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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共富村--只有公有共富才是社会主义

贺普霄 · 2010-04-16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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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学共富村

只有公有共富才是社会主义

贺普霄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

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 恩格斯

            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毛泽东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炎黄五千闻名史,

尧舜禅让全为公。

夏传子后家天下,

改朝换代固私家。

理想欲“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成幽灵。

马恩《宣言》指明路:

只有消灭私有制,

两个“决裂”伴相同,

共产主义乃大同。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闻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这就为人类社会特别是向被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指出,只有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消灭私有制和维护私有制的一切传统关系和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实行公有制,才能先建成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公有共富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明确指出的“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5、271-272页)

    中华民族自先祖炎、黄二帝到现在的五千年闻名史中,从“夏传子,家天下”到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政府前的所有改朝换代,可以说都是在农民起义的推动下实现的。因为无论在那个朝代统治之下,农民都处在社会最低层的水深火热之中,受压迫和剥削最严重,社会地位也最低,生活最艰难。为了生存,那就被“逼上梁山”而造反了——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到李自成起义都是如此。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时间长达两千多年,从鸦片战争外敌入侵后的割地赔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百多年,已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就有了圧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当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以来最伟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步,即推翻圧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尽管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创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道路,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怎样才能用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同志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的具体情况,尽管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时就提出了“枪杆子出政权”的论断,但还没有实践。当年的“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就是用枪杆子在大城市夺取政权的尝试失利后,方知中国的国情和俄国不同,在敌强我弱的强敌面前,首先攻打大城市夺取政权不行。这时,他这位秋收起义的总负责人就果断地放弃了进攻长沙的计划,保存并率秋收起义余部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改编后,决定上井冈山建立农村根据地(这就是中共史上有名的三湾改编,人民军队的前身),以壮大人民武装部,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这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被世界公认的毛泽东井冈山星星之火终于在世界人口最多的960万平方公里燎原了,丰富、发展了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宝库。

中国这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问题仍是解决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前的80%、现在的70%以上人的生活、生存、发展就有了保障。随着农村问题的解决,城市问题就迎刃而解,或者比较容易解决。因为城市的经济条件、生活水平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不仅比农村好,而且“三大差别”也集中表现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上,且工农之间、体脑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寓于固有的城乡差别之中。因而,毛委员一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和在战争年代的解放区首先进行减租减息、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建立红色政权,让农民翻身、当家作主人,发展经济,才能取信于民而使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这就是有一首歌曲所唱的: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领袖毛泽东,领导咱们闹革命,今天我们解放了……

解放后,在城市首先没收官僚资产阶级财产为国家所有,这就是国营经济的基础;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未能如愿的“耕者有其田”,以及保护工商业等全面恢复发展经济。紧接着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全国实现了“一化三改”,将汪洋大海般的私有制改造成以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分配原则与旧社会私有制的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压迫工人、农民两种制度及其分配原则的主要区别。全国人民都感到社会主义的优越,并亲身享受到社会主义的幸福和温暖,这就从私有到公有所有制的改变而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正如《社会主义好》这首歌唱的: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着人民立功劳,坚决跟着共产党,要把伟大祖国建设好,建设好!

                        只有公有共富才是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桥梁;

要进天堂虽很难,

公有共富是飞船。

    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特别是从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70年中的列宁、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两个3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前、后两个30年;朝鲜60 年和古巴50年一贯制历史中,尤其是我国的华西、刘庄、南街村、北徐庄、小冀镇东街五队、龙泉村、韩村河、兴十四村、南岑村、周家庄人民公社等几千个坚持“一化三改”后的公有共富村、公社已建成农工商三位一体的产加销一条龙的多业综合发展,村民已成为亦工亦农亦商的新型农民,农村已成为毛主席希望的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尽管周家庄人民公社现在不准挂人民公社的牌子,但仍是乡政府外衣下的人民公社,也是我国目前唯一幸存的没有被解散的原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其他的那些共富村,尽管公社的其他大队的集体经济都已逼迫包产到户走了两极分化的私有制,但这些村仍然保持着原来公社下的大队、生产队的集体性质。这些村和全国“一刀切”学小岗村包产到户后相比,笔者完全自信地得出:只有公有共富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这不仅是社会主义概念,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将以前说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具体化到“只有公有共富才是社会主义”,“只有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离开了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共富”谈社会主义,只能是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的翻版——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即使用不姓社不姓资不议论的“特色理论”来掩盖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本质的区别也是掩盖不住的。因为纸总是包不住火,不管怎样的花言巧语来美化掩饰,但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私有化。这样的结果,就必然导致中国直到现在,除了那些共富村外,“三农”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且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从而酿成拖国家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的恶果。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农村这条腿短,长期下去就会跌跤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让“新三座大山”将两三亿农民工已逼得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外出谋生,这跤已经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跌成了703861部队的“战争景象”了。那社会主义新农村靠谁来建设,怎样建设?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闻名,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就成了纸上谈兵、画饼充饥了吗!进而又提出让农民卖地进城的所谓城市化的新花招。岂知这是非常危险的,是在逼迫农民破产而造反,催生陈胜、吴广、李自成。但这些共富村为什么能兴旺发达呢?就在于他们在一心为公、和农民心连心的农民领袖领导下,不信邪、不跟风、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的主心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沿着 “一化三改”后发展集体经济,走农工商多业综合发展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伟大创举!这样的多业综合发展,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有农则稳,有工则富,有商则活。一个村、公社就是毛主席希望的集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村民都是村集体财产的主人,个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没有老板,没有剥削,更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在自己村、公社打造的一二三产业平台上平等上班,村民的劳动能力和分配无大的差别,更无天壤之别,由经济上的平等推动了政治上的平等。因而,不管你从哪里派来的工作组,拿上谁的“尚方宝剑”来逼社员将集体分了,他们宁当包产到户的“钉子户”也不干;有的实在顶不住压力而包产到户了,但发现问题后,立即吃“后悔药”,使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集体经济又无可奈何花又开了。这就是公有共富的阳关大道让村民们都过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所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环境优美,安定团结,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几十年无刑事犯罪,更没有上访、失业和就业难的问题,也不知道什么是“新三座大山”,只知道圧在旧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已经彻底被推翻而一去不复返了。

      农民领袖是公有共富的决定因素

       包产到户,人心涣散;

各自为政,散沙一盘。

国企被卖,性质即变。

               两极分化,那是必然。

               背井离乡,妻离子散。

               身上背着,“新三座山”。

               战争景象,家乡已现。

               农民领袖,敢于造反。

               坚持公有,始终不变

               共同富裕,国泰民安。

    这些村、公社其所以能建成让世人瞩目的公有共富的农村都市,就在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有自己的农民领袖和以他(她)为首的党支部的坚强领导。这些农民领袖们没有一个像国家树的包产到户的典型小岗村那样,是由省上派遣的、拿国家工资的处级干部,而都是本村土生土长的、对当地情况十分了解的、经过长期考验的公生明廉生威的农民领袖。如石家庄晋州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社长、绰号“老坚决”雷金河。他抗日战争时就是民兵队长、抗日英雄,村十七烈士惨案的唯一幸存者。解放后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一直担任农村基层干部到公社社长、书记。将公社的各种规章制度搞得井井有条,就连在1960年暂时性经济困难时期,社员生活都有保证而不要自留地嫌麻烦,他特别强调干部的工分只能拿社员的平均数。1981年的包产到户风要将周家庄人民公社解散时,他最担心的搞了单干后,农业机械、水利设施、集体企业将会垮台,社员的医疗、孩子上学、养老等福利遭破坏,人心涣散而走向旧社会两极分化的贫困老路。因而他三次进京城找抗日战争时就一起战斗过的彭真、吕正操等老领导,甚至在省委任命新县委书记时就有解散周家庄人民公社的“圣旨”,这时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以《红灯记》中李玉和保卫密电码的勇气和胆略拍胸向省委立军令状来保护人民公社,让他再干一年,如果不如包产到户者就分了。然而有志者事竟成,得人心者得天下的胜者是雷金河。这就是全国现存的乡政府外衣下唯一的人民公社,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面前,除去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吃粮等十多项人人都享受的福利外,14000多名男女老少社员人均分红6000元,这在全国还未听到第二个。河南新乡刘庄的史来贺所在之村,解放前是有名的“长工村”。史来贺的父亲兄弟仨都是长工出身,解放战争时就是民兵队长的史来贺也是靠打短工谋生。解放后史来贺同雷金河一样当农村基层干部带头走合作化道路。尽管他连任七届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先后任乡、县、地委副书记等要职,但他就是不离开“长工村”去那儿坐镇,却在村上从1952年21岁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到2003年逝世,长达51年。在他领导下,用华北老愚公精神,花20年时间、投工40多万、挖土200多万方(将其连接起来相当于广铁路的长度)硬将黄河古道留给“长工村”1.5平方公里上的4条3米多深纵横穿插的“侧楞坡”、750多个凹凸不平的“盐碱洼”、“虾蟆窝”不毛之地平整成旱涝保收的人造良田。现在村上以制药为龙头的七八个企业,仅制药企业年产值十几个亿,号称制药王国。村民已住上单元四层470多平米楼房,并享受十多种免费福利。河南临颍南街村王宏斌,小学毕业后回家改变家乡面貌,尽管以后也有了城市职工的铁饭碗,但他毅然决然将其摔掉回大队领导社员战天斗地。现在村上有以食品加工为龙头的26个企业、现代化农场、畜牧场和旅游公司,年产值十多个亿。村党委首先在我国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村上实行供给加工资的分配制度,供给和工资的比例为7:3。村民们享受从幼儿园到大学、博士毕业的费用全由村上供给的十多项福利——肉、蛋、食用油全由村上供给,住进新住宅楼内的家具、彩电、冰箱、电话、水、电、暖、气、空调等全由村上提供,搬家时只需带上自己的衣被即可。小冀镇东街五队刘志华,不随丈夫农转非进北京享清福,在几天选不出生产队长的情况下,“毛遂自荐”当穷队队长,将一个靠贷款吃返销粮的穷队建成有食品加工、化工、集贸市场、房地产、旅游、疗养、养生等11个经济实体,村民住上了单元欧式别墅,并享受十多项福利,村民、职工还可定期外出旅游。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的田雄是文化大革命中高中毕业的“老三届”,自学泥瓦匠,并组织村上的木匠、泥瓦匠搞建筑,一开始就保持建筑队的集体性质——钱不能装错到个人小口袋,只能装在集体大口袋。由30多人的建筑队已经逐步发展成集建筑、房地产、水利、市政多元化经营为一体的有职工5万名、拥有总资产36亿、流动资金12亿、年开复工面积200万平方米、产值20多亿的国家特级资质大型企业——北京韩建集团。用企业赚来的钱装备现代化农业园区。村民一家一幢别墅,人均住房68平方米。天下第一村的江苏江阴华西村农民领袖吴仁宝,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县委书记,能上能下又回村当书记……这些农民领袖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国革命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后,能够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将日本人请回老家,将蒋介石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新中国成立后在打破了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取得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反击印度、苏修侵略、南沙自卫战和支援世界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实现了“一化三改”,已初步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农业、教育和国防的基础。有了自己的“两弹一星”,打破了美苏两霸的核垄断。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导下,充分发挥各行各业干部的决定性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大庆、大寨、鞍钢宪法和这些共富村的创举,都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党的三大作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艰苦创业精神创造出来的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农业的法宝。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继承、发扬光大,绝不能丢掉。如果丢掉了,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谈,特别是钱学森同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所强调的:“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那只能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求中国!

    只有公有共富才是社会主义!

    只有共富村的星火在全国农村燎原才能真正救中国!

    只要农村问题解决了中国就兴旺发达了!

    只有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国公有共富的伟大旗帜和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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