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9年7月下旬，食物主权的志愿者去台湾交流，拜访那里不忘初心、坚韧地做民众工作的一些朋友和团体。
本文是拜访台湾“钓鱼台教育协会”(简称钓教会)的交流分享(上篇)，是钓教会全职工慈立、小茁、和俞如——两位70后、一位90后，讲述和反思她们经历的非政治化和台独的时代氛围，以及她们各自又如何摆脱这些氛围，走向钓教会的工作。
&责编|侯怡
排版|六韬
钓鱼台教育协会：知识是用来造福人群的，而不是让人望而生畏，让人用来压迫人的。
台湾钓教会的工作以保钓为切入点，打开国际政治经济的视野，由此继承1970年以来两岸三地和海外华人保钓运动的精神：理想性、关心社会、不计个人得失、有国际视野、善于学习。保钓精神就蕴含在钓教会的教育内容中：
包含保钓的保乡爱土，也应该系统分析，以‘钓鱼台’这面照妖镜，揭资本主义、美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等等的真面目，进而引发、增进台湾大众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际局势的胸怀，从而回应当年钓运理想的召唤，进而共同保卫我们的乡土、改造我们的社会。
钓教会成立于2017年，但它的基础工作却由世新大学客座教授林孝信老师(1944-2015)生前亲手奠定。林老师辞世后，他的爱人同志、成功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创所所长陈美霞教授和钓教会众多的志愿者为了继续推动这份理想志业，成立了钓教会以作为各工作项目推展的平台，把它从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运动转向了结合渔民生计的群众工作。
更多关于钓教会的介绍，请参看文末的彩蛋。
慈立：我们三个人分别介绍一下，其实我们都来自于不同的背景，为什么会聚在这里，可以先给你们一些基础的认识。
我自己先讲好了，我是70后(注：生于1979年)，专业是在公共卫生，过去十几年来我是“台湾公共卫生促进协会”的全职工作人员。今年4月我过来钓教会担任秘书长一职。我是一般资本社会养成的孩子，在台湾是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硕士，一路很平顺地念上去。
我们受教育过程中所使用的课本是那种充满“反共反共，反攻大陆去”这种氛围的内容。我们高中还年年都有军歌比赛，就是要把这些东西从言语里或者是透过一些口号，灌输到我们的意识形态中。但是我觉得那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其实来自于我们的父母辈，或者是说父母的上一辈，他们对于国民党来台之后宣扬的共产党的恶行恶状深信不疑，形成一种巨大的、恐共的集体氛围，然后影响到我们这一代，所以从我有印象起，我们家，乃至整个家族，除了一位姨丈之外，全是支持台独的(或者说是深绿的)，到现在仍然是如此。
我们家还有另外一层特殊之处——我的外婆是日本人。我的外公是受日本教育成长出来的、日据时期的知识精英，曾经在日本念过书，也把外婆从日本娶回台湾，所以我们家族对日本感觉非常的亲近，进而转化成台湾的政治立场——支持台独。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我们家族当中如果骂陈水扁或者讲李登辉的不是，是一种非常大逆不道的事。我受此影响非常深重，一直到念研究所的时期我还是支持台独的。当时我在成大公卫所就读，因此也结识了老林与美霞，有一阵子我曾经非常不理解(甚至有点不谅解)为什么老林与美霞，为什么你们这些人聪明绝顶的、关怀社会的知识分子，竟然不支持台湾应该有自己的主体性，不认为台独是台湾的出路，我到研究所的时候还是这个想法。
但是后来，我投入到台湾的原住民健康的政治经济历史研究中，这反倒让我有机会重新看到台湾的原住民是如何在政治经济变迁的历史洪流中，被冲到边缘，然后造成现在多重弱势的这种情况。在学习这个议题的时候，开始意识到，统和独到底是谁得到这个好处?我们没有谈!跟大多数的人民有什么关系?我们也没有谈。蓝绿到底是代表谁的利益?我们更不可能谈。后来慢慢认识到，其实蓝跟绿都是代表统治者、资本家的利益，我们从来不谈，还深深的误会某一种颜色的政党就可以代表全民的利益。在研究所的时候比较重要的是重新认识到阶层问题，重新思辨统独与人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对大多数的人有益?
到成大就读后，认识了美霞，认识林孝信老师。2003年的时候，震惊全球的SARS的风波促进台湾社会，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产生一大股反思的力量，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公卫体系到底怎么了?台湾的医疗水平，平心而论不算差，公共卫生条件也不错，怎么可能被这样一个传染病就搞得人仰马翻、动荡不安呢?事后科学的信息告诉我们其实SARS并不是一个很难预防的疾病，但是为什么它好像把我们台湾整个民生、经济还有人心弄的非常地混乱，浑浊。当时成大公共卫生研究所比较以批判的角度来重新检视这件事情，很快发起一个叫“公共卫生教育在社区大学”的行动，在当时台湾公卫界是相当重要的一股反思与行动的力量。我就是在那股行动里面被吸引进来学习，因而有幸渐渐受到启蒙，打开左眼。
这个行动的推动者之一就是美霞，美霞在成大的时候有一堂独门课，叫做“医疗与健康的政治经济学”，在台湾公共卫生领域，没有人开这样的课程，想要听，得到成大公卫所来，因此我记得这门课有一些北部学校的研究生甚至博士也会来旁听。这门课前四堂就是老林的课，他教授的就是政治经济学的概要历史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 (注：老林在台南艺术大学开设一样的课程，用的是每周三小时，连续18周的时间，上两个学期，我们这种4堂课已是相当迷你版的了)。政治经济学至今仍然鲜少被放在原住民的议题、放到统独议题，甚至放到我们讲的媒体问题、钓鱼台议题等等诸多的议题上来运用分析，一旦运用上来，几乎可以发现这些逻辑都是相通的，即是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运作底下，绝大多数人都是输家、都是垫脚石，只有极为少数的人才能从中获利(不论是实质的或者是名声上的)。
认识老林跟美霞后，我才特别关注到钓鱼台问题。过去我的历史课本上从来没有讲过钓鱼台，只是从台湾新闻的渔业气象里听说过这个地方，但是完全不晓得那是哪里。后来因为认识了老林，我才慢慢知道，原来这个地方差点就被我们政府给丢掉了，被送给日本。也就从这件事情去学习分析，政治经济是怎么影响我们认为的主权。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群众教育工作，所以当我发现我的父母也是需要积极对话跟教育的时候，就时常拿他们试刀，有时候可能一言不和还会吵起来。我们家里面连小小孩也会讲”韩国瑜落选”这样的口号，我们家庭现在确实还是这个氛围，想想真是不可思议。但是我觉得就事论事，我们一起看新闻的时候就开始对话分析，因为我相信真理是会越辩越明的。
我觉得比较深刻的是，我们以前都很习惯称台湾原住民是”番仔”(台语)，意思就是不可理喻的人。后来我开始慢慢的在我们家里面为原住民正名，不再称他们为”番仔”，让家人慢慢认识到原住民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那样，他们今日种种的困境、不堪，都是其来有自，而且大多是被迫的。
现在，确实有个小小突破，那就是当我们家人聚在一起看政治新闻时，我们就会对话、分析，最近我妈就会问说：“为什么中共的飞机不能飞到那边(指宫古海峡)?但是美国的军舰可以开进来台湾海峡?”她开始问自己这个问题，好像中共做什么都不行，美国做什么都可以。我觉得这是一点点的进展，虽然她还是会把票投给民进党。翻转这个意识形态当然不是一代、两代人的事情。
2019年11月“钓鱼台教育协会”与“苏澳区渔会”共同举办“钓鱼台讨海人——凝视百年渔场记忆展”
俞如：我是90后，所以我从小的教育就已经慢慢地去中国化，就是把台湾独立出来成一个章节。这对我们这些90后的人来说，觉得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我们台湾称这作天然独，就是自然而然不知为什么就独。其实，没有天然独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是意识形态的建立。但是现在确实是大概90后，中后期到2000年左右，是天然独的样子。
我从小的教育，可能就跟现在香港“反送中”的这些青年人的经历类似，就是跟历史的断裂。我大学念的是新闻系，所以又很容易跟社会绑在一起，因此开始关注一些议题。主导2012年“反媒体垄断”运动的人现在已经变成台湾的民进党的副秘书长，你们有听过林飞帆吗?那是我最初踏入的运动。我觉得很多台湾年轻人进入议题的方式，都是因为这件事情。台独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引人注意的议题。但是反中这件事情，把年轻人召唤出来上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台独立场我当初未必是站的稳的，我可能就是跟跟风，念念口号，因为台独的口号通常是很煽动民族情绪、很具召唤性的。
那为什么对于台湾年轻人来说，反中是一个很有召唤力的东西呢?我觉得主要是党国教育，以及后来的台独势力，本土势力蔓延起来。
一个是我们过去的这种反共教育，我觉得可能过去我们内心都会觉得共产党是不好的，坏的，文革是不OK的，是屠杀式的。但是，1950年代的这些所谓的左翼分子们，他们的理想是要回到中国的。你可以知道，在过去经过了日殖时期，这中间跟中国的联系是没有断的，但是在我们的教育中，它被划开来，而且是以中华民国的一个方式被划开来。整个历史之间不说的一些事情，造成了一些断裂。这是一个。这是反共的教育。
不过我们90后的教育，其实已经不再是反共教育了。我觉得这之后的知识是更全面性的去中国化，也就是反中。我是1991年的，这中间是一个过渡。应该说教科书不说，虽然被编列在课纲里面，但是老师不教。那时候可能我不会觉得是欺骗，只是不教而已。
2008年以后，台湾开放直航飞机与船只往来两岸(此为“大三通”)。此后，开始有大量的大陆观光客进来台湾。新闻媒体上面报导的，那样子的大陆观光客就是非常负面的，我们的教育就是，大陆人没水平，很吵，等等等等。
在上大学之前，这样子的观念是深植在心里的。上研究所的时候，对于这样的观念有所改变。我们有大陆交换生，看起来就不像媒体说的那样子，就是知识分子。主要确实是重新认识中国的这一个部分。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蛮大的转变，就是对于中国的过去跟现在的那种感观上面的不同。
我后来进去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这是一个以左翼的，以参与社会运动为主的一个所。进去之后，认识一些人，有一些前辈的启蒙，认识了白色恐怖的历史，这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蛮重要的契机。因为过去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我跟过去的历史是衔接不起来的。
我那时候参与口述历史的进行，对于这块历史很想要认识。1950年代之后，台湾的左翼被大量地清洗。在1950—1970年代，左翼运动是被压抑的，到70年代的时候，保钓运动展开。我后来因为同学的介绍认识保钓，所以才进来钓鱼台教育的团体。因为我是经历过“反媒体垄断”这样的一个运动，体会到台独在内心可能就要滋长的那个样子。我身边太多青年朋友，也是台独这样的思考。我现在觉得他们这样的思考是去历史化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怎么样组织年轻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重新找回那个历史。我觉得年轻人的这个历史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在参与这样的运动的时候，至少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前人的过去，至少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个怎么样的发展，再去做抉择。如果前面这段历史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做什么，就是那种跟风，有一点被民粹的现象。
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进来钓鱼台教育协会，我觉得如果要组织年轻人的话，就应该做历史教育，刚好钓鱼台教育就符合这样的精神，所以才参与进来。其实这是最主要的我接触保钓的契机。我觉得台湾的重大历史，应该再教育。
侯怡：那你在你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挣扎吗?
俞如：我觉得挣扎倒还不至于。其实也不一定是一种转变，应该是解决一些心里的困惑。我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现在觉得心里比较明朗。
2018年，钓协团队亲临南京历史现场，上了震撼教育的一课。
小茁：我是70后(注：生于1976年)。
认识老林跟美霞，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人生的转折点。我是2000年从成功大学护理系毕业。
2003年爆发SARS事件，当时我已不在护理临床工作，可总觉得自己应该要做些什么，因缘际会下得知老林及美霞因势利导地发起的“公卫教育在社区大学”，希盼通过有系统、有组织地由下而上的民间草根公卫改革运动，唤起社会民众重新省思公卫体系医疗化、市场化及商品化的问题意识 。我是在这样的情境与老林及美霞相识。如今，回头看相识后的这些年，我特别觉得有三点值得分享。
第一点是政治性。小时候，我们家里头是不谈政治的。尽管看电视新闻却从不会去讨论新闻事件的内容。如果好奇试图提问，我父亲会说：“囝仔人，有耳无嘴。”这句话是闽南俚语，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说“小孩子用耳朵听就好，不要去传播听到的内容”。我父亲的这个行为是戒严时代下的产物。因为戒严对他的生命经验带来冲击，肃杀的社会氛围让他要学习保护自己、保护孩子。如果你不小心与政治扯上，会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他希望我们过好老百姓的生活就好。而我受到老林及美霞的启蒙后，乃至于我后来认识其他的左翼运动，才开始能够明白戒严时代对我父亲及对我造成“政治冷感”的影响。
第二点是理想性。原来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种理想性，我也不例外。2003年SARS的冲击，让我与老林美霞相识的主要关键，是因为我被他们所代表的“理想性”召唤。当初他们为了广招大家投入“公卫教育在社区大学”运动，组织了成功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的师生拟写一份招募说明书。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感受，我是从办公室的计算机印出来，带到回家的公交车上翻阅，招募说明书中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知识分子应当肩负起的社会责任深深吸引了我，也让我吃惊的是，怎么我从来都不知道社会上还有这么有理想性的人，所以我很快地就报名参加。
第三点是历史性。2005年，我第一次跟差事剧团的朋友们赴往韩国，参加韩国光州艺术节的民众剧场活动，那次经验让我印象也还蛮深刻的。除了难得的劳动经验外，当我站在韩国土地上时，望着来自于大陆、韩国、台湾、日本的朋友们，我开始在想，我是谁，我的历史是什么?当我快三十岁时，突然意识到这个历史提问，想到自己从小开始是接受化繁为简的、条列式的、缺乏事件关联性的历史教育，我不禁感到毛骨悚然。
从韩国回来台湾后，我有很大的动能想去追寻许多未曾想过、未曾认识的问题与答案。而老林跟美霞在我这个过程中的正面作用是他们的开放态度。他们没有把政治正确当做教条，让我们在追寻自己历史认识的过程中能够去辩证的理解与讨论，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他们是只讲政治正确的态度，就容易偏激地弹开很多人，如果他们是教条般的态度，我恐怕没办法跟他们一起工作长达十多年。通过认识他们，我得以反思进而有了新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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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钓鱼台教育协会
从1970年代至2012年，甚至眼前当下，钓鱼台风波持续不断，更不时浮上国际新闻，台湾身为事主，有必要加强国民对认识钓鱼台的教育。教育部已将认识钓鱼台纳入高中史课纲。2012年，世新大学的客座教授孝信先生创立“钓鱼台公民教育项目计划”，从101学年起由世新大学主办，与教育部合办，开始“认识钓鱼台研习营”、“钓鱼台珍贵资料展”、“钓鱼台问题来龙去脉讲座”、“导览志工培训营”等项目，目的在于提供中学、大学等教育单位之师培，让钓鱼台议题被民众全面系统地认识。
“钓鱼台公民教育”本着教育原则，精心规划各个教育活动，与钓鱼台议题相关的课程主题(可详我们的课程地图)。我们仅报告钓鱼台的基本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等等)与决定归属的法知识，还分析钓鱼台问题的来龙去脉。我们进一步探讨钓鱼台问题与国际关系，钓鱼台问题与台湾社会发展的脉动等等有趣而重要议题。
2015年年末，钓鱼台公民教育创始人孝信教授因重病离世，但他留下的钓鱼台公民教育已做出口碑，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从2012年起至今，六年来总共执行了“钓鱼台珍贵资料展”157场，参与约40,836人次、“钓鱼台问题龙去脉讲座”109场参与约9,617人次。其中重点推广的“认识钓鱼台研习营”更已举办12梯次共计36场，参与人数约2,070人次。2017年开始加强网上的宣传，进行多平台的经营与推广，累积95,533人次的浏览。并出版“钓鱼台珍贵资料展”的手册《钓鱼台珍贵资料》至第五版，“认识钓鱼台研习手册”三版，宣传折页《认识我们的土地、认识我们的历史》。
2017年1月，在许多人的投入与付出下，我们成立钓鱼台教育协会，集结众人之力，将林孝信教授生前奉献心力的理想事业持续下去，期待能在当前台湾社会充斥许多声音、展开各种讨论之际，我们深信以钓鱼台为出发点的教育，能有助大众认识国际局势、认识台湾本地的历史，藉由政治经济的分析探究社会发展的脉动，提高公民意识，为台湾社会带来正向的帮助。
我们认为教育的工作是十分关键的。教育的内容应该包含保钓的保乡爱土、也应该系统分析，以“钓鱼台”这面照妖镜，揭开资本主义、美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等等的真面目，进而引发、增进台湾大众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际局势的胸怀，从而回应当年钓运理想的召唤，进而共同保卫我们的乡土、改造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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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钓鱼台教育协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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