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蒲公英一路飘来
蒲公英们在风中飘散，却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蒲公英的故事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只是今天的规模要大很多。
202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1158万人，创历史新高。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3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猎聘大数据研究院推出《2023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报告》、Boss直聘相继发布的一组关于本科生就业的数据，截至今年4月中旬，在有求职计划的应届本等毕业生中，仍然有49.6%的毕业生选择深造、自由职业或者慢就业。大专、硕博求职毕业生就业率略高于本科生。而面试通知可能更说明问题，在认真投递的简历中，普通二本院校毕业生收到面试通知的比例仅为23.3%，而专科、普通一本、双一流院校分别为27.4%、25.4%、28.3%。
70%多的蒲公英还在继续飘散，无法落地……
“黄金年代”里的蒲公英
蒲公英们大规模飘散的故事，始于扩招。
21世纪初，第一批扩招的大学生毕业了。这是一个经济腾飞的年代，改制，入世，全球化，似乎遍地黄金。也是这个年代，开始大规模出现“毕业就失业”、“高知贫民村”等现象，“向下的青春”一度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二十年过去了，热点仍是热点，更成为了常态。
往前追溯百年，我们惊奇地发现，“毕业就失业”的大标题也曾赫然出现在旧中国的报刊上。20 世纪20 年代初，大学生就业问题已初露端倪。至20 世纪30 年代，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的猛增，加之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当时热议的社会现象。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3 年和1934 年度对失业毕业生所做详细调查，“平均是项毕业生每百人中，失业者约占十三人。又依教育部高等教育统计全国专科以上毕业生人数，二十二年度为八千六百六十五人，二十三年度为九千六百二十二人，两年度合计为一万八千二百八十七人，若按上项平均比率计算，则两年度毕业生中，失业者约在二千三百八十人左右。”而事实远比此严重，“燕京大学毕业生中找到职业的不过一半”，中央大学毕业生也出现“半数未获相当职业”之窘境。
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清北吧？民国所谓“黄金年代”的故事，竟也如此不堪。
更何况，当时平均每年大学毕业生不足万人，在4亿人口中是凤毛麟角、精英中的精英，居然也大量失业，可见当时民国政府糜烂到何种程度。
统包统分：蒲公英不再飘荡的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蒲公英随风飘荡的历史，一度终结。“毕业就失业”作为旧社会的丑恶现象被批判。
1949 年末，全国城镇失业的人数有472 万2,000 人，城镇失业率高达23.6%，面对470 多万失业者，人民政府首要考虑和解决的是统筹安排大学毕业生的工作。
从1950 年开始，大学毕业生开始接受统一分配，充任国家干部。1951 年10 月1 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由此确定大学生由国家负责、按计划分配就业的制度。从1952-1953 年开始，所有大学生就学期间实施公费制，不仅免学费，住宿、伙食、医疗也全部免费。1952 年8 月7 日《人民日报》社论宣称“旧中国学生所饱尝的‘毕业即失业’的痛苦，永远被消除了”。大学生就业政策实行“统筹安排、集中使用、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方针，由国家在计划框架内实行资源配置，其核心是“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
统包统分，就是高校学生入学后的培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毕业后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分配到单位就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统筹使用人才。“统包统分”的大学生就业政策，使大学生自从进入大学校门后便获得了实际上的“铁饭碗”。
蒲公英们暂时解决了飘荡的问题。
蒲公英寻根记：教育革命与工农兵大学生
仅仅解决飘荡的问题，对蒲公英来说是不够的。
蒲公英们为什么会飘荡，蒲公英们根在何处，是根本的问题。与工农相结合，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一次前无古人但也备受争议的尝试。
工农兵学员，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产物。大学生，不再是两耳闭塞、寒窗苦读的产物，升学也不仅是考试一条路。
毛泽东在“七二一”指示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按照“七二一”指示的要求，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制为二到三年，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参加阶级斗争。根据“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文与学工、学农、学军相结合”的方针，大学生学农、学工、学军活动占去了他们在校学习时间的相当一部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教育同三大革命实践相结合，应以厂（社）校挂钩为主，多种形式，开门办学。在幵门办学的要求下，教学与现实相结合，学文与学工、学农、学军相结合，师生与工农兵相结合，改变了“旧学校三脱离”的教学体制，建立起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新体制，建立了三结合的教师队伍。
所谓三脱离，是指知识分子脱离政治、脱离工农、脱离实际，追求成名成家。
清华工宣队在《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中疾呼：“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以书本为中心，理论脱离实际，‘上课满堂灌，学生跟着转’，完全颠倒了人们认识真理的规律，只能培养出‘三脱离’的书呆子。……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不彻底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学校要完全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任务，还是一句空话。”
蒲公英们今天要面对的专业不对口问题，学非所用问题，不就是当年批判的“三脱离”产物吗？
成名成家，往天上飞，不是工农兵大学生的追求。工农兵大学生分配模式是哪里来到哪里去。多数回到原来推荐上学的县市基层工作。某县从各医学院校毕业的8个工农兵学员，全部安排在乡镇卫生院，县城一个都没留。哪里需要那里去，积极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去，是当时工农兵大学生的一个特点。
“天之骄子”的高光时刻
蒲公英们寻根的努力，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了。
1977年，恢复高考。
1977年至1980年代末，绝大部分大学毕业生仍由国家安排就业，毕业即成为国家干部。1982年12月，干部的四化标准（即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写入了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
大学毕业生的高光时刻到来了。
文凭和学历在干部选拔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大学学历或更高学历成为党政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条件。大学生群体所拥有的文凭和学历取得了人才评定标准的第一位的地位。大学毕业生大批向上跃升，跃升机率远高于社会其他群体。大学生成为“天之骄子”，高校一度成为“象牙塔”，这一阶段的大学毕业生成为改革获益度最高的群体之一。
市场的力量：蒲公英重新飘散
“天之骄子”转瞬即逝，“象牙塔”在市场的力量面前，不堪一击。
1985年，高校招生制度和毕业生分配制度开始改革。大学生就业开始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制度。
1987年，全国共有5000名大学毕业生被接收单位退回。蒲公英重新开始飘散。只是这个时候，飘散只是零星的、个体的存在，大部分人仍做着“天之骄子”的美梦。
1989年，大学生就业开始实行以学校为主转向社会推荐，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双向选择。
1993年，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
1996年，实行全体毕业生“供需见面、双向选择为主”。
1999年，大学生就业实行“不包分配、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制度。
至此，大学生毕业必须获得工作岗位的观念被彻底破除，市场经济在它横扫过的地方又一次大获全胜。
而紧随其后的大学扩招，只是这个胜利的必然结果，是蒲公英大规模飘散的直接原因。而扩招的前提，是要解决当时已经比较严重的经济和就业问题。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
大学扩招，源于1999年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
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即达到15%左右，堪称大跃进。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50%，正式进入普及阶段。2023年这个数值是59.6%。
漫天飞散的蒲公英们自嘲，硕士多如狗，博士遍地走。考上985、211院校，大概相当于上个世纪90年代考上大学。学历的“通货膨胀”十分严重。
经过百年轮回，大学毕业生从百年前的“毕业就失业”，到“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经历“与工农相结合”和“天之骄子”的两条路线之争后，又回归了市场起决定作用的“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毕业就失业”重新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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