性——然而经院哲学家往往止步于此——同样要注重知识对象的现实性，二者缺一不可。而实践就具有主观能动性、直接现实性和客观性的品格，它处在主客观交汇与结合的中介连接点上，是对象性的主客关系生成且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环节，因而它对思维真理性的证明就不是脱离主体和思维的那种所谓纯客观的证明，也不是纯粹思辨的纯主观的证明，而是将它们统一结合起来加以对照的现实证明，而且只有这种证明才具有“属人”的——即“此岸”的客观现实性。于是，思维的客观真理性、现实性和它所具有的力量，恰恰是通过人自身的实践的证明途径和手段来确证和实现的，是通过实践来展现的。仅此，马克思主义实践生成认识论就宣告了以思维来证明思维、以观念来证明观念的经院哲学与观念论哲学不具有现实性，同时也宣告了一切思辨哲学的荒谬和终结。

　　由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马克思通过对康德先验论、不可知论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已经可以使他很容易借助康德富有启发性的思维逻辑而超越康德哲学，从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四）马克思认识论的来源探析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教科书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那就是严重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的批判的实践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而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合理遗产(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唯物主义)的综合。我们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重误读。

　　我们不禁要问，离开了人的现实的历史活动和实践活动，费尔巴哈式的直观唯物主义能承担得起改革辩证法的任务吗?辩证法本身能脱离现实的从事劳动的人而被叙述出来吗?仅由二者综合形成的唯物主义能在历史领域中变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吗?

　　马克思在《提纲》中说：“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中的单个人的直观。”“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直观的唯物主义依旧属于旧唯物主义，而且它依旧是以抽象的、与人的社会实践相分离而孤立自在的物质——即人们单凭思维所想象的抽象物质观念为基础的。而正因如此，它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执着于抽象的人、抽象的“物”所理解的世界，就必然是以抽象的观念而建构起来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体系，而绝不可能是与唯心主义哲学划清界限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旧唯物主义只不过是唯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社会历史观上陷入唯心史观是其必然的逻辑归宿。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难道这样的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经过了在历史观上同样是唯心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的结合后就能变成历史唯物主义?难道黑格尔思辨的辩证法同费尔巴哈同样抽象的唯物主义结合后就能变成科学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哲学?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根本承担不了改造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历史任务，也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描述的那般重要。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实际过程，无论是它的认识论还是它的历史观，它们实际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亲身实践并对人类生产与社会实践、历史实践予以科学理解的基础上而对一切思辨哲学、旧哲学进行彻底地批判和改造的产物，是他们立足人类实践对自己所处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时代精神进行深刻反思批判的结果，是在实践和认识的结合上对一切思辨哲学及其意识形态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无批判地来源于世界上已有的旧的理论学说，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将不同的理论学说予以简单结合的产物，那这本身显然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侮辱性误读!

（五）马克思认识论的变革给我们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所有的哲学流派都面临着一些自己回答不了的理论问题与思想假说，它们完全是把人的抽象思维所臆造的思想幻象或理论假说——甚至是同它们自身理论体系不能自洽、自己也无力论证的虚假的理论假说和思想幻象当做研究说明的对象，这是因为它们都脱离人类的社会实践和历史实践，或者是对实践做了片面的错误的理解，而幻想仅仅依靠抽象的思维建构起对世界包罗无遗的“绝对真理体系”的理解，这就必然导致它们对世界的说明是荒谬的，是贫乏无力而且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马克思在《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旧哲学的哲学家们执着于形而上学固有的观念论成见，囿于形而上学的纯粹思辨，试图用一种单一不变的大一统的理论范式来解决人类所有的终极关切，说明和解决人类实践和认识尚无法达及的领域和问题，这样的研究起点与理论旨归必然会促使哲学家们走向异想天开的“自我意识幻象”，走向从抽象思维到抽象思维、从抽象的观念到抽象的观念这种自虐性思辨游戏，走向花样不断翻新的纯语言游戏、思想观念游戏。因为在这种游戏中唯有抽象的概念是确定的、不变的，所以才需要不断地制造新的语言和词汇来翻新以往陈旧的观念和问题，但最终所有游戏和问题都依然是无解。虽然以康德为首的德国形而上学家们(包括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他们的初心也许是好的，是想着为知识奠基，为自由立命。但如此构建的思辨哲学却依然是没有现实生活根基、没有可供经验实证的科学基础，因而注定是僵死的，是没有生命力而一触即溃的。而人们现实的生产与社会实践及其社会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经验认识、抽象思维能力、知性认识能力与理性知识和知识系统，却总是要伴随人类实践的流变而流变，这就注定了形而上学思辨哲学无法摆脱它们自己制造的现实困境，注定了它们将超验的本体设定为研究论说对象将越来越被证明是无视客观现实的瞎说、妄说和胡说，绝不可能是什么绝对真理。

　　马克思认识论革命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用现实的人的革命性、批判性、生产性实践活动作为认识和理论的基础。认识虽然是人的认识，是认识主体的认识，但人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孤立的单个的个人，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因此认识必须放在一定的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加以考察，必须放在反复实践、反复认识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认识过程中来加以认识，不存在脱离社会实践的纯粹的抽象观念。因此认识就会受到具体的实践水平的制约，受到历史地不断变化发展的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它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条件下其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因而，我们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结合其认识实际条件从不同层次上看，认识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总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总是以实践为基础并伴随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的认识从无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知之不深到知之较深，它们总是在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前进。而有限与无限的矛盾，知与不知的矛盾，则贯穿着人类实践、认识发展过程的始终，它们在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得到解决，又不断地在更高的层面上再生，由此推动人的认识不断发展。人的认识不是过去形而上学家认定的那样是确定不变的，它是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但总的来看，人在任何一种具体条件下的具体认识都只能达到相对真理或相对有限的认识，绝无可能在某时某刻能够构建什么绝对真理体系。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能动的革命性批判性实践——人民群众实践基础上，通过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彻底的新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革命变革科学地考察了人的认识来源和认识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指出了认识来源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又能动地反思与指导着实践、同时还接受着实践的检验之认识本质和规律，说明了人对世界的认识绝不是抽象僵死的观念集合。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是高度统一结合并互相作用地发展起来的，二者的发展成熟程度是保持一致且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因此不存在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家们所说的绝对的确定性和所谓“哲学终结”、“历史终结”。无论是人的主观世界还是客观世界，对它们的革命变革不应仅限于人们的脑海，更应在人们的亲身实践中，要通过不断革命、不断发展的实践来实现我们对整个世界的革命性改造，来实现人类历史的不断革命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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