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邓小平总理指出:马克思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五个阶段论是科学,是真理。虽然过去在中国颇受质疑,因为在中国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了,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中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虽然1949年至1952年间短暂的实行新民主主义,但是显然不能代替资本主义这一整个阶段。于是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五个阶段论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的工业化可以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然后逐步进入到生产力发达的共产主义阶段。然而改革开放以后这种质疑越来越少,即使苏联、中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定程度的完成了工业化,但是并没有顺利的走到共产主义:苏联变修,解体,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改革,社会主义变成特色社会主义。人们对于五个阶段论的质疑转为对共产主义的质疑——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实行市场经济,而资本主义国家在没有革命的情况下,一些公司出现员工持股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现象。虽然当今阶级矛盾仍然存在,但是国际上共产主义运动却不及上个世纪,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也不及当年。
其实对于共产主义的质疑我认为不合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竞争趋于缓和,西方对世界的资本输出全面加强。由于西方可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其资源和劳动力进行生产,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剥削大大减轻,实现了矛盾转移。随着西方资本力量的增强,国家可以为无产阶级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待遇,加上简单劳动产业的转移,国内更多人可以从事服务业和管理层的工作,中产阶级成为主力军。这就是美国“纺锤形”人口结构的原因。中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谄媚态度和资本主义国家劳资矛盾的转移,就演化成了对共产主义的质疑。对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因为西方资本的输入,其内部矛盾被大大的激化,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繁荣”,其实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上的。单就从事实上说,2020年COVID-19在全球的肆虐,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不作为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全人类的希望。
回到前面关于历史的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马克思五个阶段论的质疑越来越少,但是仍有何新,温铁军等学者的质疑。但这种质疑只局限在中国历史的特殊情况。真正的“分封建制”的封建社会在秦的中央集权制建立以后就结束了,至多在西汉初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复辟。汉武帝实行推恩令后的盛世,唐朝的开元盛世,都不能算严格意义的封建社会,更应该叫秦制社会。就是这种中央集权的秦制,秦制的优点(大一统,中央集权)奠定了古中国强大的基础。因此马克思的五个阶段论没有秦制社会,不适用于中国的历史遭到质疑,是合理的。但是马克思本人晚年说过,五个阶段论仅适用于欧洲大陆,关于是否适合中国的争论实在没有必要。
虽然马克思没有为中国总结历史规律,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和马克思一样的科学的唯物史观自己总结。马克思指出,一切具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点我们承认,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都是因为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的矛盾爆发,被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带领被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每个朝代都可以视作一个矛盾爆发的周期。类似于今日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国古代的秦制社会也有这样的周期。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周期,在于秦制的弱点——一小撮人的特权没有被监督而利用权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样的弱点在资本主义国家甚至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马克思把它叫做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一种自然法权,在现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所以马克思在评论巴黎公社时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的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在带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如果缺乏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缺乏普遍的撤换制和监督权,就会出现一个操作和管理生产资料的新阶级成为剥削者,这个剥削者就是“党自身”。毛主席就经常批评一些老干部出现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为了避免党自身发展为官僚,毛主席数次发动“整风”运动,为的就是保持党的纯洁性。但是数次运动皆被党内的官僚集团利用:你要百花齐放,我就全面否定;你要反右,我就乱扣帽子扩大化;你要文革,我就武斗;你要批判斗官僚,我就鼓动民众斗民众……如果仅仅是一两次被利用就罢了,可是数次运动皆被利用,我们就需要反思是不是制度本身出了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现今的制度,仍然是秦制的延续,只是换了名字,制同政不同而已。我不是说秦制是落后的制度,相反,这是一种先进的制度,秦制为我国广袤的国土面积,强大的人民凝聚力创造了条件,使得我国有了强大的基础。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秦制的弱点也是在我们国家出现了——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因为我认为我们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必定是曲折的,甚至会再次陷入秦制的周期中。官僚特权的存在阻碍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
那么怎么办呢?列宁指出需要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对一切公职人员进行全面的选拔制和撤换制……变成了一种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这个和中国古代儒家提出的“大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处,即一切权力为全民的公权。我们应该怎样达到这样的社会呢?我认为“全民为公”不是秦制的周期性革命就能达到的,这是一种文化素养。因此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或大同社会,必须要有这样一个阶段: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带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再发动全民参与的文化革命,之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公权政治,才可以顺利的通往共产主义。
因此我们看到在中国通往“大同社会”的道路中,已经走过了中央集权的正确道路,给中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第二条道路,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而中国已经埋下了种子,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当中国可以科学的评价文化大革命,并且再次集全民之力参与,中国就离共产主义社会不远了。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
《互联网是人类历史的一段弯路吗》赤潮AKASHIO
《北大马会文革史》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
《封建论》柳宗元
《八次危机》温铁军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
《怎么办》列宁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
《资本论》马克思
《国家与革命》列宁
2021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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