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镜城与无望的乡村——罗伟章近作解读
张宏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4期
近年来，随着“三农问题”被社会广泛关注，关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也频繁出现。罗伟章即是活跃于这一创作领域的一位代表性作家。本文试图通过对其近作的解读说明，在城市和乡村这一现代性二元对立的地域结构之间，对于“乡下人进城”的叙述不仅体现了 “乡下人”的身份焦虑，同时也反映了当下中国在现代性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认同与文化精神方面的困惑与问题。
一
拉康的镜像学说认为，自我是在他者的观看中形成的，主体认同必须以他者的确认为条件。随后，赛义德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东方学，意在说明东西方在现代性叙事中的不平等关系。他指出，作为特定权力关系的产物，只要东西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存在，西方想象东方的方式就必然成为东方确认自我的唯一方式。也就是说，西方成为了东方实现主体认同的镜子。
同样的逻辑，在中国的现代性叙事内部， “现代”的城市也就成为了 “传统”的乡村的镜子。换一句话说，现代化就意味着城市化。而渴望追赶现代生活方式的乡村人，只好在城市的镜像中热切地寻找自己和确认自己。这样的乡村人，前有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今有源源不断的农民工。遗憾的是，西洋镜变成了哈哈镜，那些满怀希望地柏油马路上寻找自我的乡村人，不仅在镜像之城中步履维艰，而且最终在镜城的幻象中分裂、迷失，变得伤痕累累、面目全非。
在我看来，2006年，罗伟章发表的中篇小说《变脸》（发于《人民文学》2006年第3期），就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住在大山区的农家子弟陈太学，为了彻底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命进了城，并且奋斗成为一个“手下的工人从没超过十五个”的小包工头。不过，一边打着手机，一边摸着脖子上那条鸡心红领带的陈太学，并没有收获到现代都市成功人士的喜悦之情，相反，他却频繁地陷入到对个人身份认同、尊严维护以及道德坚守的考验中。为了揽活，他必须低三下四地请年龄为他的儿子辈的张经理吃饭，为客人要求的性消费买单，在陪打麻将中有技巧地故意输钱，一次消费甚至相当于他在老家刨地时好些年的收入；而在另外一方面，他又逐步学会了对手下累吐了血的农民工兄弟手狠一些，对建筑施工区的拆迁户心硬一些。最终，曾经的乡村人陈太学在对权力的追逐中一步一步变成了城市中的陈老板，而“那些除了流血流汗就别无出路的人们，给了他财富和尊严，还让他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变脸本来是川剧的一个绝活，罗伟章之所以选它作小说题目，至少隐含了两层意思：一个是乡村人为了“融入”到城市中不得不改变自己，强调的是“变脸”；一个是只有“变脸”才能成功，强调的是“绝活”。小说因此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城乡的身份转换过程中，是否必须以尊严、良知、道德等的牺牲为代价？或者说，“变脸”是否是外来者顺利进入镜像之城并取得成功的惟一通行证？
在这个问题上，《变脸》不过是罗伟章近年来诸多小说所思考的延续。在他之前所创作的《故乡在远方》（发于《长城》2004年第5期）、《我们的路》（发表于《长城》2005年第3期）等一系列小说中，也贯彻了类似的叙述与思考。在这些作品里，无论打工者的性别、年龄和来自何方，他们在城市里所遭遇到的艰辛、屈辱和苦难却总是惊人的一致。他们在城里“站着干活，跪着做人，就是为了看到钱”（《我们的路》），去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是他们艰辛的付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收获，回报他们的是无休止的冷漠、歧视、侮辱和折磨。让梦想照进现实，当这一群弱势的外来者怀着通过劳动改善命运的同一个梦想，在城市的镜像中寻找生活的阳光之时，他们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被城市的镜像分割成不可愈合的碎片，成为被侮辱和损害的对象。
在这个意义上，对苦难的思考成为打开罗伟章作品之门的第一把钥匙。对苦难的叙述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但是文学中对苦难的叙述从来不是单纯的，而是带有复杂的创作语境和时代精神的投射。在历史上，宗教信仰往往赋予为了精神坚守而受难者以美德。在“革命历史小说”中，苦难也是革命“新人”进行成长和接受考验的必由之路。但是，这种受难者的美德在新自由主义风行全球的今天受到了挑战。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不再认同苦难的积极意义。他们奉行“优胜劣汰”的自由竞争甚至丛林法则，对理想与道德的渴望逐渐为对欲望与享乐的追求所替代，而苦难则成为了贫困、落后和无能的结果。换一句话说，曾经作为对坚持道德与信仰者进行考验的苦难，已经变成了对受难者自身进行否定、羞辱与嘲讽的证据。
于是，对于今天处境贫困的乡土阶层而言，苦难不仅造成了他们的经济上的困窘和生活上的艰辛，也同样导致他们身份上的卑微与精神上的扭曲。在小说《我们的成长》（《人民文学》2004年第7期）中，乡村学校的许校长不计代价地“培养”他的女儿许朝晖成为一个城市人，但是在许朝晖付出了身体的代价之后，却依旧被排斥在城市之外，最终回到农村并逐渐“变成了大巴山区一个真正的农妇”，这个现实无疑构成对许校长的最大打击。而在《我们的路》里，乡下少女春妹仅仅因为某个城市男人在她卖身时“没有像别人那样只把我当成工具”，就甘愿为他生下了孩子，结果又都被抛弃。
如果说，是苦难迫使这些原本纯真的乡下少女出卖了爱情和肉体，那么，对于身为男性的离乡进城者而言，为了消除苦难，他们在出卖自己的廉价劳动力之外，甚至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在《变脸》中，陈太学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被迫“变脸”，而他所依靠的城市权贵张保国，也是农民的儿子，而且家里比陈太学当年还穷。这使张保国认识到，贫穷不仅是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耻辱。他发誓要雪洗这种耻辱。他在发奋读书的同时，还在寻找另一扇门。他追求他的妻子，决不是她的美丽可爱，而是因为她父亲当时是高州市委秘书长。作品写道：“在张保国的心里，还有比钱重要得多的东西，那些东西，他认为是陈太学这样的人一辈子也理解不了的。许多时候，张保国都痛苦得想退出，他读书时毕竟是高才生，一种单纯的理想的光芒，还在遥远处闪烁，偶尔，他心里会涌现出一种镇定的力量，帮助他怀疑自己的人生之路是不是出了偏差。但这只是极其短暂的灵光一显，因为他发现自己身前身后都是滚滚波滔。他没有退路了，身不由己了。稍有空闲，他就去麻将桌上混，混他个通宵达旦，不给自己留下任何思考的时间。”对于张保国来说，这是一种更加清醒、也更加主动的“变脸”。读书时的理想在此刻已经显得奢侈和不合适宜，在苦难中进行精神坚守也就显得毫无必要。实际上，当本能和欲望成为人生的指南针之后，承受苦难也就失去了昔日曾经被赋予的一切意义。
这个转变被罗伟章在小说《狗的一九三二》（发表于《十月》2006年第1期）中推向极端：他者即地狱，人与世界的关系无可选择地变成了谁吃谁的关系。李敬泽在谈论这部作品的时候曾经精当地评价说，罗伟章第一次以历史超越者和世界旁观者的姿态指出：“苦难深重，但比苦难更深的苦难是苦难的精神后果——即使在最绝望的饥饿中，对父亲陈德明来说，活于世间依然有比活着更多一点的意义，而对儿子陈召来说，意义的‘神’死了，他深思熟虑地、冷静地把自己贬损为孤绝残忍的荒凉本能。”[①]
且不去评判这种转变究竟是人的一种成长还是退化？但是，对于罗伟章笔下的人物来说，这却是他们在现实成长过程中的一条必经之路。对于罗伟章作品来说，关于成长的叙述无疑是打开其门的第二把钥匙。在《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路》、《故乡在远方》等作品里，在苦难的遭遇背后无不展现了受苦者成长的心路历程。只不过这种成长之路灰暗、苦涩甚至血腥。也许把这种成长命名为蜕变、异化和扭曲更加恰当，但是罗伟章仍然固执地这样叙述“我们的成长”，叙述“成长如蜕”，这是因为，当丛林法则成为一个社会的生活规则，成长必须以蜕变、异化和畸曲的方式出现才能够摆脱苦难的陷阱。在《我们的路》中，主人公终于领悟到：“你不要看城市大得比天空还宽，城市里的工地到处都是，但城市不是你的，工地也不是你的，人家不要你，你就寸步难行。你的四周都是铜墙铁壁，你看不见光，也看不见路，你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条来城市里讨生活的可怜虫！”在这样成长式的领悟中，人生虽然因此显得残酷，但是他们别无选择。我以为，在罗伟章作品里，苦难仅仅是我们阅读的一个“面”，关于成长的叙述才是所真正关注的。进一步说，罗伟章是想提问我们：为了摆脱现实的苦难，人是否应该以人性和精神的丧失为成长的代价？可以说，这个纬度的思考拓展了罗伟章作品的纵深，也成为其和当下众多进行平面化的“底层叙事”不同的地方。
二
离乡者为了摆脱苦难和寻找幸福，他们走上了进城的道路。对于他们来说，城市可以帮助他们在更广阔的社会中成长，也可以让他们更清楚地看到和了解自己。在这里，城市无疑是农民工寻找自我和确认归宿的他者。只不过不断寻找变成了不断迷失，归宿也在困惑和迷惘中变得无法确认。实际上，在罗伟章的《我们的路》、《故乡在远方》、《大嫂谣》等系列小说中，还隐含着另一个主题，那就是故乡的失落。或者说，分裂的镜城与无望的乡村构成罗伟章作品的一体两面。
在《我们的路》中，五年不曾回家的农民工郑大宝终于回到家乡，映入他眼帘的却是这么一幅破败的景象：“田野忧郁地静默着，因为缺人手，很多田地都抛荒了，田地里长着齐人高的茅草和干枯的野蒿；星星点点劳作的人们，无声无息地蹲在瘦瘠的土地上。他们都是老人，或者身心交瘁的妇女，也有十来岁的孩子。他们的动作都很迟缓，仿佛土地上活着的伤疤。这就是我的故乡。”
这几乎就是对鲁迅在小说《故乡》的开头的那一段著名的风景描写的当代翻版。而如果篇幅允许，对这两部相隔多年的作品进行互文性解读也并非毫无意义。应该说，作为一个隐喻，故乡一直是走进中国人内心世界的一条隐秘通道。而在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中，故乡的失落同土地的荒芜一样，会让中国人在传统的式微中进退失据。
故乡的破败和土地的失落同样标志着一种文化的衰落。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不仅存在着物质富裕与贫穷的差距，也存在着不同文化和观念的碰撞、征服，或者排斥。在《我们的路》中，郑大宝曾经试图归乡安居，但最终，他还是无法忍受故乡的隔膜与贫困。于是，再次离家外出打工，便成了他惟一的解救之道。小说的结尾，他面对孩子的哭声说道：“哭吧孩子。哭是你的权利。等你长大了，你就会理解，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城市和乡村是如此对峙又如此交融，我，你母亲，还有你，包括像你春妹小姑这样的所有乡里人，都无一例外又无可挽回地被抛进了这对峙和交融的浪潮之中。”
至此，罗伟章在作品中揭示出了作为农民工这样一个群体在现实社会中的尴尬性：他们同时在城市（异乡）和乡村（故乡）两个方面都无法融入，变成了一群彻底失根的游子；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价值观也因此变得无可依附。罗伟章的作品对于那种田园牧歌的乡土文学无疑是一剂清醒剂。在他的作品里，沈从文所向往的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再次被证明是一个梦幻。[②]而如果我们联系到贾平凹的最新力作《秦腔》[③]，则《我们的路》里的这种故乡的失落，无疑可以被放大成为对整个“乡土中国”的一个文化隐喻和现实拷问：在现代性的叙事中，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我们的路”又应该在哪里呢？
于是，一个颇具苦涩和反讽意味的历史吊诡就出现了。这个吊诡也许是关于现代性叙事本身的。从现代性叙事发起开始，反对强权压迫，尊重差异发展，都和自由、平等、解放一样，是现代思想题目中的应有之义。但是在现实发展中，这种差异发展往往成为进行二元对立的现代性结构比较的源头，而内在其中的则是未曾言明却昭然若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在这一点上，无论是赛义德眼里的东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内部的城市和乡村，都概无例外。结果，在民族国家的外部，全球化就成为西方化；在民族国家的内部，现代化就成为城市化。在这种单一化和同质化的叙事背后，是强权势力对弱势群体的规训与压迫，是弱势群体在文化传统和精神世界上的牺牲和损害。从这个层面上，对罗伟章小说的评论经常会联系到近年来学术聚焦的热点讨论“底层写作”。不过，如果说“底层写作”仅仅是对弱势群体在现实生存中的悲惨遭遇的书写则未免过于简单，实际上，罗伟章小说的最大价值恰恰体现在对在特定权力关系下弱者内心世界的呈现，对旧的文化道德传统之破裂与新的社会丛林法则之建立的无奈，对主体精神创伤、压抑、扭曲和分裂的叹息，对“乡土中国”在全球现代性叙事中“乡关何处”的困惑。在这里，罗伟章在《变脸》中插入城市权贵张保国也是农民儿子的这一笔尤其显得耐人寻味。今天的城里人也不过是昔日“变脸”后的乡下人，于是原本叙述城乡对立的乡土叙事立刻变成城乡一体的社会叙事，而“乡下人”的身份焦虑也就立刻变成“乡土中国”在全球化叙事中的整体焦虑。罗伟章似乎在询问和质疑人们，当手段成为目的本身，当“笑贫不笑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成为这个社会的普遍认同，当人们主动或被动地抛弃掉传统的道德和文化约束，成为在物欲横流中随波逐流的欲望动物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中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
在这个角度上，罗伟章似乎在回应着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担心的问题，在资本运行的社会逻辑下，人会不会变成“非人”？同时，罗伟章作品再次促使我们进行这样的思考：在现代性的叙事中，当代中国如何能够摆脱昔日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罪恶的原始积累模式，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和谐稳定与共同富裕。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
[①]李敬泽：罗伟章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序《罗伟章之信念》，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②] 沈从文《从文自传》，第1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