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近日记者在安徽农村采访时了解到，免除农业税后本应减轻的农民负担，在一些地方却呈现反弹势头，个别地方问题还相当严重。在安徽无为县，2005年六店乡政府以红头文件形式向各村下达包括农业开发项目费、以资代劳费、圩区抗灾费和村村通资金共4项“公共性财贸任务”。该乡石山村在向村民征收费用时，又擅自在乡里规定的收费标准上额外加码，未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违规征收“一事一议”费和生产性收费，搭车收费27万元。去年石山村农民亩均负担157元，人均负担231元。六店乡全乡合计农民负担任务达324万元之多，绝大部分是不合理的负担。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安徽六安、庐江等市县。文章说，上述事例提醒人们，免除农业税后，有一些地区农民不合理负担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较之以往更趋隐蔽、更加复杂。“体制惯性”是农民负担反弹的潜在因素，一些地方基层政府部门人浮于事、经费不足，很容易盯上农民的口袋，侵害农民利益。”
笔者老家在安徽，笔者也曾在安徽的无为县工作过。所以看了这篇报道，对“三农”问题又生出很多感慨。新农村建设是在免税和农业补助的基础上进行的，笔者以为如果不妥善解决好免税后农民负担反弹这个问题，新农村的建设势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尽管中央一改千年习惯，实行了农业免税和补助措施，大快人心，但由于有一个省县乡镇的利益集团存在，这些利益集团因为对某地域有管理权，便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维护甚至是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使中央的政策大打折扣。按照中央的政策，工业对农业进行反哺，但问题在于有很多地方工业只能自保自或者连自己都保不住，何来反哺？尽管中央统一规划想“杀富济贫”式地对富裕地区多纳税，用来平衡贫穷地区或弱势行业，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地方财政包干使地方自己自负盈亏，就使得区域经济穷的（农业占主要产业，工商业尚未形成气候，即使工商业有些眉目，多是本地产本地销）穷，富的（工商业繁荣兴旺，农业已不占主导地位）富，再加上产业链和剪刀差、物价因素的不断循环作用，使穷者益穷，富者益富。
关键是穷的地方，拿什么来养活成千上万的省级市级县级乡镇级官员，村级干部，还有吃皇粮的其他人员？只有从农民身上取！
中央实行政策，多是线上的堵。结果是，堵上这条线，地方的官员又想出另一条生财之道。如免税后地方从计划生育上发财，让农民生再罚钱；如从死人上发财，在人死后火化上来钱；等等。都是堵不胜堵。如何一劳永役地解决这个问题？堵是不起根本作用的，关键是要摸准问题产生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
根本问题是官太多，吃皇粮的人太多。改革的思路就是大刀阔斧地砍去一些养人的机构，然后再把其中的一些人赶到自谋生路上去。除此之外，别无它法。笔者曾在拙文《三农问题：敢问路在何方》里也提到这个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中国人多，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人的问题。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应首先想到人多这个问题即官吃民。当前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更应从地方政府机构和人员上下刀子，否则的话，减轻农民的负担只是一句空头支票，在这张空头支标的下面，还是农民在源源不断地交钱。
中国古代社会重农，对农村实行不扰政策。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研究得出：政府机构建到县级，对乡镇多采用退休乡绅进行间接管理。乡镇村这些地方就没了官员和干部，就是县级机构也是机构少人又少，从而减少了政府行政的成本。
即使不能砍去乡镇村的机构和所有的人，也要精减，严格编制，把乡镇一级设为县级派出机构，安排的人员主要为治安和教育人员。
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才能解决免税后地方政府向农民伸手要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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