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头新芽著心雨(一)
——其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立党立国，民族觉醒，精神领航;兴党兴国，国家崛起，舵手指引。
1、毛泽东的思想，胜在准则性，成为思想的灵魂所在。毛泽东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不盲从的清醒、敢创新的实干，中华民族的思想浇注了钢骨铁筋。
1946年，在《五四指示》中，毛泽东强调:“解决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的核心思想，基于“群众热情极高”、“中间人士怀疑”的客观事实，“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精准替代“没收土地”。《五四指示》鲜明地宣告：“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五个“不要害怕”的排比，将党推进土地改革的决心展现得极致，极具号召力 。源于对中国实际的深刻洞察，坚持了革命原则，兼顾了政策尺度，绝非书斋的空想，尽显治国智慧 。
2、毛泽东的思想，胜在鲜明性，没有丝毫含糊其辞。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著述中，毛泽东的答案：“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明确地界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回应了国内外的关切 。
3、毛泽东的思想，胜在实践性，用群众化、民族化的语言方式，打破了思想界面的刻板。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著述中，将革命高潮比作“航船”、“朝日”、“婴儿”，用诗意的形态驱散了悲观情绪;在《为人民服务》著述中，搭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桥，阐述了价值的厚度、意义;在《别了，司徒雷登》著述中，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讥讽了美式窘态。辛辣有力量，提了民族正气;传神 具严肃，擦了国际眼晴。
“文以载道、文以成事”。1949年，“七一”前夕，在香山双清别墅的灯光下，两天内完成了8000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著述，成为建立新中国的基石，决策了《共同纲领》的制定 。
4、毛泽东的思想，胜在自主性。据《毛泽东大传》(1949年12月访苏?)载:访问苏联安顿下来，毛泽东想起了斯大林要在中国投资建立工厂的事。
据赫鲁晓夫回忆:有一次，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中苏双方共同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开发新疆的天然资源。后来，又提出让中国划出一块合适的地方给苏联建立一个橡胶园。
毛泽东立即回电说：“我们同意在越南海岸对面的海南岛上为你们建立一个橡胶园。但是我们有一些条件，明确地说，就是我们建议你们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贷款、机器和技术援助，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和经营这个橡胶园。我们将给你们运去橡胶作为你们这种帮助的报酬”。
后来，斯大林喜欢吃菠萝罐头，指示秘书马林科夫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尼·谢·赫鲁晓夫在一旁说：“斯大林同志，那里以前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在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电报发出两天后，毛泽东回电说：“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 ?。 ? ?维护国家主权为原则，毛泽东婉拒。
其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历经失败的淬炼、教训的沉淀。《实践论》、《矛盾论》，用通俗的语言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辩证法，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成为党执政的罗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题词，如初心的烙印，刻在党的路线上，成为党的执政宗旨。
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重读《毛泽东选集》，依然穿越时空大放光彩。“功夫在诗外”，以马列主义为魂思想为骨、事实为肉、民心为魂，对国家命运担当、对人民群众深情、对实际情况掌握。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始终保持前瞻眼光与旺盛的创新勇气，提出了“向外国学习，但不能搞拿来主义”，坚决反对盲目照搬外国经验，明确了“中国要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坚持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指明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方向。
1965年3月11，在《地地导弹发展规划》中，钱学森明确地亮明“八年四弹”的设想。在执行规划中,“八年四弹”规划取得瞩目的成就,挺起了中国的脊梁。对历史的敬畏，为真理而歌;对伟人的告慰，为正义而鸣。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新时代，秉持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速度举世震惊。美国学者感叹：“中国修一条高铁的时间，美国可能连环评报告都没写完”。中国高铁网络从零到全球第一，只用了短短十几年。5G基站覆盖全国，基建狂魔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
对比过中美建厂效率，马斯克说：“上海超级工厂从开工到投产只用了10个月，而在美国，光是审批流程就能耗掉两年”。速度，是中国制度的强大执行力。当别的国家争论“该不该建”时，我国已先手思考“怎么建得更好”。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已有150多个国家参与合作，贸易额突破21万亿美元。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发展路径清晰，而美国却陷入内耗和不确定”。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走近毛泽东，思想“接地气”。“读万卷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行万里路”，习近平新质生产力鼓舞春风，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特性与科学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紧紧抓住“观照”、“中国”、“创新”现念，将之内化到构建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中，既自信自立坚持问题导向，又兼济天下，构建马克思主义科技体系。
树头新芽著心雨(二):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据周培源记载:“1964年和1973年的两次长谈，印象尤为深刻。这两次谈话，毛主席讲了许多哲学和科学问题。深刻的教育，强烈的感受，集中到一点，就是毛主席研究问题、分析事物总是采取科学的态度”。
掌握历史主动，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品质，是党百余年奋斗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用干部”作为领导者的责任之一，知人善任是关键，统揽五湖四海俊才是条件。
20世纪60年代，世界处于风云巨变的格局。中苏矛盾日渐加剧，西方技术封锁加码，共和国面临严峻而复杂的形势加紧。国家的大型工厂偏重于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毛泽东号召：要准备打仗!着手筹划攀枝花钢铁厂成为“三线”战略后方，毛泽东强调:“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问题”。?1965年，在社会主义计划优势支撑下，从祖国各地聚集人员建设攀枝花。
由于位置处在山谷中，没有公路运输，攀枝花生活资源短缺。得悉面临的困难，毛泽东夜不能寐，不止一次地说:把稿费拿出来支援攀枝花。历时五年，与相规模的钢铁厂相比，攀钢用地节省了一半、土石方约少三分之二，创下吨钢占地面积世界最低的纪录，一座现代化钢厂拔地而起。1970年7月1日，攀钢一号高炉的铁水如游龙腾跃流型，10万建设者的汗水浇灌了攀枝花钢铁，拱卫了祖国大后方的安定。
——“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据周培源记载:“毛主席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延河水穿越八十余载峥嵘，宝塔山晨曦愈发清晰轮廊，精神的种子在黄土地生长、传承。习近平指出：“伟大的延安精神教育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思想碰撞哲学火花。《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收录的159篇重要著作中，延安时期著述112篇，占比超过了70%。陈云说:读《毛泽东选集》，先从五篇富有哲学思想的文章看起，包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其中:入住凤凰山前一个月，毛泽东付梓第一篇著述，余者四篇均在凤凰山居住时成稿。
“述往事，思来者”，“考兴衰，明得失”，体现了从历史中提炼规律。保存档案馆披露:毛泽东对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作过的批注，约有一万二千字。郭化若回忆：“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
埃德加·斯诺记述：“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通过历史鉴理哲学之基调。建国后，毛泽东谈到：“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两论”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对革命斗争实践进行了哲学概括，对批判“左”右倾错误思想进行了哲学总结，对于提高党的干部理论水平，端正工作方法发挥了重大作用，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1981年，陈云说：“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我身体不大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据周培源记载:“毛主席既重视科学实验，又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这就是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其一:110万字《杨尚昆日记》共110万字，跨度达17年，讫于1949年1月1日至于1965年12月10日，堪称观察当代中国史的“活化石”。杨尚昆忆录:毛主席曾买入大量书籍，也购置中学物理化学的实验仪器亲自观察。无论是机械工业展览还是其他科技展示，他都尽量抽时间现场参观，之后再购书深入学习。他的私人藏书几乎成了“菊香书屋”，据统计约有十万册，涵盖文史哲及自然科学诸多领域。
连他的睡床也与众不同。尺寸宽大超常，内部构造特别，内侧堆满书籍，某些地方堆高达二尺，形同“睡在书堆里”。
工作人员都知道，虽然书堆看似杂乱无章，但实际上有自己独特的排列规则，只有毛主席本人能准确找到每本书的位置，因此他们格外小心不随意移动书本。
北京图书馆旧馆近在咫尺，毛主席常去借阅图书。自1958年北图发新借书证，他的借书证被编号为1号，使用至逝世前不久。
不仅北京，杭州、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图书馆也都有他的借书记录。
其二:1955年初，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前与钱三强交谈时，话题触及到了原子内部结构。毛坦言:在具体科研领域是个“门外汉”，所以选择专业领域的权威探讨问题，正合适不过。
谈及原子核的基本组成时，钱三强回答说：“中子和质子”。当毛泽东追问中子和质子本身的组成时，钱三强短释：“根据当时的研究成果，质子和中子被视为基本粒子，它们是目前已知的最小单位，无法再被分割”。从哲学角度，毛泽东提出了假设性的推论，坚信物质具有无限可分性，即使不可再分的基本粒子，也一定存在深层的结构，只是受实验手段所限，人类还无法证实，毛泽东认为未来科学必定能证明这一点。
1964年，美国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提出了“夸克”模型，通过大量实验获得了间接证实，成为理解物质微观结构的基础。
现在，科学将最小粒子从质子和中子转变为夸克。理论的飞跃，验证了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哲学见解。
1977年，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大会上，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格拉肖提出:将假设的物质基本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纪念前年逝世的毛泽东。
其三:据保健医生徐涛讲述:毛主席涉猎广泛，涉足大量自然科学书籍，他的思考习惯是由浅入深，善于剖析问题的本质。
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复刊，其中刊载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论文《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这篇文章对主流观点“基本粒子不可分”提出了质疑。
毛主席读过后非常欣赏其中观点，后来多次在北戴河等地与哲学和科学界人士探讨相关话题时，引用该文并进一步阐释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
其四:回望2025、展望2026、远望未来，对往事的回忆，滤去苦涩、滋润境界，扩大温馨、连接明天。在毛泽东哲学海洋中，徜徉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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