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以集体经济为主导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缩小城乡差别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基础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按照服务农民、进退自由、权利平等、管理民主的要求，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使之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
对照上述理论，我们再来探讨国家的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以及农村的发展与预防腐败的关系，归纳农村良好的办法。
1、对缩小城乡差别和对社会财富分配问题的基本认识
传统的经济载体是在有形的生产者和有形的消费者身上，随着掌握的生产资料的不同，财富的分配形式和多少不同。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有利于人们对社会财富的较为均等的按劳分配，但是不利于刺激人们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经济发展速度较慢，而且在经济工作中为了纠正错误，不能脱离思想政治对人们经济行为的争斗。甚至在偏颇于思想政治斗争时，经济发展就会发生停滞不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质量。
社会主义采用的市场经济，是按照“要素”分配理论，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所有要素考虑在内，包括劳动者的个人体力和脑力能力，个人所能力所承担的行业和工种，以及付出的劳动量；包括资本的投入，在管理上的投入和运营方式，等等，农村主要体现在土地这一生产资料作为主要投入资本。由于对要素积累的效果不同，人们所拥有的要素成分不同，分配的形式和多少自然不同，所以出现了贫富差距。
特别是在国家经济改革如企业改制和行政负责制后，使得改制前正当拥有领导权力的干部，因为对其单位了如指掌的掌握情况，自然改制就使得这些人顺手牵羊拿走了肥肉，使他们独自占有本属于大家分享的公共生产资料。即使是没有得到这样的企业独占，而行政事业单位中的行政领导的权力也能隐形获得更多的自身能力以外的“要素”。农村村委会干部自然也能享受这些政策上造就的权力实惠，所以也能以权力占据更多的“要素”，因此，要素分配原理，在我国应用时，产生了不公平的腐败所得的分配方式，以及个人占据多数人生产资料要素的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不公平的分配方式。
所以，对于解决城乡差别问题和社会财富在农村的分配问题，主要还须选择集体经济致富的办法。其次辅以国家的专项福利补助。同时，必须建立保证民主政治的政治体制，完善村级管理的各项制度，以保证权利公平，从而达到分配公平。还要倡导社会救助资助的公益事业，国家明文支持，明文规定，按收入比例制定一些相应的公益资助制度，从而使富人在国家制度内帮助穷人。民主性政治体制包括，中央对纪检垂直管理，全国政协对各地主流媒体垂直管理或者对主流媒体部分监督报道业务垂直管理。
在农村发展问题上不能硬性搞城市化建设，一定要长远地思考国情。在对待社会财富的分配上侧重于农村基层人群和城市基层工人人群。建立国家财富分配与社会公益资助相结合的国家财富分配体系和机制。特别对农村，一定要首先考虑“以农为本”的务农农民富这个国强民基本支柱人群。
在任何情况下，人与人的能力是不同的，特别在市场经济下，收入和消费能力有很大不等，根本形不成“蛋糕”的平均。主观刻意这样的平均，不可能达到使人人平等享用社会财富成果的效果。这样的平均主义思想导向的经济建设手段，将引导和使得底层收入者，尤其是农民阶层更加不愿务农，包括上大学的目的就更是为了追逐城镇生活。名义上历次经济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由于农村生产能力落后，却使得每次改革都把农村的劳动者“解放”到城市去了，大学生根本不愿回乡务农，使得农村从根本上的以农为本的生产力没有明显提升。
再加上土地逐渐减少，都被盖成了大楼的情况下，不仅更加滋生腐败，而且关键是，今后农民们怎么以土地为本而生活，以农人务农而生活，就成了大问题了。青年农民为了躲避农业而到城市生活，城市有的也感到生活压力和未来生活的希望值低，一度发生了多起青年人杀害学生的事件，还发生了不少青年人跳楼自杀事件。而且，人们越是感觉生活压力大，就越是反感腐败现象，并且这些反对腐败的情绪会转化为反感政府，是政府造就了腐败。这些都是党中央应该考虑和处理的问题。因此本文建议在缩小城乡差别的政策策略和经济工作手段上，需要重新调整一下思路和对策。认为重新聚合农村劳动力资源，对农村集体化经济再做一次改革和专项提倡，或许涉及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大的改革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准”而达到缩小城乡差别。
2、以“生活水准”观念取代“消费水准”使农民幸福
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一般老百姓在生活质量上讲的都是“生活水准”，而不讲什么“消费水准”，大都认为“消费水准”是虚伪的。当然“生活水准”与“消费水准”，大部分情况下是成正比的。但是，等到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不够高消费和追求高需求水准的时候，如果国家造成社会使人勉强追求高消费，就成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又从经济负担转化为精神负担，这不利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所以，国家为人民谋福祉的时候也要注重倡导“生活水准”，而不能仅为刺激经济增长只倡导“消费水准”。
虽然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城市人口的增多，扩大了市场需求，但是大部分老百姓所能挣到的钱的购买力仅仅满足日常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所以国家应该将“扩大需求”辩证地看待，分情况对待。关于农村普遍向城镇化转变这个倡导如果过了头，则就不利于原本安然生活在农村务农的农民们，自我享受自己的“生活水准”。“小康水平”，也不见得非要通过农村城镇化建设的途径，强求缩小城镇差别、缩小工农差别而得到，那样做，农民就肯定追求城市繁华的生活，就对农村耕种事业避而远之。另外农村城镇化建设使得种粮土地越来越少，今后农产品的价格就必然逐渐抬高，还会受到国际经济利益集团和国内利益集团对我国粮食市场的垄断。很多农民都涌向了城市，他们在城市的收入被城市整个收入所平均，人越多，平均的收入就越低，这样就面对价格越来越高的衣食住行，大部分人可能对基本生活的粮农产品就会囊中羞涩，甚至今后占了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口的基本的衣食住行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而且影响到整个就业率的降低问题。
很多天然物质资源是不能再生的，等到物资紧缺时，密集的中国人口就会产生极大的供给与需求消费的矛盾，可能演变为严重的阶级矛盾。当发展到资源匮乏时，包括淡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等等紧缺，在人口拥挤的城镇内，物价将是越来越高，市场竞争力就会越来越大，贫富差距可能就会更加突出，那么城乡差别问题就要更加严峻。甚至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问题也会更加严重。到那个时候，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前行，就更成了大问题了。
因此，我们需要尽早做出预见性判断，提前着手在保护好农耕工作的前提下，先预防性地保证“民以食为天”的需求。只要人人对自己的“生活水准”感到满意，就是将社会矛盾问题降到了最低。所以，我们很可能需要对小康的定义重新思量。可以提高农民或者人民的“生活水准”，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物质利益享受的“消费水准”，应当提前考虑在物质性经济条件欠缺下，怎样营造和获得“全民精神幸福感”。
3、“全民精神幸福”与“民主性政治体制”的有机联系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把幸福作为一个经济问题研究时，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这是个人在具有一定购买力基础上，他所获得的物质上的幸福满足，即幸福取决于两个因素，效用和欲望。当欲望既定时，效用越大，就越幸福；当效用既定时，欲望越小，就越幸福。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效用指的是人从消费某种物品或劳动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一般情况下，消费的各种物品越多，所得到的效用也越大，幸福感就越大。
但是人类的社会活动和生活的实际证明，由于人们对各种经济要素掌握的不同，收入不可能平等或平均，因此消费能力和水平都或多或少必然存在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即便是在当前条件下社会保障调控制度很公平，都不可能使所有的人们达到收入和消费的一致，所以每个人仍因消费能力的不同，从商品效用上获得的幸福感是不同的。可以说，对这种物质效用幸福感的不同试图改变，那也只是一种理想。尤其是市场经济存在私有制的情况下，贫富差距的事实，还会造成人们精神上的永久性权利不平等感和分配不公平感。所以，针对国家来说，将来就不得不考虑人们在物质利益不平等的情况下，如何使人们的精神得到满足。而精神上的满足则是最终的满足，因此，本文在此提出“全民精神幸福”的公式，仅供参考。
全民精神幸福＝为公事业÷社会矛盾。
为公事业＝政治信仰教育＋法制建设＋道德教育＋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民间公益事业＋反腐败工作＋民主性政治体制＋社会监督机制和能力＋农业发展方式＋有关其它。
社会矛盾＝贫富差距矛盾＋意识形态领域矛盾＋粮食安全问题＋城乡差别问题＋反腐败问题＋有关国内其它矛盾问题。这里不谈领土争端引发的国内反腐败矛盾。
“为公事业”，总和解决好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下，对社会经济成果的分配，就趋于合理，就能将社会矛盾化为最低，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也需要追求。其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由国家制定和实施，虽然腐败对之有所干扰但总的还有制度监督保障；“民间公益事业”，由于国家实行私利性的市场经济制度与公心性的“政治信仰教育”，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矛盾，国家对两者又难做取舍，致使社会捐助等公益事业也搞得不好，不能在社会经济成果分配上起到作用；“法制建设”尚待完善，并且受到腐败干扰；“道德教育”质量也受到腐败与自私经济的干扰；“反腐败工作”又存在着“社会监督能力”被体制和官僚腐败制约的问题，使得腐败问题更加严重，有关旧的政治体制不能适应人民群众反腐倡廉要求，缺乏民主性政治体制保障下的“社会监督机制和能力”，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分享社会财富大蛋糕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不能充分得到保证；“农业发展方式”中有腐败因素，有环境问题，有贫富差别问题，有可持续发展问题等。
所以，从“为公事业”所有成分的关系分析看，“反腐败工作”中的问题是导致“为公事业”发展不利的关键因素。
“社会矛盾”中，“贫富差距矛盾”，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私有制造成的，同样是“腐败问题”的产物；“意识形态领域矛盾”问题，因贫富差距的阶级问题而产生，似乎正在动摇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规约；“粮食绿色安全问题”是由经济建设中腐败因素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是因为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战略没能完全理清头绪，此情况下极易受到国际市场影响和利益集团的牵制，后文中将以大豆生产为例说明此问题；关于缩小“城乡差别问题”，现在重点是通过城镇一体化而缩小， 可是因城镇化建设引发了不少现实问题和制约发展的潜在问题。
可见，“社会矛盾”的主要问题方面在于，一是农村将如何发展的问题，二是反腐败不顺利的问题。两者还有关联性。
“全民精神幸福”公式表明，“为公事业”做得越好或越多，“全民精神幸福”就越强，反之越差；“社会矛盾”越小或越少，“全民精神幸福感”就越强。只有“全民精神幸福”越强，全民的凝聚力才能更强，全民爱国主义精神才能更强。要想保持一定的“全民精神幸福”值，如果在“社会矛盾”较大的条件下，就必须加大“为公事业”工作力度，必须以加大为公事业消除社会矛盾。
我们又从以上对“全民精神幸福公式”中各个成分的关系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反腐败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一项“为公事业”，“农村发展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为公事业”，建立和改革“民主性政治体制”是至关重要的“为公事业”，它们三者是“全民精神幸福”优劣的决定性要素，并且这三者之间又有着相互联系的关系。
4、倡导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保持GDP长期稳定的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在1962年提出了经验经济规律的“奥肯定律”，奥肯定律揭示了如下规律：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具有反向的对应变动关系。奥肯定律显示，相对与潜在的GDP，实际GDP每下降两个百分点，失业率大概就会上升一个百分点。只有实际GDP和潜在的GDP保持同样快的增长速度，才能防止失业率的上升，也就是说，GDP只有不断地增长，才能保证失业率不上升，也就是有利于提高就业率。如果我们想让失业率下降而就业率上升，那么就必须满足实际GDP的增长快于潜在的GDP的增长。所谓潜在的GDP，是正常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各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当前国家实现GDP的增长，主要是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城镇化建设是城市人口增加的确扩大了人口上物质经济的需求，但是对这种需求，必须有供给上的保证。当然，需求愈大，带来的供给就会愈多，就会拉动GDP增长，就会提高人口的就业率。然而，如果国内供给的能力减弱，特别是粮食供给的减弱，国家粮食和农业，就会被国际贸易的垄断所辖制，这是一个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
中央媒体曾这样报道：“中国的大豆市场，要看国际大的市场行情的脸色，黑龙江的豆农纷纷转产弃种，在中国大豆主产区发生这样的一幕，并不是一幕孤案，这样的一幕甚至多次上演，国内的大豆和大豆油价格就不断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每到大豆丰收的季节，豆农更觉豆贱，进口大豆的总量已经超过了国产大豆。应该说这是国产大豆的危急时刻。没有那一种产品像大豆这样能够让人寝食难安，因为大豆依靠进口还是自产，它需要上升到国家安全的角度。大豆问题的背后不仅是普通的食用油的问题，也是整个的畜牧业的问题，而且是中国的多产业链的问题。在此之前，农业部曾经提出过大豆振兴计划，但是后来不复再提，而只是辅之以大豆的发展计划。从振兴到发展提法变得温和，目标也就不在。在1995年的时候中国还是大豆的进出口国，而五年之后中国的大豆进口量就已经达到了一千多万吨，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仅仅是五年的时间这样的一个变化，可谓是惊心动魄。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是中国大豆品质和价格双重优势的丧失，一个明明白白的事实是，整个大豆的加工企业原料被垄断了，市场价格被垄断了，定价权被垄断了。”
国内农业粮副产品的生产能力问题也是国家安全问题。大豆的问题，对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产生影响，影响国家安全，表明了农业问题到什么时候都是中国的命根子。而且GDP的增长期间，如果突然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诸如大豆的粮食问题，那么就会急剧形成泡沫经济。因此，必须保证农业生产经营这个潜在GDP的相应挖掘和相应发展，也就是保证实际GDP和潜在的GDP保持同样快的增长速度，确保总的失业率不下降。所以需要对过度的城镇化建设进行抑制，对缩小城乡差别的城镇化办法，以及将农村工业化的办法进行反思。要认识到农民“以农为本”发展粮食生产，农民以农为本在农业工作上的就业，也就是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就业率。而降低农民涌向城市，使农民以农为本，就需要国家统一有目的性的进行农业粮食生产经营。统一提倡发展农村村级集体经济进行生产经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国家粮食计划的实施，同时农民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同样可以受到市场需求的刺激，同样可以多品种多供给地生产经营，包括农产品的加工企业的发展。运用集体经济运营模式，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最佳结合。而且面临当前贫富差距日益突出，特别需要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而缩小城乡差别的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重视提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所以，农村以集体经济为主导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缩小城乡差别 ，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长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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