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个红旗渠
申伏生 尚翠芳
轰轰烈烈大兴水利的浪潮中，10万天不怕地不怕的河南林县人，以最原始的工具，用十年时间，在太行山半山腰，凿出了一条绵延1500多公里的“人工天河”，解决了几十万人口吃水的难题和全县干旱田地的灌溉问题，被誉为“当代万里长城”、“世界第八大奇迹”。周总理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个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今天，红旗渠已经从一个水利工程，延展成一个旅游景观、一个地标、更成为了一种精神。
水利一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中的《孝行览·慎人》篇，但它所讲的“取水利”系指捕鱼之利。
西汉司马迁《史记》之《河渠书》记述了从禹治水到汉武帝黄河瓠子堵口这一历史时期内一系列治河防洪、开渠通航和引水灌溉的史实之后,感叹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并指出“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从此,“水利”一词就具有防洪、灌溉、航运等除害兴利的含义。
20世纪后半叶，水利范围除包括防洪、排水、灌溉、水力、水道、给水、污渠、港工八种工程，又增加了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环境水利和水利渔业等新内容，水利的含义更加广泛。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仅拥有大型水库6座，中型水库17座，几无水利可言。几千年来，中国农业靠天吃饭，水满为患，水涸为灾，洪涝和干旱成为威胁农业安全的最大自然灾害：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发生大饥荒，12个月无雨，夏秋无收，死亡人数1000万以上；
1936—1937年四川大饥荒。田地龟裂、粮食绝收，乡间出现十室九空、饿殍载道、毙死之尸无人收拾的惨景；
1931—1949年，长江发生水灾共11次，灾民共1亿多人。死亡人数无法统计。一部新中国发展史、文明史，也是一部治水史，是兴水之利、除水之害的发展史。新中国治水史从治理淮河、海河等开始，接着荆江分洪治理长江。
1958年，毛泽东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他还提出农作物八项增产措施，即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其中，水被摆到了重要位置。
新中国水利建设从无到有迅猛发展，至1979年，建造水库8.6万座，修建堤防、海塘16万公里，塘坝64万处，总库容量从6千万立方米增加到4千亿立方米，建设万亩以上的灌区5200多处，灌溉面积从2.4亿亩增加到7.3亿亩，灌溉动力从12.8万马力增加556倍达到7122万马力，粮食亩产量从100多公斤增加到800多公斤。基本完成了水利建设，为中国的粮食增产打下了第一个要素基础。到2009年，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7085座。
这些水利工程大多都是六、七十年代实施和完成的，历时不过十多年。如此艰巨豪迈的工程、如此宏伟的业绩，历史上什么时期曾经出现过？古今中外孰能相比？
惜水如命
红旗渠所在的林州市，是河南省最北部的一个县级市，1994年以前叫林县。当年，太行山深处的林县老百姓为了喝到一口水，不惜在悬崖峭壁上奔波大半天。即便这样，还有可能喝不上水。多少人背井离乡，多少人在最后的绝望中，彷徨、挣扎……
客人来了不倒水，亲戚来了不端茶
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林县曾有一个很奇怪的传统：客人来了不倒水，亲戚来了不端茶。难道林县人真的吝啬到这种地步？
1954年4月，26岁的杨贵被任命为林县县委书记。一次，他到老百姓家里去，这户人家还是特地端了一盆水让他洗了一把脸，但准确地说，那不是大脸盆，是一个大碗。杨贵洗过手脸以后，顺手就把水给倒了，这个举动却让这家人心疼了好半天。
要知道在那时，林县的山村里，有不少人家长年累月不洗衣服、不洗手、不洗脸。逢年过节或者串亲戚赶庙会等特殊时日才洗手、洗脸、洗衣服。洗手脸也是全家共用一个洗脸盆，从水缸里舀出一点点水，男人洗了女人洗，大人洗了小孩洗，洗完了还要将脏水澄清留作下次再用。刷锅、洗碗水也是舍不得倒掉，用来浇菜或者让牲口喝，实在太脏了，还要留着和煤用。林县缺水，看来一点都不假。
由于干旱缺水，林县全县550个行政村中，需要翻山越岭、远道取水的就有307个村，其中跑10里左右吃水的有181个村，跑20里吃水的有114个村，跑20里以上吃水的有2个村。往返40里，常常要用上半天时间，而这半天时间挑来的水仅仅够做饭用的，根本就谈不上浇地用了。可以说，林县人每年要把近4个月的时光抛洒在弯曲细长的取水路上。
不图你有百万财，就图你有水洗脸
林县姑娘谈婚论嫁，择偶的标准也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可能更看重对方的学问能力、身高长相、经济条件、家庭背景。可是，林县姑娘找对象的条件是什么呢？
电视剧《难忘岁月——红旗渠故事》开头有这样一个情节：井上、井下是相邻的两个村，维系这两个村百姓日常生活的水源就是夹在两个村中间的一口深井。两个村因为争一担水打了起来，正好这两个村子的一对男女要结婚，男方到女方家门口迎亲，女方家里为了刁难男方，就把两口大水缸抬到门外，要求男方把水挑满，才能嫁女儿。最后就因为差那么一两担水，水缸没有担满，好端端的一门亲事硬是给拆散了！虽然这是文艺作品，但的确是当时林县人的生活写照。那时许多地方的姑娘找对象，不图钱，不图人，就图有水用。谁愿意找个婆家没有水吃呢？河顺城北村有个姑娘，同马家山一个小伙子相爱，各方面都觉得挺合适，就是为马家山村人常年要到5里外的西沟去挑水感到不称心，结婚时就向男方提了个条件：过门5年内不到西沟挑水。
因为缺水，很多山村小伙子娶不上媳妇。任村牛岭山村因为缺水，本村姑娘纷纷嫁到山下有水的村子，外村的姑娘又不愿嫁到山上。解放初期，全村40岁以下的光棍汉就有30多个。茶店有一个73岁的王老汉，打了一辈子光棍。邻村一个12岁的小姑娘去世了，王老汉告诉他的本家说：“我死后，把我跟这个小姑娘合葬，算是我娶了媳妇了，到阴间我也好去见祖宗。”
当时林州有句话，不图你的百万家产，就图你有水洗脸。
一担水要了新媳妇的命
20世纪初，任村桑耳庄村300多户人家，常年跑到8里地以外的黄崖泉担水吃。曾经跌死、跌伤很多人。有一年大旱，黄崖泉的泉眼只有香火头那么粗，远道来这里担水的人越来越多，只能排队慢慢等待。
大年三十，年过六旬的桑林茂老汉起五更爬上黄崖泉，想趁早挑一担水回家过年。一直挨到天黑，才接满了一担水。回来的路上，桑林茂小心地挪着步子，生怕洒出一点水。回到村里天已经黑了，新过门的儿媳妇提着灯笼，出村去迎接，由于天黑路陡，新媳妇的脚又小，接过担子刚走了几步，一不小心被石头绊倒，一担水给倾了个净光。桑林茂不顾一切趴到地上，想把水捧回桶里，然而覆水难收。一担水，来回三十几里路呐，又是年夜！全家人已包好饺子，就等水下锅了。新过门的儿媳妇要强，羞愧不已。公公就宽慰说：“洒就洒了吧，先跟邻居借点，早起再挑。”没想到，煮好饺子，盛到碗里，新媳妇却上吊死了。桑林茂老汉在大年初一埋葬了儿媳妇，带着全家老小，冒着风雪踏上了逃荒路。
一担水，就这样摧毁了一个新媳妇生活下去的勇气。
十年九旱
翻开林县县志，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明朝正统元年即1436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五百多年里，林县十年九旱，其中较大的旱灾104次，大旱绝收38次，人吃人就达5次之多。特别是清朝光绪二年到四年，即1876年到1878年，“自两年以来，岁已不丰，三年春日无雨，麦未种，四年春始雨，谷禾才生。受饥，人相食，人之死者大约十分有七......”据不完全统计，仅记载清光绪元年到四年林县大旱，民不聊生的荒年石碑就有三十余通。河顺塔子坨村的一块石碑上，清清楚楚地镌刻着：“……大旱之年，颗粒未收。柿叶甘土，俱当饭餐。幼女出卖，一两串钱。人吃人肉，遍地不安。皇上放赈，人死万千。荒年如此，刻石流传……”意思就是：旱年无收，老百姓没有吃的，就吃柿叶、白甘土。养不活子女，一两串钱就贱卖了。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了。
“林移村”
由于严重缺水，老百姓在本地活不下去了，有的只有含泪离开故土，逃荒要饭。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林县连年大旱，加上蝗灾，日伪军又疯狂扫荡，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林县人民，逃荒到外地的近十分之二。他们逃到哪里呢？除了跑到山东、河北，大部分逃到了山西，有好几万人。因为越过太行山就是山西省。
今天，在山西省晋东南和吕梁一带，就有很多林县移民。在长治市西南十多公里处有一个村庄叫林移村，意思是林县移民村。上世纪四十年代，来自林县的25户难民逃荒到这里，在当时还是一片荒草滩的地方落脚，到现在村里已有900多口人。
林移村现在已成了山西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典范。在山西省太原市五一广场附近有一个林县移民巷，有林县移民300多人。在陕西西安市还有一个移民大院，现在成了一个小区，小区有林县移民近200人。这些人都是被水逼上逃荒路后，流落到这里的。
绝水之境
林县为什么如此缺水？
原来，林县位于河南省的西北部，太行山东麓。西临山西省平顺县，北接河北省的涉县，是晋、冀、豫三省的交界处。总面积2046平方公里，山地面积占70%。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七山二岭一分田”。林县的耕地一般分布在山坡、沟边或者悬崖上，地块很小，不容易耕种，更谈不上灌溉。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一个农夫大清早上山开荒，到太阳快落山时共开了八块荒地，但怎么数也只有七块地，数了一遍又一遍，就是少了一块地。怎么也找不到，没奈何拿起地上的草帽准备下山回家，这才发现原来第八块地就在草帽下面。这些靠天收的小块土地，一旦遇到了旱涝等自然灾害，就会颗粒无收。
自然条件如此恶劣，难道地表就没有一点水吗？林县境内有淇河、洹河、淅河、漳河等几条河流，但都是过境河，受地形、地势、气候的影响，径流短促，大部分河水都是到林县东部才露出头就流走了。而且，这些河流又都是季节性河流，平时多数河床里根本看不到水，汛期又洪水泛滥成灾。
地表水难以有效利用，那凿井，从地下找水不行吗？但林县境内的几条太行山余脉，都是自西向东倾斜，这种断层山的地质构造就像一个漏斗，留不住水。即便地下有水，也埋藏得很深。而且当时技术落后，资金不足。1994年，林县有一个村子，打了一眼水井，直到了248米才见到了水。相当于80多层楼高哪！
凿井不行，那挖池蓄雨水行吗？也不行。由于山高，气候非常复杂。全年降水量分布极为不均。七、八月份降水量占全年的三分之二以上，山洪暴发，仅有的这些雨水也迅速流走了；春秋冬10个月降水量仅占全年的三分之一，那更是干涸无水。即便能蓄一点水，也很快就蒸发掉了。
所以，林县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旱把雨盼，雨大冲一片，卷走黄沙石，留下石头蛋。”
饱受缺水之苦的林县人民视水如命，盼水心切，盼望引水到田间。他们把这个心愿寄托在村名里，全县与水相关的村名就有300多个，如洪河、井院、张家井、李家池、砚花水等等。连给孩子起名也要带上水字，如水生、水旺、来水、水英、水莲......
700年前天平渠
在这块干旱的土地上，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与如此缺水的命运究竟有过怎样的抗争呢？
元朝时，潞安巡抚李汉卿路过林县，对前来迎接他的地方官说：“不要为我准备什么丰盛的菜肴了，我只想好好洗个澡，以解旅途乏困。”面对这个小小的要求，地方官却面有难色，李汉卿感到十分纳闷。第二天一早，他轻装简行到民间微服私访。整整一天走下来，他发现当地的老百姓惜水如命，一碗水要反复使用，都不舍得倒掉。几天私访下来，他很有感触，登上太行天平山上，他发誓：“我一定要为这里的百姓修条渠，这里的百姓太苦了！”
元朝至元五年即1268年，李汉卿主持修建天平渠。天平渠是从太行山深处的泉水开道引水，一直向东流到林县县城。水渠长达20里，宽1米，用了三年时间，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解决了沿途百姓饮水和林县县城的供水问题。
谢公渠
在今天红旗渠一干渠经过的洪谷山里，有一座谢公祠，每天香火不断，很多外地游客来了以后，搞不清楚这里究竟供奉着哪一位神仙。其实，这里供奉的，是一个人，一个明朝在林县当过知县的人，他叫谢思聪。谢公祠旁边，有一条小水渠，当地人叫它谢公渠，这条渠就是知县谢思聪修的。当年他看到老百姓吃不上水，经多方考察，决心从洪谷山深处引山泉水到山下的村庄。他发动群众，用了4年的时间，修了一条长18里，宽只有一尺多的石槽渠。这条渠的流水滋润了山下方圆几十里的土地，成了附近十几个村庄群众的生命渠。老百姓感激他治水惠民的恩德，就为他修建了一座祠堂，让子孙后代纪念他。
4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谢公渠上游尚存旧渠2里。
然而，历史上这些水利工程，都只是小范围的解决了一部分老百姓的用水问题。更多的人们还是生活在缺水的困难之中。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组织就领导林县人民修建了新民渠、抗日渠、爱民渠等工程。但十年九旱，千里赤地，靠引山泉水修成的渠在大旱来袭时，存水无几，更不用说浇灌田地了。林县，依然还是缺水！
建国后，特别是1954年以后，林县大兴水利工程，但是，这些水利工程起到了一个暂时缓解的作用，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林县缺水的问题。特别是1959年，林县遭遇大旱，修成的渠道无水可引，挖成的库池无水可蓄，林县境内已经找不到一滴水了！林县被逼到了绝境。
引水狂想
毛主席关心红旗渠
在极度缺水的困境中，一代又一代林县人度过了无数难以想象的艰苦岁月，经历了无数风波。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远道修渠引水，但是，这又是一个似乎有些异想天开的打算。放眼望去，林县被茫茫太行山紧紧地包围着，仅有的几条河流也在太行山另一侧的山西省。在这难于上青天的太行山上，林县几十万人究竟该何去何从呢？他们开始了一步不甘忍受大自然摆布，与旱魔争夺生存权利的斗争史……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作为新中国山区建设的标兵列席了这次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提出：“我们搞合作社，搞水利建设，深翻土地，水、土、肥、密植、科学种田都要搞，有这个艰苦才能换来幸福。”毛主席的一席话说到了杨贵心窝里，他满心欢喜地回到林县带领全县人民打一场修水利的硬仗，彻底解决林县缺水的问题。
孰料，一场政治风波，林县的水利建设被耽搁下来。
林县背靠太行山，山上有树，地下有铁矿，还有煤。在大炼钢铁的高潮中，林县、南乐、清丰三县的联合钢铁指挥部就设在林县。一时间，群众辛苦多年种植的树木被砍光了，小土炉炼出的只是黑乎乎的硫铁。洛阳拖拉机厂来林县调运钢铁的工人老大哥，看着这一堆堆无法使用的劣质铁，无奈得直摇头。眼前的一切，杨贵怎么也想不通。
1958年11月1日，杨贵在新乡地委参加县委书记会议。晚饭后，地区公安处处长高雷找到他，并告诉说：“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开到新乡火车站了。主席要找地、县委的同志座谈。”杨贵随地委书记耿起昌和其他几位县委书记登上专列。
毛主席高兴地握住杨贵的手说：“林县的杨贵，我知道你，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嘛！”杨贵谦虚地说：“我做得很不够，目前林县还有一些人吃不上水呀！”听了杨贵的汇报，毛泽东说：“好不容易修了水渠和水库，长了好庄稼，却没有人收。这怎么能行呢？大炼钢铁不能再上人了，已经上去的留下少数人建设小高炉，其他人马上撤下来！一部分人收庄稼，一部分人搞水利，要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
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大家解开了“紧箍咒”。杨贵也有了主心骨，“不把林县的河山摆治出个名堂，对不起老人家啊！”
座谈会之后，林县数万大炼钢铁的村民愉快地回到了丰产的农田，回到了兴修水利的工地。
到1959年底，林县已建成中小型渠道1364条，水库36座，池塘2397个，旱井27120眼，水井5652眼，引山泉650个，有效灌溉面积20.1万亩，比5年前增加了近20倍，干旱缺水的状况很大程度地得到缓解。
誓要劈山导河
1959年，正当水利建设取得重大胜利，夏收作物喜获丰收时，林县又遇到前所未有的大旱。流经林县境内的淇、淅、露、洹四条河流都干涸了，已建成的水渠无水可引，水库无水可蓄，很多村庄的群众只好翻山越岭远道取水吃，整个林县仿佛又回到滴水贵如油的从前。林县的群众说：“挖山泉，打水井，地下不给水；挖旱池，打旱井，天上不给水；修水渠，修水库，依然蓄不住水。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呀！”
身为县委第一书记的杨贵，更是心急如焚。5年来，领导林县人民兴修水利的实践告诉他，单靠在林县境内解决水源问题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组织3个调查组，兵分3路，到山西境内去考察水源。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然而，要引水，必须要有水源。天地之大，到哪儿寻找林县所需的水源呢？
林县境内有几条河流，水源相对比较丰富的有三条。第一条是淅河，从县境中部流过；第二条是淇河，从南部边界流过；第三条是漳河，流经北部边界，也是河南、河北、山西的界河。为寻找水源，县委主要领导分别率三个考察组到三条河的上游去找。
可事情却没有想的那样简单。到淅河寻找水源的这个组越往上走水量越小，再往上走水流时断时续，一直走到位于山西省壶关县的源头，那情景更叫人失望。从地下涌出的泉水很小，当地人说，到干旱年景连这点泉水也干了，这河也就成了一条干河。看来从这里引水是绝对不可能了。
淇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民间传说的二十四孝中的“王祥卧冰”，为重病母打鱼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条河上。
林县人不仅从这个故事里学到了一种美德，更发现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这条河的水量是很大的。冬天厚厚的冰层下有鲫鱼群在游动，已经说明冬天水量非常大，但沿河而上去寻找水源的人们，望着渐渐消失在山西省陵川县的源头。从淇河引水的希望破灭了。
锁定漳河水
唯一的希望就只剩漳河了。
早在战国时期，魏国郡守西门豹到邺郡上任后，发现这里一派破败景象。通过了解，原来境内的漳河洪水泛滥，给老百姓带来灾难。地方官为减轻水灾，每年洪水季节，由巫婆神汉作法，选当地漂亮少女投进河中，为河伯娶妻，使河伯不与两岸百姓为难。水灾加上老百姓不愿把女儿献给河伯，使他们纷纷逃离家园。西门豹带领老百姓治理好了漳河，使一方百姓安居乐业，邺郡就成为魏国的北方军事重镇。那个时候的邺郡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距林县不过50公里。西门豹治水的故事，说明历史上的漳河水量丰富。
时间回到两千多年后的1959年6月的一天，林县县委书记杨贵站在西门豹当年曾经治理过的这条漳河上游的山西省平顺县，他也在打这条河的主意。漳河还是那条漳河，只是转变了时空。他通过查看水文资料，走访当地群众，掌握了有关漳河的第一手材料。漳河由三条支流汇集而成，正常年景能达到二十五个流量以上，就是最枯水季节也有十几个流量，水量充足，可以满足林县引水的需要。如果能引到漳河水，林县就有救了。
真是不虚此行！掌握了浊漳河的第一手资料，杨贵兴奋得夜不能寐。他打开地图，用红铅笔在几个设想的引水地点上重重地画了记号。一个前无古人的“引漳入林”的伟大构想生成了。
望着滚滚的漳河水，杨贵悬着的一颗心则始终放不，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水，是人家山西的，人家给不给？引人家的水，就等于从人家口袋里掏东西，人家会同意吗？人家的水能不能给你，谁的心里也都没有底。建设这种到外省引水的工程，需要与山西省、晋东南地区、平顺县三级协商，光靠小小的林县自己能解决了吗？
四个难题
如果要修渠，除了要从山西引水，还有几个问题是必须要面对的。第一，特殊的时代背景。1960年，引漳入林工程准备上马修建的时候，正是国际形势严峻，内遭受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处于最为困难的时期，国家三令五申，要求大型工程建设全部下马，以减轻农民负担。在这个时候，要依靠国家支援，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特殊的地理环境。修建引漳入林工程，沿途要削平1000多个山头，凿通200多个隧洞，长度达1500公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在当时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施工工具的情况下，难道仅靠人的两只手就能完成吗？这一切可能吗？
第三，经济实力。从物力财力来看，当时林县财政收入十分薄弱，只有不足七百万，这七百万也不可能全部用来修渠，引漳入林工程总投资将近七千万元，对于修建这个庞大的工程来说，那只是杯水车薪！
第四，技术问题。当时全县水利技术人员加上测量员，人数不过30人，技术水平最高的不过是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先进的测量仪器，当时全县只有少得可怜的两台水平仪，一台经纬仪。在地势非常险峻，地形非常复杂的太行山上，他们能完成这一庞大的水利工程的施工设计任务吗？
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县委修水库失败了，修渠道失败了，打水井失败了，现在又要到人家山西搞什么引水工程？”
“没有那么大的荷叶，能包住那么大的粽子吗？”
“上了太行山，望见运粮河（运河），远水解不了近渴。”
“漳河水要是能流到林县，那是公鸡下蛋！”
“背着干粮送远屎，屙了屎还肥不了林县的田！”
跨省求援
为了能让山西省同意，林县向河南省委请示，请求省委与山西省委联系商讨解决引水问题。为了促使协商加快进行，杨贵给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写信，请他帮助协商从山西引水问题，并让县委农工部长王才书拿着信直接到省委找他。省里非常重视，史向生给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和书记处书记王谦写了信，让王才书再拿着他们的信直接到山西省委去。这时，已经是1960年春节前的腊月二十九，那一年没有年三十，第二天就是新年了。在这年尽月尽的时候，王才书等怀揣着省委领导写给山西省委领导的信，直奔太原。对于他们来说，能让山西同意引水才是大事儿，比过年重要多了。他把信交给山西省委领导后，就一着在那里等着、盯着、催着，不达目的不回家。
大年初一，林县县委的主要领导也一直守在电话机旁，期盼着山西方面的消息。这时，杨贵忽然想起一件事，陶鲁笳与林县有点渊源。战争年代，陶鲁笳曾任太行五地委书记，当时太行五地委就设在林县。陶鲁笳曾亲眼看到在那样困难的环境下，林县人民为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他更了解林县人民缺水的苦难。想到这里，杨贵拔通了陶鲁笳书记的电话，请求陶书记能够帮助协调引漳入林的工程。
农历的正月初五，陶鲁笳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林县从山西引水的问题，最后同意林县兴建引漳入林工程。
毫厘不差的落差
从漳河上找到了充足的水源，山西省也同意引水了，但是，一个新的更为急迫的问题摆在了林县面前，那就是精确测量问题。
林县要修的引漳入林总干渠全长70公里，渠线全是从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上通过，随山势蜿蜒盘旋，而落差只有10米多一点，平均坡降为八千分之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说渠水每流1000米，落差只有10多厘米，也就是大约一揸那么高。如果没有一个精确的测量，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其结果就是有了水源也修不成渠，硬把渠修成了也用不上水。
从测量工作一开始，有一件事就时常浮现在县委书记杨贵的脑海里，这是小时候奶奶曾经给他讲的一个故事。
杨贵的老家也是一个缺水的山区，老百姓靠天种地，种一葫芦打两瓢，生活很艰难。原来村里有个姓王的，办事干练，乡亲们都把他当人物看。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修条小水渠把山后的泉水引到山前来，这样就可以浇灌村里的三百多亩土地。他走东家，串西家，说服了村里人集资修渠，各家各户按地亩多少分摊，每亩三块大洋。于是乡亲们推举他带头组织修渠。最后渠是修成了，可是由于测得不准，落差不够，水流不过来。渠没修好，又花了乡亲们那么多钱，他感到没脸面对乡亲，上吊自杀了。杨贵无数次地想，这样的悲剧会不会在引漳入林工程中重演呢？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加大水流落差减少难度呢？
原来，为了最大限度扩大灌溉面积。总干渠必须采取平缓的坡降，整个渠线必须要保证最低不能低于海拔450米，如果渠道的海拔低于这个高度，就会使灌溉面积由50多万亩减少到七万亩，红旗渠又将成为一个局部工程。而修渠就要施工放炮，为了不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和生产，降低工程危险隐患，要尽量远离村庄，绕开耕地，所以，在太行山腰修渠是最佳的选择。
绝壁上的精确度
这样高的要求，这样重大的事情，谁能保证不出差错，谁敢担当？
这时，林县来了一个黄河水利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吴祖太，杨贵就把这副重担压在了他的肩上。
在今天看来，把这么重要的责任交给一个中专生，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可当时不仅只有一个科班出生的中专生，而且只有两台测量仪器。
刚刚走出校门的吴祖太，带着测量小组，马上投入到了测量工作。70多公里距离，对于平原地区的直线距离来说，算不上多长。可是要知道，这里却是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绝壁上测量呀！一山比一山高，一沟比一沟深，有些地方甚至还是人类第一次涉足。水平仪不够用，吴祖太就做了一种叫“水鸭子”的简易水平仪来代替。所谓“水鸭子”，实际就是在一个洗脸盆中盛上半盆水，再在盆里放上一个空碗浮在水面上，空碗上放上一根直棍，通过棍子两端的两点和要测定的点共三个点连成一条线，来测定水平是否准确。有时水平仪在悬崖上找不到合适的支点，吴祖太就让人用绳子把他吊在悬崖边，让水平仪的两个支点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来测出渠线。凭着顽强的毅力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测量人员攻克了一系列的技术难关，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红旗渠的设计蓝图。
1961年6月5日，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来到修渠工地上考察，一段路走下来，杨蔚屏书记一句话没有说，坐下之后，杨书记非常严肃地问杨贵：测量得怎么样，水究竟能不能流过来？渠道修成了，水流不过来，你怎么办？漳河本身泥沙量大，渠道如果淤积了怎么办？你们计算过吗？渠道最大的引水量有多大？渠墙的承受力又有多大？一旦渠墙无法承受水的压力，坍塌了怎么办？一系列的问题让杨贵出了一身冷汗，他连夜找来了县水利局的局长，让他马上组织力量进行复测。他对水利局长说：如果测量不准确，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修成的渠到时候水流不过来，咱们两个就只有从这太行山上跳下去，向全县人民谢罪了。经过认真复测，设计正确无误，杨贵心里才算踏实了一些。
十万人元宵大开工
引水的问题解决了，测量的任务完成了，那么，修建引漳入林工程是不是就可以水到渠成了呢？事实上困难才刚刚开始。
随着红旗渠工程的开工，人们发现，所遇到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了；事情不是越来越简单了，而是越来越复杂了。
当时人们有一种盲目乐观，认为林县修渠，虽然啥都缺，但唯独不缺人。他们认为，全长7万多米的总干渠,如果上10万人，3万人搞运输，7万人搞修渠，每人干1米，两个月怎么也能完工。再把时间打得宽余点，八十天总行吧。就这样，当时提出了一句响当当的口号：“大战80天，引来漳河水！”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1960年2月11日也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林县迎来了不平凡的一天。浩浩荡荡的修渠大军从15个公社的山庄窝铺同时出发，自带干粮行李出征了。太行山上，那天有几条标语十分醒目——“愚公移山，改造中国”、“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大会战进行了20多天，杨贵沿着渠线整整走了3天。3天走下来，沿途看到的情景使他发现了工程施工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不迅速改变战略，引漳入林工程就可能半途而废。
数万人一下子涌上修渠工地，在70公里长的渠线上全面摆开，后勤供应马上就跟不上了。因为当时是一处施工多处备料，民工居住地非常分散，要走遍施工现场和民工驻扎地点，需要好几天时间。几个技术人员整天在工地上不停地来回奔跑，还是跑不过来。上传下达不及时，具体指导不得力，很多地方都挖错了渠线。有的把渠底线当渠顶线，挖低了；有的把渠顶线当渠底线，挖高了，到处挖得像“鸡窝坑”一样。
盘阳会议
盘阳村是位于林县北部漳河边的一个小山村，1960年3月，林县县委在这里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分析了施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主要是战线太长，平分兵力，四面出击，五个指头满把抓，造成全线紧张。3万多人零零散散地摆在70公里长的渠线上，就像用一桶水去浇了一亩地，连个湿印儿都看不见。还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把70公里的总干渠分成四段，每一段都当作一个战役来打，每一个战役都要做到领导、劳力、技术、物资四集中，修一段成一段，成一段见效一段，让民工及时看到修渠带来的效果。为了鼓舞大家的斗志，提高信心，会议还郑重决定，将引漳入林工程改名为红旗渠，就是要高举红旗前进。
1960年10月1日，作为第一期工程的山西境内这最为险要的20公里总干渠竣工了，彰河水通到了林县边境，林县人民修渠的信心大增。修过渠的人都说，盘阳会议是红旗渠成败的转折点。如果没有盘阳会议的战略调整，红旗渠能不能建成，简直不堪设想。
修渠风波
工程施工战略调整见到成效了，虽然还很艰难，但每一个修渠人都明白，只要这样不停地干下去，红旗渠总有一天会修成的。谁也没想到，突然而来的一场风波，差点使红旗渠又一次停工下马。
1961年7月初，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来到河南省新乡七里营蹲点，参加了新乡地委在豫北宾馆召开的会议，有人向他反映说：林县群众没有饭吃，县委却不顾群众死活，还在大搞红旗渠建设。爱民心切的谭副总理忿然大怒："马上要杨贵过来，如果情况属实，一定要严肃处理。"
这时红旗渠第二期工程已进行一个月了。杨贵当时在红旗渠工地上突然接到让他马上到新乡地委开会的通知时，他还以为让他去汇报红旗渠工程的进展情况。
一进会场，他就感到气氛非常紧张。参加会议的人一个个都躲着他走。吃过晚饭后，一个老战友悄悄地来到他的房间，偷偷告诉他：有人提你们林县的意见，说你只顾高举红旗，不管群众的死活，弄得老百姓没有饭吃，上面一再要求大型工程下马，你们居然敢不听话。你明天在会上，你要主动检讨，争取领导谅解。
杨贵的实话
第二天会议上，谁也没有说话，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杨贵。杨贵想不通。修建红旗渠是改变林县干旱缺水面貌的根本大计，山西省境内的20公里的总干渠已经修通，彰河水流到了林县的门口，第二期工程就要完工，这有什么错？对林县来说，为人民谋利益就是修建红旗渠。杨贵双手一撑桌子站了起来，把自己心里的话如实地说了出来，说："林县人民千百年来饱受缺水的痛苦，历史上因为缺水，林县人民长年远道取水，惜水如命，荒年饿死的人成千上万。近几年来林县连续大旱，目前有16万人翻山越岭挑水吃，人民迫切要求修建红旗渠。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性原则不允许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地里长不出庄稼，十几万人翻山越岭找水吃而无动于衷。自然灾害是事实，但是光坐着等老天爷的恩赐战胜不了灾害。如果这样的话，自己的乌纱帽是保住了，可遭罪的还是老百姓啊。千百年来，林县人想水盼水，共产党来了，群众的愿望才变成了现实。修建红旗渠为的是给老百姓一条生路，为的是林县人民，为的是子孙后代，我们问心无愧！如果我们有错误的话，责任在我。我说的都是事实，请组织上调查。"
会议结束后，谭副总理立刻派人到林县了解情况，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杨贵讲的都是实话。谭副总理了解了实际情况后，不仅充分肯定，还给予了高度赞扬，要求河南省委大力支持红旗渠建设。从这以后，他也一直支持关心着红旗渠。
一场风波平息了，但红旗渠还将面临多少更为严竣的考验！
英难悲歌
“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们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在那样一个年代，先后有十几万林县农民，饿着肚子，利用极少量的简单机械和无数凝结着智慧的“土办法”，苦苦奋斗10年，削平了1250座山头，凿通了211个隧洞，架设了152座渡槽终于建成了这条人工天河。
坚韧、坚毅、坚强、坚定，是太行山的性格，也是世世代代与太行同在的林县人的脾气。人们称他们是一敢于向严酷的自然扔下白手套的盗水的普罗米修斯。当年美联社给予了这样的评论：“红旗渠的人工修建，是毛泽东意志在红色中国的典范，看后令世界震惊。”
红旗插遍山头
1960年春节红旗渠动工时，浩浩荡荡的修渠大军顶着刀子一样的山风，踩着带有霜刺的枯枝败草，快步走在太行山的山路上，向着引漳入林的工地上行进。他们自己拿着干粮，扛着行李，推着小推车，拉着粮食，带着锅碗瓢盆，背着铁锨钢钎……
这支队伍中，有父子上阵的，有夫妻同行的，甚至还有一家三代人。他们都是来自于林县全县十五个公社的山窝窝一群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论技术，谈不上；论机械，什么都没有。全凭着要给家乡人争一口活命水的勇气，就上了工地。他们要碰的是坚硬的石头。要跟石头作战，要跟危险作战，要跟数不清的困难作战，而他们靠的只有两只手。
他们中很多人的放炮等技术就是在工地上摸索出来的。太行山，山体结构破碎，危石耸立，随时都有落石塌方的危险。要说凭的是勇气，不如说林县人是在用生命做这件事。
开工以来，经常会听到一些让人心惊胆颤的故事。几乎每一个修渠的人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危险。在当时，要活命，只有修渠，而要修渠，就是这样的条件，在生死面前没有选择。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但林县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红旗渠就是这样修成的。红旗渠的英雄，数也数不清。
铁姑娘李改云
修红旗渠的妇女们，也睡在露天的山崖下，冬天要顶着像刀子一样的山风，夏天又受着火烤一样的曝晒，她们就这样度过自己的青春岁月的。当时，让工地上的女孩子骄傲的事是会打铁，会锻石头，会双手扶钎，像“凤凰双展翅”，她们比的是自己能够抡起十几斤的铁锤打多少下。
1960年的4月18日的下午，一架直升飞机在林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慢慢降落。它是专程来接红旗渠工地上的伤员李改云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红旗渠劈山开河的炮声才刚刚响起，1960年的2月18日上午，在红旗渠渠首的工地上，姚村公社分指挥部的妇女营长李改云正在劳动，不经意一抬头，突然发现前面崖壁上有碎石头滚落，这时，山崖下几十个民工正在紧张施工。惊慌中，李改云急忙大声喊：“山快要塌了，赶紧跑啊！”喊声中，大家顾不上一切，撒腿就跑。奔跑之中，她把一个吓晕了的姑娘猛一推，随着“轰”一声巨响，山石塌了下来，姑娘得救了，李改云却不见了踪影。等大家把她从碎石里刨出来时，她已经昏迷了。大家急忙把她送到工地临时医院抢救。李改云的右腿被砸断了，膝盖以下已经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省委得知消息，立即派来直升飞机，专程接她到郑州治疗。通过医治，性命保住了，右腿却落下终身残疾。
工程开工不久，就发生这样的事，一时间，大家的心都悬了起来。放炮崩山的响声不断，石头又没有长眼睛，谁知道下一步又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
鸻鹉崖之战
今天，红旗渠静静从一个叫鸻鹉崖的地方流过。有多少人知道在这平静的背后，当年曾经发生过怎样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故事？
鸻鹉崖，是一处近于九十度的绝壁，为什么叫它“鸻鹉崖”？鸻鹉，当地老百姓认为是一种非常凶猛可怕的禽鸟。谁家小孩要是不听话，大人就吓唬他说，老鸻鹉来了！小孩子这时候往往乖乖就犯。就是在这个险要的地方，在开工时间不长，一个月内，就连续发生了三次严重的事故。
第一次事故是1960年5月10日，当时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必须把装炸药的炮洞提前打成。张文德等3位20岁左右的小伙子，把炮眼打到4米深时，老炮洞内的小炮响了，一时间洞内硝烟弥漫，严重缺氧。3个青年为了不耽搁工程进度，加上施工经验不足，急着下去作业，其中一个人下去后，头一耷拉，就没了应声。另一个人急忙下去抢救，刚一下去，也倒在了洞中。第三个小伙看着亲如兄弟的伙伴没上来，想都没想，就跳了下去……
三个年轻的生命过中离去，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跪在地上，老泪纵横：“你们没有看到红旗渠修成就走了，走得太早了，你们才刚刚长成人啊！”
第二次事故发生在20多天后的6月7日，还是在鸻鹉崖地段，28岁的青年民工余长增在往老炮内装火药时，不小心引燃了火药，只听“轰”的一声，一下子，余长增被巨大的火团吞没了。硝烟散后，他已经被烧成了黑炭，只有心脏还在微弱地跳动着。他几次用力睁开眼睛对身旁的人说：“别给俺娘说，等我伤好了，还要好好干……”因为伤势太严重了，这位青年民工第二天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接连的几次事故，让工程总指挥长王才书心惊肉跳，他最怕的是听到电话铃声。才平静了5天，6月12日这天，电话铃又响了，王才书的心一下子又揪紧。等他放下话筒时，眼里已噙满了泪水。出了门，他一路小跑了五六里地，来到漳河边，这时正是汛期的漳河水势很猛，他跳到河里，淌着洪水过到河对岸，来到在鸻鹉崖的谷堆寺工地，老远就看到几百号人有的站在岩石旁，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手里还拿着工具，谁也不说话，全像木头人似的。等走近时，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小山坡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九具尸体，一旁的城关公社分指挥长史炳福坐在地上，使劲用手拍着自己的头痛哭失声：这可咋回去向父老乡亲交待呀！原来，就在这天上午，民工连长还对大家说：“咱们鼓起劲来，今天大干一天，明天全连下工回家收割小麦。”大家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回家了，一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跟过节似的。上午九点多的时候，突然，悬崖上一块巨石由于松动，从正在忙碌着的施工人群中滚下山去。死去的9名民工中，还有一位新婚两天的女民工，如果没有这次事故，第二天回家收麦子时，她就能和分别的亲人团聚了。
根据《红旗渠志》记载，在红旗渠工程建设中，共有81名干部和民工献出了生命。其中年龄最大的60岁，最小的只有17岁。他们都义无返顾地把热血洒在了太行山，把生命献给了红旗渠。
吴祖太血祭太行
数不完的人，讲不完的故事当中，还一个人最让人念念不忘，这个人就是吴祖太，他身上有着太多的故事让人感动，让人震憾。
吴祖太是河南省原阳县白庙村人，小时候家里很穷，全家外出讨饭，受尽了磨难。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吴祖太发愤努力学习考进了黄河水利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地区水利局工作。一天，吴祖太陪同水利部的有关人员来林县勘测，这时林县已经有意兴建引漳入林工程，吴祖太感到很兴奋。要是能把引漳入林工程这件事给做成，自己学的水利技术也算没有白费。
1958年，吴祖太主动要求调到林县水利局工作。他是林县少有科班出身的水利工程技术员。短短的时间内，他几乎跑遍了林县的山山水水，从英雄渠到南谷洞水库，从淅河滩到太行山，每一项水利工程的设计都有他的心血。
吴祖太父母就他一个儿子，未婚妻薄慧贞是河南省淇县高村的小学教师，父母希望他们能早日完婚。但吴祖太实在忙得脱不开身，婚期只好一推再推。直到1959年，农历的大年初一，才在原阳的老家，匆匆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但大年初五，吴祖太就返回了林县。
红旗渠工程进行选线测量时，吴祖太又担起了勘测、设计任务的大梁。为了测量出准确的数据，他带着勘测队每天攀援在漳河两岸的高山峡谷中。1959年5月的一天，正当测量工作紧张进行时，吴祖太收到了家里寄来的一份加急电报：“母病重，速归。”这会儿正忙得走不开的吴祖太哪儿顾得上回家，正准备写封信让妻子代替自己回家照顾生病的母亲，但这时，他突然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让自己马上到新乡开会，等他上车才知道，他的妻子在一次义务劳动中，为抢救一名横穿铁路的学生而不幸牺牲。而这时，吴祖太和他21岁的新婚妻子结婚不过100天！
突如其来的噩耗，差点把吴祖太击垮了。他守着新婚妻子的遗体，呆呆地坐了一天一夜。但是，这边的红旗渠选线测量工作正在节骨眼儿上，大家伙都在焦急地等着他哪！吴祖太流着眼泪，将妻子暂时安葬在她的故乡淇县的一个安静的地方，想着等到修好渠通了水后，再把妻子的灵柩移回原阳，然后就又赶回了林县。
有一次，吴祖太和测量小组根据一处两山夹一沟的地形，设计了一个架设渡槽的方案，一直忙碌到星星眨眼。同伴们都舒了口气：“总算又闯过了一关，咱们下山吧。”吴祖太却还不放心：“咱可不能马虎，渠线这么长，又是非常微小的落差，在测量上如果有一星半点差错，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呀。”这时，正好望见一位在岭上放羊的老人，他便拿着图纸凑了过去，老人听完他的讲解，笑着说：“年轻人，我也不太懂你画的这东西，不过我活了71岁，见这沟里发过3次大洪水，水头啊，正冲着你们画的那座桥。”吴祖太听后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按照老人的指点，避开水头，最后设计了一条盘山渠道。
1960年2月，红旗渠工程动工，吴祖太负责工程设计。既要根据勘测的实际情况，绘制每项工程设计图纸，还要考虑每个工段施工的安全措施，他成了工地上最忙的一个人。整天没日没夜地奔波操劳着，恨不得能生出三头六臂来。他的队友回忆说，吴祖太有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揪头发。每当遇到困难和深夜困倦的时候，他就会用力揪自己的头发。
1960年3月28日的傍晚，山西省境内的王家庄隧洞工段上，吃晚饭的时候，民工们反映洞壁上出现了裂缝。吴祖太一听，放下碗就往现场走，大家劝他明天再去吧，他却说，得想个办法不能叫民工冒着危险进行施工。进洞刚十来分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洞顶塌方了。人们跑到的时候，震荡弥漫的灰尘还没有散尽。大家疯了一样刨着，把他挖出来，只见他满身满脸都是尘土，静静的躺在地上，再也不能说话了。这一年，吴祖太才27岁。吴祖太就这样将自己的热血洒在了红旗渠的工地上。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只有一个破旧的小木箱，里边装的全是红旗渠工程的设计资料！
吴祖太牺牲的噩耗传开以后，县委书记杨贵非常痛心。在工地上，工程总指挥部党委为他开了追悼大会，会场上一片哭声。中共林县县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吴祖太突然牺牲在了他日夜忙碌的修渠工地上，县委决定派人派车把吴祖太的遗体送回他的老家原阳。吴祖太的同事，林县水利局的干部刘合锁等人接受了这个任务。刘合锁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原阳之行，却让他从此结下了半个世纪的情缘。
1958年，祖太的姐夫在公安部门工作时因公殉职，1959年5月，祖太的妻子又牺牲了，现在祖太又走了，连续失去三位亲人，两位老人怎么能承受这一连串的打击啊？走进吴家的小院，刘合锁回避不了了，他话还没有出口，泪水先就流了下来。老人好像已经知道了一切，不等他开口，吴祖太年迈的老母亲看了刘合锁一会儿，就上去一把抱住他，哭着说：“谁说俺孩儿死了？这不就是俺孩儿吗？”刘合锁扑通一声跪在了两位老人的面前：“娘，我就是您的儿子啊！”大家抱着哭作一团，在场的众人无不潸然泪下。
在以后的日子里，刘合锁把吴祖太的父母当成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每年他都要跑到原阳去看望几次，给他们带去家乡的土特产，给他们送去政府的抚恤金。1966年和1971年，吴祖太的父母先后去世，刘合锁专程跑到原阳奔丧，亲自为老人披麻戴孝送终。
天河奇观
“蓝天白云是棉被，大地荒草做绒毡。高山为咱站岗哨，漳河流水催我眠。”从当年一本《红旗渠民工诗抄》，我们可以想象40多年前太行山深处，红旗渠把近十万修渠民工联在了一起。
在今天看来，红旗渠已不仅仅是个浩大的工程，也不仅仅是条冰冷的渠道，她充满着鲜活的人性，是一群修渠人，对人生理想的信念，对美好生活的追求。40多年过去了，红旗渠水已然在流淌，红旗渠精神已经像血液一样，流淌在几代林州人的心中。
家住“清凉宫”
现在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十万人一下子涌到七十多公里长的渠线上，一夜之间，这么多人是如何解决住宿问题的。
当时，尽管平顺县沿渠社队的群众腾出了230多间房子，但也只能住下千把人，其他几万民工哪儿住去呢？城关公社的民工在上工地的路上，就问带队的公社领导晚上住哪里，领导说“住清凉宫”。民工又问是个庙呀还是个宫殿，领导说，只管走吧，到时候就知道了。当天晚上，他们来到了一个山崖下，在一个比较的平坦的石板上，领导对大家说，清凉宫到了，就在这里住吧。这儿刮着山风，看着月亮，太行山为咱站着岗，漳河给咱弹着曲儿，这不就是神仙住的地方么？
民工们就在漳河边的这块平石板上一字排开，露天打铺，男左女右躺下，中间由一对夫妻把男女分隔开来。冷风直钻被窝，别说被子里没有温气儿，人的身体也几乎冻成冰棍了。
修渠民工自己动手，想尽各种办法解决住的问题。不论是领导还是一般民工，不管男的女的，不管老的少的，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就睡在山崖下、石缝中，有的垒石庵，有的挖窑洞，有的露天打铺，睡在没有房顶、没有床、更没有火的石板上。几块布篷撑起来，就是指挥千军万马的指挥部；三块石头支起一口大锅，就是烧火煮饭的大伙房，搬几块石头垒个尺把高的台子就是炕，没有铺的，就薅把茅草当铺草，真是铺地盖天。东姚公社的民工挖窑洞住，有几个姑娘，最小的才15岁，不会挖，就住在废弃的墓道里。住在埋过死人的地方，那种心理上的恐怖是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没法想象的。黑夜里民工们一睁眼就是满天星斗作伴，后半夜冷的吃不住了，就缩在被窝里睡哆嗦觉。在十年的修渠中，住地再难再苦，整个工地上没有任何人用修渠钱盖过一间房子。
消失的林红庄
在林县和山西平顺县的漳河岸边，曾经有一个村庄，一个在地图上没有任何标识的村庄。平顺县的老百姓把它叫做林红庄，意思就是林县在修红旗渠时民工住的村庄。它曾经存在过，后来又消失了。为什么呢？由于修建红旗渠的民工们每地方住，5000名民工就在一片乱坟岗子上搭席棚住了下来。在整个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民工常常人随渠走，住地也随渠转移。这一段渠修成后，民工撤走，林红庄也就消失了。
天当被地当床
冬天就这样过去了，到了夏天，修渠民工们倒是不用怕冷了，但是面临的又是蚊虫的叮咬，是狂风暴雨的袭击。有一伙民工住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晚上被一种咬羊的蚊子咬得睡不着觉。这种蚊子身长一指半，嘴长有一指，咬羊羊都疼得就地打滚，咬人人更受不了。大伙身上被咬得大红疙瘩一个接一个，又疼又痒，痛苦极了。有一夜刮大风，刮的人满脸是土，只听“呜”的一声，大风把席棚掀起了半边，大家连忙起来捂捺席子，席顶用绳绊住，下面捆上石头，才算勉强熬过去。
在这样的环境里，蛇蝎也不让民工们安生。一个晚上，大家刚睡着，就听到有个民工大声喊道：蛇爬到肚子上了！大家连忙起来把蛇捉住，扔出去铲断。蛇是打死了，但大家吓得再也不敢睡了。人们常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这儿往后，大家一进席棚，总要先看看席子下、被卷里有没有蛇，没有了才敢去睡个安稳觉。有一拔儿民工住在席棚里，夜里才闭上眼，就有人喊蝎子蛰着了。刚安顿好他，又有人被蛰了。住在这个席棚里的人被蝎子蛰了个遍。那些劳累了一天的民工们，就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休息，感冒发烧是常事。有的人得了皮肤病，很多人患上了关节炎、风湿病。
从省里开会回来的杨贵来到工地上，看到民工们的住地阴冷潮湿，掀起被褥一看，大家铺的都是茅草。他回头问后勤部门领导，为什么不铺席子？回答说，到后勤部门去领了，但没有领到。杨贵马上给供销社同志打电话，对方说：“杨书记，由于物资很紧张，实在是没有了，连我们主任的席子送到渠上了。”眼看着民工们风吹雨淋加上蚊虫蛇蝎的叮咬，使很多人都生了病，渠没修成，人都病了，这还得了？他回到机关当即就把自己床上的席子抽了出来，送到了红旗渠的工地让民工们铺。在他的带领下，县直机关和厂矿企业的干部职工纷纷从自己的床上抽下席子，送往工地，短短时间内一下子就集中了5000多张。5000多张席子听起来是个大数字，可是渠上有3万多人哪！
血肉铸就红旗渠
最大的困难还不是住宿问题。最最困难的是缺少工具。红旗渠整个工程全是靠石头做成的，那么多的石头没有工具怎么弄？完全要靠人的两只手。林县人就是用自己的双手来对抗坚硬的岩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太行山的悬崖峭壁硬碰硬。红旗渠这条悬挂在半山腰上的大渠就是林县人民用自己的一双手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的，靠的是一锤一钎一点一点修成的。
没有工具自己带。民工们带着家里的铁镢、铁锹、小推车上了工地，用这些原始的劳动工具，开始了修建红旗渠这样的大工程。渠道要从悬崖峭壁上通过，就要开山放炮，。要放炮，就需要用钢钎打炮眼。可是就连钢钎和铁锤这些最简单的工具，数量也很少。无奈之下只好自己打造。太行山是不容易征服的，他的坚硬是一般人想象不出来的。林县人自己打制的钢钎硬度不够，很多想方设法从外地购置回来的一般的钢钎也不行，没打几下就卷了刃，对这些坚硬的岩石根本无可奈何。为了寻找好的钢钎，就请曾任过红军团长的老红军顾贵山到老部队找老首长求援，从部队弄回来3000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剩下的钢钎。这些刚钎都是好钢制造的，大家舍不得用，就让工匠们把这3000根钢钎打成9000段，全部打成钢钎头，再焊接在原来的一般钢钎上，这样3000根好钢钎就变成了9000根好钢钎，这就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保证了工程的正常施工！
自己动手开山炸石
开山放炮既需要钢钎，更需要炸药。这么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炸药，没有钱买，就自己制造。
县里把战争年代的一些老游击队员、在八路军军工厂工作过的老军工和做过鞭炮火药的找来，用硝酸铵、锯末、粉煤灰等制作土炸药。石灰需求量大，就发明了明窑堆石烧毁法，一次就烧二百万公斤。由于工程浩大，又是与石头打交道，工具消耗严重，就在工地上支起铁匠炉，办起了木匠铺，修理和自制工具。抬筐不够用就上山割荆条自己编。在自制工具的同时，还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料。用坏的破抬筐还要用水泡一泡，把能用的长荆条抽出来，用于编新筐，真正不能用了，当柴烧石灰。用过的炸药箱，还要用于制作木桶、灰斗等用具，实在不能用了，也要当柴烧石灰。镢把断了当大锤把用，大锤把断了当手锤把用，最后不能用了做饭烧火用。，民工们都是穿着布底鞋，整天与石头达交道，穿不了多久鞋底就磨穿了。为解决民工穿鞋问题，县里运到工地一批废旧轮胎，用来给民工掌鞋。在红旗渠的工地上，一分钱都要掰成几瓣花，真是“老抠”得很。
基本工具都如此缺乏，就更别说什么开山机、挖掘机这些现代化机械工具了。在上无寸物可攀、下无立足之地的悬崖绝壁上，不要说施工，在上面站立都办不到。但修渠民工腰间系着绳索，将自己悬挂在空中，贴伏在峭壁上，先打出一个个炮眼，装上炸药，炸出一个个平台，再把一个个平台凿通，作为所修渠道的基础。但放炮过后，常有松动的石块从山顶掉下来砸人。如果要继续施工，必须想办法除掉山崖上松动的石头。然而，块块巨石悬在直上直下的峭壁上，除非长了翅膀，普通人又如何上得去呢？步云桥横跨两山之间，举步惊鸿。扶栏穿行，天地悠悠，山风浩荡。人行其上，一如平步青云之间，胸臆中顿生感慨万千。
任羊成老虎嘴里拔牙
在修建红旗渠的人群当中，一支专门负责除险的队伍组成了。共产党员任羊成担任除险队长。他们每人身上系着几十斤重的绳索，手上拿着特制的铁钩，像荡秋千一样在悬崖上荡来荡去，除去险石。如果稍有闪失，身体与崖壁撞击，后果将不堪设想。除下来的石块又往往是顺着手中的铁钩往头上走的，所以，一不留神，很容易砸着他们自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工友们跟他开玩笑说：“羊成啊，你这是在老虎嘴里拔牙啊！”一次除险时，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掉下来，正好打到他的嘴上，当时只觉得眼前一黑，昏了过去。一会儿清醒后，嘴里却鲜血直流。他张了张嘴，却就不会说话了，原来是石块砸在他的嘴上，四颗门牙横在嘴里，卡住了舌头。在进行凌空除险作业时，喊不出话来就无法跟上面拉绳子的人配合。他们之间互相是看不见的，只能顺着绳子喊，靠绳子传递声音。“呜……”的一声是放绳子，再喊就就是停，喊不出来就无法施工。任羊成情急之下，就拿起腰间随身携带的一把钳子，将的四颗牙硬生生的连根拔了下来，不顾鲜血直流，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长达6个小时。
还有一次除险时，任羊成腰间的绳索突然断了，所幸的是离地面不太高，但他却掉进了一片圪针丛中，任羊成疼的动弹不得，被工友们抬到附近村庄的一户农家，这家的大娘赶忙找来了缝衣针，将任羊成身上一根根的圪针挑了出来，整整挑了一手窝。当给他挑完的时候，大娘发现，任羊成早累得睡着了。长时间的凌空除险，绳索勒在腰间，在任羊成的腰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直到今天，这些老茧还在。
五个月修成夺丰渡槽
在没有机械工具的情况下，大家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性的解决了实际问题。二干渠上的夺丰渡槽是红旗渠最长的一座大渡槽，全长413米，高14米。专家认为这样一条渡槽，光工程设计就得八个月的时间，并且没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光从5里之外运送石料就得一年。可林县人就是靠着肩扛车拉，连小孩子放学了也要自发地背起石块送到修渠工地上来，短短一个月就将所需要的石料全部运送到位了。没有大吊车，怎样才能把几百斤重的石料送上十几米的高空呢？大家就创造了“土吊车”上料的方法，就是在高高的木桩上面绑上长长的横杆，横杆的前端系上物料，十几个姑娘用力向下拉动横杆的另一端，就可以将几百斤重的石料轻轻松松送上高空去。在专家看来需要两三年才能修成的夺丰渡槽，林县人从设计到修成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
很多人知道，林县是建筑之乡，林县人就一把瓦刀走天下，靠建筑业手艺养家糊口。而这外出搞建筑，还是从修红旗渠那会儿就开始。
“青龙汤”
红旗渠是在粮食短缺，大家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修成的。红旗渠工地上，民工们每天只有六两粮食，蔬菜是由生产队统一送到工地上。为了让工地上的人多吃点，家里的人吃稀的，省下 粮食送到渠上。小店公社七泉村，要到渠上去慰问民工，全村人在食堂中一星期只吃点稀饭，省下红薯干送到工地，每个民工分到一碗煮熟的红薯干，大家高兴的不得了。工地吃饭是按人分饭，一人一份，当时很多家庭都上了红旗渠工地。一位姓梁的村干部，带着儿子、儿媳和孙子上了工地。吃饭时一家子围在一起，调剂着吃，谁活儿重就让谁多吃点，因为一家人之间，他们最知道谁的活重谁的活轻。这种吃饭方法后来在工地上推广开了。一家人当中，女人省下点，让给干重活的男人吃；老人们省下点，让给年轻人多吃点，大家就这样相濡以沫。由于粮食不够吃，民工们就上山挖野菜，野菜吃光了就吃树叶，树叶吃光了就下漳河捞河草吃。
民工们生活艰苦，工程指挥部的干部也不例外。任村公社民工营的炊事员，到山上采野菜，采回一筐柳树叶，就用柳叶和玉米面 做了一锅树叶多粮食少的糊糊饭，民工们叫它“青龙汤”。正好县委书记来检查工作，就和大家一起吃了一顿“青龙汤”。总指挥长王才书，吃饭时发现蒸熟的糠窝头都散了，需要用铲子铲到碗里才能吃，就叮嘱炊事员做饭时用点劲，把窝头捏紧。炊事员委屈地说，不是不捏紧，是没有粮食呀，都是粗糠，粘不到一起，生的时候捏得很紧，蒸熟后就散了。王才书听后沉默了半天说：“我犯官僚主义了，错怪你了。”
总干渠通水
林县人像蚂蚁啃骨头一样，经过5年苦战，一段一段地把红旗渠总干渠修成了。1965年的4月5日，要举行通水典礼了。这是林县人民盛大的节日，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
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庆典在分水岭隆重举行。这里原来叫坟头岭，曾经是一片乱坟岗。红旗渠总干渠修到这里后，又从这里分别向南、东、东南三个方向分出三条干渠，在林县境内形成了一个灌溉网络，这里就被改成了分水岭。
那天天刚放亮，分水岭两侧的山坡上早已是人山人海，分水岭早就成了花的世界，旗的海洋。在雷鸣般的掌声中，74名建渠劳模和多名参加大会的群众代表分乘十几辆卡车早早地来到了会场。
在通往会场的公路上、山道上，一股股人流不断从四面八方赶来。老年人有的坐着生产队的马车，有的抱着小孙子坐在小推车上，让儿孙们用推着。有的骑着毛驴，驴脖子上还挂着铁通、瓦罐，这是受乡亲们的嘱托，准备回来时捎点红旗渠的水，也好让在家的人尝一尝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水”。人流中，最显眼的是一群盲人组成的说唱团。他们头天晚上从县城出发，扶肩搭膀步行了20多公里，赶到了这里。他们虽然看不见这狂欢的人群，却也想来摸摸整齐的渠岸，听听红旗渠的流水声，亲口尝尝“幸福水”，再放开嗓子唱几段久久埋在心底的歌。
下午两点半，随着一声“开闸放水”在山岭间的回荡，欢快的红旗渠水奔腾激荡着向下游流去。顿时，鼓乐齐鸣，鞭炮震天，分水岭上下一片欢腾。千年的愿望实现了，那些年逾花甲的老人，在欢呼声中流下了热泪，兴奋地用绳子系着茶缸从渠里提起一缸水，一仰脖子渠水伴着泪水一齐喝进了肚子里。
在红旗渠纪念馆中，有一张劳动模范的合影照片。照片上，每人手里捧着一张奖状，这是他们修渠十年唯一的奖品，但他们笑得很开心。就是这样一张奖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的，而所有的劳动者，他们没有从红旗渠工地上拿过一分钱，他们拿到的只是生产队记的工分，每天的工分所得也不过几毛钱。但他们照样没明没夜地在工地上干着。
滋润幸福
1965年通水，仅仅是红旗渠的总干渠部分。1966年，三条干渠通水，1969年7月，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全面竣工。红旗渠修成后，实现了一渠十带：以渠带库，以渠带地，以渠带站，以渠带井，以渠带电，以渠带路，以渠带岸，以渠带林，以渠带线，以渠带卫生 、从1960年开工到1969年竣工，林县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一条“人工天河”。10年修渠，削平1250座山头，凿通211个隧洞，架设152座渡槽，投资6865.64万元，挖砌土石方1640万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垒成宽3米高2米的城墙，能把哈尔滨和广州连接起来。
据说，渠建成后，当时拍板允许林县人进山西调水的山西省委书记吓了一跳。他找到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埋怨”：“你当初说要修条渠，我哪知道竟是条这么大的渠啊！”
与其说是渠，不如说红旗渠是一条河。
以红旗渠为主体的灌溉体系在林县全县基本形成。林县人从此告别了缺水的日子，灌区有效灌溉面积增加到54万亩。由于耕地面积减少；水量减少；部分渠段老化，红旗渠现全流域灌溉面积30多万亩。今天来到红旗渠，会看到部分渠段正在维修内衬。
红旗渠建成后，当地的平均亩产，从之前的100来斤，增长到如今的800来斤。渠水的到来还逐渐改变了林州的地貌，经过40年的浸润，以前的荒山秃岭如今一到夏天郁郁葱葱，从高处望下去，满眼都是绿色。因为有了水，林州还第一次有了林场、鱼塘和果园。
红旗渠给林州人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好处，还有无形的财富。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电影《红旗渠》在全国公映，红旗渠成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样板工程。据统计，从1971年至1980年的10年间，共有119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领导人和友人参观过红旗渠，每年来的国内考察团多达十几万人次。
红旗渠效应
今日红旗渠宛如一座绵延起伏的“水长城”，每年吸引着数百万中外游客。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 红旗渠的干渠支渠，如一张密密的网，覆盖了林州市2/3的地区。渠道两旁，还星罗棋布着大大小小的水库、水塘、蓄水池，用于富水期、枯水期的调蓄，从空中看像一条藤上结着一串果实。林州人给这种水利模式起名为“长藤结瓜”，这个名字已经被普及为全国公认的水利名词。
红旗渠以其独有的慷慨的赠予和奔腾的激情，在林县挥洒出一片灿烂的天地。尽管天上还是骄阳似火，地上却是一派郁郁葱葱的喜人景色；昔日的羊肠小道变成了宽阔的林荫公路；那从群峰之间穿山越涧而来的滔滔渠水，转瞬间化成了巨大的电能，又穿山破雾，奔向太行山深处；小煤炭、小化肥、小水泥、小水电、小机械等“五小”工业，如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发展起来。
红旗渠长达10年的建设还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建筑人才。改革开放后，林州的建筑大军遍布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300多个城市，并开拓了境外建筑市场。有一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公路招标，很多路段都有数家公司争相竞标，唯有一个路段无人问津。为什么？因为那里差不多完全是绝壁。最后，一个中国建筑队承包了这个活儿，工程上马时，许多外国筑路行业人士去参观，看到筑路者们腰上缠着速降绳宛如神兵天降，正在用类似当年修红旗渠的办法修公路。有人问，你们是哪里人？他们的回答只有4个字：中国林州……
红旗渠修成后，林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这个过去贫困的山区开始走向了富裕。连续二十几年，林县老百姓的人均存款位居河南省第一。1994年，林县撤县建市，改为林州市。
多少年过去了，红旗渠水依然在流淌，红旗渠精神已经像血液一样，流淌在几代林州人的观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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