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0日下午，“全球到村庄”国际暑期班讲座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教授，做了题为《“新乡土主义”与乡村振兴——以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城乡关系变革为视角的历史考察》的讲座。吕新雨教授指出，中国的“新乡土主义”需要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城乡关系变革的历史视野中去重新理解，深入关照乡村革命与现代政党、工农联盟与城乡关系演变、国家的双重性等结构性议题的历史脉络，进而获得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乡土主义、以及新时代与乡村振兴战略等现实过程的整体认知。
在回顾“新乡土主义”概念起源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乡关系结构变化的历史背景过程中，吕新雨教授阐述了其基本判断，即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结构在晚清开始改变，这是中国现代性的开启，传统中国城乡互哺关系的断裂与对立;地方精英蜕变为杜赞奇所描述的赢利型经纪人，“地方”和“国家”的概念产生变化，新的国家建设和地方军事发展，使得赋税日益沉重，大革命的任务就是打倒军阀土豪劣绅和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国共合作时期农民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展开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乡村革命与中国现代政党之间的关系是需要重新理解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十年代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对逆转的城乡关系进行改造，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开始投入这个城乡裂变的现代中国的大命运中，从而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走向。
吕新雨教授认为，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以“群众路线”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现代政党和中国社会最大多数人群的结合，完成了把晚清以来日益解体的乡村社会整合成革命主体的功能，从而使得乡村社会成为中国革命不竭的力量来源，实现了对外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对内统一国家权力的历史任务。在1949年以后的民族国家建设中，工农联盟被放在至高无上的重要的地位，并以此重建新的城乡关系。她强调，国家通过政治方式主导了城乡关系变迁，既以剪刀差的方式强制实现农业、农民、农村对城市、工业的支持，也以国家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制进行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回馈，以“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都被鼓励乃至强制到农村去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随后，吕新雨教授通过比较分析三十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案，指出对社会本位的追求，强调中国的农业“天然地”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也是梁漱溟终其一生的追求。而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从人民公社与传统乡村社会的继承关系出发，强调中国革命就是传统的‘乡约’的一个扩大了的全国规模版, 也恰好正是梁漱溟所谓‘新礼俗’的内容。”在她看来，沟口雄三的观点对于我们全面理解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提供了新的重要视角，它继承了梁漱溟的思想，打通了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资源和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主义的关联，为我们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长时段的历史视角。
在吕新雨教授看来，当八十年代以后工农联盟解体，三大差别急剧扩大，所有的资源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迅速往城市集结，城乡断裂则必然加剧。“民工潮”开始不断冲击中国的城市，中国新一轮的城市化和市场化开启，这正是一方面是以城市土地的国有化和乡村土地的集体化为条件，建立在由政府所推动的土地再资本化的过程之上;另一方面，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成为城市化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和社会稳压器。由此，中国的乡村解体再度发生，而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内卷化也无法抑制地重新开启，形成了可称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而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新的形式的由市场造成的断裂可称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但这个目标在“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中是消失的，也正因此，“三农”持续成为国家政权重中之重的问题，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解决，十九大报告中乡村振兴和东西部区域协调发展国家战略的出台是以此为背景的。
吕新雨教授认为，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双重性或者说悖论，即一方面它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是引爆社会问题的源头，另一方面，为避免社会解体而解决问题的动机也内在于国家之中。当前，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就是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城乡区域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她强调，乡村与国家的复杂关系是一个依然深刻地制约着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历史过程：重新理解、判断和反思围绕着今天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的土地确权制度的争论，它是否能够“给共产党留一条回家的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在新乡土主义中获得实质性的表达?新集体经济是否可能?这些都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不能仅仅靠市场经济的逻辑，必须同时靠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式。吕新雨教授还指出，乡村振兴的历史意义就是第三世界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在今天的结果，其包含的一带一路倡议更可以在由毛泽东时代提出第三世界理论之后改变世界霸权结构的层面上去理解。
最后，吕新雨教授还从乡村振兴战略与集体经济重建、基层组织重建、精准扶贫、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县级融媒体建设等关系出发，阐述了在新时代下如何理解以乡村作为社会本位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围绕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思考与实践。
(整理：邹月华;校审：吕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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