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总结
毛泽东对1956年至1966年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作了总结。总起来说，实际上也是对1949年10月1日至1966年5月15日之前17年建设之探索的回顾和总结。
第一节 毛泽东的《十年总结》
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即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写就《十年总结》一文，并在大会上发了言。这个发言的思想与1959年《党内通信》一脉相承，仍是苦口婆心地再次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对一线领导同志所做的计划和决策工作没有一棍子打死，意图是在努力帮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先从自己做起，历史地讲得很具体，努力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希望全党的领导同志都能加强学习和探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科学真理，正确认识和改正错误，把握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写这个总结，虽然只用了两个小时，但思考酝酿的时间很长。远的不说，大体从1959年11月的杭州会议，毛泽东就开始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后经1960年1月上海会议，3月天津会议，又经过一系列小型座谈会议的交谈，到这次上海会议，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为了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于是一气呵成，写出这篇重要文献。
《十年总结》是毛泽东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统地回顾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以及分析总结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讲话提纲，也是他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实事求是，第一次承认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团结全党，调动积极性，是党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力求健康发展的重要讲话提纲，也是中央领导干部的光辉典范。全文如下：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了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一九五八年五月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
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乡党委会同志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
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一起抓。
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
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
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一六五○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
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一三○○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
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
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年六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
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
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
如列宁所说，不犯错候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
毛泽东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八时
第二节 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基本回顾和总结
从1956年9月党的八大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党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探索的十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发展比较顺利的七年相比较，这十年是在艰难探索中曲折发展的时期。
在这十年间，在建立起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初七年所奠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管经历曲折甚至遭受过严重挫折，但仍取得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党的八大最初一年多继续执行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从1960年冬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党领导全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更为明显。
从社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看，按当年价格计算，1965年社会总产值达到2695亿元，国民收入达到1387亿元。以“一五”计划期末的1957年为基数，在1958年至1965年的八年中，国民经济各部门基本建设投资额达到1627.98亿元，投产大中型项目936个。1965年同1957年相比，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钢增长1.29倍，达到1223万吨;原煤增长77.1%，达到2.32亿吨;发电量增长2.5倍，达到676亿度;原油增长6.75倍，达到1131万吨;天燃气增长14.71倍，达到11亿立方米;水泥增长1.38倍，达到1634万吨。农业产品产量方面，棉花增长27.93%，达到4195.5万担。
工业建设方面，以1965年同1957年相比，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按原值计算，增长了1.76倍。新建、扩建一大批重要企业，如十大钢铁厂，一大批重要的有色金属冶炼厂，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其中，武汉、包头两大内地钢铁基地主要是在这十年中建设起来的，战略大后方的攀枝花钢铁基地是在此期间开始建设的，我国最大的鞍山钢铁基地在这个时期得到扩建。这个时期发生的“大跃进”运动中出现错误，虽然给工农业生产和其他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但是从工业建设的布局来看，某些方面的建设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64年，重工业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有2/3以上是在1958年至1960年间开工兴建的。这几年新建的若干项目，后来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形成的炼钢能力占1950年至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炼铁能力占32.7%，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经过五年调整，一些工业技术的经济指标有所提高。1965年生铁合格率达到99.85%，钢材合格率也达到98.39%，棉布一等品率达到97.4%。有些机械工业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已经接近或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在这十年间，我国初步建成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电力工业有很大发展。煤炭工业逐步向现代化迈进。冶金工业经过调整，到1964年，钢和钢材品种都比1957年增加一倍多。以前不能冶炼的高温合金钢、精密合金钢、高纯金属、有色稀有金属等，都能炼制了;制造机械包括制造汽车、拖拉机、万吨远洋轮船所需的各种钢材，基本上都能靠国内解决。机械工业分别形成冶金、采矿、电站、石油化工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十多个基本行业，而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设备;到1964年，我国主要机械设备自给率已由1957年的60%提高到90%以上。电子、原子能、航天等新兴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1965年，我国已能够生产雷达、广播电视发射设备、电视中心设备、无线电通讯设备、原子射线仪、各种气象仪、水声设备、电子计算机、电视机等。支援农业的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从1957年到1965年，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21万千瓦增加到1099万千瓦，化肥施用量由37.3万吨增加到194.2万吨，农村用电量由1.4亿度增加到37.1亿度。
石油工业的发展更是取得特别突出的成就。1954年，我国地质工在东北松辽盆地找到工业性油流。1960年，在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决定从各方面抽调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集中力量在茫茫草原上进行勘探开发，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建设起我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2/3。随后，还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伴随石油工业的发展，石油化工这门新兴工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到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全部自给，实现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项飞跃。
交通运输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从1958年到1965年，全国新增铁路营运里程7900多公里。三线建设的展开，对铁路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包兰(包头至兰州)、兰青(兰州至青海)、兰新(兰州至新疆)等铁路修成通车，不仅把西北五省区联络起来，而且把西北地区同华北和沿海地区联络起来。川黔(四川至贵州)、桂黔(广西至贵州)等铁路也建成通车，将广西、四川、贵州三省区联络起来。成昆(成都至昆明)、贵昆(贵阳至昆明)、湘桂(湖南至广西)等铁路先后开工，并部分通车。全国除西藏自治区以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铁路，福建、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第一次通了火车。铁路货运量1965年比1957年增加50.67%，客运量增加31.93%。公路、水运、航空等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全国大部分县、镇通了汽车，沿海港口新增十多万吨深水泊位，远洋船运开避了通往东南亚、欧洲和非洲的三条航线。
科学技术的发展成绩十分显著。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于1962年基本完成。1963年，我国又提前制定了新的十年(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毛泽东就制定这个规划作出指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以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成果最为显著。基础科学研究也有很多进展。1965年，我国首次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使这项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应用科学技术方面，同样取得许多战绩。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改良和育成矮杆、抗锈力强、亩产量高的小麦品种，并进行大面积推广，取得了较好的效益。1964年开始，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技术，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从而为全国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袁隆平的杂交稻研究成果在中国具有开创性的重要贡献。
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体育等项事业的成就相当可观。1957～196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累计达139.2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累计达211.1万人，分别为1950年至1956年的4.9倍和2.4倍。经过调整，教育质量有所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有所改善。1957年至1965年，全国的医疗卫生机构由122954个增加到224266个，每千人拥有医院床位数由0.46张增加到1.06张，每千人拥有医生数由0.85人增加到1.05人。图书、报刊事业取得较大的发展。1965年，全国图书总计数为21.7亿册，刊物总印数为4.4亿册，报纸总印数为47.4亿份，分别比1956年增长21.7%、25.0%和81.5%。广播影视事业得到新的发展。1958年5月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开始试播，到1966年，全国拥有电台78座、电视台13座，全国96%的县通了有线广播。十年间，全国累计生产故事片495部，美术片109部、科教片786部、新闻纪录片2250部。全国的文化艺术、文物单位，由1956年的14408个增加到1965年的27210个。十年间，创作、演出了一大批优秀文学艺术作品。体育事业也有新的进展，十年间共有183名运动员打破和超过97项世界纪录，群众性体育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进展，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期间建设起来的一些基础设施、基础项目和大中型企业，至今仍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在这十年间，我国还培养了一大批建设事业需要的专门人才。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党中央提出，必须培养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能够独立解决我国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国防、卫生事业和其他各个部门技术问题的专家，培养出接近现代先进水平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理论科学家，培养出教育和文化艺术事业方面的专家，培养出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门类的专家。中央提出的这个目标，尽管在实施中有曲折，但仍然取得很大进展。十年间成千上万各类专门人才成长起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经受了实践的锻炼和考验，其中大部分人在后来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以及经济、教育、科技、文艺、医药卫生、体育等各方面的骨干力量。
党的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也得到进一步发展。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时，全国共有党员1073万，到1965年底发展到1895万，党员人数增加了76.61%。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随着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党的干部队伍迫切需要充实新生力量。1963年9月，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研究，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出报告。报告指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把手的平均年龄是56岁，再过十年、八年，岁数大的问题就会更加突出;如果现在不注意培养第一把手的接班人，将来就会有脱节的危险。报告建议有计划地注意培养第一把手的接班人。中央认为，报告所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要求中央组织部提出具体办法和意见。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后，中央组织部于9月再次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提交报告，提出培养提拨新生力量的四项工作：将年轻优秀的知识青年干部分批下放到基层挂职锻炼;将理论水平较低但有培养前途的干部送到各级学校学习;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帮助他们提高文化;领导干部搞好传、帮、带。随后，中央和地方党的组织部门选调一批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基层挂职锻炼，1964年、1965年还分两批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挑选了1000多名优秀分子进行重点培养。1965年8月，中央组织部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大力培养和提拨新生力量的指示，提出培养和提拨一批优秀干部到县、地区以至省的领导岗位的报告。这项工作，主要是要求在两、三年内对适合担任省委书记、常委;地委书记、地区行署专员;县委书记、县长的干部，先提拨到第二把手、第三把手的岗位;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培养锻炼，促进他们的成长，成熟后提拨到第一把手的岗位。中央组织部提出在两三年内先解决县一级的问题，然后以更长一点的时间解决地区级和省级的问题。当年，全国提拨400多名省、地区以上领导干部，其中担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长、副部长以及省委书记的就有数十人，相当一部分人的年龄在50岁以下。20世纪60年代，党中央、毛泽东认识到大力培养和提拨新生力量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切实措施，尽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得这些措施没有贯彻始终，但这项战略性任务的提出和初步实施，关系到党的干部队伍是否后继有人，关系到党的事业能否兴旺发达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因而具有长远的重大的意义。
在这十年间，党在领导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认识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中在经济建设方面有：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与工业建设应当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外贸、财政、信贷平衡;要从全国有6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要勤俭办一切事业;要注意发展农业多种经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扩大对外经济交流;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生产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所有制)的变革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尊重价值规律，坚持按劳分配;在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甚至资本主义私人经营作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补充;正确处理好中央同地方的关系，给地方和企业以一定的权力，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扩大企业自主权;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管理体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试办托拉斯，按行业或根据生产性质组织联合经营的大型公司;在农业生产中试行生产责任制;实行两种劳动制度。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提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出实行“大跃进”运动遭遇严重的急于求成挫折后，认识到既要尽可能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又要坚持实事求是，稳步前进，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估计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需要1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上述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累的正确认识、基本经验和理论政策，是在毛泽东艰辛探索、全党和各族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取得的。在中央领导人中，毛泽东无疑起了领路主导的作用。许多正确的理论和决策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得到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意见，有许多也是在得到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形成决定，付诸实施的。尽管这些正确认识和基本经验，有些在当时实行过并取得明显成效，有些在实行过程中没有贯彻始终，有些则因改变初衷和原则，出现背离方向的情况而导致在实践中陷入偏差和挫折，但都是在探索中积累起来的积极成果，应持正确态度，谨慎对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些积极成果中的相当一部分(例如“农业六十条”中许多纠“左”的内容)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仍然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发挥作用，并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实行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结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间党的工作，正如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经验来之不易。
十年建设开始时，党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在党的八大上制定了正确的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力图利用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国际环境，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在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党的探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取得了初步的成果。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9个月的时间，1960年冬至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近两年时间，党的探索又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在经济上继续实行调整并全面完成这一任务，党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成果。十年建设取得很大成就，是党在探索中积累的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直接指导的效果。但是，由于党在探索过程中遇到不少领导干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严重失误，加上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背叛马列主义、撕毁协议、撤走专家、逼还债务等)、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的影响，这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也遭受了严重挫折，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由于复杂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虽然十年探索中遇到严重困难，失误导致的一些后果是严重的，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但这并不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应当保持清醒而科学的认识。在这十年间，毛泽东和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巨大的勇气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与人民群众一道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努力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虽然承受了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但他们从党中央、毛泽东勇于承担责任，自己纠正失误中深切感受到党的本质和主流所在，更加热爱和拥护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丝毫没有动摇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并为之继续付出艰辛的努力，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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