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不是那种孤独清高、孤芳自赏的迂腐书生，而是一个广交天下奇杰的热血青年。在他看来，人不可能单独一个人取得成就，交结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奋斗，是至关重要的大事。他不但重交友，更为特别的是交友之奇，朋友间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愿意谈论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他认为，这样的人不在官府庙堂之上，也不一定在自命不凡的精英圈子中，那些一无所有的贫寒学子，那些被看不起的下层百姓，往往隐匿着一些非常之人，能做非常之事，能创非常之业。一师毕业时，毛泽东周围真地聚集起一批奇友，看起来无特别之处，但却个个胸怀远大，有救苦救难、救国救民之志。这些年轻人虽然人生道路各异，却以改变中国和世界的伟业永载史册。
为纪念建党百年，我们连载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王立华同志著作《一师毛泽东 要为天下奇》中“交奇友”部分内容。该系列文章内容精彩、领悟独到，既可从中学习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也可得到刻骨铭心的事业人生启迪。已发第一、二篇（见文后【相关阅读】），此为第三篇。
学子毛泽东奇友之三——罗章龙
【罗章龙（1896.11.30-1995.2.3）】
罗章龙，原名璈【1】阶，笔名纵宇一郎，湖南浏阳人。
他是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学生，比一师毛泽东小3岁。
1915年夏假后，痛失挚友易昌陶的毛泽东，写征友启示张贴于长沙各学校，一共得到三个半人的回答，自称结交了“一个半”朋友，其中这完整的一个朋友就是罗章龙。两人相见后结为挚友，后来并驾齐驱成为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再后来有持续一生的牵挂。但这个奇友的曲折人生让人感慨良多，甚至忍不住含泪唏嘘！
半个世纪后，罗章龙回忆与毛泽东初识的情景【2】：
那年，19岁的他到第一中学访友，在该校会客室门外墙上，偶见署名“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是八裁湘纸油印的，用兰亭贴体书写，文情真挚，言辞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立即回一信响应，署名纵宇一郎，3天后收到复信，称“空谷足音，跫然色喜”，约定下个星期日会面，地点在定王台省立图书馆。
那天，久雨初晴，丽日行空，空气清新宜人，同学陈圣皋也欣然同往。上午9时许，来到阅览者熙攘众多的定王台，在走廊处看到一少年，仪表堂堂，气宇轩昂，心想那一定是要会见的人。行礼问询后，得知对方叫毛泽东，字润之，二十八画生是姓名的笔划数。略谈数语后，陈圣皋去阅览室看书，毛泽东建议觅一僻静处倾谈。进到院内，见寂静无哗，便坐在一长条石上促膝谈话。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相见恨晚谈了许多。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及宇宙人生等，对治学方针方法、新旧文学与史学评价谈论尤多。谈到音韵改革，都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的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都对离骚颇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关于治学，毛泽东认为自己对宇宙、对人生、对国家、对教育等均属茫然，主张用全幅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作穷源竟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关于生活方面涉及较少。
谈话持续两三个小时，直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止。
临别，毛泽东嘱罗章龙以后常见面，还说：
“愿结管鲍之谊【3】。”【4】
毛泽东一向择友甚严，用管仲和鲍叔牙为喻表达心愿，可见对罗章龙的认可与看重。纵观毛泽东一生，主动欲结管鲍之谊，仅罗章龙一人而已。稍后他还在给友人信中，禁不住表露了新得知音的欣喜：
“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5】
罗章龙也因结识毛泽东而兴奋，专门写诗记下此事：
“白日东城路，嫏嬛【6】丽且清，
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
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
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7】
诗中引经据典，描述与毛泽东的相会：
那天来到长沙东城的定王台图书馆，像在传说中的神仙洞府嫏嬛，看到里面北海太守李邕写的碑文，如在风尘仆仆的人生旅途中，交结了才华横溢的李北海，如在空旷幽深的山谷里，听到极为难得的行人声音，遇到了庄子那样睿智的贤哲。
我们两人在一起讨论治国之策，即使曾上过《治安策》的长沙王太傅——那个才华横溢贾谊，见此也会欣喜不已；我们谈论文学词章，不但对屈原给予新的更高评价，还有改革文学艺术的一些主张。心怀天下的一代风流人物，期待着对方的欣赏与认同，定王台的一草一木，见证了年轻学子此时的友情。
两人见面时毛泽东问，还有哪些熟悉的同学可找来谈谈？罗章龙说，联中语文教员黄老师的侄儿比较接近些，是他的同班同学。但见了一面后，毛泽东对罗章龙说，黄年龄小，很有希望，可惜身体不好，回去劝他多注意锻炼身体，否则学问成功了，身体变弱了。后来黄果然害病早逝【8】。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是毛泽东后来强调的。人生在世要有过得去的身体，否则是没有用处的。
定王台会见后，每逢周末两人常相约晤谈。罗章龙回忆说，谈话时也将彼此的笔记诗文交换着看，毛泽东看到好的就在他的笔记本上记下来，看到不以为然的就在下次交谈中提出来讨论。他谈问题从来不泛泛而论。对好朋友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看书提问很多，将这些问题留下来和同学们进行讨论，征求大家的意见，他做学问很扎实、很认真，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可贵的。
他们还共同远足出游过多处。曾一起去板仓杨昌济先生家，去楚国屈原的玉笥【9】山故居、汉朝的贾太傅祠、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住过的岳麓山崇德寺、南宋诗人兼将军辛稼轩在长沙练兵的飞虎营、明清之际大儒王夫之的家乡衡阳等。在长沙附近有一座禹王碑，传说大禹治水在此拖过船，他们也一起去过那里。古史说，大禹治水，栉风沐雨，8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罗章龙清晰记得，毛泽东对禹王很感兴趣，认为他是个劳动人民，对他怀有好感。
一次，他们步行去毛泽东家乡韶山冲。走到长沙与湘潭之间，离长沙约三四十里时甚为乏累，便在路边休息。见一位老农在茅屋边打草鞋，毛泽东就过去攀谈家常，边谈边帮着锤草、搓绳、编织，织好后又帮着把草鞋锤平。罗章龙见毛泽东如此熟悉打草鞋的工序，便好奇地问他：你也会打草鞋？毛泽东回答说：我会，走路很费鞋子，大家都应该学会打草鞋。
后来，这不起眼的草鞋，成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标志性装备，他们穿着一双双自编的草鞋，丈量着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一步步走向伟大胜利。
一日，毛泽东邀罗章龙共攀岳麓山。那天清晨他们来到湘江的朱张渡一起泛舟过江，在茶亭讨论朱熹与张栻在湖南留下的学术思想影响。稍息后，两人又议定从凤凰山、天马山分南北两路登云麓宫。当时正值大雪封山，冰凌嵯峨，不见鸟迹人踪，两人在凛冽朔风中艰难前行，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登上山顶后自是一番指点江山。傍晚下山，又在赫曦台伫足，读当年朱张二人的联韵诗，毛泽东还即兴留了一首。
两人经常通信来往。一次毛泽东游览南岳，登上祝融峰，下山归途中，走到衡阳南边的中伙铺，在路边小店里给罗章龙写了一封信，用湖南草纸写了两三张，对所见所闻写得很详细。信中第一句话就是：诚大山也！意思是说果真是座大山。毛泽东把南岳风光描绘了一番，还谈到古今名人志士笔下的南岳，特别提到唐朝韩愈宿南岳庙写的诗，这首诗刻在庙的石板上。信的最后还说，为了给你写这封信，整整花了我大半天时间，因此今日不能登程了。毛泽东还寄给罗章龙一首游南岳写的诗，可惜没保存下来。
毛罗定王台会晤后，陆续有不少学生加入会谈，一批胸怀大志的年轻学子，逐渐在毛泽东身边聚拢起来。两年后，他们共同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
在新民学会发起人和首批会员中，只有罗章龙不是一师学生。
但学会组织的第一个重大行动，主角却是罗章龙。
当时大家即将毕业，如何考虑升学或就业？讨论时，会友决定采纳何叔衡提出的留学日本路线，并安排罗章龙先行探路，其他人等他回讯后再出发。此方案确定后，罗章龙私下对毛泽东吐露，经济上有些困难。毛泽东对他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有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于是发动会员筹集了一半费用。
行前，他们还一起去见了一位老师，他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到过日本。那位老师对他们说，日本搞革命的很多，他去那里深受影响，反袁时他是湖南派去炸袁世凯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毛泽东听后很感动。
送罗章龙赴日留学，是新民学会成立后的第一个行动，大家都寄予厚望，毛泽东更是心绪难平，三四个晚上没睡好觉。临行那天，会员们在长沙平浪宫设宴饯行后，送罗章龙到码头乘船。就要分别时，毛泽东当面交他一个信封，内装七言古风诗一首，题为《送纵宇一郎东行》。诗曰：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10】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11】。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12】濯【13】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14】
大意如下：
岳麓山弥漫多日的阴雨停了，又见天马山和凤凰山掩映在春天的绿树里。不凡少年有屈原和贾谊那样的才华，山川灵秀之气曾聚集在这块宝地。君东渡求学我为你高歌送行，鲲鹏击浪的伟大事业从此开始。洞庭湖和湘江的大水涨到天际，托浮起艨艟巨轮一直向东海驶去。区区小事带来一天的愁闷，幸亏已被东风吹出万里。大丈夫何事值得牵挂于怀？要把宇宙也看成渺小的米粒。沧海横流怎值得忧虑，世事再乱也任凭你来治理。只要管好自己的身与心，胸中的日月会永远清新美丽。救世圣贤过500年必定又要临世了，当朝诸公碌碌无为都不值得一提。平浪宫前的送行充满友谊，从中国的崇明岛到日本对马岛如一衣带水。到东瀛后盼望尽快回信，我们返回时望着你渐渐远去。
毛泽东诗中充满真情与鼓励，也表现了对挚友罗章龙的看重。
罗章龙身负学会重托，一路东行抵达上海。正待渡海时，得知日本发生迫害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的事件，愤然改变赴日计划返回湖南。虽东渡未成，却从上海带回一些新信息。他向大家报告说：据一些留日学生介绍，日本政治黑暗，学术剽袭，无可师学之处，北京一些学校正在酝酿新思潮，十分令人神往，建议打消东行计划改辙北上北京。由此，促成新民学会求学方向的重大改变。
【1920年，进步团体“辐社”同仁游北京陶然亭时合影，左四为毛泽东，左六为罗章龙。】
1918年8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不久，与罗章龙等一起到北京准备赴法留学。到京后，其他同学参加了留法预备班，只有他们两个没参加，后来蔡和森等去法国了，毛泽东和罗章龙却没走。当时留法，一个人要几百元旅费，通过在京湘绅和华法教育会活动，有25位新民学会会员获得公费【15】，公费名单本来有他们两个，他们却让给别的会员了。
为什么留下来了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主张不要都去，北京比长沙好，留下来是需要的，如果北京没有一两个人，新民学会在北京就是个空白。他认为大家不应堆积在一起，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地都要开辟，各方面都应有打先锋的人。二是一师老师杨昌济此时在北大任教，也希望他们留在身边。于是两人便留了下来，罗章龙顺利考入北京大学，而毛泽东因是师范毕业生，必须服务期满才能投考，最后通过老师的关系介绍，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
但过了半年后，到1919年初，毛泽东又决定离京返湘。临行前与罗章龙在沙滩红楼连日聚谈，往往深夜始散。罗章龙极力挽留毛泽东继续在北京，理由是北京方面不易削弱力量，如果毛泽东走了，新民学会的力量不免单薄，甚至难以为继。毛泽东对他说：学生身份比职员胜得多，那时你自会有办法的，莫急就好！
既然毛泽东去意已决，罗章龙也不再挽留。两人商定以3年为期，南北分途努力，争取有所成就。
后来，有新民学会会友给罗章龙写信，说他适合专心做学问，建议他出洋留学专心读书，他自己也有些心动。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走，怕他动摇，还不断勉励他坚持下去，劝导他说：那些舍近求远的想法，不免有离开现实的意思，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凝神一志以赴之。还写信鼓励他，虽然在北京有困难，朋友们都走了，我们的力量比以前少了些，但你不要走，要乐观，要坚持下去。
罗章龙后来回忆说，这些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我认为很对，就长期留在北京工作了。他还感叹：会友之间互相勉励颇有影响，作用也大。
一年后，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会友结束“驱张运动”后，回湖南大力推动湖南自治，要专心把湖南一省弄好。罗章龙认为这是很切实的入口处，并为学会的事业发达而高兴。给毛泽东写信说：
“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知识界没有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因之没有舆论，没有是非。青年学生，浮沉人海，随俗靡化，这便是国病。我希望我们的学会，竭力反抗这一点，便不怕没有成绩了。”【16】
罗章龙还说，现在中国那些所谓的学会，无非是想谋取功名利禄，把持一个行业的饭碗，新民学会应当极力避免其污染，坚守一个最高的价值品格。
毛泽东非常赞同罗章龙的认识，中国的坏空气太深太厚，必须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改换过来。他在回信中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
“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7】
在与罗章龙的交流中，毛泽东领悟到一个重大问题，由此提出了新民学会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必须有共同信守的主义。一个组织不能只是人或感情的结合，应当成为主义的结合，在主义的大旗下共同行动。一个没有主义和信仰的组织，会变成一群谋取功名利禄的乌合之众，甚至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祸害。由此开始，新民学会的指导思想上升到一个崭新境界，为后来接收共产主义转型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必要的思想认识基础。
此后十几年，两人在共产主义信仰的大旗下，展露出超凡的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耀眼的新星。在南方，长沙的新民学会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方，北京的新民学会由罗章龙独当一面。在湖南，毛泽东领导驱逐省督张敬尧，后来创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党的一大；在北京，罗章龙组织参与了五四运动，发起“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行动，当时他第一个从窗口翻入楼内。后来，罗章龙参与组建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酝酿出席一大人选时，曾推举他和张国焘为代表，但因忙于创办《工人周刊》，改派刘仁静出席会议。一大后，中共在全国8个区建立了最早的地方组织，毛泽东是湘区书记，罗章龙是北京区书记。后来，两人又分别主持湖南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党举办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主持，几乎同时开办的全国工人运动讲习所则由罗章龙主持。
【中共三大，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同为中央局委员。】
1923年，中共三大选出5人中央局，陈独秀当选为委员长，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3人联袂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圈。毛泽东先后任中央秘书、组织部长，罗章龙则先管经济，不久任秘书兼管宣传工作。当时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租用闸北一处二层楼房办公，常住那里的成员有3户人家：一户是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孩子，一户是蔡和森和向警予带着孩子，一户是罗章龙家，大大小小共十来口人，对外说是一家子，实则担负着中央日常工作。“三户楼”无疑是党史上的重要一页，如罗章龙诗中所咏：
“亡秦主力依三户，驱虏全凭子弟兵。”【18】
这一时期，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都是中共核心领导人物，运筹帷幄，调兵遣将，确实是领导层的“亡秦主力”。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坚决主张拿起枪杆子斗争，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罗章龙也主动请缨回湘，组织长沙市和邻郊的工农武装。秋收起义部队向长沙进攻失败后，毛泽东率残余人马上井冈山，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罗章龙则奉命返上海，负责重组全国工人革命运动。
这对挚友匆匆而别，从此直至终老竟再也未曾会面。
1931年初，罗章龙、何孟雄、王明等提议，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批判“立三路线”，改造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没想到事与愿违，接下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不但给党的事业带来毁灭性灾难，也给罗章龙带来毁灭性打击。
一位前程远大的革命家，从此画上了句号。
当时，共产国际的米夫【19】精心策划操纵，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民主，让一个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得意门生王明，领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激起许多领导同志的强烈不满。罗章龙领头不予认同，坚决拒绝表决，甚至威胁集体退出会场。他们认为，政治局大半都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要改组政治局，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统统退出，要另选中央委员，在历次错误中负有严重错误主要责任的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与学习的，应执行铁的纪律，立即离开中央领导机关，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由于他们对原中央领导人采取打倒一切的态度，反而使米夫提出的名单获得多数通过。会后，他们又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的合法性，超出党内斗争纪律的允许，非法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另立中央选罗章龙为主席，并在下级组织中搞“第二省委”、“第二区委”，造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第一次大分裂。因此，罗章龙等一批党的高级干部被开除党籍，离开参与创建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党，结束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生涯。
今天看来，如果罗章龙能在参与纠正党的错误时，不否定那么多人，对待纠错中出现的新问题，能像其他一些同志那样讲究斗争艺术，采取“相忍为党”的态度，或许会是别样的结局。只要党还在，大家终究会在实践对比中逐渐认清是非，只要全党多数形成共识，即使最高领导人犯错误，最终也是能纠正过来的。如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还有后来的王明等，都曾在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犯错误，不都一一被纠正过来了吗？党内政治斗争不可避免，尤其在探索正确道路和选择主要领导人时，这种斗争往往表现得非常激烈，甚至残酷无情。有时，错误一方受到批判和纠正；有时，却是正确一方遭受打击和排挤。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受到天大的委屈，也有一个如何正确应对的态度与方法问题。一怒之下另立门庭，无论有多少正当性，也难逃闹分裂的政治责任，会使自己从此脱轨而毁灭。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就高明得多。
当党的领导核心争执不下时，毛泽东正在江西苏区浴血奋战。罗章龙曾派人送去亲笔信及有关文件，但没看到任何响应的史实。其实，毛泽东的日子同样不好过，他不断遭受指责批判，很快就被取消党权军权，遭贬谪长达3年多，比罗章龙感受的不公和错误打击大得多。但他既没有见风使舵随波逐流，也没消极对抗另立门庭，他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政治态度始终是积极的，在受排挤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时，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他仍在顽强地争取发言权，不断向中央提出深思熟虑的意见建议。他在忍耐中等待，在痛苦中反省，甚至认为自己难以赢得多数支持，或许因为与别人沟通不够，有时得理不饶人，于是下决心改变自己，通过主动的思想交流，争取大家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的转变和认同。终于，他的坚韧和努力有了结果，一些与他对立和反对他的同志转变为赞同甚至信奉他，在革命事业屡遭挫折走到绝境时，对错误领导的否定形成广泛共识，最后在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对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从此，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从不断失败走向不断胜利，他也一步步走向无上辉煌。其中，也许罗章龙的遭遇提供了警示，但更根本的是毛泽东秉持的处事原则不同，一念之差成天壤之别。
毛泽东后来谈到罗章龙说，不管那时的中央怎么不行，有话可以讲嘛，你也在中央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嘛？
罗章龙被党开除后，就像失掉了母亲的孩子，孤独凄凉地流浪四方。没有了强大组织的依托，不但尽失翻江倒海的法力，连个人生存都极为艰难，人生轨迹完全改变。国民党把他捉住后要杀，他的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出面讲情说，共产党已开除他，而且也在抓捕他，这才救了他一条性命。后来他隐名埋姓，辗转到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湖北大学等多所学校教书。
【罗章龙回忆著作《椿园载记》】
十几年后，他的老同学与曾经的战友们，经过浴血奋战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却只能遥远地望着欣喜激动。他把自己的著作敬送毛泽东，一次途经北京时，毛泽东让杨尚昆将自己的一套文集送他。后来毛泽东几次经留武汉，都向当地负责人说起罗章龙，其间不无问讯和挂念。他还曾认真地提出，要为罗章龙盖楼度晚年，并让省委负责人去操办。
1995年2月，在毛泽东逝世19年后，罗章龙以99岁高龄长辞人间。去世前曾三次病危，问他有无遗嘱，他用笔艰难地写下：
“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事业。我的主义不变！”
在一个很少讲共产主义的时代，一位曾被党严厉开除的垂死老人，仍赤诚不改地表示自己信仰的主义不变，而有些身处党和国家高位的人，却无法做到坚定不移！这让人感觉有些角色倒错，也油然生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敬意。好像又见那个志向远大的学子，依然活在同学少年时代。
在他最后弥留之际，又断断续续地说起新民学会。他思绪好像又回到与毛泽东一起指点江山的峥嵘岁月。
【晚年罗章龙】
整理老人遗物时，发现在毛泽东送他的文集中，夹着一纸用颤抖笔迹书写的散乱诗句。这是老人最后岁月留下的：
北国忘年交，送予一卷书。
洗兵海岛上，刷马江洲隅。
邈邈【20】千秋绩，洋洋万国舒。
一劳期永逸，勒石狼居胥【21】。
他最后的牵挂，仍在那毕生的友情和诗情中。
或许到了另一个世界，二十八画生会再一次征友，纵宇一郎也能再一次应约赴会，两人再一次结为挚友，他们一起走向辉煌，走到终点……
注 释：
【1】璈[áo]：古代乐器。
【2】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页。
【3】管鲍之谊，起源于管仲和鲍叔牙之间深厚友谊的故事，最初见于《列子·力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此世称管鲍善交也。”管仲和鲍叔牙之间深厚的友情，已成为中国代代流传的佳话。在中国，人们常常用“管鲍之谊“来形容自己与好朋友之间彼此信任的关系。
【4】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页。
【5】《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6】嫏嬛[láng qióng]：古代传说中是天帝藏书的地方。后泛指珍藏书籍之所在，也借指仙境。
【7】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页。
【8】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1页。
【9】笥[sì]：一种盛饭食或衣物的竹器。
【10】艟艨[chōng méng]：古代一种战船。
【11】稊米[tímǐ]：小米。比喻其小。
【12】东瀛[dōng yíng]：东海，亦指日本。
【13】濯[zhuó]：洗。
【14】吴正裕、李捷、陈晋编：《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23页。
【15】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5-516页。
【16】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页。
【17】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页。
【18】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90页。
【19】巴威尔·米夫，1901年出生在俄罗斯帝国乌克兰的赫尔松省一个犹太人家庭，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毕业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历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27年率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来华，1928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中共六大，1930年至上海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强行将王明等人安排进中共中央政治局。米夫回到苏联后，随之以共产国际名义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对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表示完全支持。从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了在中共长达4年的统治，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深重灾难。1935年后，米夫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校长、苏联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所长，在1937年“肃反”运动中，被揭发是政治反革命、托派分子，很快被逮捕和关押，米夫一手提拔起来的王明在他落难之时也反戈一击。1938年米夫被处决，终年37岁。
【20】邈邈[miǎo miǎo]：遥远的样子。
【21】狼居胥：狼居胥，古山名，汉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霍去病出代郡塞击匈奴，封狼居胥山，筑坛祭天以告成功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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