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句，这些年连续的自然灾害，搞到现在甚至鼓励农民逃荒，不仅是新中国60年的耻辱，也是明示了30年来资本主义道路的无能和罪恶。
去年大旱的时候，我忍不住写了这么一篇水旱灾交响曲（http://www.puluo.org/drupal/node/47 ）。现在看看，这整个30年的胡乱瞎搞的恶果已经在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气候湿润的西南地区的干旱，可说是对那些标榜改革30年来伟大成就的狗腿子们一记重拳，可惜这些人顶多换个话题聒噪，这个拳头最终却是落实到人民群众身上。资产阶级及其帮闲文人们最讲究所谓激励机制，可是他们是绝对不会为自己干下的滔天罪行负责的，不知道他们如何建造理论为自己开脱？
一些人好像忽然发现云贵地区多喀斯特地形，水容易流失，又有人说现在全球变暖了，自然容易缺水；于是乎，原来西南干旱也成了注定的事情了。真的是这样吗？
答案是否定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在大跃进之后，全国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如今绝大部分的农村水利设施都是在毛主席时代建立起来的；人民战天斗地的拼搏加上中央正确的政策支持，使得水能为民所用，人民群众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原来写的那篇水旱交响曲中的景象才得以杜绝。
一个简单的例证就是，你随便去找任何一篇关于旱灾的报道，只要描述了具体村子的状况，你就往往能注意到，村子里的水利设施全部都是40-50年前修建的（尤其是大跃进时期）。比如在这个村，“1958年，全国大兴水利，要在龙潭处建一个大水库。但依靠着村民们肩挑背驮，半年多便将水库建成。“龙潭”由此变成一个“海”，水库蓄满之后，按照村民的比划，至少有四个足球场的规模，最深处能有六七层楼高。从此，戈衣海子又开始庇护一代又一代的戈衣村人，不仅仅是生活用水，庄稼灌溉等，村民都取之于水库。其后，云南也曾经历几次大的旱灾，但因为有戈衣海子坐镇，戈衣村人从来就没担心过缺水——直到2009年的8月，这一个月，水库干涸见底。” （http://news.qq.com/a/20100325/000148.htm）
这些设施在所谓伟大的农村改革之后就再也得不到修缮，加上整个自然环境在改革后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一直积累到现在，怎能不造成自然灾害？这个灾害，我看9个指头都是人害。
既然是人害，那么解决的方法也就只有一条：执行毛主席的路线，组织和发动广大群众，团结起来，生产自救；全国一盘棋，对兄弟省份人民全力支持。任何背离这个路线的政策都是不得人心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水旱灾交响曲以及其他
旧文一篇，原发于普罗评论（http://www.puluo.org/drupal/node/47）
华夏灾荒自古多矣。虽说新近的大学者，比如袁隆平之流，似乎只记得建国后的自然灾害，不过稍读点历史的人，就必然通晓，历史上号称以农立国的中国从来就没能安稳的立足于农业之上。
邓拓在1930年代曾化名邓云特，撰写了一部学术著作“中国救荒史”，国民党方面恐怕是不太清楚邓云特就是邓拓，没有禁这本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还曾经重新印刷了这本书，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推出。邓拓在此书中详细的探讨了三皇五帝以来的灾荒原因，并从史料中摘录出了几乎所有有证据的灾荒。成书的时候是1937年，邓拓依据当时所知的资料，记录下了1920年到1936年以来历次灾荒的部分死亡人数：
民国9年 （1920）
500000
民国11年 （1922）
50000
民国12年 （1923）
100000
民国13年 （1924）
100000
民国14年 （1925）
578000
民国16年 （1927）
37136
民国17-19年 （1928-30）
10000000
民国20年 （1931）
3700000
民国21年 （1932）
77974
民国22年 （1933）
28293
民国23年 （1934）
41800
民国24年 （1935）
3000000
民国25年 （1936）
140000
合计
18353203
这里列的是实实在在因为灾荒死亡（饿死，淹死）的人数，而不是什么偷鸡摸狗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鉴于邓拓那个时代的数据的匮乏，我们可以想见，实际上因为灾荒死去的人口该有多少啊，可谓是年年有灾荒，年年要人命！这还只是解放前人民水深火热的一个小小的侧面而已。
这些东西，是在教授学者们追捧的那些“思想家”和“小说家”的东西里看不到丁点影子的，那些人的生活就是吮吸劳苦大众的血汗。是啊，不是没有人站出来批判，而是这些人被故意的遗忘了。
骆耕漠是解放前研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他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的。1936年他目睹中国民众的惨状，写下了一篇论文“水旱灾的交响曲---中国水利经济的解体”。
他一开头就写道：
“你假使能够同时装两个听筒，一个接到永定河上或者汉水流域，一个接到苏浙或者皖赣的田野之间，那么你一定可以听到一种离奇的复合的歌曲：一面是汹涌的洪流冲垮堤岸和农庄的滔滔之声，而另外一面则是火样的烈日逼得稻田龟裂作响。当然，这不是赞扬美女情人的欢心曲；相反的在这错杂的音调中，却有成千上万的农夫农妇，还有他们的病老的父母和稚弱的儿女，凄惨的哀呼，绝叫，啼哭，饥饿，死亡…….”
这是不是因为中国地方太大了，以至于没法解决水旱灾的同时发生呢？不是的。骆耕漠马上用资料指出，就在一个县里面就有水旱的两重祸害。这完全是因为平日不注重对水的调节，对于灾荒，采取非社会的解析，“是绝对错误的”。
骆耕漠进一步指出，水利的维护与改进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但是连年的政治不安，重重的经济剥削，以及负责水利的官员因循从事甚至弊端丛生，中国的水利经济更迅速的崩溃了。
在水旱灾夹攻下的农民是如何倾家荡产，挣扎死亡的呢？
水灾：“海州…山洪暴发，居民房屋被水冲塌数百间…居民于梦中发觉，逃避不及，随水流去，已发现男女尸身二十二具…但见遍野中一片汪洋，田禾尽没，水光接天，巨浪横流…”
旱灾：“海盐县地方，自入春以来，因无雨降，天患旱魃…一般劳苦农人，日只食一餐，面有菜色。农民莫不呼天抢地，状极可怜…”
除了这些坐以待毙的情况，骆耕漠也给出例子，嘉兴等地敦厚的农民也被饥荒所逼，互相殴打抢点滴之水，以致非命。
国民党政府自然一贯表态是很好的，但是年年努力，却从来都没有丝毫的进展。骆耕漠不由得在最后哀叹道：
“深陷在今日水灾旱灾之中的中国没落的农民只有一条出路，而这条出路是蔽塞不通的，那就是祈求老天爷的仁慈了！中国的农业经营，因为水利工程的日益瓦解，实在经不起水旱的轻轻一击；那末在县条件下，还有谁能担保中国农民底明日呢？”
骆耕漠此时必定没有想到，自己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在十几年后就获得了革命的胜利，开始了改天换地的斗争。他恐怕更没有预料到，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和农业的生产，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全国都开展了数量浩大的水利工程建设，从1949年到1979年，全国建成水库8万多座，其他工程无数，也是从此时起，骆耕漠等一代人所感到绝望的“水旱灾交响曲”才得以最终的解决。我相信我能体会骆耕漠这些人的激动和幸福---原来中国农业是可以摆脱靠天吃饭的！
近30年来，农村很多方面回到了类似解放前的状况，农民被拆散了，不再有集体的力量，只能回过头来求老天爷保佑。在全国范围内，农业机械化都出现了退步，更不要说没有人再关心的集体水利设施了，据报道这三十年水库只修了不到一百个，过去的水利设施也渐渐的被荒废了。这种倒退，在2009年年初的大旱灾中初步的体现出来了。如果现状不改变，以后的灾荒还要更明显更直接，到那个时候，中国就真的回到“水旱灾交响曲”的时代了。
骆耕漠去年逝世了，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思考这些变化的；大旱选在他逝世后的第一个春天才发生，是为了照顾他们这一代革命者的情绪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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